《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节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作者：张向荣
    内容简介：
    该书再现了由西汉到新朝再到东汉的政权更迭历程，勾勒出王莽的历史面目与新莽王朝的兴衰图景。作者借用西汉的“祥瑞”，以王莽作为线索，由表及里呈现了背后复杂的政治结构。儒生政治体系、外戚政治、符命与祥瑞信仰构筑了该书的舞台结构，作为主角的王莽，反而显得有些不起眼。作者正是将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从传统印象中剥离，混溶于历史的长时段，以深描的方式，审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互动。
    目 录
    引子：皇帝之死
    第一章　汉室
    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二、汉家自有制度
    三、陈圣刘太平皇帝
    第二章　元始元年春正月：安汉公
    一、仓促之夜
    二、安汉公是什么称号
    第三章　王氏
    一、王氏之兴自凤始
    二、大司马王莽
    三、王莽的沉浮
    四、拨乱反正
    第四章　居摄元年春正月：摄皇帝
    一、吕宽大案
    二、事先张扬的婚礼
    三、从宰衡到赐九锡
    四、居摄：与周公异世同符
    五、皇太子：刘婴的身份
    第五章　经师
    一、驯服君主
    二、今古之争
    第六章　始建国元年春正月：皇帝
    一、从周公到尧舜的22天
    二、始建国传亿年
    三、改制与王制
    第七章　天下
    一、奇怪的战争
    二、皇帝的执政艺术
    三、再造危局
    第八章　始建国地皇四年十月：反虏
    一、回首故人千里远
    二、第一家庭
    三、登仙——！
    四、反虏王莽安在？
    余韵：孔子为汉制法
    本书涉及年号简表
    世系图
    参考书目
    后记与致谢
    引子：皇帝之死
    汉元寿二年六月戊午（公元前1年8月15日），深夜。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2节

    像往常一样，长安城正在宵禁。按照汉律，即使官府也不许在夜间捉拿嫌犯。 1 路上除了巡夜的卫兵，绝无闲杂人等。虽是温热的夏季，宁静的气氛里透出肃杀。
    此时，一个从长乐宫，也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住处出来的人在街上疾行，格外引人注目。知晓了他的身份，巡夜的卫兵们不敢阻拦，只偷偷猜测宫廷中又发生了什么事。
    此人匆忙赶到一处闾里，穿过闾里和宅第的重门，很快见到了被叫醒的主人——太皇太后的侄子、新都侯王莽。王莽曾经担任大司马，但在六年前被免职，更在四年前被逐出长安遣回封国。一年多以前，他才被召回长安照顾姑妈王政君，眼下正赋闲在家。
    使者传达了王政君的旨意：尽快收拾准备，立即赶去未央宫。
    未央宫是皇帝所居的宫殿，汉家天下的心脏。
    王莽虽属外戚贵族，但在外朝也就是“政府”没有任何职务，皇帝也没有赐予他能够进入内廷宫禁的身份。因此除非皇帝召见，王莽没有资格进入未央宫。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使者说出一个令王莽极为震惊的消息：刚刚，皇帝晏驾了！ 2
    王莽的震惊，一是消息来得太突然。这位名讳刘欣，后人称为汉哀帝的年轻帝王，早已将王莽彻底赶出权力场。王莽四十四岁，皇帝才二十五岁，只要他活着，王莽注定将老死于户牖之下。二是汉廷必已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王莽迫切地想知道刘欣是否有遗言？倘若有，安排谁继承帝位？姑妈急召自己入宫是真是假？是吉是凶？……
    大约一两个时辰之前，未央宫。
    皇帝刘欣觉察自己即将大行，命令掌管玉玺的官员符玺郎取来传国玉玺和绶带——这是皇帝占有大位的标志——交给了陪伴在龙床前的二十三岁宠臣董贤，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无妄以与人。 3
    就是“不要随便交给别人”的意思。
    说完不久，刘欣就晏驾了。他没有子嗣，也没有指定继承人。按理说，如此重大的消息应当尽快禀报太皇太后。天下没了皇帝，她的资格最为尊贵，而且她居住的长乐宫与未央宫并不远。
    但消息被董贤有意无意封锁了。
    后人把董贤看作古代最著名的同性恋者之一，刘欣的情人，典型的“佞幸 ”。这当然不错。董贤原本籍籍无名，是刘欣当太子时的太子舍人，为刘欣所爱慕。刘欣即位两年后，借故将他召回到身边担任侍从职务黄门郎。此后，两人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 4 ），定襄郡 5 发生了一件灾异，有匹母马生了一只三足的马驹。《汉书》后来认为，马是打仗的利器，三足的马怎么打仗呢？这就意味着将有一个不堪此任的人当上大司马。果然此后不久，二十几岁的董贤被拜为大司马，居上公之位，头衔包括高安侯、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成为帝国的二号人物，家人也迅速飞黄腾达，印证了三足马的灾异。
    但这是他人眼中的董贤，刘欣可未必这么看。细察刘欣晏驾当日之情形，他虽然没有选定刘姓继承人，但把传国玉玺和印绶交给董贤的动作以及嘱咐，就像是一份交代后事的政治遗嘱，说得更清楚些，就是希望董贤当天子，最起码也是要董贤来主持选择继位者。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一来因为传国玉玺不是一个只具有形式意义的印玺，而是高皇帝从秦帝手中继承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刘氏家族合法统治天下的证物。二来，这已经不是刘欣第一次表达禅让的意思了。
    最初，董贤刚被拜为大司马时，册文里使用了“允执其中”，这句话出自《尚书》，是尧禅位给舜时说的。用在拜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里，显得非常扎眼。当时就有勋旧私下里议论，“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 ” 6 ，就是说用这四个字册立三公，别有意味。
    第二次，是刘欣在未央宫麒麟殿与董贤父子等近臣饮酒宴乐，或许是出于试探，或许是借酒发挥，他看着董贤，从容一笑说：
    吾欲法尧禅舜，何如？ 7
    意思是，“我打算效法尧舜禅让，把皇位让给你，怎样？”这比起在册文里隐晦使用“允执其中”，当然更进了一步。
    刘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禅让的愿望，在后世看来颇不寻常。东汉、曹魏、东晋末年的禅让，都是因为皇帝早已成为傀儡，大权已成权臣的囊中之物。但刘欣却是牢牢把控着皇权，既没有霍光这样僭越的权臣，也没有吕后这类越轨的外戚，更没有反叛的诸侯和入侵的外族。
    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要将繁盛的帝国拱手相让给异姓，透露出他本人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帝制时代，皇帝的精神危机就是帝国统治危机的表征。
    于是问题来了，刘欣的精神危机是什么？来自哪里？
    从后人的视角看，刘欣死后不到十年，西汉就被新朝取代，演绎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二次改朝换代。这说明，刘欣的精神危机的确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的暴亡使汉朝陷入了空前危机。
    但是，一般来说，王朝的覆灭往往与政治的败坏、经济的崩溃、文化的腐朽、版图的分裂、御外的失败相关联。而刘欣晏驾时的汉朝，基本没有上述问题，至少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诸如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末的藩镇与黄巢、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伺……西汉末年的时势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
    从大的方面看，自汉景帝治内“七国之乱”以来，已经约一百五十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内乱了，称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扰了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也已缓和，从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汉元帝派“昭君出塞”至今，汉朝与匈奴已经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说起匈奴和自家亲戚的感觉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稳定。
    生活在此时的西汉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虽然不宜夸张，但也绝没有要天下大乱的惨淡：战争的平息、社会的稳定带来经济增长，人口臻于极盛。据《汉书》记载，到汉哀帝的继任者汉平帝元始二年，汉朝的在籍人口达5959.5万人，垦田约827万顷，在两汉最为阜盛。 8
    从刘氏的统治看，汉朝开国以来经历过多次皇权交接时的统治危机，多数看上去更严重。高皇帝死后吕后秉政、吕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勋旧功臣和刘姓诸侯发动政变，才得以扭转局势；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度压榨民力，晚年的“巫蛊之乱”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霍光废掉，改立汉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以往更严重的局面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为什么刘欣之死会导致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并且汉朝最终没能挺过去？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一个笼统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机只是权力危机，而此时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所谓合法性，就是“天意”。权力危机不出长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宫；而合法性危机则遍于天下。
    刘欣的精神危机，其实就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
    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政权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需要设计一套文雅、仁义、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说政教伦理才能行稳致远。在当时，关于政教伦理的解释权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德性”。
    汉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着它能否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灭。地理对应着星图，星宿对应着君臣。上天不语，但会通过地震、水旱、蝗虫等“灾”和日食、陨石、谣言等“异”，抑或雉鸟、嘉木、彩云、甘露等“祥瑞”来表达意志。
    这些灾异和祥瑞，有对未来的预兆，有对过去的褒贬，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和数术的“科技”，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由此，汉朝的统治、儒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就集中体现在灾异和祥瑞上。
    其实，汉朝的合法性危机，早在汉昭帝时期已有征兆，朝野流传起刘姓皇室即将失去天命的可怕预言。那是距刘欣晏驾七十七年前的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霍光掌权时期。泰山、莱芜山的南边有块巨石自己竖了起来，石头旁边还有数千白色的乌鸦聚集。与此同时，皇家园林上林苑里有一棵枯断在地上许久的大柳树忽然复活，也立了起来，有虫子把树叶吃成文字，是五个字的谶语：
    公孙病已立。 9
    此时，汉廷有个担任符节令 10 的中央官员名叫眭弘，是位儒家人物。他根据《春秋》推断：这些灾异意味着“王者易姓告代”“匹夫为天子” 11 ，也就是要改朝换代；鉴于“汉家尧后”，汉室是尧的后代，所以汉昭帝应该主动退位，禅让给舜的后代“公孙氏”。
    霍光见此，认为“妖言惑众，大逆不道 ” 12 ，将眭弘杀了。
    这件事情的后续，一方面，汉昭帝死，昌邑王被废，霍光改立汉宣帝。汉宣帝原名刘病已，又是汉武帝的曾孙，正好符合“公孙病已”的谶语。所以，眭弘的大胆进言被证明是真的，原以为预示汉朝灭亡的灾异，实际是汉宣帝登基的祥瑞。汉宣帝后来征眭弘的儿子入朝为郎，有报答之意。
    但另一方面，这次预言被证实，又强化了王朝改姓易代的必然性，使得汉室必定退位自此成为一股暗流，涌动在朝野之间。其实，眭弘当时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让霍光称帝 13 ，因为推演族谱，霍氏被认为能追溯到舜。
    于是，汉昭帝的继承人汉宣帝为了对冲这种舆论，积极回应执政期间出现的地震、日食等灾异，向臣民展示自己的大度胸怀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同时大力宣传各种祥瑞，略略统计一下，汉宣帝时期不断有凤凰在全国各地出现，甘露频繁降临未央宫、上林苑，神爵（也就是神雀）多次出现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五色鸟铺天盖地飞过，更罕见的是出现了黄龙。汉宣帝一共只有七个年号，至少有四个来自祥瑞：神爵、五凤、甘露、黄龙。
    纵览汉宣帝时期出现的祥瑞，数量几乎可与王莽时期相媲美。
    事实上，灾异和祥瑞本质而言是一回事，汉宣帝的做法一时巩固了天下对刘姓仍然葆有天命的信心，但也对灾异和祥瑞的信仰推波助澜，使得朝野对异象蕴含的预言愈加深信不疑。合法性危机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生根发芽。
    到了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孙子汉成帝时期，这类预言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一些儒家信徒根据“五德终始”“汉家尧后”等说法，笃信只要继任者的祥瑞不断出现，尧的后代刘姓一定会禅让给舜的后代，火德终究被土德取代，这是不可违的天命 14 。
    这就好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时的人们恰恰因为和平稳定太久了，才会盼望天命转移，认定汉室让贤将会带来更美好、更公平正义的明天。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3节

    在这一“客观规律”的“历史必然性”下，扮演“历史偶然性”的就是刘欣的突然晏驾，以及我们的主角王莽仓促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本书并非旨在提供又一部王莽的传记，而是考察帝制时代人们追求并“实现”儒家版“理想国”的一段历史，并在接下来的细节里窥探舞台上谁是玩偶、谁是主人，有何教训、有何经验，以及看罢这场戏剧后是感到充实抑或虚无？
    让我们从巍巍汉室说起……
    注释：
    1 　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第198页，法律出版社，2010。按照捕律，官吏不得夜闯民宅捉拿嫌犯，如发生，嫌犯有权反抗，官吏则会被追究责任。以前有句老话“夜闯民宅，非奸即盗”，观念与此相同。
    2 　《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哀帝崩……太皇太后……遣使者驰召莽”，中华书局，1962。
    3 　《后汉书·张步传》，第500页，中华书局，1965。
    4 　公历和古代历法并非绝对对应，年数对照取约数，后文同。
    5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
    6 　《汉书·董贤传》，第3738页。
    7 　《汉书·董贤传》，第3738页。
    8 　《汉书·地理志》，第1609页；总数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统计取约数，第17页，商务印书馆，2014。
    9 　《汉书·眭弘传》，第3153页。
    10 　符节令，隶属少府。孟祥才认为是“符节县令，符节，今四川合江”，见《王莽传》，第38页，人民出版社，2016。此说误，西汉时该地称“符”，王莽改名为“符信”，东汉建武间始改名为“符节”。
    11 　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第3153、3154页。
    12 　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第3154页。
    13 　西嶋定生：《秦汉帝国》，第3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4 　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中华书局，2006。
    第一章　汉室
    邪径败良田，
    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
    黄爵巢其颠。
    故为人所羡，
    今为人所怜。
    ——汉成帝时歌谣
    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1.刘邦的隐忧
    汉高帝十二年冬天 2 ，刘邦刚刚在蕲西 3 一带击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的军队，他令属下继续追击，自己启程返回长安。途径故乡沛县时，刘邦特意驻留，把当年的故人父老找来一起喝酒，选了一百二十个沛县子弟教他们唱歌。且歌且酒，刘邦喝醉了，亲自击筑，唱了一首著名的楚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罢，又让那一百多个年轻子弟们唱，他自己在众人面前起舞，“忼慨伤怀，泣数行下 ”。刘邦对这些故旧父老们说，他是“游子悲故乡 ”，其实也是衣锦还乡，所以他在沛县待了十几天，并永远免除了沛县和丰县两地的赋税。
    不过，刘邦虽然自诩“威加海内”，却发出了没有猛士守四方的感慨，透露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
    明明外有刘姓子弟的诸侯国，内有从丰沛起家时跟随自己的功臣，为何刘邦还要说“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有理由对天下的局势备感忧虑，尤其是对自己死后这个国家能否维持下去并不是很有把握。这是因为，刘邦首先是个战国人，秦并天下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五岁 4 了，不必说在人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的秦汉，即使在21世纪，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的观念也已定型。刘邦出生的时候，“战国四君子”有三人还健在 5 ，作为魏国的移民后裔、楚国的编户齐民，他性格上极度欣赏“窃符救赵”的信陵君魏无忌，还曾经给魏无忌的门客张耳当门客；风俗习惯上又属于楚文化。所以，在刘邦以及时人的观念里，天下属于列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后来，秦国分灭六国，各国君主退位，只比刘邦大三岁的赵政 6 成了皇帝。按照秦制，刘邦到咸阳去服徭役，有幸围观了出行的赵政，于是感慨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刘邦这才意识到，在列国的封建之外，还有一种集权的安排，还有一个比“王”更高的新鲜称号：皇帝。
    此时刘邦所心仪的“大丈夫”，就不完全是信陵君那样的人物了。列国并立和皇帝一统同时进入了他的观念。
    刘邦四十八岁时，也拉起队伍加入蜂起的反秦大军。他这个年龄是货真价实的“长者”，比起那些血统尊贵的六国旧贵族，比起光芒四射的年轻人项羽，刘邦显得比较边缘。好在，他遵照楚怀王的命令先进入咸阳，终结了已经去掉帝号的秦王国。刘邦可能会想起，仅仅几年前，他还在这里仰视皇帝，而今天却在这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汉王国。
    在萧何的努力下，刘邦的汉王国延续了秦法，并仿照秦制改组建立了王国朝廷，继承了秦国的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只限于汉王国自身，至于天下要形成怎样的统治秩序，汉王国将来能走到何种程度，此时的刘邦未必有清晰的观念。用后来史家的话说，从秦亡到汉初，是一个“后战国时代” 7 。
    “后战国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战国时期的旧贵族纷纷复国。项羽西楚霸王的身份，是各诸侯王的共主；刘邦后来在定陶称的皇帝，和嬴政的“皇帝”并不完全一样，而是更近于项羽的西楚霸王，也是诸侯王的共主、盟主。因此，这些诸侯王名义上是由刘邦所封，但各诸侯国的地位和刘邦的汉朝基本上是并列的，诸侯王统治的臣民也不把自己看成汉朝人。
    刘邦的不安全感正在于此，他虽然是皇帝，但有效统治的范围并不及于诸侯国的土地，甚至也不及于功臣所封侯国的封地。怎么办？学习秦朝在天下普遍建立郡县制？把汉朝从秦朝继承来的体制应用到天下？
    那要问各位诸侯王和跟随他的功臣，不必说诸侯王们肯定不答应，就是一般的功臣也未必答应。天下初定时，刘邦与功臣们在洛阳南宫聚会，他让功臣们说说为什么自己能代替项羽拥有天下，功臣们坦白，论“人品”刘邦肯定不如项羽，但刘邦能把打下来的土地给群臣，“与天下同利也 ”，项羽却嫉贤妒能，“得地而不予人利 ”。
    这个对比看似赞美，细想来颇有攻击性，是在“告诫”刘邦，功臣们跟随他的真正动力就是能够分天下。刘邦当然听得出这个意思，绵里藏针地反驳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其一”，即刘邦并不想甚或不敢否定功臣的这番道理；但“其二”则是说，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位人杰“吾能用之 ”，言外之意就是强调我能驾驭这三个最强的功臣，普通的功臣还是收敛一点为好。 8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节

    这番酒桌上的对话，揭示了刘邦得以建国，既因为“诛暴秦”的功绩，还因为他对外是诸侯王的盟主，对内是功臣列侯的盟主。 9 所以大家会支持盟主当皇帝，条件是可以“大者王、小者侯”，天下由列国分享是大家脑海里普遍的观念，不然，刘邦的下场就会和项羽一样。
    据说刘邦曾经手敕儿子刘盈，说了一句话：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年倍于汝者，皆拜。 10
    此事未必属实，但仍可见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之地位。
    因此，所谓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并不是被预先选择或设计的制度，而是战国、秦、西楚以来的惯性；而依靠功臣、给功臣封侯，又是刘邦得以被其他诸侯王推举为皇帝的前提。
    一个新政权建立，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建政”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怎么调动你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其中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
    二是“建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何种政教伦理。通俗地说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服从我：血缘与宗法？武功与暴力？收买与分赃？宗教与信仰？一个政权不论怎么得到天下，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从刘邦建汉到王莽建新，其实就是对这两大问题进行解决、修正的过程。简单地说，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一人专制” 11 ，给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战的机会；从汉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给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优势；从延续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断改制、依靠经师儒生，“王霸之道”让位给“周政”，给了王莽在意识形态上胜出的绝对把握。
    刘邦在沛县高歌起舞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他都还没有解决，只能任由自己在历史的惯性中沉浮。对没有猛士为他守四方的不安全感，他无力根除。
    刘邦活着时，能做到的就是从洛阳迁都长安以防备关东诸国，同时尽量把个别诸侯国的土地变成汉郡，以及最重要的是把异姓诸侯王基本上换成刘姓诸侯王，希望自家宗室子弟能够出于宗法血缘来拱卫嫡系。把这些事情做完，也就是在沛县高歌起舞之后半年，他就死去了。
    刘邦留下的，是一个“建政”和“建国”均未完成的国度。
    2.汉文有道恩犹薄？
    刘邦临死之前，吕后问他，“陛下驾崩，若萧相国也去世，谁能代替他？”刘邦说，“曹参可以。”吕后继续问，“下一位呢？”刘邦说：“可以让王陵和陈平搭班子，让周勃当太尉（管军队）。”吕后再问继任者，刘邦说：“这就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
    吕后问得如此详细，刘邦安排得也很明确，吕后却在刘邦死后秘不发丧，向这些勋臣们隐瞒，司马迁甚至认为吕后有杀光功臣的打算。直到四天之后，大臣郦商才通过吕后的宠臣审食其告诉吕后，秘不发丧意味着对功臣不信任，而现在功臣们内掌大权，外领重兵，如果这种不信任蔓延开，那就会群起攻之，刘氏和吕氏都会灭亡。
    吕后这才发丧。
    在刘邦已经明确授意功臣继续负责“政府部门” 12 的情况下，吕后依然对功臣没有安全感。
    这正是皇室在汉初面临的状况：汉朝内部，治权由功臣所掌握，刘邦安排身后的丞相任职，说明功臣牢牢把控着“政府”；外部，诸侯国虽然是宗室，但除了定期奉朝请 13 之义务，地位是独立的。国王自行选聘除丞相之外的官吏，而且官吏的名称印绶俸禄和汉朝等同；自己建立宫廷；自己征税自己用，还能收人头税。汉廷给这些诸侯王的文书，形式上等同于外交文书 14 ，虽然号称君臣，实际上和敌国差不多，边境线上也互设关卡防备，一些重要军事物资比如战马，更是严禁流通贩卖。
    20世纪80年代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里，记录了汉初汉朝对诸侯国的高度警惕：
    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15
    就是说，为汉朝守备的官员如果在诸侯攻打时弃城而逃，视同谋反，不仅本人腰斩，还要诛灭三族。这是极为严厉的惩罚。
    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势下，即位的皇帝刘盈无力应对，皇权主要靠吕后以刘邦妻子的身份来维持。
    吕后是汉朝的第一个外戚，由此可见，恰恰是外戚保证了皇权的稳固。所谓“外”，那只是从宗法的角度来说，若从皇帝自身情感而言，比起叔伯、表兄弟们，母亲才是至亲。也就是说，外戚从一开始就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一基因深深镂刻在汉朝的皇权之中。皇室要想对抗功臣和诸侯，外戚是必要的补充和依靠。吕后把吕氏家族的成员封为王，并让吕产当相国，维护的也是皇室的利益。
    但这就侵夺了功臣和诸侯王的利益。所以吕后一死，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逼近函谷关，说是勤王，实际有夺取帝位之意图。刘襄是刘邦的长孙，他的二弟朱虚侯刘章、三弟东牟侯刘兴居都在长安，在他俩的策动下，汉朝的大臣们很快就与齐王里应外合，一举诛灭了吕氏家族。其中，刘章亲手杀掉了吕产。
    诸侯王的势力如此强大，功臣们当然不敢取刘氏而代之，而是选择诸侯王即位。皇室的大宗嫡系仅延续两代即告灭亡，虚弱可见一斑。
    若论功行赏，当然是由齐王刘襄继承皇位了，刘章、刘兴居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功臣们掌握着汉朝政府的实权，他们不愿意引入实力强大、外戚难以驾驭的齐王来继承皇位，以免再造吕氏，就拥立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中年长的代王刘恒为皇帝。
    刘恒——就是汉文帝，并没有参与齐王的行动，在这次政变里，他是置身事外的。所以，当汉朝使臣来到代国，要迎他即位时，他非常谨慎，召集王廷的官员前来商议，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不能去：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 16
    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当时汉廷、诸侯和功臣三者之间的关系。代国的官员们将中央官员称为“汉大臣 ”，显然将汉朝和代国看作两个国家，也说明汉廷中央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功臣手中。功臣与皇室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一条心，而是“畏高帝、吕太后威 ”。而且，此时吕后所立的皇帝尚在位，所以，假如入主汉廷，会不会是阴谋？即使不是，恐怕也会受“汉大臣”们挟制，甚至有生命危险。
    最终代国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功臣虽然强大，但刘姓诸侯王更强大，“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 ” 17 ，所以，大可以放心去当皇帝。
    刘恒于是决定即位，出于谨慎，他走一步看一步，到了长安附近的高陵就停下了，让宋昌进入长安观察。宋昌到了渭桥，受到汉朝大臣欢迎，刘恒才又进到渭桥。周勃跪上天子印玺，刘恒这才进入长安城，先住进代国驻长安的“驻京办”，等刘兴居驱逐了在位的小皇帝，刘恒才正式入主未央宫。连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接管长安军队；张武为郎中令，负责未央宫保卫，亲自在殿中彻夜巡逻。
    这说明刘恒和刘邦、吕后一样，也对功臣不信任。入主汉廷后的第一个元年伊始，已经稳定政局的刘恒正式拜祭高帝庙，把母亲从代国接到长安，并颁布了改元之后的第一份诏书。这份诏书就说了一件事：褒赏诛灭吕氏的功臣和诸侯们。
    但是，当了皇帝的刘恒，身份已经变了，在褒赏的背后，他看待吕后的真实态度会是什么？他真的会憎恨吕氏家族吗？
    未必。
    吕氏残害刘氏子弟，刘恒从情感上当然是反对的。但站在皇帝的位置上，刘恒应该会同情吕氏家族。因为，外戚是皇权的一部分，吕后并没有取刘氏而代之，而是在不断抵抗诸侯王和功臣，保卫皇室嫡系。吕后恰恰证明了外戚对于皇权的重要性。
    刘恒从诛灭诸吕的政变中吸取的教训，并不是防范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王领兵叩关，或是功臣发动政变废立皇帝这样的事。
    此时，一个年轻人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贾谊。
    贾谊值得多说两句。后世所熟悉的贾谊，是唐人李商隐那首名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里的贾谊，是一个怀才不遇、被君主所耽误的人物。事实上，自身陷于牛李党争、沉沦下僚的李商隐遮蔽了贾谊的真实面目，在司马迁笔下，贾谊的生平至少有两点可说：
    第一，贾谊得以进入汉廷中央，是被上司，曾任河南太守、后被征为廷尉的吴公所推荐。司马迁特意交代了一个背景，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同乡、学生，而且吴公治下的河南郡“治平为天下第一 ” 18 。能被吴公推荐，说明贾谊是一位有治术的人。第二，贾谊的主张，实际上颇为刘恒所采纳——只是没有全部采纳而已。熟习职场的人都能知道，一个刚从地方被举荐到中央的年轻人，被皇帝高度重视，连年升迁，即使不被言听计从，仍然说明他是一个“红人”，绝非怀才不遇。
    贾谊就是如此，他的主张是汉朝要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当然，最迫切的是让功臣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国，不要待在长安；以及注意避免同姓诸侯王尾大不掉。汉朝之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帝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功臣和诸侯王的权力太大，汉朝需要强化皇帝的权力。
    刘恒及其继位者们的“建政”大业，就是沿着二十岁出头的贾谊所设想的目标徐徐展开。
    刘恒即位改元后不到三个月，就决意立太子，封舅舅薄昭为轵侯，以巩固皇权。文帝二年初，丞相陈平去世。按照贾谊的建议，刘恒趁机下诏，要求在长安居住的列侯都必须返回自己的封邑：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繇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19
    就是说，古代的诸侯都是在封国统治自己的人民，现在很多列侯却住在长安，封邑的赋税物资要辗转运到长安来，耗费人力物力，因此所有列侯必须返回封国，有特殊情况不能返回的，让侯国太子返国。
    此诏令一出，朝廷怨声四起。因为，这些居住长安的列侯其实就是跟着刘邦的那些功臣勋旧。他们留在长安不仅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在诛灭吕氏家族的时候，抱团串联，交通消息，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一旦返回封国，就被打散了。因此，这些功臣们开始抵制，大家拖着不走，彼此观望。一些勋臣更是大肆攻击贾谊年少轻狂，居心叵测，挑拨离间。
    拖了一年，竟然没有几个列侯归国。刘恒于是在三年初下诏重申。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把绛侯周勃免去丞相之职，要周勃返回绛国，带头做表率。其他列侯功臣见周勃尚且如此，才不得不离开长安。刘恒统治期间，一直严格执行这个政策，从而消除了汉廷中央的功臣势力，代之以他从代国带来的旧班底。而付出的代价是贾谊受到了激烈的攻击，被先后外放为长沙王、梁王的太傅，这是贬谪，也是刘恒对他的保护。
    功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威胁性是下行的；但诸侯王却恰恰相反，随着血缘的疏远以及年龄的长成，威胁性是上行的。事实上，诛灭吕氏家族时立下大功的齐王刘襄、刘章、刘兴居三兄弟，就是刘邦的孙辈里率先成人的，因为他们仨是刘邦长子齐悼王刘肥的后代。刘恒当了皇帝，齐王刘襄的目的落空，不久病逝，刘章、刘兴居十分难过，对刘恒表面称臣，暗地里又恼又恨。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节

    文帝二年，刘恒将刘章封为城阳王，刘兴居封为济北王，看似赏赐，实际上城阳、济北本来就是齐国的郡，从老大的国上割下两个郡给老二老三封王，只能让刘章和刘兴居更加不满。
    文帝三年，刘章去世，几年前还踌躇满志准备入主汉室的三兄弟，只剩下刘兴居满怀怨气地活着。刘章去世两个月后，正好赶上刘恒到代国视察与匈奴战争的前线，刘兴居以为刘恒“御驾亲征”，长安空虚，觉得机不可失，举兵造反，但两个月后就失败了，刘兴居自杀，国除。十二年后，刘恒又借齐国绝嗣之机，将齐国一分为六给了齐王的子孙，齐国被肢解，整个齐悼王世系对皇室的仇恨也就更深了。
    与处置齐国的方式相似，另一个颇具实力的诸侯国淮南国也是国王刘长谋反，在被流放的路上自杀，国除；又过了十年，淮南国被一分为三。
    以刘恒的实力，在“建政”道路上只能走这么远：早立太子以防不测，让功臣列侯归国，并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和淮南国进行削弱。至于贾谊关于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等“意识形态”的政教主张，尚未提上皇室的日程。汉朝“建政”和“建国”的道路仍然遥远。
    至于贾谊，则因为成就功名太早，未能理解这“道阻且长”的大业绝非一代一人所能完成，刘恒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当贾谊照管的梁王不慎坠马去世后，他纠结于身为太傅的失职，更伤悼于壮志难酬的抑郁，不久死去，年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将他和屈原合为一章立传，表面是哀怜贾谊的命运，实则是把贾谊和屈原拉到一起以批判帝王不识珍宝，以贾谊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此为司马迁之微言大义。多年之后，王安石更客观地反问说，“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而另一位诗人则说得更直白：“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3.贾生晁错是知音
    吴王刘濞派王太子刘贤入汉朝拜见皇帝刘恒的时候，没有想到儿子回来时却成了一具腐烂的尸体。
    原来，王太子和皇太子刘启饮酒下棋，因为争棋路吵了起来，惹怒了刘启。大概是饮酒的缘故，刘启提溜起棋局就砸到刘贤头上，竟然把刘贤打死了。
    史书说，是刘贤出言不恭在先。但根本原因还是吴国与汉朝之间的关系。诸侯国之所以能与汉朝并列，除了体制因素，还因为各地都有自己的独特风俗，臣民的本地化程度很深，说同一种方言的人彼此会有认同感 20 。吴王二十岁就被分封到这里，经过几十年的熏陶，他和他的家族在性格和地域认同上，也会更切近吴国本地。
    刘濞高帝六年就被封王，刘恒是高帝十二年才被封王，如今昔日的代王当了皇帝，就可以纵容儿子打死自己的儿子，刘濞之愤怒和不平可想而知。眼见爱子惨死，他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
    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 21
    这句话表面上很有道理，天下都是刘氏的，刘贤是刘氏子孙，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要运回吴国？但这恰恰反映了汉朝与吴国分属异国，诸侯王及其家族成员并没有留葬长安的惯例。所以，刘濞把遗体送回长安安葬，是一个鲜明的挑衅。杀子之仇已经结下，刘濞从此称病不朝。刘恒为了安抚刘濞，赐几杖（坐几和手杖，敬老者之物），默认刘濞可以不必遵守藩国礼仪。
    刘启即位后——就是汉景帝——继续朝着“建政”目标努力。此时离刘邦草创功业已过了半个世纪，汉朝内部功臣问题已经解决，一度在高帝时期占据了汉朝三公九卿和王国相、郡太守总量90%的功臣们，到了文帝时期就下降到50%，到了刘启的时代下降到30% 22 。而像窦婴、田蚡这样的外戚，逐渐变得炙手可热。
    半个世纪的时间，足以让天下人渐渐习惯了汉室天子的地位，有能力的王国臣民愿意跑到汉朝任职。汉朝削弱诸侯王和列侯权力的条件愈加成熟。犹如刘恒当年用了贾谊，刘启则重用了晁错。
    晁错是靠学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治术起家的，是刘启当太子时的太子家令。现在刘启即位，晁错一跃成了御史大夫，景帝对他几乎无言不听。被君主眷顾，就要全心全意为君主着想，身死族灭也在所不惜，这是战国以来法家之士的传统和命运。晁错于是建议削藩，因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 23 ，这是横亘在汉帝国“建政”大业之前最坚固的石头。
    所谓削藩，就是削减王国辖内的郡县。赵王此前有罪，被削去常山郡；胶西王卖爵被查，削了六县；楚王在文帝薄太后去世服丧期间“私奸服舍 ”，削去东海郡。这些削藩都是“有法可依”的，所以诸侯王虽然明知道汉朝的真实目的，却有苦说不出。
    汉承秦制，以律令治国，晁错为了使削藩师出有名，“更令三十章，诸侯欢哗 ” 24 ，使得削藩变成国策。晁错的父亲听说了，专门从故乡赶来阻止，老人家的话颇能代表普通人的惯常看法：
    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 25
    晁错父亲关注的不是皇权、统一之类的宏大叙事，而是认为削藩疏离别人亲属，不仅危险，而且不道德。晁错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他说的是“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 26 。
    通过尊天子来安天下，避免封建分权、列国纷争，这正是法家的主张。汉帝国的建政道路，到此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要从“后战国时代”的列国残念转向法家理想。
    见到晁错如此固执，老人家预料到儿子将来的结局一定很惨，服毒自杀了。
    吴国是远离汉朝的东南大国，惩于当年的杀子之仇，刘濞暗地里积蓄力量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各诸侯国越来越感到汉朝的压力。“国际局势”已经与刘邦封子弟的时候大不相同。矛盾不断积蓄，当汉朝削去吴国会稽、豫章两郡的文书到达刘濞手中时，他终于等到了起兵的理由。
    早在起兵之前，刘濞已经和众多诸侯王秘密联络，承诺跟随的不只是七国，刘濞致诸侯书所提到的还有淮南王、衡山王等。但到了起兵时，最终成功发兵的只有其他六国，其中：赵国和楚国，是刚刚被削去了大郡的王国；济南国、淄川国、胶西国、胶东国，国王都是刘肥的儿子。刘肥的另外两个儿子，一个是齐王，原本也要反，但最后一刻后悔了；另一个是济北王，被属下控制，没能参加叛乱。如果齐国、济北国也参加，那就是被拆分之前的齐国几乎全数加入了叛乱。
    此外，参加叛乱的还有位于这些王国境内的一些列侯。
    也就是说，七国之乱主要是刘邦的侄子吴王带头，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的四个儿子重点参与的叛乱。吴国、齐国，都是民风习俗与关中差别格外显著、自身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都颇为可观的东方大国，也是在汉朝削藩中损失最大的王国。七国之乱，一定程度上说是楚汉之争的重演，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叛乱。刘启的确是在改变汉初刘邦的约定，改变当时人们还比较相信的列国观念。吴王的动机也不是一定要夺取皇位，而是要让天下复归刘邦时期列国并存的“国际秩序”。
    刘濞在叛乱之前，已经构思了重点联络齐王世系的战略，他甚至不顾身躯老迈，亲自跑到胶西国去面见胶西王。尤为重要的是，刘濞和胶西王除了分析时局，还对叛乱成功后的“国际秩序”做了初步设想：
    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 27
    刘濞打动胶西王的正是这句许诺：打下天下之后，你我把天下一分为二。这颇似昔年刘邦和项羽在鸿沟二分天下的模样。当然，胶西王的臣子们并不相信，如今一个皇帝都很麻烦，将来两个皇帝岂不是更麻烦？认为吴王这话是在“画饼”。但吴王未必是“画饼”，他是从刘邦时代过来的人，是真心相信天下应该列国共处。
    这就是为什么七国之乱由几个王国同时叛乱，大家都是皇室后裔，都有资格争夺皇位，但似乎并没有考虑一旦成功了谁当“老大”的问题，说明这至少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妨对比西晋的八王之乱，几个国王为了当“老大”或支配“老大”，叛乱是相继发生而不是同时发生。名虽相似，性质迥然不同。七国之乱并没有取皇室而代之的明显意图。
    这就是为什么刘濞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这三个字似乎纯粹是托词，但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真心话。也正因为此，景帝一度认为是受了晁错的蛊惑，果然将其斩杀。景帝曾因言语之怒而杀兄弟，又因一时之惧而杀忠臣，后世与文帝并列的令名其实难副。
    当然，晁错是白死了。七国之乱因为战略战术的失误，因为诸侯王国和汉朝权威的此消彼长，因为历史的潮流就是向帝国行进，战争仅仅持续三个月就平息了。击败七国的汉朝将军们，除了功臣后裔周亚夫，还有外戚窦婴。刘濞之死，意味着最后一批笃信旧时代列国关系的人物的失败。
    此后，景帝可以挟平叛之威，从容对诸侯国进行削弱了。
    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拆分叛乱七国。这是最直接的惩罚。景帝或是把有的诸侯国直接废为汉郡，如济南国被废为济南郡；或是把大国划出若干郡建立新的诸侯国，让自己的儿子当国王，如吴国三郡，一郡归汉朝，两郡成立江都国，国王是景帝的皇子刘非；或是保留旧的诸侯国，但国王换成自己的儿子，如叛乱的胶东王刘雄渠死后，景帝把皇子刘彻封为胶东王，这位未来的汉武大帝这年才三岁，胶东国实则与汉郡无异。
    第二，给诸侯王和侯国降格。叛乱结束后，在平叛中有功的梁王刘武权势大增，成了现存诸侯王里的新贵，在亲哥刘启的信任、母亲皇太后的宠爱下，刘武竟然派人刺杀了汉朝大臣袁盎。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且不论，造成的影响就是景帝觉得必须从制度上消除诸侯王的特殊地位，绝对不能又养出一个刘濞。于是，景帝下令剥夺了诸侯王的治国权力，王国宫廷的官职或是降格，或是裁撤，官吏由汉廷选拔再由诸侯王任命。以往，诸侯国的官职和汉朝的官职名称一样，秩级相同，景帝就降低王国官职的秩级，提升汉朝同类官职的秩级。王国的真正统治者变成了汉廷委派的国相，侯国也如此。等到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又借着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案的余威推行印章制度改革，把诸侯王的玉玺降为金印，收回了诸侯王国仅存的官吏的任命权 28 。
    第三，把王国境内的侯国都迁到汉郡里。以往，汉朝的列侯分封在各地，有很多位于王国境内，七国之乱里就有一些列侯或是主动或是被胁迫跟随叛乱。景帝逐渐把这些位于王国境内的侯国迁到汉朝直接控制的郡里，使这些侯国受郡守的管辖 29 。
    这就是汉景帝对汉帝国“建政”的努力。自刘邦立国一个甲子之后，“后战国时代”的格局已经改变，汉朝终于真正有了帝国的样子。地方上，王国和侯国基本郡县化；中央里，外戚们日益活跃，与功臣后代和从地方拔擢上来的文法官吏们分庭抗礼。
    4.汉武帝的建政大业
    年轻的皇帝刘彻即汉武帝，见到临淄人主父偃等人时，说的第一句话是：
    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30
    日后的岁月里，刘彻常常对一些初次见面的臣子表达出这种相见恨晚、君臣知遇的情愫，令臣子感激涕零。当然，这毫不妨碍在某一天突然杀掉他们。这一次，刘彻当下就拜主父偃为郎中，一年将他升迁四次，很快就提拔为中大夫。中大夫这个官职就是后来的光禄大夫，是郎中令的属官，虽然品秩只有比二千石，低于王国相和郡太守，但却是皇帝身边能说上话的人。汉兴以来，如贾谊等名臣都有担任中大夫的经历。
    就像刘恒之于贾谊，刘启之于晁错，刘彻对主父偃也是重用的。
    主父偃的人生十分坎坷，曾经四处碰壁，屡遭排挤，连族人、兄弟都对他很冷漠。半生流浪，一朝受宠，主父偃就把怀揣着的锦囊妙计一股脑献给了刘彻，都是很高明的纵横家术。例如有一条，是借鉴刘邦让六国贵族迁居关中的做法，强令天下豪杰大族迁徙到茂陵居住，从而削弱了关东豪族，还开发了茂陵一带，可谓一举两得；再有一条，则是著名的推恩令。
    在汉景帝的努力下，诸侯国已经大伤元气，但是版图仍然很大，倘若联合起来，势力仍不可小觑。而且，汉景帝虽然平定了七国之乱，但削藩导致了军事叛乱，这使得朝野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削藩政策并不看好。晁错的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高明的。七国之乱也导致汉景帝没能像汉文帝那样被尊庙号。正如晁错父亲当年所说的，削藩刻薄寡恩，没有亲情。
    主父偃恰好戳中了刘彻的痛处，他认为，既然削藩有违汉家以孝治国的标榜，那么不妨反其道而行之，把仁孝做到极致。以往诸侯王只有宗子才能继承王位，其余的儿子一般没有封地。那么，就让王国把领土分给宗子之外的子弟为侯，这样既能普施仁义，宣扬孝道，还能削弱大国，一举两得。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6节

    推恩令实施后，汉朝和王国正式演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王国宗室们再也没有对抗汉朝的实力。再以后，已经面积很小的王国，还常常因为犯错或有罪被削县，汉初那横跨数郡的大国，到后来只有几个县的版图了。
    不仅是王国，刘彻对列侯们也颇有所图。刘彻时代，汉初那些封侯的功臣已经传了两三代，祖辈的交情和先帝的恩泽都已经被时光消磨殆尽。细察这些遍布全国的列侯领地，刘彻发现，列侯所真正占据的并不是封地，而是租税。特别是汉初的侯国领地，因为当时天下初定，地广人稀，所以虽然只有一县之地，但面积很大，有些侯国的户数甚至多过推恩令实施后的王国。这就意味着，中央损失了大量的财政收入。
    于是，著名的酌金案发生了。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八月，刘彻主持宗庙祭祀，向宗庙献酒。按照惯例，全国的210名列侯全都要奉献黄金来“助祭”。祭祀之事虽是朝廷大典，非常严肃，但因定期举行，礼仪已成套路，列侯们颇认为这是走形式的例行公事，对献金的成色重量等应付了事。
    这一下子就被刘彻抓住了把柄，他小题大做，罗织成罪，以酌金成色不足的罪名，一次性褫夺了106位列侯的爵位，占全部列侯的一半。值得玩味的是，这些被夺爵的列侯里，刘邦所封的24位列侯，有20位被夺爵；汉惠帝至汉景帝所封的18位列侯，有10位被夺爵；而从地域看，河南、河内这两个与京畿地区接壤的郡内所有列侯均被夺爵。因此，刘彻通过酌金案不仅打击了前朝功臣的势力，清除了近畿的列侯，还把大量封地收归中央，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更加牢固 31 。
    不靠诸侯王宗室和功臣列侯，那皇帝依靠谁呢？
    刘彻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半生在发动战争，半生在改革朝廷制度，他需要国家机器更加高效。但是，外朝的朝官们一直大致沿袭着萧、曹等功臣早年的轨迹任职，又没有萧、曹等人与皇室的交情，还缺少战争时代的历练，因此越发不能满足刘彻的统治意图，越来越不受刘彻的欢迎。
    为了找到用得称手的左膀右臂，刘彻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两类人：
    一类是出入宫省的宫官和省官。有的本身就是宦官，如尚书等；有的是出身低微、才能出众，但甘愿为君主效犬马之劳的年轻人，刘彻将其安排到中朝，成为名副其实的“御用文人”；还有的是刘彻宠信的外朝官员，就授以侍中、常侍、散骑之类的加官，允许出入宫省。刘彻让这些人帮助他管理机要、处理公文、传达指令、参谋规划，这些中朝官里领头的就是大司马、大将军。
    另一类就是外戚。虽然汉廷出现过所谓吕后干政的事，但吕后并不是一般的“后”，她其实是刘邦的“合伙人”，是汉朝的立国者之一，而且吕后没有当武则天。所以，这不影响汉朝的外戚特权和传统。从文景时期的薄氏、王氏家族，到武帝初年的窦婴、田蚡等外戚，都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毕竟诸侯宗室们从血缘上都是高皇帝子孙，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但外戚没有，所以不会争位。
    在王莽之前，朝野从未听说在先秦有过“小君”（周代称诸侯之妻为“小君”）家族篡位的事，也没有见过刘氏的外戚有篡位的企图，难以想象外戚除了受宠邀功、干预朝政之外，还能有别的可能性。到了刘彻时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外戚备受重用，就是因为外戚又“好用、好弃”又没有政治风险。
    中朝官和外戚都是在汉朝一直就存在的，但只有到了刘彻手中，才变得十分重要，实际权力开始超过宰相领衔的朝官。
    宗室的削弱、王国和侯国的郡县化、中朝官和外戚对皇帝的忠诚，使汉朝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刘彻下诏，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 32
    这是现有史料里，汉朝第一次在诏书里使用“一统”这个词。这意味着，在刘彻手中，刘邦时期汉朝与列国并存的“天下”彻底转变为由中央和地方组成，且地方被中央牢固控制的一统“帝国”。这也意味着，中央集权基本不会得到地方的挑战，宗室拱卫中央的义务名义上还在，但权力实质上已被剥夺，功臣列侯也不再是相对独立的强大力量。
    帝国的“建政”大业完成了。
    但是，孤独的皇室大权独揽，也隐藏着如果中央权力失守，皇室权力必将旁落的隐患。
    注释：
    1 　这一节参考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载《台大东亚文化研究（第一辑）》；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 　公元前196年冬。此时汉仍以每年十月为岁首。
    3 　今安徽宿县附近。
    4 　刘邦生年，《史记》《汉书》均未载，后人有两说：一说为公元前256年，一说为公元前247年。佐竹靖彦认为两个年龄都不准确，主张刘邦、项羽年龄相仿，见氏著《刘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备一说。此处姑采《史记集解》说，定在公元前256年。
    5 　即使按照刘邦出生于前247年来算，“战国四君子”也有两人和刘邦是同代人。
    6 　秦始皇虽然姓嬴，名政，但是在当时，人们对男性贵族习惯称氏而不称名，所以今天大家习惯的“嬴政”，在当时应该是“赵政”，政的家族是赵氏。刘邦不是贵族。
    7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8 　《史记·高祖本纪》，第381页，中华书局，1959。
    9 　阿部幸信：《“统治系统”论的射程》，载《早期中国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10 　《殷芸小说》卷一，见《西京杂记（外五种）》，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按：本书中多次使用笔记小说，有些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些虽然内容荒诞不经，但能反映古人的思想观念，如后文讲董仲舒时使用的《幽明录》等。特此说明。
    11 　徐复观：《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载《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2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13 　李开元认为，汉朝的“朝”，来自当时诸侯负有向汉廷“奉朝请”的义务，所以“汉朝”在当时不是指天下，而仅指汉中央及统辖的领土。这与后代使用汉朝、唐朝、清朝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同上引书。
    14 　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引大庭脩说，载《台大东亚文化研究（第一辑）》，第70页。
    15 　简1~2.133，转引自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载《地不爱宝》，第144页，中华书局，2011。
    16 　《汉书·文帝纪》，第106页。
    17 　《汉书·文帝纪》，第106页。
    18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2491页。
    19 　《汉书·文帝纪》，第115页。
    20 　刘邦封刘肥为齐王的时候，“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见《汉书·高五王传》，第1987页。
    21 　《汉书·荆燕吴传》，第1904页。
    22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第219页。
    23 　《汉书·荆燕吴传》，第1906页。
    24 　《汉书·晁错传》，第2300页。
    25 　《汉书·晁错传》，第2300页。
    26 　《汉书·晁错传》，第2300页。
    27 　《汉书·荆燕吴传》，第1907页。
    28 　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
    29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256页。
    30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0页。
    31 　以上关于酌金案的动机、数据，据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中编第六、七章和下编第六章。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7节

    32 　《汉书·武帝纪》，第173页。
    二、汉家自有制度
    5.黄老与秦制
    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很是长寿，从被立为皇后到去世整整有五十一年，几乎贯穿了西汉的前期。她年轻时是吕后的宫女，去世时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是名副其实的人瑞。
    窦氏特别喜好和尊崇黄老之术，可能是深受吕后影响，更可能是因为她那个年代的汉朝上层人士大都如此。她虽不干涉朝政，但逼着儿子汉景帝学习黄老之术，这种狂热仍然对政局产生了影响。
    一天，两位大臣在景帝面前争论一个问题：
    商汤灭夏，武王伐纣，这两个或者说一类历史事件是什么性质？
    儒学经师、博士辕固生认为是正义革命；尊崇黄老法家之术的黄生认为是犯上作乱。
    两人争执不下，辕固生最后来了个釜底抽薪：如果汤武是犯上作乱，那么高皇帝诛秦称帝也是犯上作乱？
    这句话令黄生没法回答，也令景帝感到警惕，于是禁止今后讨论这个问题。辕固生的好斗、直言，很快就传到了窦太后的耳朵里。她就把辕固生召到面前，询问如何评价黄老之书。辕固生明知皇太后好黄老，却傲慢地说：“此家人言耳。 ”意思是说黄老之书是给仆人家奴看的，不是经世治国的大著。窦太后大怒，勒令他去野猪圈里和野猪搏斗。野猪不是家猪，对已经老胳膊老腿儿的辕固生来说，无异于猛兽。看来窦太后是要置他于死地。
    景帝觉得，辕固生直言不讳，言者无罪，就选了把锋利的兵器给他。辕固生的行动和他的性格一样，毫不怯弱。下场后，他一下子刺中野猪心脏将其杀死。窦太后亲见这一幕，沉默不语，只好把他放了。
    还有一件事，武帝刘彻刚即位，兴冲冲地准备制礼作乐，策免了先帝旧臣，令魏其侯窦婴出任丞相，武安侯田蚡出任太尉，由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这三位外朝实权人物都是支持儒学的。同时，九卿之一的郎中令也由申培公的另一名弟子王臧担任，郎中令就是后世的光禄勋，掌管皇宫侍卫、禁卫军和举贤良事务，是皇帝近臣。
    在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的运作下，儒学的势头突飞猛进，朝廷甚至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突然有一天，窦太后——如今已经是太皇太后了——从东宫来到未央宫，向刘彻举证赵绾、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
    汉室的太后轻易不到未央宫，到就是干预大事，甚至临朝称制。刘彻还年轻，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大理议罪，双双自杀。刘彻首次制礼作乐的行动以失败草草收场。
    窦太后所做的这两件事，尽管都有直接原因，但根本在于她对黄老之术的笃信。从刘邦立国到刘彻，黄老的势力如此之强。那么是否可以说，黄老之术就是这一阶段汉朝的“建国”之道，或者说是汉朝的“德性”呢？
    恐怕不能。
    黄老之术，清静无为，后人有时误判成不干涉民间的活动，以为是西方经济学里的“自由放任”。实际上，“清静无为”主要说的是不增饰过多的律令、礼仪、制度，并不是说不干涉。政府原来怎么治理，现在还是怎么治理。汉朝继承的是秦制，早在刘邦初入咸阳、子婴投降的时候，汉王国就在萧何的帮助下继承了秦制，像“约法三章 ”“悉除去秦法 ”只是临时性措施，而且刘邦很快就撤出了咸阳，约法三章并没有长期实施。
    事实上，不继承秦制，刘邦根本无法击败项羽，他自西向东击败项羽就是其同龄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翻版 1 。刘邦立国后，仍然在汉朝的统治区域内实行秦制，秦朝制定的那些官制、爵制、法律大部分继续执行。所以，“清静无为”与延续秦制并不矛盾。而所谓黄老之术，只是上层人士的态度、观念，到了下面可以说仍是法家。换言之，法家“制度”没有变化，只是上层采取了黄老的“政策” 2 。
    黄老与法家本来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写《老子韩非列传》，将老庄和申韩放在一起，就是因为黄老与法家的这种亲缘。例如，黄老崇尚清简，法家崇尚以清晰明确的律条来约束臣民，两者一拍即合。
    所以，黄老之术并不是汉初皇室主动构建的“建国”之道，而是他们不得不延续秦制的无奈之选。刘邦欣赏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的名言，但究竟拿什么治天下，刘邦并没有答案。
    这就是说，从刘邦到刘彻这半个多世纪里，汉朝并没有实现“建国”大业，还是在延续秦制。而秦制总的来说就是三条：律法、文法吏、编户齐民。
    律法是秦制的根本，法家恨不能连每个人每天每顿饭吃几口都立法，所以形成了庞大的法条。这些律法和现代国家的“法律”在根子上不是一回事。秦制的律法是一种“刑名之学”，世界上任何事，只要它被命名了，就得做到“名实相符”，就需要有律法来规定怎么达到名实相符。比如说，世界上存在“砍树”这件事，那就得有律法来规定怎么砍树，推而广之，上到国家大事，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事事都得有律法，才能把天下人都“管”起来。而这种名实相符的基础一旦被破坏了，那么社会就不稳固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并不仅是权臣排斥异己，更是“破坏了名实相应的法律基础 ” 3 ，秦制的国家机器也就逐渐失效。汉朝延续了这种“刑名之学”的观念，也沿用了秦帝国的大量律法，比如规定“焚书”的著名的《挟书律》，就直到汉惠帝刘盈时期才被废除。
    文法吏，或者叫作刀笔吏，就是掌握、维护这些律令法条，懂得使用“刑名之学”来管理天下事务的行政官僚。他们不是后世的士大夫，而是粗通文墨、精通律条的职业官僚。秦帝国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由文法吏组成的官僚体制非常有效率。按照法家的设想，皇帝是地位最高、最精通且最按照律法行事的首席官僚 4 ，可以类比古罗马的“第一公民”。文法吏不仅是社会运转的官僚，还是“群众”的楷模和老师，李斯设计的“以吏为师”的安排，直到汉景帝时期还在诏书里予以重申——“夫吏者，民之师也 ” 5 ，可见文法吏在秦制中的地位。
    编户齐民，就是“老百姓”。在周代，按地域有国人、野人，按宗法有贵族、平民，地位是不平等的。而编户齐民之所以叫“齐民”，是因为秦制才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地域、家庭怎样，都是地位平等的民，包括秦国自己的百姓也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齐民”不等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也不是西周和春秋时期享有一定自由和权利的“国人”，而是“编户”，被安排在严密的户口和连坐制度里。他们有缴税、服役的繁重义务，平时耕种，战时出征，虽然可以凭借军功获取一定的地位，但几乎没有什么权利。中国社会从战国到汉朝的历程，就是老百姓从奴隶加自由民变成农民的历程 6 。
    当然，黄老之术毕竟崇尚清静，与纯粹的秦制有差异。汉朝在继承秦制的同时抛弃了秦政 7 ，删减秦法，减租减税，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休养生息。秦制就好比一台齿轮严丝合缝的机器，秦朝驾驭的时候，采用“秦政”，功率开到最大，超负荷运转，直到机器过热而崩溃；汉朝驾驭的时候，拿掉一些不必要的零件，低功率运行，稳定至上。但无论是秦还是汉，都是同样的一台国家机器。
    西汉前期，皇室成员所做的就是让这台国家机器平稳运行，不要重蹈秦亡覆辙。而且，延续了秦制的汉法也只在汉朝直接统治的国土上施行，并没有大面积地推广到关东诸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面对内部的诸侯王、功臣和外部的匈奴，国家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空前增多，这台机器势必要加速，要提高功率，那么，该如何在机器提速的时候，防止秦朝的命运重演呢？换言之，汉朝既然否定了秦政，又延续着秦制，那么汉朝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刘氏家族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在哪里？
    汉朝“建国”的问题，就这样浮出水面了。
    6.废除肉刑的一段往事
    汉文帝刘恒刚当皇帝没几年，就和齐国较上了劲。
    几年前，齐王刘襄没能凭借诛吕之“功”而当皇帝，兄弟几个都与刘恒结了仇。后来，齐国成了刘恒在位期间被削弱最甚直至分拆的诸侯国。
    有理由推知，伴随着齐国的削弱，刘恒也会将汉法（秦法）一步步在齐国推行。当年秦朝迅速灭亡，原因之一就是秦国本土虽然习惯了秦法，但移植到关东各国后，臣民极不适应，视之为“无道”。所以汉朝虽然延续秦制，但不敢也没有能力立刻在各诸侯国全面推行秦法。 8 齐国的削弱给了刘恒尝试推广汉法的机会。
    其中一项可能就是肉刑。
    汉文帝十三年 9 ，齐国的“粮食局长”、太仓令淳于意被人告发下狱，按律要被执行肉刑。他的女儿缇萦给汉文帝上书，痛陈肉刑之苦，还说愿意给官家当奴婢代替父亲受刑。文帝读后特别感动，就把肉刑给废了，后世遂称汉文帝为儒家仁政的典型。
    细究起来，这件事绝不会如此简单。首先汉文帝并不是儒家的典范皇帝，他是一位“外取黄老，内主申韩 ” 10 的君主；其次，淳于意何许人也？仅是一个小小的太仓令吗？
    不然——淳于意是一个被司马迁注意到，并在《史记》立传的人物，绝非庸俗的官员。在司马迁笔下，他是和扁鹊并列在同一篇列传里的神医。
    既然是神医，名气肯定很大。淳于意后来被释放时，刘恒下诏询问他给哪些人治过病？淳于意回答：我给齐王的太后、齐王、济北王、淄川王、阳虚侯、济北王的宠妃、济北王的奶妈、齐王的孙子、齐王宠妃的哥哥等等都治过病，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来请我，我怕治不好他们把我抓起来，都没敢去。由此可见，淳于意不仅名气大，而且与齐国及齐国衍生出来的诸侯国关系密切。
    所以，缇萦的呼吁能上达天听，并不是她的文笔好，而是因为淳于意是个名人。有理由猜测，齐国被削弱后，汉文帝将汉法移植到齐国，肉刑就是其中之一，在齐国属于“新事物”。 11 但连神医淳于意都要被处以肉刑，普通臣民的命运可想而知。缇萦的呼吁反映了齐国当地人对这种酷刑的抵触，恰好淳于意是个名人，他的遭遇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缇萦的上书能通过层层官僚之手，最终被递到皇帝手中，还感动得皇帝亲自下诏，放人不说，连肉刑都废除了。她哪能如此幸运？谁为她开的“绿色通道”呢？猜测是汉文帝在淳于意的案子里，发现了关东民众对纯粹施用汉法已经有所不满，才借此机会，既要继续将汉法推广到关东，又要修订汉法，避免引发臣民反感甚至反抗。
    于是，汉文帝下了那道著名的废除肉刑诏：
    制诏御史：……《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 。”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 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12
    这则诏书是现存史料中第一个引用儒家经典《诗经》的皇帝诏书，以往，不论是秦始皇还是汉高帝，都不会在诏书里引用儒家的句子。
    诏书，就如同今天的中央文件，引用《诗经》就好比一份文件引用“马列经典”来作依据。汉文帝并没有大规模采用儒学的打算，但这起码说明了，皇室已经意识到汉法的弊端，或者说意识到一个政权不能只靠严刑酷法，还要靠“德性”。
    在当时，要想平衡“汉法—秦制”的酷烈，除了儒家信条，似乎别无选择。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8节

    诏书里引用《诗经》仿佛开了一扇门，射入一道光，哪怕是不经意的一道光，也足以照亮一段新的路程，为汉朝的“建国”指出了道路。当然，“废除肉刑”在名义上是非常正面、非常仁慈的举措，但它的实际效果并不在君王的考量之内。
    汉文帝到底是如何废除肉刑的？
    黥，改成把犯人头发剃光，脖子戴上铁圈，去筑城服劳役；
    劓，改为鞭笞三百；
    砍去左足，改为鞭笞五百；
    砍去右足，改为弃市，也就是在闹市当众处死。 13
    ——等一下，有没有搞错，砍去右脚的肉刑改成了杀头？
    确实如此！皇帝废除了肉刑，履行了“民之父母”的承诺，表明皇室已经着手进行“顶层设计”，修改秦代遗留下的恶法，逐渐走向“以德治国”。
    但其中确有荒诞之处，《汉书》毫不留情地评论道：“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 14 就是说，废除肉刑，表面上减轻了刑罚，实则死的人多了，大部分人在遭受鞭笞时，还没挨完人就挂了。
    想来的确如此，改为鞭笞之后，刑罚的轻重就掌握在基层执法者手中，执法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和意图，控制鞭笞的轻重，而且花样一定不少。两千年后，清代的一些稗官野史里记载着清代官府的衙役们“打板子”打出了经验、打出了水平、打出了职业精神，他们可以根据上峰的指示或自己受贿的情况，有时候看上去下手巨狠，犯人却不疼；有时候看上去轻轻落下，实则打得犯人非死即伤。其手段之精妙，堪称“国粹”。想来，汉文帝时期的鞭笞，与此情形不会差太远。
    于是，从缇萦救父算起仅仅十一年，也就是汉景帝登基的第一年，就惩于鞭笞的可怕威力，下诏说：“鞭笞是很重的惩罚，犯人就算不被打死，生活也不能自理，朕实在觉得可怜啊。”于是修改法律规定“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减少了鞭笞的数量。又过了十多年，汉景帝发现还是常常打死人，再次修改法律：“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减少数量还不够，还进一步出台细则，对鞭笞的刑具“竹片”进行标准化设计，规定竹片长五尺，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多点儿；竹片的把儿要厚一寸，竹片的头要薄半寸。因为竹片是用竹子削的，竹子有节，这些节要刨平，不然会更疼。对鞭笞的部位做了明确规定——“笞臀 ”。对行刑者也做了要求——“毋得更人 ”，中途不能换人，否则，一个人打没劲儿了接着换人打，那犯人一准会被打死。
    即便如此，《刑法志》仍然说“酷吏犹以为威 ” 15 ，说明鞭笞始终是令人恐惧的酷刑。东汉儒者崔寔在他的著作《政论》中曾说：“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 ” 16 老百姓甚至想要恢复肉刑了！
    肉刑最终并没有恢复，汉文帝赢得了仁慈的美名，缇萦赢得了孝顺的褒赏，淳于意赢得了完整的身体。但在当时，这个事件恐怕主要是赢得了儒家的心意。
    儒家的“王道”，就这样淫浸着帝国的“霸道”，而王霸之道的关系，也就成为后来的君主所瞩目的问题。
    7.汉武帝初建汉道
    在后来被命名为元封元年的前一年冬天，汉武帝刘彻亲自勒兵十万向北方边境进发。但这次他并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去泰山封禅，展示武力是封禅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之一。结束了朔方巡狩，又稍稍折回到桥山 17 附近的黄帝陵祭祀，刘彻问随从：“听说黄帝不死，现在却有冢，为什么？”
    有人答道，黄帝确实不死，已经升天了，这里的陵埋的是他的衣冠。
    刘彻的这个问题，透露了他此次去泰山封禅的重要目的：像黄帝一样长生不老、升天成仙。
    几年前，汾阴 18 的后土祭坛附近出土了一只宝鼎，这个祥瑞令刘彻认为，汉家封禅的时机已经成熟。宝鼎出现了一只，用大臣的话说，意味着“一统”。刘彻即位以后至宝鼎出土之前，他几乎完成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文治武功，汉家确实成为“一统”的帝国了。既然功业完成得差不多，自己也老了，加上连年战争导致“天下户口减半 ” 19 ，就该考虑帝国偃武修文和自己长生不老的事情了。
    封禅之事，古已有之，“封”是在泰山顶上封土祭祀天神；“禅”是在泰山下一座名叫梁父的山或其他小山上取土祭祀地神。“封禅”并未专属于后代哪个学术派别。在刘彻的时代，无论是儒家还是黄老，都很重视封禅。儒家把泰山封禅看作天子的特权，“王者易姓受命 ”，封禅就意味着统治得到了上天的许可，当然前提是封禅者真的具有王者的功业；而术士会把封禅看作人与天通、升天成仙的途径。
    但不论是哪种说法，封禅已经很多年没有施行过，始皇帝封禅过，再之前就渺茫不可确认了。所以，封和禅分别怎么操作？用什么礼仪？一时无人知晓。刘彻召集儒生和方士研究了好几年，眼下封禅在即，仍然莫衷一是。刘彻把封禅的礼器给儒生们看，儒生们纷纷说不合古制，但要问应该怎么搞呢，他们又说不出来，而且翻遍了儒经也没有创制出新的礼仪。
    刘彻很不耐烦，事实上，他对儒学没有研究的兴趣，也不关心细节。这次封禅，他的打算是既能效仿黄帝，上与天通，实现将来升天成仙的梦想；又要按照儒家的礼仪来做这件事，从而展示汉家受命于天。至于这两者如何协调，刘彻并不在意，领导的特权就是“既要又要还要”，至于如何实现那是下面的事情。
    离开长安后，刘彻又东巡大海，次年四月终于抵达泰山脚下。而那些儒生和方士们仍然没有搞清楚封禅礼仪。刘彻决定不再等待，就分别按照在甘泉 20 祭祀太一和在汾阴祭祀后土的礼仪行封、禅之礼。其间，他单独与宠爱的霍嬗一同登上泰山，霍嬗是霍去病的儿子，此时只有十岁，在父亲死后袭爵冠军侯。两人在山上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因为霍嬗不久之后突然暴病而死 21 。总之，封禅泰山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刘彻得意扬扬地在泰山封禅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已在洛阳病危。刚刚游历天下回到长安的司马迁火速赶到父亲病榻之前，才知道父亲竟然是因为没能跟随刘彻参加封禅而激愤发病。
    封禅泰山连基本的礼仪都没有搞清楚，至于令司马谈激愤至此吗？弥留之际，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吐露了缘由。原来，司马家族从周代就担任太史，“典天官事”， “天官事”可以理解为“占星术”，因为古代把星图的星宿看成是天官，通过占星可以察知人间政事，也能通晓历法的秘密。
    所以太史令是非常重要的神职人员，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担负着协助天子观象授时、制定历法的重要使命 22 ，进一步说，是辅助天子受命于天的“专业人士”。现在汉家终于封禅，意味着天下将会“更始”，也就是重新开始，这才是真正的建国大业。按照太史的职责，司马谈理应参与，甚至陪同天子登山，引导天子观象授时。结果连跟随的资格都没有，这说明太史令这一职责已经不再重要，或者说，虽然重要但不再由太史令垄断，皇帝本人说了就算。
    于是，刘彻成了汉朝第一个通过封禅泰山而宣称受命于天的皇帝。刘氏家族从此不再是一个造反起家的暴发户，也不是先秦旧贵族的延续，而是由上天认可的神圣家族。在法家帮助刘氏皇族“建政”、建立专制集权帝国的同时，儒家终于可以在刘氏皇族的“建国”大业上展示自己的用处。
    但是，汉家的“建国”并不是要建立儒家国度，刘彻对儒家的态度在封禅之事上已展示得淋漓尽致。连不喜儒家的汲黯，也曾当面对刘彻说：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23
    一个“内多欲”，一个“外施仁义”，精准勾勒出刘彻的个性。“内多欲”，可以理解为刘彻就是始皇帝，好大喜功，征伐四夷，对待臣下杀伐决断，毫不留情。用人也不拘来路，所以司马迁才会说刘彻“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 ” 24 ，而不是后来班固所猜测的刘彻听了董仲舒的话“罢黜百家”，更没有“独尊儒术”。所以，刘彻时期，黄老的汲黯、法家的桑弘羊、儒家的公孙弘都得到重用，更多的情况是很多大臣兼修儒法，比如主父偃；或是“不学无术”（这里不学无术不是贬义词，指未受教育之意），比如霍光。
    同时，刘彻确实有“外施仁义”的一面，他愿意抬举儒家来掩饰自己“内多欲”，所以才会在刚登基时的就要搞改制、建明堂，虽然被窦太后阻拦，但专门养儒生的“五经博士”已经正式设立。后来，按照公孙弘的建议，他又建立了中央太学，令郡国选拔优秀子弟到博士那里“委培”，“结业”后到中央担任“文学、掌故”等官员，选拔地方上的儒学人才担任重要地区官员的属员等。总之，刘彻是把原来“以黄老为主、百家为辅的局面，变成了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的局面 ” 25 。
    最重要的，当然是封禅。
    封禅之后，刘彻心满意足地回到长安。
    司马迁安葬父亲后，心事重重地回到长安，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职位。
    刘彻很快召见了司马迁，并交给他一个非凡的使命——制定新的历法。封禅之后，时间重新开始，就需要新的历法、新的正朔、新的服色。这令司马迁振奋起来，决意在制定历法上为太史的职责赢回荣誉。不到一年，在司马迁和具有天文历法才能的术士的努力下，《太初历》制定了。
    这一年本是元封七年，正在实行的是秦制的《颛顼历》，原本是秦尚为列国之时使用的地方历法，以十月为岁首，统一六国后颁行天下，成为当时的“公历”，因此被汉朝所沿用。刘彻在封禅后，正式改正朔、定历数、易服色。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实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以往是六年一改元，从此以后四年一改元 26 ；从形式上看，太初之后的汉朝，与以前的汉朝已经不一样了。
    秦始皇戴上了王道的面具，就是汉武帝。刘彻之道，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为表，同时广罗阴阳法术纵横之术为我所用，这是一种新的“汉道”。
    “汉道”，意味着汉朝的“建国”大业终于摸清了方向。
    8.以洪范察变
    巫蛊之乱，刘彻将卫皇后家几近灭族，太子、儿媳、公主及皇孙全部死难。长安城内，丞相刘屈氂和太子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死伤枕藉，天下震怖。
    这期间，宁阳 27 侯国的儒生夏侯胜却在故乡平静地读书问学，他主要修习《尚书》，最先跟随同族长辈、有名的经师夏侯始昌学《洪范五行传》 28 和说灾异的方法。董仲舒死后，夏侯始昌作为名儒进入了刘彻的视野。正如刘彻对儒家一贯的态度，他表面上重视，但并不会把经师们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董仲舒只是个王国相，夏侯始昌则被拜为昌邑王刘髆的太傅。
    昌邑 29 是个好地方，四面通衢，物阜民丰。刘髆是刘彻和李夫人的儿子，李广利的外甥，一时为刘彻所宠爱，所以才被封到这里。太子死后，刘彻在世的儿子里，刘弗陵只有三岁，成年的儿子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俱不为刘彻所喜，刘髆就在舅舅李广利和舅舅的姻亲刘屈氂的支持下，对太子之位有了念想。
    此时的刘彻，渐渐从巫蛊之乱的暴虐杀戮中缓了过来。如今他后悔了，他理应明白，自己的丰功伟绩是以死了无数人为代价的，正应该由忠厚的太子来改弦更张。现在，自己已风烛残年，汉朝该如何渡过这个危局？
    他开始怀念冤死的太子，一个在高皇帝庙供奉寝殿祭祀的郎官田千秋，因为率先给太子说情，被一下子提拔为大鸿胪。他专门修建了思子宫寄托哀思，忌恨当初曾帮他镇压太子兵变的人，包括刘屈氂。
    于是又一场屠杀开始了，刘屈氂被腰斩，他与李广利曾密谋帮助刘髆成为太子的事情也暴露了。此时李广利正出征匈奴，听说自己的妻子儿女被朝廷拘押，一时手足无措，战败后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李广利被灭族，刘髆的储君之梦也成了泡影，在刘弗陵即位前夕以壮年之龄去世。考虑到刘彻为了避免刘弗陵被母族挟制而不惜处死他的母亲钩弋夫人，刘髆是否属于正常死亡，给后人留下了谜团。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9节

    这场宫廷变故平息后，大臣们似乎没有觉察到刘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还按照皇帝以往的做法提出政策建议。新晋宠臣大鸿胪田千秋与长宠未衰的大司农 30 桑弘羊一同上书，认为李广利新败，需要巩固西域，防备匈奴，提议继续征发内地士卒，在车师国以西千里之遥的轮台屯田。屯田不只是种地，还要设置都尉、疏通沟渠、修筑亭燧，是一个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
    若在以往，这是符合刘彻胃口的。但刘彻不仅否决了这个提议，还下了一道很长的诏书，反思了过去一段时间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颇有悔过之意。诏书的最后说：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31
    热衷于开边拓土的刘彻竟然说当今的要务是禁止苛政，不要随便征税，鼓励农民耕种，愿意养马的可以抵消徭役，边疆的安全只要保持现状不要松弛即可。随后，刘彻开始安排后事，外朝，提升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政府首脑以“富民”二字封之，其意味不可谓不长 32 。田千秋终于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以及对自己的真正期许；内朝，由卫皇后的外甥、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担任大将军大司马，以内朝大臣的身份领衔辅佐刘弗陵。
    不久，刘彻死去。
    昌邑王国靠近曲阜，儒学氛围比较浓厚。基于夏侯始昌的关系，夏侯胜与昌邑王家可能有些联系，所以也可能对这些宫廷内幕乃至刘彻的风格有所耳闻。目睹了刘彻这些年来穷兵黩武导致民生凋敝的帝业，身为儒家经师，他对刘彻的评价不会高。
    无独有偶，霍光被刘彻委以首席辅佐的重任，也忠于刘彻，但霍光仅有政客的资质，达不到刘彻的思想高度，也就难以理解刘彻的政策。刘弗陵——汉昭帝即位后，霍光掌权下的朝廷虽然给刘彻立了宗庙，但并没有尊庙号。汉朝仍然只有刘邦、刘恒的宗庙有庙号，分别是太祖和太宗。刘彻只得到了一个“武”的谥号，不得不说，刘彻给帝国留下的创伤太深了。霍光淡化对刘彻的尊崇，也符合刘彻晚年政策转向的意图。
    不过，已经成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仍然希望延续旧政策，包括盐铁专卖、对匈奴用兵等。桑弘羊精于理财，热衷为国求利，是刘彻的“好学生”。现在他与霍光同为辅政大臣，两人不可避免地在政策主张和权力分配上都产生了矛盾。
    霍光对儒家没有兴趣，但政敌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桑弘羊主霸道，那就拉拢讲王道的儒生。在儒家看来，国家垄断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当然会反对。当年公孙弘设太学、选儒生入仕，积累几十年，效应显现，儒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于是霍光躲在幕后，让丞相田千秋出面召开了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从郡国选举了六十多位贤良文学也就是经生儒士，到长安与桑弘羊辩论。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论辩，桑弘羊遭到不小的挫折，他所主张的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都被取消，霍光实现了自己的意图。
    正是在这一时期，夏侯胜被汉廷征为博士，又担任光禄大夫。他日益感觉到，刘彻造成的严重后果，必定使推崇儒家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此时儒家还不足以抗衡霸道，中央的权臣里也没有儒臣，但力量正在快速滋长，必将从霸道的装饰品向真正的王道突破。促使他有这个想法的，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件惊险大事：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名男子进了长安城。他乘坐着黄牛车，打着画有龙蛇的黄旗，身穿黄衣，头盖黄巾，一看就非凡俗人等。果然，他熟门熟路地直抵未央宫北阙，对宫门负责传递信息的官员说：“我是卫太子。”
    卫太子？汉武帝的儿子卫太子不是早在十年前的巫蛊之乱里就死了吗？
    消息火速传到宫内，霍光、汉昭帝都很疑惑和紧张，毕竟卫太子死在外地，一般人都没见过尸体。民间出于同情，一直流传着卫太子还活着、理应由卫太子继承皇位的谣言。这事儿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后果会很严重，影响到汉昭帝的合法性。
    十年前那场政变死的人太多太多了，长安的市民谁不记得呢，消息不胫而走，数万市民聚集到北阙围观。诏令下达，一面让公卿、将军、中二千石及以上俸禄的官员去辨认，一面让负责长安戒备的右将军勒兵在旁，防止事变。由此可见，汉昭帝、霍光可能也拿不准卫太子到底死没死。
    那黄衣男人对全城的骚动似乎无动于衷，也没有发表意见或表达诉求。来到现场辨认的丞相御史等公卿官员，看见他如此平静，没有一个人敢说话，那些曾经见过卫太子的人，此时也不敢言说是非。十年过去了，谁敢说自己的记忆准确无误呢？
    此刻的气氛极为恐怖，可能，有人振臂一呼，臣民们就把黄衣男人抬进未央宫为皇帝；可能，右将军一声令下，虎狼军士们大开杀戒；可能，支持黄衣人和支持汉昭帝的官民混战在一起……
    正在此时，京兆尹隽不疑终于赶到，他来自齐地的渤海郡，靠通晓《春秋》而被选为郡文学，后来被汉武帝的绣衣使者，也就是王莽的曾祖父王贺的同僚暴胜之赏识，得以重用，一路升迁至京兆尹。
    隽不疑挤进人群，二话没说，直接喝令左右将黄衣人拿下。
    围观的官民大惊，有人悄声对隽不疑说，“是不是真的卫太子还不知道呢，先别急，少安毋躁。”
    隽不疑说：“诸君对卫太子有什么怕的？春秋时期，卫国卫灵公的太子蒯聩逃亡，卫灵公死后，国君由蒯聩的儿子继承，蒯聩想回来从儿子手里夺取君位，被儿子挡在城外，这件事《春秋》认为是对的。卫太子已被废掉，所以，这个人不管是不是真的卫太子，不重要，即便是真的，这次来也是自首，是罪人。”说罢，把黄衣人送往诏狱。
    一见此景，一听此言，市民们也就散去了，公卿官员和右将军那绷紧的心也放下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有惊无险地结束了。未央宫里的霍光和汉昭帝，则为隽不疑的临危不惧和“活学活用”儒家理论而击节赞赏。霍光尤其觉得，“做实际工作的公卿大臣得通明儒家经术才行”。
    夏侯胜是博士，他敏锐地告诉学生们：
    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33
    就是说，将来从政只要精通儒术，登上公卿高位佩戴青绶紫绶，就像弯腰捡草一样容易。如果不能精通还想当官，那还不如回家种地。
    刘弗陵八岁即位，二十岁就晏驾了，身后没有子嗣。在霍光的支持下，汉廷迎昌邑王刘贺，也就是刘髆的儿子即位。夏侯胜与昌邑王家有过旧缘，见到刘贺带到长安的旧臣里不乏儒学之士，比如刘贺的师傅就是研治《诗经》的王式，因此十分高兴。
    但这种高兴劲儿并没有持续太久，夏侯胜发现刘贺极度缺乏安全感，并不信任霍光等人，刚到长安没几天，甚至还没去高帝庙告庙，就火速提拔王国旧臣，排挤前朝官员，而且日夜与亲信密谋。霍光表面神情自若，但瞒不过夏侯胜的眼睛。或者说，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前朝权臣与新任皇帝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夏侯胜注意到，刘贺的有些旧臣试图调和霍光与刘贺的矛盾，王式就几次借着说《诗经》来劝诫刘贺。夏侯胜虽然与昌邑王家有些渊源，但毕竟不是近臣，他也想提醒刘贺注意，恰好刘贺乘车出行，夏侯胜冲到御辇前，大声说道：
    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 34
    这句话体现的正是儒家公羊学的经义，天气久阴不下雨，说明臣下有谋反之心，陛下难道没有察觉，还要到处跑吗？
    刘贺非常生气，说这是妖言，下令将夏侯胜拘押。但刘贺真的以为这是妖言吗？就在不久前，他还在昌邑国的时候，曾连续见到灾异，一次是高三尺的白狗，无头，脖子以下像是人；一次是明明见到一头熊，但身边的人都说没有；还有一次是大鸟飞集王宫里，也甚是可怪。
    霍光听说这件事后大惊，因为他正和心腹、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废掉刘贺，此事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夏侯胜如何得知？既然不是自己，那只能是张安世泄密了。霍光赶紧去见张安世，责怪他嘴巴不严。张安世却说自己根本没有说过。
    两人觉得纳闷，就询问夏侯胜。夏侯胜却说，不是从哪里听来的，而是按照《洪范五行传》，天气久阴不雨，就是有下谋上。
    霍光和张安世这才领会到儒学的高妙之处，原来儒学所说的王道，还包括了天人合一、灾异祥瑞之类神乎其神的道理，并不仅仅是当年盐铁会议上那些道德仁义的高调。两人都认为，对儒家的经师还是要重视重用才行，不能像刘彻那样只拿来装点门面。
    十几天后，霍光与张安世果断出手，废掉了刘贺。因为刘贺一直没去高帝庙告庙，从程序上看，他也就还没从祖先那里获得帝位的合法性。当然，霍光也没有资格废立，宣布废掉刘贺的是十四岁的皇太后、霍光的外孙女。
    刘贺被废，他的那些王国旧臣大多被杀。王式因为曾拿“三五百篇当谏书 ”，用《诗经》劝谏刘贺，从而逃过一死。其实，与其说他真曾劝过刘贺，不如说霍光有意要留下这些通经致用的儒士。 35
    汉朝的帝位兜兜转转，居然又转回刘彻太子刘据的家中。刘据的孙子刘病已虽然人在民间，但已恢复了皇室的身份，一直在霍光的视野里。霍光等人将刘病已迎入皇宫尊立为帝，刘病已这个粗俗的名字也改为刘询。
    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以极小的成本尘埃落定，霍光又想起夏侯胜竟然根据经义通过天气的异常就能准确预判政治的变动，可见儒术是何等重要，正是帝王所需。霍光就令夏侯胜以《尚书》教育皇太后，升为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夏侯胜俨然是帝师重臣了！
    9.汉宣帝的建国大业
    刘询即汉宣帝刚即位时，压力也非常大。鉴于刘贺被废，他主动接受霍光的大权独揽，处处小心，如芒在背。他是刘据的孙子，但武帝和昭帝都没有给刘据公开平反，因此很多人私下里对刘询即位的合法性有所质疑。
    广陵王刘胥从刘彻时期就念叨帝位，他养了个女巫，诅咒汉昭帝，汉昭帝果然早死；又诅咒刘贺，刘贺果然被废。听说刘询即位，大为不爽，说：“太子孙何以反得立？ ” 36
    所以，刘询有必要宣示自己的合法性。
    即位不久，刘询下了一道诏书，极力称颂汉武帝的丰功伟绩，请列侯、二千石、博士讨论武帝庙的庙号。刘彻本人虽已成往事，但刘询决意为刘彻尊上庙号，试图唤起人们的记忆：刘询是刘彻的曾孙，是武帝不容置疑的继承者。当然，尊崇武帝不代表要恢复武帝的政策，这件事一定经过了霍光的同意。
    诏书一下，群臣心知肚明，所以对“尊庙号”这件事都没有什么异议，接下来主要讨论庙号是什么。唯独夏侯胜站了出来，坚决反对。他的理由非常清楚：武帝虽然有丰功伟绩，但代价实在太昂贵了，死人无数，耗尽天下财产，导致百姓流亡，“物故者半 ”，人民相食，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至今还没有恢复。这样的帝王，再怎么伟大，“亡德泽于民 ”，就是说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怎么能尊庙号呢！
    看来，夏侯胜对刘询的真正目的并不理解，只是单纯批判刘彻。所以，当群臣来批评他的时候，他说：“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 37 表达了儒士的风骨：既然身为人臣，那就要有啥说啥，不能阿谀奉承，而且话都说出来了，收回也没有意义，我死也不后悔。
    被臣下好一番羞辱，刘询当然恼火，但关键是夏侯胜没能领会他的意图。所以，夏侯胜和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他的丞相长史黄霸一并被下狱，而刘彻的宗庙终于被尊为“世宗”，成为有汉以来第三位有庙号的皇帝。
    在狱中，黄霸请求向夏侯胜学习儒经，夏侯胜觉得两人将来都得死，学不学意义不大。但黄霸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竟然就在狱中拜夏侯胜为师学习儒经。这不仅说明黄霸的好学，更说明了儒术在当时如此炙手可热，令士大夫虽九死而不悔。
    师徒二人在狱中讲诵了一个冬天，拐过年来的夏天，关东发生大地震，有四十九个郡国受灾，一些山陵也因灾滑坡崩塌，被房屋倒塌直接压死的就有六千多人。在浓厚的儒学氛围里发生如此恐怖的灾异，刘询坐不住了，他下诏承认“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 ”，承认自己有过失。同时大赦天下，夏侯胜和黄霸都被释放，夏侯胜出任谏大夫，加官给事中，被赋予出入宫禁之权。黄霸则外放为扬州刺史，这时期刺史还未具备后来州牧的大权，但也是重用了。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0节

    夏侯胜终于和刘询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他不拘小节，在刘询面前有时候不称“陛下”却说“君”，这反而令刘询很喜欢，大概是“君”更富有古意吧。有些时候，夏侯胜还会刻意把刘询的一些话传到外面，一开始刘询还不高兴，夏侯胜说：陛下说的都是好话，我把好话放出去，是为了让大家都敬仰陛下。总之，夏侯胜和刘询的关系在一场你死我活的风波过后，反而出奇地和谐。有理由猜测，夏侯胜表面上质朴简单不拘小节，实际上多年的儒术修养令他通晓人臣之道，所以才会将儒术售于帝王所用。
    这恰恰诠释了刘彻“汉道”的精髓：王道与霸道并用，霸道为里，王道为表。
    多年以后，刘询苦等到霍光去世，给霍光极尽哀荣，却很快又将霍氏家族全部诛灭，将大权牢固握在手中。
    刘询也终于卸下了面具，虽然没有遽然更改霍光的政策，但不再允许对汉武帝的攻击和批判。事实上，他还要效仿汉武帝，在牢固把控大权的同时，平衡国家政策上王道和霸道的冲突。毕竟自武帝死后，汉朝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又具备了施行霸道的物质基础；同时，经过多年的涵养，儒家也已经兴旺发达，外朝充斥着大量儒臣，势力不可小觑，似乎复现了汉初功臣集团云集外朝的局面，例如他的丞相黄霸、于定国等，都是从法家的官吏转变为儒者，才得以先后当上了丞相。
    所以刘询要追慕刘彻，也得与时俱进。他采取了两方面措施。第一，顺应儒家关于灾异、祥瑞的说法，鼓励郡国发现祥瑞。刘询当皇帝时期，凤凰在全国到处出现，甘露多次降临未央宫和上林苑，神雀出没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甚至出现了黄龙！刘询对祥瑞的热爱不啻他儿媳妇的侄子王莽。此外，刘询还在石渠阁召集儒学诸家讨论分歧，“称制临决 ”，据说对一些分歧做了平议，以彰显他作为帝王对儒学具有的权威。
    第二，在权力的运作上，刘询刻意打压甚至杀戮儒臣，重用那些法律行政出身的官员。此外，他借鉴武帝抬高中朝的做法，着力提高宦官的地位，不断给外戚委以重权，从而抗衡、牵制外朝那些咄咄逼人的儒臣。武帝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曾经担负重任，刘询也很重视自己的外戚许氏家族。霍光死后第二年，刘询曾惩于霍光的权势，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但又把外戚兼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件事作为定例，在微妙中取得平衡。
    刘询不愧是西汉的中兴之主，死后“中宗”的庙号当之无愧。他既能笼络儒家，又能抗衡儒家，也不惜杀戮儒臣，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汉朝的“建国”至此才算真正完成，汉家也臻于极盛之绚烂。
    就在这绚烂之中，隐约存在着某种危机。刘询的太子刘奭热衷儒学，曾在侍宴的时候，看父亲心情好，从容劝父亲要遵从王道，减少杀戮。没想到刘询对此很不满意，说了一段著名的话，这段话可以视为汉朝“建国”的内涵，也是“汉道”的宣示，更是王莽登上历史舞台的预言：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乱我家者，太子也！ 38
    “霸王道杂之”，不能“纯用周政”，这一不可淆乱的“家法”就是汉朝“建国”的汉道。从刘邦和吕后立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探索、涵养，至此，汉朝的建国和建政大业终于都已完成，西汉的“德性”也在这时期臻于圆满 39 。
    当然，这一“家法”很难说是皇家有目的制作的若干制度，而是由几代汉帝层层累积形成的惯例、传统。如果说儒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那么对皇室以及当时的汉朝人来说，汉家自秦沿袭而来的惯例、传统也具有合法性。两者都是刘氏家族拥有天下的必要因素。
    然而，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却做梦也没想到，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刘询用外戚来对抗儒臣，是因为外戚不必学习儒术即可从政，而且外戚一般只担任中朝官，与外朝的儒臣形成平衡。但他没有预料到，有一天，儿媳妇的侄子王莽身为外戚，居然儒家化了，甚至成为儒家的代表，从而得以收拢内外两朝，架空皇权。
    而儒术又是与灾异密切相关的，到了那一天，儒术、灾异、外戚，三者在王莽身上合为一体，刘氏家族的建国和建政大业面临沦丧的危险。
    注释：
    1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2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3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第90页，商务印书馆，2018。
    4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 　《汉书·景帝纪》，第149页。
    6 　杜正胜：《编户齐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7 　阎步克，汉朝“用秦制不用秦政”，见《波峰与波谷（第二版）》。
    8 　陈苏镇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秦国急切地把秦制推广到被征服的关东各国，而法律的移植造成了被征服土地臣民的不适应，旧的习惯被摧毁，不仅没有慑服被征服者，反而迅速导致了叛乱，并灭亡了秦政权。而汉朝就没有这么做。见氏著《〈春秋〉与“汉道”》。
    9 　《史记》载文帝四年，《汉书》载十三年，应以后者较妥。
    10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文帝外取黄老阴柔，内主申韩刑名”。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90页，商务印书馆，2001。
    11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第116页提示了汉法移植到诸侯国的后果。
    12 　《汉书·刑法志》，第1098页。
    13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14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15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16 　《后汉书·崔寔列传》，第1729页。
    17 　今山西曲沃一带。
    18 　今陕西韩城附近。
    19 　《汉书·五行志》，第1427页。又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90页，户口减半，并不是人口减半，而是考虑了脱籍、逃亡，以及武帝时期地方官的虚报。但百姓的逃亡，同样说明了当时政策的严酷。
    20 　今陕西淳化附近。
    21 　霍嬗之死很可疑，他是否为献祭被杀，因文献无存，无从探求真相。
    22 　刘宗迪：《太史公之死》，载《读书》2007年第3期。
    23 　《史记·汲郑列传》，第3106页。
    24 　《史记·龟策列传序》，第3224页。
    25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38页。
    26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上篇。辛德勇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年号是从“太初”开始，汉武帝的“元光”“元朔”等年号是追记，而且这几个年号主要是六年一改元的标记，没有特殊的“更始”含义。
    27 　今山东泰安宁阳。
    28 　陈侃理认为，《洪范五行传》为夏侯始昌所作，见氏著《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第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9 　今山东菏泽巨野一带，当时属于通衢。今山东潍坊仍辖昌邑县，与西汉的昌邑并非一地。
    30 　桑弘羊此时因故从大司农被短暂贬为搜粟都尉，但大司农空缺，桑弘羊实际仍代行大司农之职。
    31 　《汉书·西域传》，第3914页。
    32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中南大学学报》第21卷（2015年12月）第6期。
    33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9页。
    34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5页。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1节

    35 　也有一种可能性，在这场政变中没有被杀的昌邑王旧臣，比如王吉、龚遂，已主动投向霍光。西嶋定生持此说，见氏著《秦汉帝国》，第321页。
    36 　《汉书·武五子传》，第2761页。
    37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6—3157页。
    38 　《汉书·元帝纪》，第277页。
    39 　吕思勉《秦汉史》第152页：“霸王道杂之者，王指儒，霸指法，以儒家宽仁之政待民，法家督责之术绳吏。”此说太过理想化，霸王之道，不会区分民与吏，而是不可分割的统治思维。
    三、陈圣刘太平皇帝
    10.汉元帝的恐惧
    王政君的丈夫刘奭，也就是汉元帝，因为好儒差点被父亲汉宣帝废掉太子之位。但平心而论，刘奭好儒的种子是汉宣帝亲自种下的。汉宣帝长在民间，大概因为年少时只能依靠祖父刘据身边的一些故人长者，没能接受系统的皇家教育，所以对太子的教育就颇为上心，以作弥补。
    刘奭成为有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了完备的儒家教育的帝王。
    他的太子太傅都是有名的经师、重臣，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大儒夏侯胜和狱友黄霸，还有疏广、严彭祖、夏侯建、萧望之等，萧望之后来还成了刘奭的丞相。这几位师傅有个共同点：所传授的都是儒家的齐学 1 ，也就是最讲究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等近乎神学的那一派学问。
    可想而知，性格温柔、举止雅致、为人谦逊又受齐学教育的刘奭一旦当了皇帝，会出现何种情形。
    那就是一看到天灾人祸，就会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示。
    汉朝刚刚经历了昭宣中兴，国力已从汉武帝末年的凋敝恢复过来。但这毕竟是公元前，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不高，抗灾能力很差。面对天灾，有些帝王并不在乎，史书也未必一一记录；刘奭却忧心忡忡，每次都很紧张，下了许多“罪己诏”。再加上后来班固想把西汉走下坡路的起点划在汉元帝时期，所以《汉书》里这期间记录的灾异特别多。
    即位第一年，刘奭就遇上了地震、瘟疫、关东十一个郡国水灾，“饥，或人相食 ”，令他寝食难安。第二年，又遇上陇西地震、歉收、北海水倒灌，以及关东饥荒，“齐地人相食 ”。 2
    再以后，连年灾异，水旱雪霜就不多说了，还有日食、地震，或是皇家宗庙起火，或是星宿逆行，或是“白蛾群飞蔽日”…… 不一而足。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祥瑞。刘奭陷入了一个循环：他越害怕灾异，就越笃信儒家；越是笃信儒家，就会发现灾异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有一次，儒生京房向他报告说，自陛下即位以来，《春秋》上所有的灾异全都有了——“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 ”
    这个问题明知故问，倘若让后世帝王来看，一定觉得大逆不道。但刘奭却沉痛地答道：
    亦极乱耳！尚何道！ 3
    有的灾异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比如他即位第四年时，皇后王政君曾祖父的坟墓发生了一件怪事，支撑坟墓门口的木头柱子突然长出了新的枝叶。也是这一年，王莽呱呱坠地。多年以后，王莽将会把这条从祖先陵墓上生长的新枝作为自己崛起的祥瑞。
    不管怎样，灾异频发就意味着上天不满，上天不满就要转移天命、改姓易代。要想避免，皇室就得改制。儒家涵养多年，派别越来越多，调门越来越高，主张越来越具体，理想也越来越宏大，要改制就不会是小打小闹，班彪后来说过一句话：
    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 4
    一个是宗庙制度的改革，一个是祭祀制度的重置，还有一个是最高级别官制的改革。这三件事对儒家都非常重要，都属于最基础最核心的制度，又主要是外在形式上的改制，不太涉及朝廷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既得利益者的损害，阻力相对比较小，虽然几经波折，最终都确定了。
    这三件事意义重大，意味着汉朝从“霸王道杂之”真正转向了“独尊儒术”。
    而前两件最终是在王莽手中完成的。可以说，儒家的改制最终造就了王莽，而王莽也成就了儒家的改制。
    先说说宗庙，就是汉室自家的庙。
    高皇帝定天下后，在长安和郡国立了太上皇庙。因为当时汉廷对郡国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所以需要用立庙这种宗法的方式来维系统一。后来，每死一位皇帝，都会在长安周边立庙，部分郡国也要立庙 5 ；有些不是皇帝也要立，比如史皇孙。代代相累，到了刘奭的时候，宗庙已很庞大，全国有176所。
    汉朝人无论贵贱，大抵都相信地下世界的存在，所以对丧葬宗庙很在乎。皇室的宗庙可不仅仅是一座房子。一处典型的宗庙一般设在陵墓旁边，有房屋也有寝园，园中有寝殿、便殿，就像一个微型的宫殿；宗庙里还有许多人侍奉着亡灵，“祭司”们每天要把亡灵的衣服请到寝殿，按月请到宗庙，四时节庆有“乐队”吹拉弹唱，衣冠出游的时候车马仪仗和生前一样，士兵守着陵园，厨师给死人做饭；有些皇帝生前的宠臣妃嫔也会住在这里。
    一所宗庙如此，全国的宗庙就会产生巨大的人事费用和维护开支，成为很重的财政负担。据记载，元帝的时候每年宗庙上就需要卫士45,129人，祭司和乐人12,147人，祭品牺牲不计其数 6 。
    这一时期，地方的诸侯郡国已经牢固地被中央控制，地方宗庙维系宗法的功能已经不太重要。而且，祭祀皇室的列祖列宗被看作嫡子的特权，诸侯王祭祀的话不合礼，所以皇室宗庙只在长安保留由皇帝主持就好。
    贡禹是刘奭的御史大夫，在儒生们关于宗庙改制的呼声下，他向刘奭提了宗庙改制的建议。在丞相韦玄成、匡衡等先后支持下，宗庙改制的大幕拉开。汉朝的经学也从董仲舒开创的“天人感应”向着“复礼复古”转变。
    既然原来的宗庙数量多，又不合乎礼，所以改制的目标比较明确。首先把各郡国的皇室宗庙都撤销；在中央，把宗庙分成三类，刘邦是立国者、最早受命的皇帝，是始祖，庙号太祖，独为一类“祖庙”；文帝、武帝比较有功德，庙号分别为太宗、世宗，为第二类“宗庙”；其他的按照血缘关系，只保留四世，为第三类“亲庙” 7 ，超过四世说明亲缘已尽，原先立的庙就要“毁庙”，“毁”不是破坏摧毁，而是不再单独祭祀、不再维护的意思。
    祭祀的时候，还要遵照“禘祫”之礼，遵循“昭穆”之序。“禘”就是祭祀时以始祖刘邦配天；“祫”就是合祭 8 ，简单地说就是把汉朝列祖列宗的神主，不管有没有毁庙，都和刘邦的神主合在一起大祭；“昭穆”是说祖宗的神主不能乱摆，要按照父为昭、子为穆，一昭一穆的顺序有条不紊地排列。例如刘邦为昭，其子惠帝、文帝为穆，景帝为昭，武帝为穆，昭帝为昭，史皇孙为穆 9 ，宣帝为昭，秩序井然，庄重非凡。
    汉元帝搞的宗庙改革，到了成、哀时期又有所反复，特别是哀帝时还曾为要不要毁武帝庙而争论，但总的来说基本原则没变。而最终的定型者就是王莽。仅此一点，王莽在当时的功德可见一斑。
    11.独尊儒术的实现
    再说说郊祀。
    话说秦末汉初，普通百姓所崇拜的多是些地方神祇。刘邦刚起兵的时候，在丰县祭祀土地神，叫作“枌榆社”，当了沛公之后又祭祀蚩尤。后来当了汉王，入了咸阳，刘邦发现秦国在旧都雍城设立祭坛祭祀上帝，叫作“雍畤”，就问，这个祠所祭祀的上帝是谁啊？
    周围的人说：有四帝，分别是白、青、黄、赤帝。
    刘邦又问：“我听说天有五帝，怎么只有四帝呢？”
    周围的人大都是跟着刘邦一同进入咸阳的楚人，不知道秦国有五帝黑帝，更不知道黑帝最高贵。于是纷纷摇头表示不清楚。
    刘邦自己琢磨了一下说：“我知道了，原来是等着我来凑成五帝。”意思就是他是黑帝，于是刘邦立了黑帝祠 10 。在雍城形成了祭祀五帝的“雍五畤”，至于祭祀礼仪，他当然一概不懂，就召来秦国的祭祀官按照秦的礼仪祭祀。
    从丰县的土地神，到咸阳的黑帝祠，可见刘邦的信仰是非常杂乱和率性的，只要是神就祭。后来，加上黄老方士们的推波助澜，汉廷把梁、楚、晋、秦等地的“巫”聚在一起，每个“巫”负责祭祀本地的神，为黄河、南山和天上的星宿也建立祭坛，经年累月，汉廷的各色国家祭祠里就罗列着蚩尤、后稷、东君、云中君、司命、河神、五帝、黄帝、八神、玉女、房中、堂上 11 等各种不搭界的神祇，甚至还有秦二世、李延年等人！这很像当年古罗马帝国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征服各地，并不会把当地的神祇消灭掉，而是都纳入罗马的“万神”之中。
    汉朝皇室也搞了类似的万神庙，只不过没有万神。汉文帝在保留“雍五畤”的同时，在渭阳搞了“五帝庙”，把五帝合在一起祭祀。汉武帝又在甘泉建立了“泰畤”，“泰”就是“太”，“泰畤”是在五帝之上搞了一个“太一神”，相当于天神，在“泰畤”祭天；祭了天就得祀地呀，汉武帝又在出土宝鼎的汾阴建立了“后土祠”。
    总之，到了这个时候，皇室终于从无神不祭逐渐养成了以“雍五畤”“渭阳五帝”和“甘泉泰畤太一”“汾阴后土”四类为主的皇家祭祀习惯，显然，这一习惯延续了秦朝旧仪。此外，刘邦以来各地所建立的稀奇古怪的祭祀，大概仍在运转，汉成帝时全国这类祭祠有683所。
    在儒家眼里，这些祭祀混乱、淫滥，夹杂着暴秦的礼仪和黄老的荒诞，既不尊重天，也不尊重地，还不尊重汉家。因此最好彻底清除，另立郊祀之仪。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2节

    汉成帝时，皇家宗庙的改制已经差不多了，郊祀的变革就被提上日程。
    主持这件事的是有名的匡衡。据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从隔壁“凿壁借光”读儒经 12 。现在，他已经成为汉成帝刘骜的丞相、乐安侯、当朝儒宗、《诗经》“学术权威”。在匡衡看来，汉家以往的郊祀全都是错的，按照儒经特别是他所传的后苍礼学的观点，天子郊祀要在长安的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甘泉泰畤距长安百里以上，汾阴后土祠距长安约四百里，雍则是秦国旧都，都不属于长安的南北郊，而且三地路途艰险，天子每去一次，跋山涉水不安全，还耗费人力物力。
    匡衡的上奏在汉廷引发了两种不同意见，反对的意见来自皇后的父亲、大司马许嘉，他们认为原来的郊祀是汉家旧制，体现的是祖宗之法，“汉家制度 ”不可轻易变革；支持的意见来自其他儒臣。
    这倒是体现了汉宣帝当时以外戚为内臣，拱卫汉家传统，对抗外朝儒臣的意图。
    不过，刘骜和父亲汉元帝一样，笃信儒学，支持匡衡。诏令一下，从刘邦延续至此长达两百年的郊祀体系一朝瓦解，悉数废除，新的“南北郊”祭祀建立起来。
    与宗庙改制不同，匡衡对郊祀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推倒重来。在许多皇室成员看来，把刘邦亲手确立的祭祀毫不留情地废除，是王道彻底压倒霸道的做法。先不说匡衡的做法是否有道理，如此不尊重先王旧典，意味着皇室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再来自先王的征服和功德，而是由儒家说了算。
    说来讽刺，没过多久，匡衡因为贪占封国领土和租税被告发，免为庶人。讲了一辈子儒经大义的丞相居然因为蝇头小利而丢了官爵，此事想必在汉廷引起了不小震动。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风吹坏了甘泉泰畤附近的竹宫。灾异的出现和匡衡的倒台，令郊祀变革失去了支持。
    而且，刘骜当初同意变革，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没有子嗣，他想通过郊祀变革来感动天地，生个儿子。但变革之后他还是没有子嗣。此时，又一位儒家经师刘向对刘骜进言：雍五畤、甘泉、汾阴等祭坛刚建立时“皆有神祇感应 ”，所以祥瑞非常多，“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年，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 ，这足以说明旧的祭祀是很有效的。
    而且刘向也赞同当年和匡衡争辩时许嘉的意见：汉朝的郊祀宗庙等礼仪，都是当初祖宗和贤臣一同定下来的，随便议论都是大罪，更别说取消了。
    都是儒臣，何以刘向要反对匡衡呢？
    因为刘向是皇室成员，是汉初楚元王刘交的后代；而且刘向世传鲁学师法，是当年帮助刚即位的汉武帝进行改制的鲁申培的徒孙，与匡衡所传的齐学并不一样。在刘向看来，汉朝“久旷大仪 ” 13 ，制礼作乐要兼容汉道和儒道。
    由此可见，学术派别和身份都有可能影响人的立场，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壁垒分明立场不变的所谓“儒家集团”“外戚集团”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每个历史事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不久，王政君下诏，恢复雍、甘泉、汾阴三处祭祀，废止“南北郊”。
    尽管如此，王道压倒霸道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此事未完，尚有后续。
    此外还有儒家“通三统”的首次尝试。
    所谓“通三统”，就是在汉家天下里同时保存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不灭。汉朝要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封以很高的爵位，有封地。就像周朝会把夏的后嗣封在杞国，商的后嗣封在宋国。对汉朝来说，秦朝是“闰”，不承认其合法性，所以“三统”即商、周、汉。早在汉武帝时，汉家已经把周的后裔封为君；成帝则首次封孔子的后裔孔吉——孔子是商朝贵族的后代，又是儒家眼中的“素王”——为殷绍嘉侯，又很快进为宋公，加上周的后裔承休公，后来改为卫公，两人封地各百里。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刘邦时的“非功臣不侯”，到后来“舅氏封侯，犹皇子封王”，从来没有按照儒家的诉求给商周的后代封爵，而且是高于列侯的公爵。当然，此次对孔氏的褒扬，主要是将他作为商朝后裔而非孔子后裔，离后世超规格大规模的祭孔尊孔还很远，但此事开启了国家尊孔的道路。
    与此同时，何武对“三公”也提出了建议。汉家最初的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其中丞相位最尊，御史大夫虽然与丞相并称两府，实际低于丞相；太尉时置时废，汉武帝用内朝官大司马大将军实际履行太尉的武职；汉宣帝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何武的意见是，应该建立符合儒经的三公，于是汉廷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大司马给予了印绶并改为外朝官，地位与丞相等同，新的三公制建立了起来。
    “通三统”和“建三公”这两件事主要是形式上的变革 14 ，但传递的信号却很强烈：汉家逐渐抛弃“王霸之道”，专以王道为宗旨了。
    面对这些变革，也没有许嘉那样的外戚站出来反对了。因为外戚已是王氏家族，汉廷发出如此强烈的尊儒信号，想必也经过了王氏家族的默许吧。
    不久，成帝突然死去，他始终没有子嗣，这说明郊祀变革不必为此背锅。大概是在王氏家族的建议下，王政君又把郊祀制度改为了南北郊。
    至此，在刘姓天命已衰的背景下，宗庙、祭祀、建三公、通三统，都实现了儒家的意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
    12.汉哀帝的改制危机
    十九岁的汉哀帝刘欣一即位，汉廷风气为之一新。
    刘欣原本没有机会继承帝位。汉元帝有三个儿子，王政君所生的嫡子是汉成帝；另外两个儿子，一个被封为定陶王，一个被封为中山王，皆非王政君所生。刘欣是定陶王的儿子。汉成帝即位后，始终没有活到成年的子嗣，就把当时刚继承了定陶王位的刘欣召入长安，立为皇太子。
    哀帝虽然只是汉成帝的侄子，而且被立为太子有他祖母傅昭仪和赵飞燕皇后出力，但他毕竟是汉成帝亲自考察、选定的接班人。与东汉那些由外戚、大臣或是宦官通过发动政变拥立的皇帝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哀帝的权力不是二手的，也不是一个傀儡皇帝。
    在汉朝，像他这么幸运的非嫡系接班人可不多见。比如，汉文帝是在汉初功臣诛戮吕氏之后，由周勃、陈平定议即位的，所以汉文帝与周勃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再比如，汉宣帝是霍光从民间找来即位的，而汉宣帝在霍光死后诛灭了霍氏家族。
    哀帝即位后，耳闻祖父汉元帝的柔顺，目睹伯父汉成帝的糜烂，他所追慕的帝王典范是汉武帝和汉宣帝。效仿武宣，把汉廷的璇玑旋转回“霸王道杂之”的汉道上去，成了刘欣着意要做的事情。
    即位第二个月，他就下诏罢乐府，减省皇室开支，作为天下节俭的表率。元、成二帝沉溺于音乐，养了一大批乐人。皇室耽于享乐天下皆知，也成了皇室天命已衰的一大证据。所以罢乐府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他决定亲理政事，先是把王政君为代表的王氏家族排挤出权力中心，放逐了大司马王莽，用自己的外戚担任大司马，但并不把权力一概委任大司马处理；同时恩威并重，“屡诛大臣 ” 15 ，不断处置前朝遗下的中央重臣。皇权渐渐回到皇帝本人手中。这说明哀帝虽然年纪不大，但在政治手腕和谋虑果决上，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他刻意恢复汉道，打压儒道。他撤销大司空，恢复御史大夫的名号和丞相、御史大夫的两府旧例；他以身体久病的名义寻访方士，把长安及各地那些稀奇古怪的祭祀统统恢复，七百多所祭祠“重打鼓另开张”，每年祭祀的次数达到三万七千次。
    另一方面，哀帝有意识地做了一些符合儒家口味的事情。他清楚儒家兴盛、灾异四起的原因之一，是汉朝确实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地，农民只能去当奴婢或是沦为流民，国家的财政会减少，社会的贫富分化会加大，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所以，他刚即位就颁布“限田令”，限制土地兼并；颁布“奴婢令”，限制不同等级的人所拥有的奴婢数量；把三十岁以下的宫女放出来嫁人，五十岁以上的官营奴婢释放为庶人；增加基层官员的俸禄，斥退残虐的官员，司法部门对大赦之前的犯事不得追究；允许博士弟子施行三年丧礼；等等。
    这些措施有些未必能够彻底施行，但显示了新皇帝的勃勃野心，他要从儒家那里争夺“仁政”的政治主导权；而最惊世骇俗的事情，是他主动向暗流涌动的“刘姓天命已衰”的谶言发起挑战，要从儒家那里争夺“天人感应”的“神学”话语权，从而避免天命转移！
    经历了元帝、成帝的王道转向，哀帝时期的朝野上下已经弥漫着浓重的“改姓易代”氛围，汉室的合法性危机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程度，人们都说汉家作为尧后，其德已衰，按照五德终始，接下来要由舜的后人来受命。一般来说，皇室面对这种谶言是非常尴尬的，如果打压禁止，对笃信鬼神的汉朝人不仅没用，反而会反弹；如果置之不理，谶言也不会消失，灾异还将愈演愈烈。
    例如，汉哀帝即位前，儒生谷永曾给汉成帝上书，说了一句话：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16
    大臣给皇帝上书，先把皇帝教育一番，说天下不是你们刘家的。这在后世不可想象，在昭、宣时代也必招来杀身之祸。但汉成帝却不以为忤，还很受感悟。这就说明，连皇室包括皇帝本人，也视改姓易代为必然之理。
    齐人甘忠可趁机向汉成帝兜售解决汉家德衰的办法，主张“更受命于天”，也就是“二次受命”。不过，当时刘向对此很不以为然，就上奏说甘忠可妖言惑众，甘忠可被下狱，死在狱中。
    哀帝即位后，决心主动回应汉德中衰的谶言，刻意寻访精通此道的人，希望以其之矛攻其之盾，顺其意而用之。在司隶校尉谢光、骑都尉李寻的引荐下，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进入哀帝的视野。李寻曾是元帝丞相萧望之的属官，精通天文灾异之学，常说汉家将会遭遇大洪水。在王氏家族推荐下，李寻被任命为骑都尉，专门管理治水，一时风头正盛。
    夏贺良也主张老师的“再受命”之说，很对李寻的口味，李寻就举荐了他。
    由此可见，此时的汉廷已经完全不避讳谈论皇室天命中衰，哀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夏贺良先待诏黄门，在内廷门口随时等待召见。哀帝多次和他深谈，觉得他从甘忠可那里学来的一套东西听上去确实很有道理：汉家历数中衰，必须要再受命，改元易号，才能避免权力的失落。
    这很符合哀帝的意图，操作起来也不复杂，他就在即位的第二年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根据夏贺良的设计，下诏开启了汉家再受命的改制。
    此次改制在礼仪上具体做了什么，有哪些图谶祥瑞，有何种受命之符，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改制的思路很清楚：既然是“再受命”，就把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 17 ；既然要让尧的后人禅让给舜的后人，那就不妨给自己加上舜的称号，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并大赦天下。
    这个称号实在太诡异了，舜的后裔是陈氏，王莽在追溯祖先的时候，也是追到陈氏和舜帝。把“陈”加诸帝号之上，帝号里同时保留刘姓，就意味着哀帝既是尧后又是舜后。这种做法，颇有些异想天开，也的确是空前绝后，但平心而论，哀帝敢于回应如此重大事件，还能创造性地尝试解决问题，确实有武、宣之风范。
    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3节

    李寻、谢光看到夏贺良的建议被皇帝采纳，很是振奋，想一蹴而就，借着再受命改制的机会掌握外朝大权。这显然冒犯了哀帝。他重用夏贺良，是要把儒家的这套“德衰”“受命”理论的阐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是要委政于他们。李寻的做法等于是政变。哀帝马上下诏废除改制，处死夏贺良，李寻和谢光被流放到敦煌。
    一场奇异的“再受命”改制，轰轰烈烈地开始，匆匆忙忙地结束。以至于后人常说这是一场闹剧，将其作为哀帝不承皇冠之重的证据之一。其实，放在汉朝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和深信不疑的儒家信仰背景下看，这并不像一场闹剧。
    哀帝很清楚这次改制的边界，自始至终把控着节奏，他亲自发动，亲自终结，很明显只是想以汉武帝“缘饰儒学”的方法，用形式上的“再受命”来弥缝物议、引导舆论。一旦觉察改制要挣脱皇权的掌控，向着实质上的政变演进，他就果断停止，以绝后患。
    所以这并不是闹剧 18 ，甚至颇有一些帝王术的色彩。
    与之相似，哀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以他追慕武、宣的宏伟抱负和身处汉室末世的阴郁心态，以及聪慧的才能，他眼中的董贤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佞幸，而是他对汉室走向的重要安排，试想，假如哀帝长寿，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到那时哀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难保不会被认为是尧禅让给舜的壮举。但病痛的身体、早逝的时运、阴鸷的心理，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哀帝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年龄，承受着有汉以来所有的代价：
    汉武帝完成的“建政”，使皇权集中在中央，皇帝高度专制，诸侯王已无力无心拱卫，所以哀帝在世时还可以比较牢固地把控政权，一旦突然身死，权力瞬间旁落；在刘姓“改姓易代”的背景下，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力危机。
    汉宣帝完成的“建国”，形成了王霸平衡的“汉道”。但儒家经过元、成两代帝王的推崇，到哀帝的时代已演进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且与灾异、符命密切结合，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戚、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也因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今人陈侃理说，“汉家天下的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先于政治权威衰落。政治文化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 ” 19 再加上频出的灾异，连续两代皇帝绝嗣，皇室的命运已经注定。
    哀帝这个年轻的病弱皇帝怎么承受得了呢？
    待到哀帝身死，王莽仓促掌权，并在朝野的赞许之下，一劳永逸确定了宗庙的礼仪制度，把哀帝改回去的郊祀制度又改了回来。从汉元帝初次启动宗庙改制至此，三十年间，皇室对这宗庙和郊祀的改制反反复复不能定夺，又没有能力置之不理，意味着皇室已然失去了主导政教的权威。而这两件事最终成就于王莽，又恰好证明了王莽既能够稳定政局，又有资格定夺改制。
    至此，汉室的权力已经彻底被王莽掌握。人们也更加相信，选择王莽就等于选择了理想、选择了正义。只有王莽，才能将儒家改制从这些宗庙祭祀的礼仪制度向实质性的经济、财政、文化、内政、外交等全方位的变革大踏步迈进。
    13.沉默的宗室
    皇室如此，地方上的宗室呢？保守估计，汉末的刘姓宗室有十万人，应是一股庞大的势力。
    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沦为普通臣民。例如离王莽封地新都国不远的舂陵国，虽然同属侯国，其实又小又穷。当时大的侯国可称“万户侯”，舂陵侯国在汉元帝时期的一则记录显示只有476户 20 。其卑弱可知。
    舂陵侯的近支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刘敞的堂弟，却不怎么操心天下大事。其实，他这一辈子只为一件家庭恩仇殚精竭虑，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他自己。
    那还是刘子张年轻的时候，他任侠好斗，算是当地豪杰，出入舂陵国及周边，结交各色人等，说起来，这些人地位高的也不过是些亭长、游徼之类的基层乡官。那一天本来一切都很好，他溜达到同郡的蔡阳国，和相识的釜亭亭长约了喝酒。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的侄子 21 ，和亭长喝酒，彼此都不觉得辱没身份，当时一般宗室的地位可见一斑。
    两人喝着酒，慢慢都醉了，不知怎么就吵了起来，那亭长估计自以为是地方官，比宗室“牛”，就辱骂刘子张。子张也大怒，趁着酒劲，拔剑就把亭长刺死了。
    当时的社会风气遵循儒家今文经学的“大复仇”，“大”的意思是“尊崇”，就是尊崇那些对杀死自己父兄的人“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
    刘子张杀人之后，竟然逃过了官府的追究，所以极有可能是舂陵侯帮忙脱罪。但是，在“大复仇”观念的驱使下，亭长的儿子却没打算放过他。亭长被杀时，儿子还年幼，一晃十几年过去，亭长的儿子已经成年，就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前来复仇，杀死了刘子张的弟弟刘骞。
    亭长的儿子为什么杀刘子张的弟弟而不是刘子张本人，这一点史书未载。但杀了刘骞，复仇的“接力棒”就到了刘骞儿子那里。刘骞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刘显，一个叫刘赐，兄弟二人下定决心再复仇，就结交宾客，准备对亭长一家大干一场。结果，事情暴露，刘显被抓。
    被抓倒不是大事，但蹊跷的是，刘显突然在狱中死了。
    刘显兄弟好歹也是宗室，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很可能是亭长那边使了什么手段，而且，十几年前刘子张杀人可以脱罪，十几年后宗室在监狱里却死了，看来是宗室的地位在持续下坠。刘赐悲愤不已，就和刘显的儿子刘信一同变卖田宅，散尽家财，招纳亡命徒，进入新一轮复仇。
    与此同时，刘子张的儿子刘玄，也因为堂弟刘显之死而愤怒，况且，这个仇恨是自己的父亲当年酿下的，不能袖手旁观。他性格和父亲相似，也喜欢结交宾客。于是，一场由刘子张的儿子刘玄、侄子刘赐、侄孙刘信为主导的针对“乡干部”的复仇行动开始酝酿。
    为了笼络人心，刘玄以好酒厚待宾客。有一天正在家中聚会喝酒，乡里负责治安的游徼登门，刘玄连忙请他一同喝酒。这些宾客其实都是流氓亡命徒，素日都是和官吏对抗的，看见游徼迟来，有一个喝醉的宾客就唱起歌来：
    朝亨 22 两都尉
    游徼后来
    用调羹味！
    都尉的官职比游徼大，这首歌的意思是说：“早上煮了两个（官大的）都尉，（官小的）游徼来得晚，拿来给汤调味！”
    游徼一听，勃然大怒，把这宾客绑了起来暴打数百下，还扬言要追究刘玄的责任，特别是为什么要养宾客，有什么图谋？
    刘玄觉得不妙，就赶紧跑到平林县外祖家躲了起来。游徼等官吏不依不饶，把刘子张抓到了监狱里。眼看事情要闹大，为免夜长梦多，刘赐和刘信干脆自己行动，同宾客一起找到亭长的家，先杀人后点火，把亭长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全家都杀了。杀人之后，刘赐、刘信叔侄二人随即亡命。刘玄为了救父亲，只得诈死，发丧回舂陵，官府这才把刘子张放了出来。
    一场十几年前由刘子张喝醉酿下的杀人事件，结成世仇，至此延续了三代，最终以亭长全家被杀、刘家或死或逃为结局。
    一群高皇帝的后裔，世系清楚的汉景帝支脉，竟然沦落到与最基层的乡官打架斗殴，手段与“黑社会”差不多，且损失惨重，可知当时绝大多数宗室已经与平民无异，充其量也就是底层豪杰。他们的“复仇大业”只是为了自己的至亲，不会上升到汉廷社稷安危这样的高度。他们已经完全地方化了，既没有动力和实力发动政治和军事叛乱，也没有资格向王莽献媚。而且，在王莽当时政策的默许下，地方官吏们甚至连面子也不给他们。
    当然，这些宗室也并非个个都像“黑社会”，刘子张爷爷的弟弟一支，就在按部就班地走普通士大夫的道路。这一支比刘子张离舂陵侯的嫡系更远，其中和刘子张平辈的是在汝南郡当南顿县令的刘钦，可惜刘钦死得早，留下三个女儿以及长子刘縯、次子刘仲 23 和三子刘秀。刘縯成年后颇有大志，刘秀由叔叔刘良抚养。刘秀名字的来源，据说是他出生时有嘉禾九穗，故而得名，但多半是因为“秀”在当时只是普通而常见的名字罢了。
    就在刘子张一家“大复仇”的时候，刘秀渐渐长大，此时王莽已经称帝，但不妨碍刘良把刘秀送到长安入太学，跟随中大夫徐子威学习《尚书》，看起来他们不仅对汉朝灭亡没有抵触，还要努力进入新朝的体制中。当然，进入新朝的刘姓宗室，特别是刘秀这样的边缘支庶，经济已经日渐拮据，他只能和一个姓韩的同学凑钱买头驴，把驴租出去，用租金交学费。
    宗室们要么与基层小吏“打成一片”，要么逐渐成为新朝的普通臣民，在他们身上，看不出多少“人心思汉”的迹象。若不是后来王莽重大决策接连失误，若不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令天下疲惫，若不是突然爆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关东流民，若不是连南阳郡这样富庶的地方也出现饥荒，连刘秀这样上过太学的人也不得不贩卖粮食，这些宗室将会在历史中慢慢消逝。
    汉哀帝死后，继任的汉平帝、刘婴虽然贵为皇帝、皇太子，但其实已经和刘玄、刘秀等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等到灾民揭竿而起，叛乱四处点燃，沉默的宗室们陡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刘”字，是非常不错的招牌。刘玄、刘縯们这才打出消失了十几年的汉朝旗号，营造出“人心思汉”的悲情气氛；逃亡多年的刘赐、刘信们才纷纷露面并返回故乡；前途无望的刘秀们才会加入兄长的队伍。
    但眼下这个时候，这些号称帝系的宗室们，只不过是些在乡村里和亭长斗殴的底层豪杰，或是循例读书力争到“体制内”谋个职位的儒生。从汉廷中央向下看，这类宗室的声音是沉默的。要不是后来刘玄成了推翻王莽的更始皇帝，要不是刘秀中兴了汉室，这些基层治安案件和买驴贩粮之类的杂事压根儿不会被史书记载下来。
    史书只会盯着王者。
    注释：
    1 　疏广、严彭祖都是公羊博士胡毋子都的再传弟子，同出一师；夏侯胜、夏侯建都传《洪范五行传》；萧望之世传《齐诗》。当然，刘奭也接受过鲁学的教育，和齐学比起来，鲁学没有那么多荒诞不经的神学内容。但他鲁学老师就不那么有名了，比如张游卿以谏大夫的身份教过他《鲁诗》，张氏是前面提到过的昌邑王的老师王式的弟子或徒孙，但张氏本人无论是名气还是官职均与夏侯胜等无法相比。《后汉书》里还记载高嘉也教过刘奭《鲁诗》，此人连事迹都没有留下。
    2 　《汉书·元帝纪》，第280、282页。
    3 　《汉书·京房传》，第3162页。
    4 　《汉书·韦贤传》，第3130页。
    5 　汉惠帝应该只在长安有庙，而汉文帝则在各郡国都立庙；汉武帝在长安有庙，在他巡游过的郡国有庙。
    6 　《汉书·韦贤传》，第3116页。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4节

    7 　三种类别的概括，见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五章。
    8 　祫，就是合。祫祭涉及的立庙、毁庙等制度较为复杂，此处简略概括，姑不赘言。
    9 　史皇孙是汉宣帝的父亲，但没有当过皇帝，所以祫祭的时候可能不会摆进去。
    10 　这里说的五帝，和逐渐形成的“三皇五帝”的五帝颇有不同，是秦地本土神祇。而刘邦选择黑帝，是为了继承秦的“水德”，因为水德尚黑。
    11 　东君是日神，云中君是云神；八神是今天山东地界的八个神，包括天、地、阴、阳、日、月、兵和四时；房中大概是房子的神，堂上大概是门神灶神一类。
    12 　此事不载正史，见《西京杂记（外五种）》卷二，第19页。
    13 　《汉书·礼乐志》。
    14 　也有不少观点认为汉成帝“绥和改制”具有强烈的实际意义，但考虑到汉成帝很快去世，这一改制在当时应该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15 　《汉书·哀帝纪》，第345页。
    16 　《汉书·谷永传》，第3467页。
    17 　居延汉简有“太初元将元年六月”的简文。转见辛德勇《建元与改元》。
    18 　有观点甚至认为，这场改制是刘欣的帝王权术。袁青《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一文推断，刘欣故意开启此次改制，又故意在一个月后以改制无效果的名义取消改制，目的就是证明儒家关于汉室中衰的谶言是错误的；见《江汉学术》第33卷第5期。此说缺乏足够史料支持，但刘欣从头至尾把控改制的看法是妥帖的。
    19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第110页。
    20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32页。
    21 　刘子张年轻时，当时的舂陵侯可能是刘敞的父亲刘仁。
    22 　亨，即烹。
    23 　刘仲应是没有留下姓名，刘仲就是刘家老二的意思。
    第二章　元始元年春正月：安汉公
    王者德泽
    旁流四表
    则白雉见
    ——《春秋感精符》
    一、仓促之夜 1
    1.政治的决断时刻
    再受命的努力失败后，不久刘欣就死了。
    回到刘欣之死的那天晚上……
    守着皇帝的遗体，拿着传国玉玺和绶带，董贤握有了至高权力的象征，成了此时此刻未央宫里最具权势的人。他对自己下一步的使命或许有所领悟。这是他封锁消息，不情愿让太皇太后出来主持局面的原因。
    更何况，他身上那一串头衔，各个都掌握着重要权力：
    高安侯是爵位，说明董贤是汉朝的上层贵族，有食邑，能世袭。汉朝的皇帝要想登基，首先得成为太子，或是被封侯封王。当年汉宣帝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入承大统，就是先被封为阳武侯，当天即以阳武侯的身份登基。
    大司马，原是西汉初期和丞相、御史大夫并称的太尉，后来改名为大司马；最初是内朝加官，汉成帝时期改为正式的外朝官、“三公”之一，汉廷名义上掌管军事的最高文官。在刘欣的前任成帝、元帝时期，大司马“全权”代表汉帝处理实际政务，权力极大。
    卫将军，是掌握部分军权特别是禁军的将领，这意味着董贤拥有调动长安城军队的权力。
    领尚书事，并非官职，而是指董贤拥有管理“尚书”的职权。汉朝的尚书，不是后来三省六部制下“尚书侍郎”的政府部级长官，而是类似于“中办秘书”的内廷吏员，职位虽低，却是皇帝身边人，能够亲身参与政事并代表皇帝传达命令，“出纳王命、王之喉舌 ”。所以，外朝的高官如果不能“领尚书事”，权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董贤的这个差事意味着他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决策中枢事务，代表皇帝发号施令。
    还有，此时围绕在龙床周围哭泣的，基本都是董贤的人：昭仪董氏，是董贤的妹妹；父亲董恭是卫尉，掌管着未央宫宫内和宫门的保卫；内弟是执金吾，掌管着未央宫宫外的保卫，这些都是中枢要职。此外，董氏家族成员还占据了许多郎、曹之类的朝廷中级官员的位置。可以说，刘欣生前差不多就像是在董家过日子。
    由此看来，刘欣对董贤确实有肉欲的欢喜，是“真爱”。既然刘姓天命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可逆转，把天下禅让给最爱的人，不好吗？
    总之，在刘欣晏驾后的这个夏夜，董贤凭借玉玺、职位和家族实力，成了未央宫暂时的主人。他还封锁着刘欣的死讯，把握着先机。
    既然消息被封锁，王氏姑侄是如何知道的呢？
    任何政治事件起初都是混沌的，只有具备政治品质的人，才能准确决断出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盟友。判别敌友是认清局面、把控形势的前提，而下一步，只有同时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才能付诸行动，跟随或反对谁。而不论是决断还是行动，都应当迅速，避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
    皇帝之死显然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刘欣活着的时候，像一个陀螺的中心，维持着他身边各种利益集团、私人恩怨、新旧势力之间的平衡。一旦身死，这个平衡不复存在，变成一团混沌。
    董贤如果确有政治品质，就应该意识到身为先帝宠臣，自己早就是各方面的眼中钉肉中刺，绝无超脱的可能。因此，在宫车晏驾的消息传到太皇太后那儿之前，他应该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以领尚书事的便利封锁消息、发号施令，以左将军之命密调军队，以大司马的身份召集并稳定外朝大臣，捕杀王莽，软禁王政君，即使不成功，历史也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但他似乎并不具备政治品质，也没有政治能力，既不缜密，也很延宕。他都没有留意到，此时围在刘欣遗体身边的，有一个姓王的人。
    王闳是王莽的叔伯兄弟，也是刘欣的旧知。因此，王氏家族虽然失势，他依然被提拔为中常侍，成为刘欣的侍从。王闳是汉室忠臣，曾经专门向刘欣上书谏诤不要宠信董贤 2 。刘欣在宴会上说要禅让给董贤时，群臣震惊而不敢言，唯独王闳站出来，说了一番“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天子无戏言”的道理，使刘欣非常难堪，董贤更觉惶恐。
    王闳不是大人物，但拥有董贤不具备的政治品质，他觉察到刘欣有把天下交付给董贤的意图，果断做了一件事：
    悄悄去长乐宫禀报姑妈太皇太后。
    按汉代的“两宫”制度，皇帝与皇太后分居未央宫和长乐宫，俗称西宫东宫。皇太后一般不去西宫，皇帝应定期去东宫朝见。一旦皇太后或太皇太后临朝，就意味着有重大事件。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5节

    得知皇帝晏驾，王政君一面用最快的速度赶往未央宫，一面马上派人去王莽的宅第，让王莽迅速准备进宫。
    于是，就在刘欣晏驾的当夜，太皇太后迅速驾到未央宫，在宣德殿扎下分庭抗礼的阵势，令董贤措手不及。局势逐渐变得明朗了。
    有太皇太后为后盾，王闳持剑走到董贤面前，不无威胁地呵斥道：
    宫车晏驾，国嗣未立，公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邪！ 3
    王闳太咄咄逼人了，竟然说出“待祸至 ”这样透露杀机的话。
    从王闳的呵斥中，可以知道在这宝贵的决断时刻里，董贤什么都没有做：没有挂印称帝，没有以大司马的名义召集群臣廷议新皇帝的选拔，也没有号啕大哭以表达忠臣和爱人的痴情。他只是拿着玉玺和绶带，毫无作为，拖延迟钝，直至王政君到来。
    事实上，即使如此，董贤仍然可以借助传国玉玺和皇帝遗言怒斥王闳胆敢带剑入宫，令士兵将其拿下。未央宫里都是自己的族人，囚禁王政君也并非不可能。
    但缺乏政治能力的董贤竟然乖乖地“跪授玺绶 ”，放弃了一切行动，将传国玉玺和印绶交给王闳，再转呈太皇太后。
    董贤大概觉得自己既没露篡逆之心，也没有夺权之实，何罪之有呢，将玉玺交出去能够保一家老小平安。他哪里知道，王闳把这团政治的混沌劈开之后，黑与白、是与非、敌与友也就分清楚了。董贤如果想保自家平安，又不去铲除敌人，那全家的安危就只能视敌人是否宽容了。
    《左传》有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况且董贤所怀的不是什么别的璧，而是传国玉玺。
    董贤虽然失去了传国玉玺，但爵位官职都还在，未央宫里遍布董氏族人，太皇太后绝不会感到安全，于是召见了董贤。
    在未央宫前殿东厢，老练的王政君满怀关心地询问董贤，如今皇帝晏驾，你作为大司马，是主心骨，下一步怎么办？特别是丧事打算怎么办理？
    董贤“内忧，不能对 ” 4 ，心乱如麻，说不出所以然来，加之太皇太后是国母，他按照礼节摘下冠冕，向王政君表达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歉意。
    这正中王政君下怀，她语含尊重地说，王莽以前也是大司马，曾经办理过汉成帝的丧事，有经验，“吾令莽佐君 ” 5 。一个“佐 ”字，令缺乏经验的董贤或许觉得如释重负，也无法拒绝，马上“顿首幸甚 ” 6 ，一边行礼一边说“那太好了”。
    于是，王政君立刻将早已准备多时的王莽请入未央宫。
    王莽一入未央宫，犹如池龙入海。
    2.乏味的政变
    夜未央。
    比董贤更加熟悉未央宫权力机制的王莽，入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废掉董贤所有的合法权力，哪怕董贤并不打算使用这些权力。合法的权力需要合法的方式去废除，王莽按照程序，找了一个尚书弹劾董贤。
    弹劾的理由是现成的：皇帝病危期间，董贤身为大司马，没有亲自照料皇帝的病情。
    换言之，皇帝因病晏驾，董贤负有领导责任。
    有了弹劾，就得有回应。王政君下令禁止董贤出入未央宫司马门，司马门是未央宫四面的门，这意味着董贤被剥夺了出入未央宫的权限，他那“领尚书事”的差事也就失效了。与此同时，王政君还为王莽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 7
    她让王莽接管了董贤大司马卫将军的职权，把持了兵权、代表未央宫接受百官奏事之权、未央宫内的安保权。那些在内外朝担任大小职务的董氏族人，也一并被罢免驱逐。
    至此，董贤掌握的政治资源只剩下一个于事无补的高安侯和空有头衔的大司马。他本来只是一只猫，不是老虎，现在猫指甲也被拔了个精光。
    董贤不知所措，“诣阙，免冠，徒跣谢 ” 8 ，脱去冠冕和鞋子，在王政君面前光脚求饶。
    仅仅几个时辰，一场可能剑拔弩张实则平淡无奇的政变就这样以王氏家族的胜利告终。对待毫无反抗能力的敌人，王氏家族没有显示出怜悯，而是马不停蹄地彻底消灭。这不仅是政治行为的惯性，也因为王氏家族对刘欣实在恨之入骨，刘欣的宠臣又怎么会被放过呢。
    董贤求饶后，王莽立刻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诏，罢免他大司马一职，册书写道：
    间者以来，阴阳不调，灾害并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辅也，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非所以折冲绥远也。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 9
    罢免三公总需要合适的理由，董贤这个二十三岁的大司马在满朝元老们看来，不过是刘欣的一只宠物。所以除了前面几句“阴阳不调、灾害并臻 ”的泛泛而谈外，根本不需要什么实际的理由，政变到了这种程度，已经令人乏味。“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就是说董贤还是一个孩子啊！
    董贤接受了册书，把大司马印绶交给了汉廷使者，乖乖地回到位于北阙的居所。
    北阙可不是长安的普通地段。中国古代的首都与现代不同，简单地说，那是皇宫以及为皇宫服务的建筑的组合。北阙是最靠近未央宫、由高官贵戚居住的一片聚居区，被称作“北阙甲第”。而董贤的房子，算是豪宅中的豪宅了。
    刘欣生前曾经命令专门给皇帝造宫殿的将作大匠给董贤修宅子，有趣的是，这位将作大匠是刚刚提拔的董贤的岳父。据说，这幢房子“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 10 ，“柱壁皆画云气华花，山灵水怪。楼阁台榭，转相连注，山池玩好，穷尽雕丽” 11 ，拥有宛如皇宫一般的层层华殿，墙壁柱子上画着烟云缭绕，有的柱子和门槛用丝绸锦缎包裹，面积也大得很。
    就是在这幢豪宅里，就在刘欣晏驾的当天，董贤和妻子自杀了。
    大概是因为极度恐惧，想尽快息事宁人，避免灾祸。董贤父亲董恭连夜将董贤夫妇下葬。董贤确实具有连夜下葬的硬件条件，因为刘欣早就在自己的帝陵旁边给董贤挖好了陪葬墓。当然，这坟墓也与北阙的豪宅一样奢华，“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 ” 12 ，竟然使用诸侯王以上才会使用的黄肠题凑，而且盘桓数里，地上建筑也很庞大。
    但王莽连死人都不放过。
    王莽显示出他性格中细致又多疑的一面：怀疑董贤诈死。还没有正式职务，只是作为皇帝后事主持人的王莽，立刻派人挖开董贤的坟墓，看埋进去的是不是本人。确认无误后，王莽这才向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大司徒孔光报告发掘结果，倒是让后人一窥董贤坟墓的奢华：
    以沙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无以加。 13
    “至尊无以加”，再次显示出刘欣对董贤成为继承人的寄托。可惜，这种寄托连地下也无法实现了。董贤的尸体被剥光衣服，草草埋在监狱里。父亲董恭、弟弟董宽信等人全部流放到合浦，当时的合浦靠海，在西汉是遥远的边境。
    董贤的家人被流放那几天，长安的平民们纷纷聚集到董贤的豪宅，一边假装哭泣，一边趁乱盗取财物。为什么？只看一个数据就知——董贤的家产被朝廷变卖了43亿钱。
    董氏家族自此从长安的舞台上消失了。
    此后不久，董贤从前照顾过的一个大司马府的小吏，名叫朱诩，从大司马府主动辞职，自费购买棺木衣服，到监狱里挖出董贤的尸体，穿衣入棺埋葬。这在当时并不是罕见之举。一般情况下，朝廷不仅不会怪罪，偶尔还会对这类人进行表彰，以显示掌权者的大度和对一种私人忠义的弘扬。
    但王莽听说后勃然大怒，找了个罪名杀了朱诩。
    这一举动颇显不近人情。董贤究竟何罪之有？或者说王莽对董贤的刻骨之恨从何而来？
    3.太阳似乎照常升起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6节

    刘欣晏驾第二天，六月己未（公元前1年8月16日），太阳照常升起。
    长安和往常一样，城外灞桥上人流往来如织，城内也是熙熙攘攘。站在安门大街和雍门大道的交叉口，能感受到东方大都的繁华，从交叉口往东北方向走的，多是长安城的居民，他们住在明光宫北边的闾里；往西北方向走的，多是商贾和游客，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市场。
    这天，未央宫也没有什么不同。这座宫殿是长安城最高的建筑，之所以高，是因为它矗立在长安地势的最高点龙首原上。在缺乏高层建筑的古代中国，天下人来到长安，无不被未央宫的恢宏气势所震慑。
    一场宫廷危机无声无息渡过，只有在宫内才能感受到，再平淡无奇的政变也是仓促而紧张的。王政君、王莽姑侄一夜未眠；新的一天早上，群臣毕至，内外咸集，才知道天下没了皇帝，太皇太后临朝，前任大司马王莽再度出现在未央宫前殿。
    群臣里的汉室忠臣可能会认为，在皇帝突然死去、刘姓天下险些被董贤篡夺的危急时刻，是王氏家族挽救了国祚，保卫皇室安全，渡过了空前的统治危机。这场政变的意义不同于一般的权力斗争，还关系着汉家天下能否存续。
    面对群臣，王莽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同时做好三件事：第一，重新担任大司马，合法掌握朝政；第二，尽快为汉朝选定征召新皇帝；第三，处理刘欣的丧事，以新皇帝的名义给刘欣议谥号，尽快将其下葬。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担任大司马。王莽虽然已经掌握了实权，但只能看作先帝大行期间的权变措施。太皇太后于是下诏：
    公卿举可大司马者。 14
    这里的公、卿，应不是泛指，而是禄位达到“卿”以上的官员。这个诏书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王莽在当时确属众望所归。没有人怀疑大司马会花落别家，王政君也就敢公开选拔。
    此诏书一下，“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莽” 15 。 有孔光带头，“举朝皆举莽” 16 ，这是王氏家族乐见的局面。
    孔光，据说是孔子的十四世孙，汉元帝的时候就已入仕，现在六十多岁了。大司徒就是原来的丞相，是汉朝政府的首脑。孔光在元帝、成帝期间，仗义敢言，仕途几经起伏，名声一直很好，是汉成帝死前的顾命大臣。
    不过，晚年的孔光已经变得明哲保身、虚与委蛇。
    例如哀帝时期，董贤的父亲董恭是孔光的下属，董贤是孔光晚辈的晚辈。刘欣拜董贤为大司马之后，虽然董贤和孔光都位列三公，是名义上的同僚，但董贤毕竟才二十几岁。为了抬举董贤，刘欣故意安排董贤以私人名义去拜访孔光，试探朝野反应。孔光则揣摩上意，隆重地穿好衣冠礼服，提前出门到路上等待，看见董贤的车来了，马上返回家中恭恭敬敬地迎接，董贤临走时也恭恭敬敬地送走，不像是和同僚交往，倒像是对待上级一样。
    刘欣听说后非常高兴，马上安排孔光的两个侄子为官。
    此事成为孔光的污点，但孔光当年能够曲意奉承董贤，今天也能带头支持王莽，这并不意外。
    意外的是——这次举荐居然出现了反对派：前将军何武和左将军公孙禄互相举荐对方为大司马。何武曾经当过御史大夫、大司空，位列三公，与公孙禄又是朋友。互相举荐，是因为两人商量过：
    往时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方当选立近亲辅幼主，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亲疏相错，为国计便。 17
    称得上振聋发聩了。
    他俩宣称：以往吕后、霍光、上官桀父子等外戚秉政时，国家都一度陷入危亡。现在成帝、哀帝连续两代君主都没有子嗣，说明外戚势力太过强大。当前又在选立皇帝，就不该再让外戚来当大司马，而应“亲疏相错”，让我们这样不属于外戚的大臣来担任，才是为国之道。
    单看这段史料，会觉得这二位要么是痴迷权位，要么是昧于时势。其实都不然，从与王莽的交往看，他俩确实属于公忠体国的大臣。
    比如何武，早在十四五岁时就觐见过汉宣帝，资历很深，几经宦海沉浮，汉哀帝时由董贤举荐为御史大夫，后转任前将军。王莽曾辗转请何武举荐他为太常，何武没答应。多年以后，何武被王莽逼迫自杀。公孙禄，虽然在新朝建立后仍与王莽合作，但在廷议时当众批评王莽，被逐出朝堂。
    何武和公孙禄的举动，引起朝野不小的震动。《汉书》记录下这件事情，是将他们二人作为抵抗王莽篡政的先知。但反而说明当时朝廷大多数官员支持王莽，反对者不是没有，却是少数。
    尤为难堪的当数王政君。
    六月庚申（公元前1年8月17日），她索性直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不顾忌她举行的公开推荐会不会被看作虚伪的把戏。而何武、公孙禄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
    有了大司马的职位，王莽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新皇帝了。
    刘欣晏驾一个月后的七月，王莽选择了时年九岁的中山王刘箕子，也就是后人所称的汉平帝。
    箕子幼小，颇有人认为这是王政君、王莽姑侄俩特意遴选的傀儡皇帝。但大概率并非如此，选择箕子是按照皇位继承顺序来的。
    前番曾说，汉成帝、刘欣都没有子嗣。那么皇位继承人只能从汉元帝的后代里寻找。汉元帝有三个儿子，嫡子是汉成帝，傅昭仪所生的是定陶恭王，定陶恭王的儿子就是刘欣；另一个妃子冯昭仪所生的是中山孝王，中山孝王的儿子就是箕子。
    刘欣和刘箕子按照辈分是兄弟，照理说不应“兄终弟及”，但汉元帝的后代里已经没有再下一代的男性继承人了。后来，王莽进一步向朝野说明，箕子所继承的是汉成帝，而不是刘欣，在祭祀上更加视刘欣不存在。
    箕子从中山王升格为皇帝，按照惯例他的母族应该入朝，他的舅舅应该担任大司马等重要职位，就像刘欣即位时那样。但恰恰考虑到刘欣即位后封赏本家外戚，把王氏家族一脚踢开，王氏家族做了充分准备。
    王莽的做法是：中山王升格为皇帝，王位空缺，就另选了一位宗室刘成都当中山王，代替箕子奉祀中山孝王。这样的话，朝廷就有理由继续封箕子的母亲为中山王太后，令她留在中山国，不得来到长安当皇太后。
    九月，距离刘欣晏驾整整六十四天，箕子正式即皇帝位。当日大赦天下。箕子孤身入朝为帝，母亲舅舅都不在身边，形成了王政君临朝、王莽执政的局面。这将是汉朝残存岁月的基本政治格局。
    自此，王莽可以从容清理朝廷上的异己。他对何武、公孙禄以及刘欣时期上位的外戚、新贵等罗织定罪，但并不出面弹劾，而是力捧主持外朝的孔光，拜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让孔光按程序奏请王政君处置。
    王莽在幕后，孔光在台前，王政君“秉公办事”，朝廷气氛为之一变，王氏家族牢牢把控了汉廷大权。
    至此，前朝遗留下的政治问题只剩下给刘欣议谥号了。刘欣的遗体已经停放了两个多月，确实需要抓紧下葬，而葬仪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把谥号书写在谥册上放入帝陵随葬。
    按照汉制，帝王崩殂后，要由新皇帝和大臣一起议谥。鉴于一是刘欣在位期间王氏家族吃尽了苦头；二是刘欣宠信董贤，屡杀重臣，大臣们对他颇有非议；三是新皇帝并非刘欣的子嗣，又是个孩子，刘欣的谥号可想而知。
    和后世谥号的虚饰相比，西汉皇帝的谥号和庙号大都会比较认真地议定，也相对符合皇帝生前的行为。庙号只有足够资格的皇帝才配拥有，此时只有开国皇帝刘邦、以旁支身份承继大统的汉文帝刘恒、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刘彻拥有庙号，连平息了“七国之乱”的汉景帝和号称中兴的汉宣帝都没有庙号，所以刘欣不可能有庙号简直是一定的。多年以后，王莽给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平帝均立了宗庙并追认庙号，唯独越过了刘欣，切齿之恨昭然若揭。
    至于谥号，高皇帝以来几个皇帝的谥号都不错，按照顺序依次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唯独到了刘欣，谥号被定为“哀”。
    这个“哀”字着实扎眼。
    严格来说，“哀”倒不算恶谥，而是中谥。谥法里说：“恭仁短折曰哀 ”，主要表达一种追思哀悼之情，也符合刘欣短命的实际。但刘欣的“欣”字恰恰是“喜”的意思，以“哀”志“喜”，总归有一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汉哀帝下葬后，至少表面看来，汉朝空前的政治危机已被王莽化解。很多臣民发自内心认为，若非王莽在决断时刻处置了董贤，并择立新帝，还有谁能稳定这个政局呢？
    注释：
    1 　《汉书·王莽传》第4068页：“臣以元寿二年六月戊午仓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宫……”
    2 　《汉纪》卷二十九，第513页，中华书局，2002。
    3 　《后汉书·张步传》，第500页。
    4 　《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5 　《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6 　《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7节

    8 　《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9 　《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10 　《汉书·董贤传》，第3733—3734页。
    11 　《西京杂记》卷四“董贤宠遇过盛”，见《西京杂记（外五种）》，第31页。
    12 　《汉书·董贤传》，第3734页；罘罳，音浮思，和门阙配合使用的屏风。
    13 　《汉书·董贤传》，第3740页。
    14 　《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
    15 　《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
    16 　《汉书·何武传》，第3487页。
    17 　《汉书·何武传》，第3487页。
    二、安汉公是什么称号
    4.千年周公今又来
    箕子即位后，改年号为“元始”。元始元年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年。
    西汉自从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年号怎么取、几年改元等一直比较有规律。新皇帝即位的年号，一般都会体现“开始”的意思，箕子的“元始”也不例外，但这其中也包含了王莽的雄心壮志。
    就在元始元年春天的正月，发生了一件千年未有的祥瑞。
    有一支据说来自极为遥远之地的蛮夷，自称“越裳氏”，在益州牧的引领下来到长安朝贡，并献上一只白雉，两只黑雉。
    雉，大概就是野山鸡之类的大鸟。不过在当时人的眼中，雉和凤凰似乎区别不大。当这三只美丽的大鸟在朝廷上出现，所有人都被震惊了。因为，雉的出现本身就是祥瑞，《春秋纬·感精符》里说：“王者德泽，旁流四表，则白雉见 。”意思是说，白雉出现，意味着天下出现了道德流布四夷的王者。
    王者是谁？
    这就要看贡献雉的是什么人了。
    越裳氏，据后人考证，大概是在东南亚的老挝、越南一带。但实际上并不需要坐实地点。知道他们来自极远之地，遥远到需要经过“重译 ”也就是若干次翻译才能与汉朝人语言沟通，这就够了。
    在汉朝人的文化记忆里，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土贡献雉，是在一千年前的周成王时期，并且不是为了见周成王，而是见辅佐成王的周公。
    周公就是当时的王者。
    《韩诗外传》记载了这个故事：
    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曰：“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达也，故重译而来。”周公曰：“吾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髪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来。 1
    这个故事极富诗意，又充满了喜庆色彩。
    越裳氏经历了辗转翻译，给周公献上一只白雉。周公问，我有什么资格受你们的贡献呢？越裳氏通过翻译答道：“在我的国家里，连续三年风调雨顺，大海没有惊涛骇浪，老人说这是因为中原出了圣人，何不去朝贡一番呢。所以我们就来了。”
    看，周公是辅佐幼主，今天的大司马王莽也是辅佐幼主；周公处理了“管蔡之乱”，稳定了周的政局，王莽也处理了董贤，稳定了汉的政局；周公的德行令越裳氏万里迢迢来献雉，王莽也是如此。而且周公那么大的功德，只得到了一只白雉，献给王莽的还多出两只黑雉，这岂不是超迈了周公的德泽？
    《汉书》指出，越裳氏的位置不在益州的方向，所以这次献雉是王莽自导自演的闹剧。这极有可能，假如周公时期真的有一个越裳氏，过了一千年，还在同一个地方，还叫同一个名字，其概率微乎其微。
    “一千年”很久，今人说起一千年前的宋朝，会觉得遥远得不得了。但对汉朝人来说，“一千年”只是越过秦返回周。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有王莽，从周公至今正好是一千年 2 。
    王莽把雉鸟献给了皇家宗庙，表示祥瑞要向汉朝的列祖列宗报告，而不是归功于自己。但群臣不难嗅出王莽与周公媲美的味道，当然，眼前这位外戚、权臣，似乎在儒学造诣上比汉朝以往的同类人物如田蚡、霍光等要高得多，人品也更高尚。这个祥瑞可能会令一些汉廷的官员感到诧异和震惊，但大多数官员会觉得这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5.汉家天下王氏安
    王莽从一位失势的前任大司马，变成了堪比周公之德的帝国掌权者。这不能不说是上天的恩德。
    雉鸟，便是上天恩德的明证。
    面对这一祥瑞，群臣纷纷向王政君上奏王莽的功德，首次提出“安汉公”这个称号：
    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 。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 。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3
    “群臣”是史书原话。能称得上“群臣”，表明这是绝大多数官吏的意志。其中，有的官吏应出于对权臣的奉承，有的属于王莽势力，有的则对祥瑞深信不疑，有的是真心拥护。但不管怎样，“群臣”基本达成了共识，证明王莽的功德在时人看来符合事实：
    第一，汉朝曾经有过大司马稳定政局、“安宗庙”的历史案例。当年霍光废昌邑王，立汉宣帝，开创汉朝中兴局面。王莽逐董贤、立箕子，功劳与霍光颉颃。既然霍光曾经比着汉代第一宰相萧何来封赏，那么王莽也应该如此。
    第二，从儒家的“圣史”看，今天出现周公时期的祥瑞，说明王莽与周公同功同德。既然周公“托号于周”，那么王莽也可以托号于汉。
    这两点理由，分别照应了“行事”——汉朝惯例，和“古制”——儒家制度，说明给王莽这一特殊的封赏——也就是“安汉公”的称号并非逾制。
    “安汉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称号，令人想起英国革命时克伦威尔被群下所上的尊号“lord protector”。这个词被译为“护国公”，非常巧妙，与“安汉公”真是相得益彰。
    多年之后，王莽在给朝廷的奏章里有一句自况：
    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 4
    王莽是把爵、号和官三者区分来看的。他成为安汉公的时候，爵位仍然是新都侯，这就说明安汉公不是爵位。他的官职当时还只是大司马，说明安汉公也不是官位。
    安汉公是一个尊号，其特殊之处在于以国号为号。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8节

    周朝的“周”，是因为传说周太王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徙到“周原”，开创基业，因此国号为周。 5 而周公的“周”，也是因为他“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 ” 6 ，所以包含了国号的意思。
    周公的“公”，是因为他乃王室执政大臣，所以尊称为“公”，也可能是周地的公爵 7 。周公封在鲁，但他始终没去 8 ，而鲁国是侯国，所以“公”与鲁国没有直接关系。
    “安汉公”正是要模仿“周公”的称号。此时的汉朝，还没有施行“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所以安汉公的“公”是尊称，“安汉”则包含了汉的国号，简单地说就是与“周公”相侔的“汉公”，鉴于王莽的功德，加上一个“安”字，所以是“安汉公”。
    汉朝的皇帝为“汉皇”“汉天子”，刘邦在称帝之前是“汉王”，那么“汉公”的称号有多么尊贵，可想而知。
    尊号的规格如此之高，王莽前后推辞了六次，先是婉拒，宣称安汉的功绩是大家的，可以封孔光，不必封我。群臣坚持未果，就抬出王政君下诏，王莽索性称病不上班。为表示公平，王政君下诏封了孔光等四个大臣，已封侯的“升职”，未封侯的封侯，但王莽仍然不上班。无奈，王政君只好直接下诏封王莽为安汉公，并听取群臣的呼吁，把萧何的旧居赐给了王莽。
    赐萧何的旧居，也是尊崇的一大手段。萧何在刘氏皇族的叙述里，不仅是高皇帝的宰相，而且是刘氏的恩人。汉景帝称他“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 ”，就是说萧何与高皇帝共造基业，堪称合伙人；汉武帝离汉初那么多年了，还说“朕报萧相国德 ” 9 。所以，萧何是汉初功臣里罕见的直到王莽时期仍然葆有爵位的人，中间世系几次断绝，都被皇帝寻找后裔续封，地位长达两百年不衰，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终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他只接受这个称号本身，对于汉廷赐予的物质封赏一概不受，并说了一句很豪迈的承诺：
    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 10
    就是说，等待天下百姓家给人足的时候，再给我封赏。
    王莽在两千年前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今人尚且颇觉感动，何况古人？
    对此，王政君下诏答复：那就暂不封赏，但对王莽的日常俸禄赏赐加倍，等待天下家给人足时再赏。
    由此亦可知，当时人们谈起“百姓家给”，似乎不是“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之类的终极理想，而是不久之后就能看到的场景。王莽不仅安定了政局，还给天下人带来即将实现万世太平的期望。再加上“谦让”，他赢得了空前的拥戴。
    后人习惯于把王莽当安汉公视作“篡逆”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这怕是一种后见之明。在当时，仿效周公说明王莽向善、有理想有道德，引起的是赞美。须知，霍光宣称受汉武帝的遗命秉政，一个重要证据，就是拿出了一幅“周公负成王”的画。霍光说这是汉武帝所赐，以证明自己是受命照顾年幼的汉昭帝，承担周公之责。尽管上官桀等人当时就称这幅画是霍光伪造，后世史学家也颇多怀疑，但没有证据。而且，霍光并没有篡夺汉朝的皇位，背负成王的周公也就不可能和篡权沾上边儿。
    同理，在王莽被群臣上安汉公的尊号时，群臣所能想到的，近是霍光辅佐昭帝和宣帝的往事，远是周公辅佐成王的传说，朝野基本不会认为王莽有篡夺帝位的野心。即使在当时“天命转移”的背景下，王莽有取而代之的嫌疑，也只能说是大势所趋、时代使命，难说是王莽的主观意图。
    有一个小小的波澜，被不起眼地记录在史书里：汉哀帝下葬后，陵墓称义陵，按照当时“前殿后寝”的制度，陵墓旁边有祭祀的前殿，也有供亡灵休憩的寝殿。王莽成为安汉公后一个月，义陵的陵寝令，也就是管理汉哀帝陵墓的官员，急忙报告了一个惊悚的消息：
    前一天晚上，汉哀帝的衣冠还在寝殿的盒子里放着，第二天早上，那衣冠自己跑到床上来了！
    王莽对此十分惊讶，马上安排祭祀以最高规格的太牢，试图平息亡灵的愤怒。
    汉室的亡灵怎能不愤怒？刘氏筚路蓝缕，劬劳功业，贤君辈出，怎么就走到需要外戚来“安”的地步？
    注释：
    1 　《韩诗外传》卷五第十二章，见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第172页，中华书局，2020。
    2 　《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尽心下》：“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五百年后，约略等于王莽秉政之时。
    3 　《汉书·王莽传》，第4046页。
    4 　《汉书·王莽传》，第4068页。
    5 　《史记·周本纪》正义“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第111页。
    6 　《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谯周注，第1515页。
    7 　周公的“公”，可能既是采邑在王畿之内的“周”的公爵，又是作为周王室执政大臣的尊称。
    8 　以往有学者认为，周公次子世代继承周公之位；长子伯禽封鲁，所以鲁国的开国封君是伯禽。但是《史记》等明言周公封鲁，且以欧洲封建制度为参照，一个贵族可以同时拥有国王、公爵、侯爵等多个称号，所以周公封鲁依然较为可信。
    9 　两引见《汉书·萧何传》，第2012—2013页。
    10 　《汉书·王莽传》，第4048页。
    第三章　王氏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
    坏决高都，连境外杜
    土山渐台，像西白虎
    ——汉成帝时歌谣
    一、王氏之兴自凤始
    1.“种马”王禁的一生
    魏郡元城县 1 的王禁在历史上籍籍无名，但他因为好色，与众妻妾生养了十二个成年子女。于是，这个刚从外地搬迁到元城县的基层官吏家庭，在一代人之内膨胀成足以颉颃皇族的大家族。
    王禁出生在汉武帝年间，年轻时曾到长安学习法律并踏入仕途，在廷尉府担任廷尉史。当年李斯“焚书”之后，严禁私学，想要入仕的人只能“以吏为师”，除了法律条文之外什么也不许学 2 。通过学习律法条文入仕，这条规矩一直延续到汉朝。
    在廷尉府这个兼有司法和审判职能的中央机关里，廷尉史是一个普通但很有前途的低级官员。王禁如果想上进，可以效仿他的前辈杜周，只要不怕得罪皇亲权贵，亦不怕杀人，穷治几个大案要案，那么从廷尉史一路升到廷尉乃至御史大夫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王禁不同，他对此并不看重，很快就告别仕途返回家乡。元城县在当时是黄河渡口，属于交通要道，商业发达，经济理应不错。《汉书》说：
    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 3
    就是说，他有更大的志向，因此对仕途并不看重，也就不需要在外人面前当道德君子，好酒好色，多娶侧室。这里的“大志”指什么，史书没有交代，但对当时的普通人而言，比做官更有吸引力的宏大志向，大概是延年益寿、长乐未央、服食升仙之类。
    西汉时的庄园已经很舒适了，在这富庶的地方，筑起连片的房屋，装饰红色的漆器，架起漆屏风，悬挂丝绸帷帐，用精美的博山炉熏香，吃的喝的都由庄园生产，女婢日夜服侍，这样的日子难道不舒服吗？
    于是王禁生了又生，有四女八男成年，考虑到当时的人均寿命和医疗水平，堪称奇迹。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9节

    魏郡的李亲是王禁的前妻。这十二个子女里仅有次女王政君、长子王凤、三子王崇由她所生。据说，李亲对丈夫娶了如此多的妾感到不满，就像其他汉朝女人一样，与王禁离婚，改嫁河内郡的苟宾。《汉书》称她“妒”，实在是对女性尤其是西汉的女性缺乏体谅。况且，当时妇女改嫁十分平常，尤为典型的是汉景帝的皇后王娡，已经在民间嫁人且生育一女后，又改嫁时为皇太子的汉景帝，最终生育了汉武帝刘彻。
    改嫁之风如此，妒与不妒，有什么可讥议的呢。
    不过，在这桩汉代基层县域的寻常婚姻里，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祥瑞：李亲在怀王政君时，梦见有月亮进入自己怀里。
    这件事情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的，合理的解释是王政君贵为天下母之后，李亲自己说的。考虑到汉朝百姓普遍存在的鬼神观念，梦见月亮这件事应该不是杜撰。
    月是太阴，也就是太阳的配偶。史书把这件祥瑞记录下来，梦见月亮就成了后妃的祥瑞。
    在此之前，西汉的皇后们在微贱时多少都会有一些接近祥瑞的事，有的仅仅是相面或望气，比如汉文帝的母亲薄皇后，相士见了她说“能生天子 ”；比如汉昭帝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巡幸河间时，有术士“望气”说当地有奇女，汉武帝才将她找来。有的只是巧合，比如汉文帝的妻子窦皇后，原本是皇宫宫女，被吕后选中赐给诸侯王，窦氏想分配到赵国，因为离家近，就特意和管事的宦官打了招呼，结果宦官忘了，把她分到了代国，窦氏被迫去了代国，却阴差阳错成了代王的妻子，而代王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所以，李亲梦见月亮而生王政君这件奇事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与之相似，传说王政君小时候在家纺织，有只白色的燕子衔着一枚指头大的白石从她头顶飞过，巧了，那石头正好掉进她的纺织筐里。王政君拿起石头，石头“啪”的一声裂为两半，上面写着“母天地 ”三个字。
    王政君觉得这块石头很宝贝，就好生收着，把它叫作“天玺” 。好像是上天给她的命运盖了一个印戳 4 。
    另一件事情则有些诡谲。
    王禁不是魏郡的土著，他的父亲王贺原本是济南郡东平陵 5 人，距离魏郡有250公里左右。汉武帝时，王贺算是个有些名气的人物，因为曾担当汉武帝的绣衣直指御史。绣衣御史，顾名思义，就是穿着“绣衣”以表示身份特殊的按察执法人员，类似于明朝的锦衣卫。在西汉，绣衣御史是汉武帝的一大发明，他们不是常设官员，但拥有皇帝亲授机宜的荣耀和对所巡察地区大小官吏生杀予夺的特权，是皇帝用来恐吓臣下、可以不走法律程序而杀戮的特务人员，属于那类极不受欢迎的专制工具。
    王贺的同僚暴胜之在担任绣衣御史期间，执法极其严格，对郡守级别的地方最高长官“二千石”及以下官吏毫不心软，稍有过错即斩杀，“连坐”的士民也不放过，“大部至斩万余人 ” 6 。汉武帝时期据说全国户口减半，除了战争、饥荒和逃亡，动辄斩杀万余人的案件当存一份“功劳”。
    王贺的风格却完全相反，对当地的官吏能放一马就放一马，以至于放纵得太多，被认为不称职而免官。王贺对此并不以为然，说了一句：
    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 7
    挽救千人生命的功德，就能让后世子孙封侯。佛教兴盛之前，这种祸福神鬼的思想已经很普遍，也是汉朝人笃信祥瑞或灾异的观念基础。而王贺认为自己至少救了万余条命，封侯岂足道哉？
    王贺免官；暴胜之升官，后来官至御史大夫，在“巫蛊之乱”时因一桩小事被汉武帝逼迫自杀。
    需要留意的是，王贺所按察的地区恰恰就是魏郡。他的这种执法方式，当然会在当地赢得口碑。所以，王贺在故乡东平陵与人结怨后，就会想到举家搬迁至魏郡以躲避灾祸。
    于是，王贺搬迁到魏郡元城县的委粟里，还担任了“三老”。委粟里，顾名思义，是“堆放粮食的闾里”，可能就是粮仓所在的社区。既然所居是县城社区，王贺又曾经是中央官员，推测他所担任的三老也应该是地位更高的县三老而非乡三老 8 ，成为元城县有头有脸的人物。西汉的三老往往由德高望重且熟悉本地情况的人担任，王贺作为一个外来户，居然担任三老，颇能说明他在魏郡确实比较得民心，已经是魏郡人民的“老朋友”。
    王贺的搬迁属于脱籍迁徙，在当时，一般百姓根本无法自由迁徙，王贺多半利用了他在中央和魏郡的人脉 9 。
    诡谲之事就发生在元城县。
    元城县有个人叫“建公”，这名字听起来应是本地有声望的“父老”，他对王贺说：春秋时，元城属于晋国。有天，附近的沙麓山忽然崩了，晋国的史官就认为，沙麓山的崩坏是因为“阴胜于阳”，预示着从山崩往后数六百四十五年，这里将有圣女兴起。
    这番话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春秋·僖公十四年》的确记载了“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的事情。
    鲁僖公十四年是公元前646年，往后数六百四十五年，真巧，正好是汉哀帝晏驾这一年。
    从后世角度看，把沙麓山崩与王政君成为圣女勾连起来，时间跨度过于精准，显然是事后的伪造。而且西汉之时，大家对《春秋》最为尊崇的是《公羊传》，但《公羊传》对沙麓山崩的解释，认为是齐桓公将死，宋襄公将败，由诸侯主持天下大业的“霸道”将出现危机，丝毫没有提到什么阴阳、圣女之类，甚至连晋国的史官也没提到。《穀梁传》也是如此。
    这就是此事的诡谲之处。多年以后，王莽已经改朝换代，以“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为尊号的王政君去世。王莽让他的老朋友、大文豪扬雄做了一篇诔文，其中一句是：
    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 10 。
    只提到两个祥瑞，也就是王政君的母亲梦到月亮和沙麓山崩这两件事。由此可见，在当时人眼中，这两件事是真真切切发生，且奠定了王政君成为圣女基础的祥瑞。后人信与不信，又有何意义呢？
    要进入王氏家族的历史世界，就得先进入汉朝普通人的观念世界。
    对汉朝人来说，祥瑞就是上天显现的神迹，既然王政君能够从一名民女成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直至新室文母太皇太后，那么她崛起的这个事实就一定会有祥瑞，如果没有，那只能说明没有找到或是缺乏对神迹的敏感。
    2.幸运的王政君
    李亲为王禁生完三个子女后，就改嫁了。
    没有母亲的言传身教，王政君的性格也与母亲不同，她“婉顺得妇人道 ” 11 ，性格柔软、温和，是那类对丈夫言听计从、比较缺乏个性的女人。长大之后，王禁开始考虑女儿的婚嫁问题，但诡异的是，他把王政君先后许嫁给两个男人，其中一位还是诸侯王 12 ，但这两个男人都在迎娶之前突然去世。
    无独有偶，汉宣帝晚年的皇后王氏，也就是王政君的婆婆，年轻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每当适人，所当适辄死，故久不行 ” 13 ，每次许嫁，许给谁谁死，直到后来汉宣帝将她召入后宫。这里需要多说一句，此王皇后与王政君不是一个“王”，两人郡望不同，也没有血缘关系。
    汉朝的人均寿命不高，死人很常见，所以一个女人许嫁的男人接连死去，似乎也不是非常奇怪。但考虑到有的女人日后嫁给了皇帝，那么接连死去的男人就成了这个女人被上天别有眷顾的证明。
    王禁感到很奇怪，恰好他有个熟人会看相，叫“南宫大有”，就邀他给王政君相面。南宫大有仔细相了一下，神秘地说：
    贵为天下母 14 。
    在班固笔下，南宫大有只说“当大贵，不可言 ” 15 ；到了王充笔下，则明说“贵为天下母 ”。知道女儿未来尊贵的命运，王禁才关注到性格柔顺的王政君，开始教她读书、写字、鼓琴。
    等到她十八岁时，经由魏郡都尉，正式送入掖庭，但“为家人子 ” 16 ，仅仅是一名宫女。在汉朝，普通人家把女儿送进宫以谋求全家富贵的事情很多，但女孩子们绝大多数要么老死宫中，要么人老色衰出宫嫁人，能够飞黄腾达的凤毛麟角。
    谁都知道，没有王政君，王莽就不可能走到历史前台。王莽再有能耐，再勤奋刻苦，儒学素养再高，也比不上姑妈恰好嫁给了皇帝这件事。与那些可怕的后宫争斗相比，王政君却仅凭幸运，顺利成为天下母。其幸运之大、之多、之重，令人不得不相信上天的确会降下祥瑞。
    入宫之初，王政君只是个后宫的宫女，既没有绝色美貌，也没有出众才能，与太子更无任何理由建立关系。
    说到太子刘奭，他现在正宠爱着司马良娣。
    刘奭性格柔弱。父亲汉宣帝是一位经历传奇的雄主，对这个儿子并不满意。但刘奭的生母许皇后是汉宣帝在民间时的结发妻子，两人同舟共济，感情极好。许皇后后来被霍光家族毒死，汉宣帝十分悲伤，对他俩唯一的儿子刘奭也就多了一份容忍。
    司马良娣之不幸，恰如王政君之幸运。
    司马良娣宠信未衰，忽然得病将死，死之前，她告诉太子，自己的死并非天命，而是太子其他的妾嫉妒她，诅咒她死。司马良娣一去世，太子极度恼火，闷闷不乐，喜怒无常，乃至发起病来。他相信司马良娣的话，把怒气播迁到其他妾身上，一个人也不见，更别说“造人”了。
    汉宣帝却需要太子“造人”，就令王皇后从后宫挑一些宫女送给太子，以表示安慰。
    王皇后大概以自己作为挑选标准，不必太美貌太精明。“婉顺得妇人道 ”的王政君幸运地进入皇后的视线。皇后一共挑了五名宫女。不久，太子来朝见皇后，皇后就让这五个人上来，坐在太子面前，又悄悄叮嘱自己的侍从女官长“长御”观察太子喜欢哪个。
    太子哪个都不喜欢，他仍然喜欢死去的司马良娣，而且尤其不喜欢别人为他挑选的女人。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20节

    但那毕竟是皇后，太子只得勉强说：“这里面的一个就行吧。”
    这里面离太子最近的人，那天恰恰穿了一件红色绲边的衣服，显得与众不同。长御就以为太子选中了她。
    她就是王政君。
    于是，王政君一不留神就从一名普通宫女，变成了皇太子的娣妾。
    更幸运的是，皇太子的后宫有娣妾不下十人，时间久的已经被太子“幸”了七八年，却一个生儿子的也没有。王政君被送入皇太子宫后，皇太子只幸了她一次，马上有孕，生下来就是儿子。汉宣帝盼孙子盼了很久，因此格外喜欢这个皇孙，亲自给他取名为刘骜，亲昵地称他是“太孙” 17 ，常常带在身边，俨然有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意思了。
    汉朝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皇帝的儿子成了太子，母亲不论何种出身，必然为皇后。王政君有了儿子，必然成为太子妃。她的父亲王禁再次被召至长安，任丞相少史。这虽是个低级官吏，但王禁在这个职位上等待的不是丞相府的升迁，而是女儿的蜕变。
    王政君生子后第三年，汉宣帝因为前几年新丰县出现了黄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祥瑞，就改元为黄龙元年。也是在这一年，未央宫里下处的一只母鸡长出了公鸡的羽毛，虽然不能像公鸡那样打鸣，但有公鸡的模样。
    就在黄龙元年，汉宣帝崩，皇太子刘奭即位，即汉元帝。他即位后，改元为初元元年，无独有偶，丞相府史家一只母鸡的毛色也渐渐变成了公鸡，与一年前的那只鸡不同，这只鸡已经能够打鸣了。
    王禁恰恰就是丞相少史。
    许多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母鸡变成公鸡，正是王氏崛起和刘氏衰落的征象。王政君还是太子妃时，那只鸡只有雄鸡之形却不能打鸣。等到汉元帝即位，二十二岁的王政君先被封为婕妤，三天后又被立为皇后，这时候出现的鸡就不仅有其形，而且能打鸣，与公鸡无异了。
    短短几年时间，王政君就从一个县域富户家庭的平民女子，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一跃成了皇后。
    牝鸡为雄，此汉家之灾异，却是王氏之祥瑞。王氏家族作为外戚正式登台。
    身为皇后父亲，王禁是王氏家族名义上的首要人物，按照对待外戚的惯例，他被封为阳平侯。阳平离元成县不远，可以看作对他的优待。继而“加特进”，这是汉代一个比较特殊的加官，又叫“特进侯”，属于爵位系统，没有实权，但等级“位次三公”，这里的“次”不是“次于”而是视同、等同的意思，就是说级别等同于“三公”，是稀少的尊位。
    此外，他从魏郡来到长安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拖家带口，一大帮王氏家族成员赶来享受外戚理应得到的荣华富贵。
    例如，他的弟弟王弘被提拔为长乐卫尉，担任长乐宫的保安负责人。
    长乐宫一向由皇太后居住，此时的皇太后是曾经的王皇后，当年正是她将王政君送入太子宫，如今已经成为王政君的婆婆。为了区分这两位同为王氏且前后相继的“王皇后”，后人把王政君的婆婆称为邛成太后。
    前面说过，汉朝非常讲究“母以子贵，子以母贵”。邛成太后并不得汉宣帝的宠爱，但她性格温和，家族势力很弱，又没有儿子。汉宣帝立她为后，是相信她能照顾好他的儿子们。事实的确如此，邛成太后看到汉元帝顺利登基，就很知趣地不问外事。她一直活到汉成帝时期，位极尊，也有几名家族成员封侯，但在诸外戚中并不起眼。此时的王政君才二十二岁，家族势力同样弱小，以王政君的性格，考虑到当年的恩情，她与这位婆婆应相处甚笃。王政君让自己的亲叔叔王弘担任长乐卫尉，负责邛成太后的安全，也应是出自恩情而非监视。邛成太后去世后，王政君很悲伤地说：
    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质共修之义，恩结于心。 18
    “奉质共修，恩结于心 ”，婆媳之间这八个字蛮令人感动。也正因为这位婆婆的超脱，才给了王政君极大的活动空间。
    但此时的王政君柔顺、善良、年轻，从未显示出过硬的政治素养，又不得汉元帝宠爱。她真的是王氏家族的灵魂人物吗？真的是后世王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吗？
    3.遇见贵人
    汉元帝时期的政坛，几乎没有王氏家族什么事儿。
    朝堂之上，外戚以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史高领衔，大臣以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倚重，内廷有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把持。这三拨儿才是汉元帝时期的主要势力。
    就外戚来说，史家、许家、王翁须家 19 根基都很深厚，且与刘氏皇族有着特殊的亲情。
    简单回溯一下，汉武帝晚年爆发“巫蛊之乱”，太子刘据及妻子史良娣、刘据的儿子史皇孙及妻子王翁须全部死难，只有刘据的孙子刘病已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尚在襁褓，幸免于难，蒙祖母史家倾力照管方才长大。汉宣帝在民间时娶妻许氏，同甘共苦，感情深挚。汉宣帝登基后，妻子许氏不幸死于霍光妻子之手；母亲王翁须因为出身微贱，家人已不知所踪，直到登基四五年之后，汉宣帝才寻找到外祖母和两个舅舅。种种患难与共，使汉宣帝即位后刻意提高了史家、许家、王翁须家的地位，几家外戚迅速壮大，就势力的强弱来说，史家最强，许家次之，王翁须家又次之。
    汉元帝时期，史家的代表人物史高、王翁须家的王接、许家的代表人物许嘉，先后出任大司马、车骑将军。汉元帝还请许嘉把女儿嫁给太子刘骜，嫁过去后听说小两口十分恩爱，汉元帝倍感欣慰，觉得十分告慰早逝的母亲许氏，立刻吩咐左右上酒为他庆贺。
    此时，作为汉元帝妻族的王氏家族还十分弱小。王政君本人虽然贵为皇后，但汉元帝几乎不再临幸她；她的父亲王禁虽然位列特进，名誉很高，但并无实权；叔叔王弘仅是一名小小的长乐卫尉；只有在王禁去世后，王政君的哥哥王凤继承了王禁阳平侯的爵位，并担任卫尉、侍中，得以常在皇帝身边，王氏家族才稍微有一些起色。而王莽，在汉元帝时期才出生。
    此时，王氏家族不仅弱小，还要战战兢兢，以免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地位。
    考虑到太子家弱，汉元帝指示了一位亲近大臣来照顾，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史高的儿子史丹。史丹在汉元帝为太子时就担任侍从，十余年来朝夕相伴，至今还常常陪着皇帝出行。汉元帝的意图是：
    上以丹旧臣，皇考外属，亲信之，诏丹护太子家。
    真是天下掉下来的幸运，王氏家族竟然毫不费力就得到了最具权势的外戚史家的支持。要知道，王政君唯一的王牌就是太子刘骜，只要顺利熬到刘骜即位，那么按照惯例，旧的外戚会退出政坛，王氏家族就可以施展拳脚了。史丹的出现，无疑巩固了太子的地位。
    但世事难料，偏偏此时汉元帝有了废太子之心。
    一旦刘骜被废，王氏家族不仅现在的地位岌岌可危，恐怕还要被逐出长安，甚至性命难保。
    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主要的原因还在刘骜。刘骜早年因为“宽博谨慎 ” 20 还颇得父亲欢心，长大后，却“幸酒，乐燕乐 ” 21 ，汉元帝逐渐认为他能力不足，难以担当帝王大任。到元帝晚年，刘骜更是做出一件令父亲极为恼怒的事情。
    汉元帝的小弟弟中山哀王刘竟和刘骜年龄差不多，这叔侄二人自小一起长大，按理说感情不错。中山哀王去世后 22 ，汉元帝十分哀痛，刘骜来吊唁，却面无哀戚。这一下子就惹怒了汉元帝，他说了句为后世历代帝王所警醒的话：
    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 23
    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人之心，是没有资格为帝王的，这不仅是汉元帝所信奉的儒道，也的确是真正的伟大帝王所具有的基本品质。汉元帝说这句话，很明显有了废太子之意。
    太子变成一个耽于酒乐又冷漠无亲情的人，王政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王政君“柔顺”的性格推测，她对太子应是极为溺爱的。
    幸好史丹在场，他马上免冠上谏，替太子打圆场：这事儿不怪太子，是我看见陛下您过于哀痛，所以太子刚才觐见之前，我私下里让他千万不要在陛下您面前哭泣，以免让陛下更伤心。臣该死。
    这番话效果非常好，不仅替太子开脱，还把太子包装得很仁孝。史丹果真是王氏的贵人。
    但刘骜的太子地位依然岌岌可危，因为竞争者已经出现。
    汉元帝有三个儿子，除了太子刘骜，还有傅昭仪的儿子定陶王刘康，冯昭仪的儿子中山王刘兴。儿子多了，做父亲的心中总会有一些偏爱，这是人之常情。汉元帝从来没有对王政君有过很深的感情，登基后又格外宠爱傅昭仪，母亲的无宠多少会影响到儿子的地位。
    傅昭仪虽然比皇后等级低，但她在汉元帝为太子时就嫁了过去，人又比王政君精明，善于笼络人，连后宫的宫女仆人都很喜欢她，常常为她酹酒，祝她长寿。这与傅昭仪自幼就在皇宫里生活有关，她很小的时候就服侍在上官太后身边，而上官太后是汉武帝的儿媳妇，霍光的外孙女，六岁就成了汉昭帝的皇后，历经昭帝、昌邑王、宣帝，一直活到汉元帝时期。
    有这样的资历，傅昭仪怎么会看得起王政君呢？
    与傅昭仪同样受宠的还有冯昭仪。有一次，汉元帝带着傅昭仪、冯昭仪等人去看斗兽表演，这种游玩之事当然不会带王政君了。突然，有只熊跑出了圈，攀着围栏要出来，虽然一时没有危险，但傅昭仪等人吓得四散而逃，唯独冯昭仪站在熊的面前，挡住汉元帝。侍卫一拥而上将熊格杀。汉元帝非常感动，更加宠爱冯昭仪。因为这件事，傅昭仪还十分嫉恨冯昭仪。
    傅、冯二人受宠如此，又都生了儿子，刘骜的位置越发不稳固了。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21节

    此外，汉元帝热爱音乐，擅长书法，鼓琴吹箫，作曲唱歌，无不精通。傅昭仪的儿子定陶王也是多才多艺，擅长音乐。汉元帝对定陶王越看越喜欢，“坐则侧席，行则同辇 ” 24 ，形影不离，亲密无间。王政君、王凤和刘骜对此看在眼里，却无计可施。
    竟宁元年（约公元前33年），汉元帝病入膏肓。但陪在他身边的并不是皇后和太子，而是傅昭仪和定陶王母子。汉元帝更是多次向身边的侍从询问，当年汉景帝废太子立胶东王刘彻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这就使内廷和外臣都看出了汉元帝的废立之心。
    王政君对这样的局面有何应对吗？
    束手无策。
    要不是她哥哥王凤担任卫尉、侍中，目睹或听说这些事情，王政君都未必知道。
    王凤、皇后和太子都急得没有办法。这时候，贵人史丹再次出现。
    作为汉元帝的宠臣，史丹比皇后更有资格侍奉皇帝的疾病。终于等到皇帝独处，史丹直接觐见、顿首、伏跪、哭泣，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大意是：皇太子已经立了十余年，老百姓人尽皆知，天下归心。我见到最近定陶王受宠得太过分，外边到处都是谣言，说陛下要废太子。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一定拼死力争，我第一个先死，给公卿大臣做表率！
    这话很有威胁性吗？并没有，更像是恃宠撒娇。作为十分了解汉元帝的宠臣，史丹抓住了汉元帝性格柔弱、缺乏主见、为人仁厚的特点，故意说了这番话。被臣下点破心事，汉元帝大感失措，既不好意思，也颇觉没面子，只好矢口否认，说：我这几天情绪不佳，太子和两个王都还小，我很念着他们，所以会常常与定陶王相见。但你说的废太子这事儿，绝对没有！皇后为人谨慎，先帝生前又特别疼爱太子，我岂能违背先帝的意愿呢。你这番话，很让人摸不着头脑啊。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汉元帝不仅没有认真考虑废立太子的事情，被宠臣这么一激，反而被牵着鼻子走了。史丹看到目的已经达到，表演得更加热烈，他继续说：原来没有这回事啊！我真是太愚蠢啦，都是误听了那些小人的谣言，我罪当死！
    汉元帝见史丹如此给自己台阶下，也就顺势告诉史丹：我的病怕是好不了了，你要好好辅佐太子，不要令我失望！
    于是，在史丹的一番操作下，原本要废掉太子的汉元帝，竟然巩固了太子的地位。
    与此同时，王翁须家族的重臣、汉宣帝的表兄弟、时任右将军的王商也支持太子。于是，汉元帝时期三家最重要的外戚里，史、王两家明确支持太子即位，许家又是太子的岳父。太子的地位终于稳固了。
    第二年，汉元帝就晏驾了，太子刘骜即位，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
    在这次有惊无险的太子废立风波中，王政君没有表现出任何强有力的政治能力，她甚至险些为溺爱太子付出惨重的代价。将她送上皇太后尊位的，是史丹及其代表的旧外戚势力。而史家之所以支持王氏家族，当是看准了王政君的柔顺，与之结盟能够在太子即位后继续保持原有地位，毕竟史家与现任皇帝的血缘越来越远。
    史丹也是个“种马”，有二十名成年子女，其中九个儿子均任职朝廷，后代“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余人 ”，这笔投资真可谓划算之极。
    4.善良的王政君
    汉元帝当了十六年皇帝，晏驾之前，交代太子刘骜和王政君，日后要善待弟弟们，特别是他喜爱的定陶王。汉元帝在西汉诸帝里品德相对最为宽厚，也是西汉第一位主动遵循儒家思想治国的皇帝。在他治下，西汉的政治气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简言之，就是儒风越来越醇，改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灾异和祥瑞越来越关注，易代改姓的观念基础逐渐形成。
    太子刘骜即位，即日后的汉成帝。原来的皇太后邛成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她仍像从前一样知趣地不问政事；三十八岁的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果然成了“天下母”。
    旧的外戚如史家、许家、王翁须家，势力仍然不可小觑，许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车骑将军许嘉，从汉元帝时期就担任大司马，成帝即位后仍然占据这个职位。按照惯例，王氏家族的“族长”阳平侯王凤，以大将军的身份也担任大司马、领尚书事，而且借着新皇帝即位，封邑增加了五千户。
    朝廷里同时出现了两个大司马。
    王政君的同母弟、光禄大夫王崇被封为安成侯，食邑有万户之多。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则同日被赐爵为关内侯。除了王莽的父亲王曼因为已经去世没能封侯外，王禁剩余七子全部为侯。王莽此时才十三岁，封侯没他什么事儿。
    关内侯，是西汉二十等爵制里仅次于列侯的爵位，一般没有食邑。对大多数西汉上层人士来说，一辈子能达到的最高爵位也就是关内侯了；但对于拥有勋烈军功或是身为皇亲国戚的人，关内侯只是步入列侯行列、成为货真价实的贵族的第一步。
    王氏家族一朝之间成为显贵，但这在西汉是惯例。因为对现任皇帝母族的尊崇是汉朝“孝治天下”的表现。从姿色平平的宫女到担惊受怕的皇后，再到地位至尊的皇太后，王政君本人并没有发挥怎样的作用。幸运，唯有幸运不断眷顾着她：
    幸运生活在一个外戚可以合法取得特殊地位的朝代，幸运嫁给一个宽仁的丈夫，幸运遇上一个实力弱小的婆婆，幸运得到史丹和王商等重臣的帮助，幸运拥有一个男丁兴旺、潜力巨大的娘家，幸运地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哥哥，幸运地生了个沉湎于享乐却又极为孝顺的儿子。
    权力掌握在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能力的人手中，对这个人及汉朝来说都是致命的隐患。
    但在此时，王政君和满朝公卿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恪守妇人之道、善良仁爱的皇太后。
    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揣测。王政君与她被称为“妒”的母亲很不一样，她忠实执行了丈夫的临终叮嘱，对定陶王极为优待，并不为当年太子险些由定陶王取而代之的事情而挟嫌报复，相反，“赏赐十倍于他王 ” 25 ；汉成帝在母亲影响下，对这位当年有意无意的帝位竞争者也没有猜忌之心，更是在多年之后将皇帝大位传给了定陶王的儿子刘欣。比起后世为了皇位大开杀戒或是累世报复的情形，仅从这一点看，王政君确实善良仁爱。
    她自己也十分孝顺。母亲李亲改嫁给苟宾后，生了一个儿子叫苟参，不久苟宾死，李亲成了寡妇。当时王政君刚刚当皇后，就要求父亲王禁必须把前妻接回家；成帝即位后，王政君又要求汉成帝比照汉武帝给自己同母异父的舅舅田蚡的待遇，给苟参封侯，尽管这个请求被汉成帝以不合礼法的理由拒绝了，但苟参还是担任了侍中、水衡都尉，成为可以出入禁省的官员。
    她对家人充满亲情，而且血缘越近的家人越亲。汉成帝登基五年后的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已经官至诸吏散骑的安成侯王崇去世，留下遗腹子王奉世继承侯爵。对这位亲弟弟的死，王政君十分难过，想必在儿子面前也时常流露。于是到了河平二年，汉成帝为了安慰母亲，把剩下的几个舅舅同日封为列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因为同天受封，被世人称为“五侯”。这个大手笔在汉廷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但十分符合王政君对家人的态度。事实上，后来王莽得以封侯，也与王政君亲近家人的习惯有关。
    至于她在后世最被人诟病的纵容王氏家族擅权这件事，站在王政君的立场来看，她是在关心娘家人，对娘家人一定要照顾好，哪怕引起舆论非议也在所不惜。而照顾好娘家人，其实就是在凶险的政治旋涡中保护自己的儿子，保护刘氏的祭祀不灭。王政君只不过是尽可能利用西汉的外戚体制而已，假如没有王莽，王氏家族的擅权比不上吕后、霍光。
    所以，王政君确实是恪守妇道、为人善良，同时也缺乏政治头脑和能力的一个女人。一方面，她并没有为王氏家族的崛起做太多具体的事情。面对根基牢固的外戚勋旧、虎视眈眈的文臣武将、遍布全国的皇室成员，入场博弈的并不是王政君而是王凤。另一方面，恰恰是她这种发自内心却昧于政治是非的善良，为王莽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成为天下改姓的共谋。
    多年以后，班彪为王政君写下赞语，其中最后一句是“妇人之仁 ” 26 ，这句话放在后世属于政治不正确，但在当时却颇为准确。
    5.王凤的基业
    汉成帝即位十个月后，长安突然刮起一场沙尘暴。
    长安一带，气候温暖，雨水丰沛，茂林修竹，扶荔宫里种着荔枝、橄榄、香蕉、柑橘、龙眼等许多奇珍异草，大雨常常一下就是十几天，刮起如此干燥的沙尘暴实在非常奇怪 27 。
    那是一个普通的夏日，大风从西北刮来，卷起浓密细腻的黄色尘雾。整整一天，长安内外都笼罩在昏暗的黄尘里。黄尘阻挡了百姓的视线，更遮蔽了往日照临下土的阳光。黄沙蔽日，这个灾异的喻意太明显了：是什么人，遮挡了皇帝的光芒？
    次日，沙尘暴停了。迎着晨光起床的长安居民发现，城里到处覆满了黄土，就像被上天均匀地撒过一样。大家马上用水清洗，又使得路上变得泥泞不洁，往日宏伟整洁的长安城变得脏兮兮。
    作为新皇帝，汉成帝的执政热情正在兴头上，对这场灾异感到惶恐，他参考先帝的做法，向群臣咨询上天要通过这场沙尘暴来说什么。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人毫不含糊，把矛头指向地位未稳的王氏家族：
    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 28
    意思很直接：高皇帝说过，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现在皇太后的兄弟仅因为外戚的身份就封侯，有违高皇帝定下的规矩，所以上天降下灾异。
    其实，对“非功臣不侯”的原则，西汉的帝王们并没有特别严格地遵守，但帝王想要给人封侯，多少还是要做一些立功的表面文章，比如汉武帝为了给李广利封侯，不惜成本让他攻伐匈奴以获得军功；汉哀帝为了给董贤封侯，正好赶上东平王获罪，就令董贤参与到案件的审判中，以破获大案要案的功劳来给董贤封侯。
    此时，王氏兄弟已经有两个列侯、五个关内侯，数量太多，表面文章也没有做，当然会引起朝廷的非议。杨兴和驷胜的意见，得到了很多响应。
    上天的灾异和朝廷的不满，给王凤带来巨大压力，这是他担任大司马大将军以来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不过，皇帝刚刚即位，正需要母舅的帮助和扶持，大臣们的攻讦很难得到皇帝的支持。王凤看到这一点，在幕僚的帮助下，以退为进，主动把这次“天地赤黄之异 ”揽在自己身上，上书汉成帝请求辞职，并特意叮嘱皇帝“宜躬亲万机，以承天心 ” 29 ，要皇帝顺应上天的意思，亲自处理朝廷政务。
    果然，汉成帝一想到今后要事必躬亲，就觉得不太舒服。而且，此次灾异即使是因为王氏家族封侯，那与王凤本人辅政还是两回事。王凤任职大司马大将军才几个月，尚无功无过，怎么能因为这场灾异令王凤去职呢？何况此时还有一位大司马许嘉呢，怎么能只盯着王凤？王凤如果走了，又有谁可以信任并辅佐自己呢？他可是亲舅舅啊。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22节

    汉成帝拒绝了王凤的辞职申请，把灾异揽在了自己身上，让王凤专心辅政。皇帝如此大度，臣下们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一场风波偃旗息鼓。倒是王凤，从他后来做的事情看，他可能自此意识到了身处权力中心的危机感。许多人擅权，并不是出于贪婪和欲望，也不是把权力当春药，而是没有安全感。他们为了自保，不得不夺取一些权力，但为了保护这些权力，就需要攫取更大的权力。权力越揽越多，不到死根本停不下来。
    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出现，几年后，汉成帝以黄金二百斤、赏赐“特进侯”的待遇，策免了另一位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从此，王凤成了唯一的大司马，也就具备了擅权的基础。权力的“高处不胜寒”，使王凤不得不动起来。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情，正是这三件事情，决定了王氏家族的崛起。
    第一，确保皇帝不会脱离他的掌控。
    汉成帝自从当太子时就喜欢饮酒宴乐，如今更加沉溺于此。既然委任王凤来专权，成帝就很少过问政事了，有时候即使与王凤意见相左，也会谦让。建始年间 30 ，汉成帝的左右向他推荐一个叫刘歆的年轻人，是高皇帝异母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人，大儒刘向的小儿子，精通儒学，做事靠谱，是难得的人才。汉成帝把他召来，一聊，果然很欣赏，就打算把他留在身边，而且想任命他为中常侍。
    这一时期的中常侍不是正式官员，而是加在侍郎身上的加官。西汉的宫禁里，有许多类似皇帝秘书的职务，地位有高有低，中常侍是其中地位比较高的，不仅出入禁中，还给皇帝当顾问，参与政事，只有才能优异的士人可以担当，甚至还要美姿容，形象好，因此是一个颇有前途的清要之职。
    已经准备正式任命了，汉成帝的左右却说，“还没请示大将军呢”，汉成帝以为这区区小事，不必告知。此时，令他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左右叩头争之。
    这个史书里不起眼的描述，足以刻画出王凤已经把皇帝身边的人都搞成了自己人，唯大将军之命是从。
    汉成帝告诉王凤，王凤居然不同意，而汉成帝也就算了，只好转而任命刘歆为比中常侍地位低的黄门郎，总算把他留在了身边。王凤不会允许一个陌生的刘歆插进来，这很容易理解，但汉成帝居然束手无策，王凤之专权可见一斑。至于王凤的理由，推测可能是因为刘歆尚不是侍郎，不能破例加官中常侍。 31
    王凤的这个决策造成一个意外的后果，几年后的阳朔年间 32 ，“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 ” 33 ，刘歆和王莽成了同事，刘歆颇得王莽的欣赏，两人就此相熟、结交，为日后的亲密合作埋下了伏笔。
    第二，扫除异己。
    权力的争夺是普遍存在的，但权力争夺的性质却各不相同。在一种情况下，权力争夺源于路线不同，是对“国家往何处去”有相异的看法。例如汉景帝时期对藩国是绥靖还是削弱，汉昭帝时期对盐铁酿酒是官营还是民营，汉宣帝时期是专任儒教还是“王霸之道杂之”，等等，这样的权力斗争，不论结局如何，所解决的都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属于真正的政治斗争，无论胜败，都是政治家之间的博弈。
    但在多数情况下，权力争夺仅仅是由于掌权者拓展权力边界时遭遇了挑战，没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也不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这类权力斗争只是纯粹的争权夺利，不属于政治斗争，落败者未必值得同情，胜出者也不过是权臣而已。
    王凤属于后者，他不是政治世家出身，没有政治抱负，也非自郡县升迁，史书称“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 34 ，说明他不具备政治眼光和政治家素质，但他并不缺乏争权夺利的能力。
    王凤在大事决策上倚仗杜钦。杜钦出身政治世家，祖父杜周和父亲杜延年都曾任御史大夫。杜钦却不喜做官，曾在王凤的大将军府短暂担任闲职，随即因故辞职。此后，杜钦一直以私人身份为王凤出谋划策。杜钦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与王凤在权术上的精明强干形成了极好的搭配。王凤担任大司马十一年，几次大的危机都有杜钦的协助。
    汉成帝建始三年（约公元前30年）秋天，关中一带连着下了四十多天大雨，不断有郡国大雨的消息被报告到未央宫。山谷积水，水出山谷，酿成水灾，淹死的士民已达四千多人。长安城地势较高，一时没有受到影响。但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令宫中君臣倍感毛骨悚然的事情。
    隶属少府、负责禁苑的“钩盾署”里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小女孩！
    这简直太可怕了，因为在宫禁里突然出现童女，是极为不祥的征兆。据说，周幽王时有红衣童女突然出现，唱着“檿 35 弧箕服，实亡周国 ”的歌谣，意思是“那卖桑木做的弓，背箕草织的箭袋的人，将灭亡周国哟”，西周果然很快就灭亡了。
    汉宫里发现的小女孩，经查问只有九岁，是渭河边的民女，但她偏偏名字叫“陈持弓”，也有一个“弓”！一个童女竟然能从城外穿梭至未央宫却没有人看见，这种神秘的预示令人感到恐惧。正在此时，城内又纷纷传言洪水马上就要淹到长安了，老百姓惊慌失措，四散奔走，造成严重的踩踏事故，城中一片混乱。
    汉成帝接到报告，马上赶到未央宫前殿，也就是汉朝皇宫最重要的宫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此时洪水未至，出于谨慎，王凤建议皇太后、皇帝及后宫先坐到船上避难，普通官民则到城墙上躲水。群臣纷纷赞同。此时，一位老臣徐徐说道：“自古就算是无道之国，也没听说过大水能大到漫过城墙的。现在天下太平，怎么可能一天之内突然就发洪水了呢？一定是谣言。还是别让官民上城墙了，反而会制造混乱。”
    这位老臣就是左将军、乐昌侯王商。
    乐昌侯王商 36 与王政君不是一个“王”。他是汉宣帝母亲王翁须弟弟的儿子，汉宣帝的表弟，汉元帝的表叔，论辈分，汉成帝该称呼他为“表叔祖父”，对他一向尊重。汉元帝晚年，王商曾经和史丹共同力保太子即位，对汉成帝是有恩的。
    既是老臣，又对皇帝有恩，汉成帝就没听王凤的意见，王凤也不好力争。过了一段时间，洪水始终不见到来，城中渐渐安定，再查问，果然是谣言。汉成帝非常高兴，狠狠夸了乐昌侯不愧是持重老臣。
    王凤与王商本无私人矛盾，亦没有政治上的分歧，但这件事让王凤的威望颇为受损，他“大惭，自恨失言 ” 37 ，后悔决策不周。事实上，王凤的决策只是缺乏经验，算不上不合理。但王商的谏议被采纳，使王凤探知到自己权力的边界。
    这年冬天，外朝首领、乐安侯、丞相匡衡利用地图的不精确私自扩大封邑，被免为庶人。以“凿壁借光”留名青史的匡衡因为这个缘故被免，实属讽刺。建始四年（约公元前29年）三月，乐昌侯王商凭借德高望重的地位，拜为丞相。
    王商以外戚任三公，权倾朝野，丞相一当就是五年。
    王凤不愿得罪丞相，但丞相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期间，琅邪郡连续发生自然灾害，丞相按照惯例派部属纠察琅邪太守的责任。可巧，琅邪太守杨肜是王凤的亲家。王凤觉得自己好歹也是大司马大将军，就去找丞相关说，“灾异这种事，非人力所能避免，杨肜为官向来谨慎，能不能放过他。”王商根本不听，上奏申请罢免杨肜。
    但这个申请被汉成帝压下了，汉成帝当然知道杨肜是谁。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但王凤终于明白，权力是此消彼长的，要保护自己，就得扩大权力，拓展权力的边界。他开始行动，私下里查访王商的过失，果然发现王商私生活比较混乱，一是和父亲的女婢通奸，二是他的妹妹淫乱，情夫突然被杀，后台很可能是王商。王凤就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捅到了汉成帝那里。
    汉成帝觉得，私生活是私生活，不足以拿到台面上作为大臣不称职的依据，不希望处置王商。王凤力争，汉成帝再次服软，允许司隶去查丞相。
    恰好，此时发生了一次日食。
    形势骤然紧张。
    王商发现王凤在攻击自己，觉察到了危险。在此之前，王政君曾问过他，想把他的女儿纳入后宫给汉成帝为妃。王商对此没有兴趣，而且女儿又在生病，就婉拒了。现在，他为此后悔不迭，假如有女儿在宫中为后援，哪有现在这样势单力薄？他打听到汉成帝正宠幸李婕妤，就找到李婕妤家，想把女儿再次送进宫。
    此时，有个叫张匡的太中大夫，觉察到高层权力斗争的迹象，想从中渔利。太中大夫在中央品级不高，是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属官，只有千石俸禄，与另一个名字相似但却是九卿之一、俸禄二千石的“中大夫”不是一回事。
    张匡看到丞相被查，又有日食，马上上书控告王商。汉成帝派史丹去听张匡的意见。张匡抓住机会，极言王商是大恶人。说日食的原因是丞相作威作福，作恶多端，不仅私生活混乱，而且先拒绝皇太后，又托李婕妤送女儿进宫，心机险恶。
    心机险恶的明明是张匡，他把这些宫廷之内、外戚之间的私事上纲上线，把王商说成盘踞朝廷任人唯亲的大奸臣：
    丞相商作威作福……无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宠，身位三公，宗族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诸曹，给事禁门内，连昏诸侯王，权宠至盛……宗族权势，合赀巨万计，私奴以千数……视事五年，官职陵夷而大恶著于百姓，甚亏损盛德，有鼎折足之凶。 38
    张匡说，王商宗族势力太强大了，封为列侯的、担任郡守级别高官的、出入禁省在皇帝身边的家族成员比比皆是，而且与诸侯王结亲，财力雄厚，违规蓄养奴婢过千。他当这五年丞相对百姓是大灾难。张匡还颇为贴心地为汉成帝出主意：陛下还很年轻，即位以来还没有杀过大臣立威，而且一直没生出子嗣，这都是朝中有国贼。所以，只要杀了王商一人，“则海内震动，百奸之路塞矣 ” 39 ，天下就会好起来。
    张匡的做法，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一个小人的嘴脸。王商家族的确权势很大，但从未威胁过皇权。汉成帝了解王商，也能鉴识张匡，因此下制书说：
    弗治。 40
    张匡不敢再说，王凤就出手了。他反复要求汉成帝对这件事有个交代。最终，汉成帝免了王商的丞相职务，但心里很不痛快，也没有给王商治罪。
    这一年是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王商免相三日之后吐血去世，朝廷给了一个“戾”的恶谥，他的亲族里凡是有侍中、中常侍等加官能够出入禁省、宿卫皇帝的人，全部被撵到外朝当吏员。王商的儿子虽然袭爵乐昌侯，但这支源于汉宣帝母族、一度势力强大的外戚就此没落。王商的儿子在王莽执政时期被杀。
    接任王商为丞相的是张禹。
    张禹是一代大儒，汉成帝的老师，但他为人软弱胆怯，汉成帝即位后，任命他为给事中、领尚书事，让他出入禁省并参与重大决策。张禹竟然畏惧与他同领尚书事的王凤，几次上书辞职。汉成帝没有同意，还在王商罢相后封他为安昌侯，拜为丞相。
    一个都不敢和王凤同领尚书事的人担任丞相，王凤也会满意吧。很有可能这个决策就是王凤做的。
    王商死后，旧的三大外戚势力基本不再对王氏家族构成威胁了。史家一直是王氏家族的盟友，满足于在王氏家族秉政之下长保富贵；许家已经大不如从前，前大司马、平恩侯许嘉已经去世，其后代没有什么建树，唯一可说的是许嘉的女儿许皇后。汉成帝与许皇后早年一度感情甚好，但许皇后始终没有子嗣，加上连年日食，一些人如谷永、杜钦为避免把日食指向王凤，故意说日食是因为许皇后。许皇后渐渐恩弛宠衰。
    外戚的威胁渐渐排除，诸侯王的隐忧渐渐浮现。
    阳朔年间，定陶王刘康来朝见皇帝，王政君和汉成帝非常高兴。按照礼法，朝见完毕后，诸侯王必须尽快归国，不得滞留长安。但因为有汉元帝临终的托付，以及汉成帝与兄弟感情甚好，就下令让刘康留在长安陪伴他。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23节

    一时间，刘康住在长安的定陶国邸，也就是“定陶驻京办”，但每天进宫与皇帝朝夕相伴。对这位曾经差点当了太子的异母兄弟，汉成帝并不介意，证明汉成帝很讲亲情，而刘康也一定颇为善解人意，博得汉元帝、汉成帝和王政君的喜欢。
    兄弟相悌，多么符合汉朝“以孝治国”的理念啊。但王凤却不这样认为，他担心的是，如果汉成帝突然病重，又没有子嗣，很可能把皇位直接传给身边的刘康，这会令自己十分被动，无法从容安排朝廷的权力格局。
    灾异适时到来，又一场日食发生了。
    王凤抓住这个机会上谏，称这次日食正是定陶王滞留长安不归导致的。
    在当时浓厚的儒学风气里，日食是“阴盛之象”，但应在哪件事什么人身上，不同的儒学派别会有不同答案。谷永把日食说成许皇后的问题，王凤把日食推在定陶王身上，都不能说不对，但如果有人站出来说这是外戚擅权，也讲得通。
    然而没有人站出来，汉成帝也只得相信日食确实由定陶王引起，不得不令刘康归国，兄弟两人泣涕作别。
    王商罢相身死和定陶王被迫归国这两件事，展示了王凤在弄权方面的才能，也自然会激起朝廷里一些士大夫的不满。
    京兆尹王章刚直敢言，成语“牛衣对泣”说的就是他。王章早年穷困潦倒，生病了连被子都没有，只能披着给牛盖的蓑衣，他的妻子激励他说，“长安城里比你尊贵的人，没有一个比你强的，你应该奋发图强，哭什么呢！”王章受此激励，终于入仕。汉元帝时期，他敢于攻击弄权的宦官石显，终被免官。汉成帝时期复起，又被王凤推荐担任京兆尹。
    但是，当了京兆尹的王章并不买王凤的账，在给汉成帝的上书中，指出这些灾异都是因为王凤，并为王商和定陶王鸣冤。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王凤不是说王商私生活有问题吗，你王凤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汉成帝无子嗣，王凤把自己一个妾的妹妹张美人送入宫。王章揭秘，这个张美人当时已经许嫁了，把这么个来历不明的女人送给天子，到底什么意思？
    上书写成，王章的妻子看到后坚决不同意，说，“人要知足，你忘了当年你我‘牛衣对泣’的境遇了吗？”
    王章说，“你们女人知道什么。”
    汉成帝本来就对王商之死和定陶王回国倍感愧疚，听了王章的话，大为感动，决定罢免王凤大司马之职，让王章推荐继任人选。王章推荐了汉元帝冯昭仪的弟弟，时为琅邪太守的冯野王。冯野王虽为外戚，但名满天下，既是精通《诗经》的儒士，又是十八岁出任县令的治才，其政绩、声誉和政治素养远非王凤可比。王章的推荐确实出自公心。汉成帝也很高兴，打算用冯野王来代替王凤。
    万万没想到，隔墙有耳，汉成帝与王章的这番打算被泄露了。王政君的叔叔长乐卫尉王弘的儿子王音，也就是王凤和王政君的堂弟，此时正在禁省当侍中，听到了这些话。王音正愁没机会向王凤表功呢，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凤。
    王凤恐惧万分，不知所措。
    幸好有杜钦。杜钦根据汉成帝优柔寡断的性格，和对母亲王政君言听计从的惯例，判断此事不必太担心。于是，王凤故伎重演，先称病不上朝，回家休假，造成朝廷政事停摆的局面，然后上疏汉成帝请求辞职。在杜钦的指导下，王凤的辞呈声泪俱下，摧心断肠，堪称典范。他陈述了必须辞职的三点理由：
    天下阴阳不调，常发生灾害，这是因为我担任大司马不称职，“此臣一当退也 ”；日食这桩大灾异，必须应在我身上，“此臣二当退也 ”；我久病连年，尸位素餐，力不从心，“此臣三当退也 ”。
    然后就是一番哭诉，说身体已病入膏肓，非辞职不可云云。
    这个辞呈一上，汉成帝果然被感动得不轻，王政君看了之后哭得吃不下饭去。汉成帝马上把与王章的约定抛到脑后，坚决不允许王凤辞职。事实上，王凤这次是真的恐惧，一度真想就此辞职保命，但杜钦却劝他万万不可，这个权力一旦交出去，可就自身难保了。
    王凤恍然大悟，马上接受了汉成帝的挽留。王章事实上被汉成帝“出卖”，他很快遭到弹劾，理由是推荐冯野王属于“阿附诸侯 ”，揭张美人的事情“非所宜言 ”，不合体统。王章被下狱，罪名定为“大逆”，死于狱中，妻子和女儿等家人被流放到广西合浦 41 。
    冯野王听说后，被这无妄之灾吓得病倒了。但王凤连他也不放过，罗织罪名要免冯野王的官。杜钦很仰慕冯野王，向王凤求情，然而王凤对这件事却不再听从，最终冯野王被免官，几年后去世。
    以前没有特别被王凤重视的堂弟王音，因为这个事件于第二年也就是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被拜为御史大夫，位列上卿，成了王凤属意的接班人。
    至此，勋旧外戚、诸侯王、敢于挑战他的外朝大臣，均被王凤以权术一一击败。王氏家族终于全面掌权，后生子弟也开始占据朝廷内外的许多职位。公卿士大夫见识到王氏家族的实力，或是自保，或是投靠。王凤虽然机心弄巧，心狠手辣，但他对皇室忠心耿耿，对底下的官员不乏识人用人的眼光和雅量，除了杜钦，成帝一朝的不少名臣如陈咸、朱博、陈汤等，都是被王凤所擢拔重用，包括向王凤发难的王章。
    在这个过程里，王政君除了以母亲的身份对汉成帝施加影响，没有真正参与到权力争夺中，在对待定陶王的事情上可能还跟王凤的想法相左。总之，王氏家族虽然以王政君为核心，但真正为其创立基业的是王凤。
    6.建构世系
    王凤没有对皇帝撒谎，他的确已经病入膏肓。
    所以，权力虽然稳固了，但身后怎么办？王凤要确保至少汉成帝在位期间，权力能够始终掌握在王氏子弟手中。可叹自家兄弟里，同父同母的兄弟成安侯王崇死了，异母弟里年龄最大的王曼也死了，目前还活着的都是异母弟弟，按年龄排序，分别是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立、曲阳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时。此外，还有叔叔家的堂弟王音，但尚未封侯。
    按照齿序，应该由王谭来接大司马的班。但是，王谭与王凤感情一般，而且王谭为人很有性格，不奉承王凤。所以，王谭虽有能力，但王凤不会让王谭接班。
    至于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人，在王凤眼里既缺乏历练，能力平庸，又奢侈腐败，不足以成事。王凤留意的是在与王章对抗中精明强干的堂弟王音，他宁可舍弃同父的弟弟们，选择对自己恭顺如父的堂弟王音。
    王音之后呢？更长远地说，自己这一代人都去世后，下一代呢？王氏家族的下一代们大多数年纪还小，而且一味竞逐奢侈，斗鸡走马，筑豪宅，养姬妾，成了纨绔子弟。年龄大些的，王谭的几个儿子王仁、王闳还不错，严谨认真，可惜性格都随他们的父亲，对王凤并不奉承，桀骜难驯。
    倒是有两个人，年龄已二十几岁，也都很懂事。一个是外甥淳于长，人很聪明，现在是黄门郎，与皇帝关系甚好；再一个是侄子王莽，人很严谨，还没有出仕。这两个人在王凤患病期间，都是时时服侍，亲尝药汤，日夜不休。特别是王莽，恨不能一刻不离，连月没时间换衣服，蓬头垢面，堪称纯孝。
    在病榻之前，王莽和淳于长进入了王凤的视野，成为王氏家族下一代的种子选手。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秋，王凤病笃，汉成帝和王政君分别到王凤府邸看望。在给汉成帝的遗言里，王凤一是极言王谭不可用，二是死保王音足以接班，三是下一代里有几个不错的，如王莽、淳于长等，请皇帝和皇太后留意照顾。这三件事，汉成帝和王政君一一照办了。王凤辅政十一年去世，御史大夫、车骑将军王音越过几位堂兄接替了大司马职位，两年后他被封为安阳侯，至此，王氏家族除了早死的王曼，已经有列侯八人，而且有两个已经传到第二代。 42
    又八年之后的永始二年（约公元前14年），平庸但谨饬的王音去世；王氏家族“弹药”充足，继续由家族男性出任大司马，接替王音的是成都侯、卫将军王商；王商辅政四年后去世；接替的是曲阳侯、骠骑将军王根。在这期间，王莽也渐渐成长起来，他的父亲王曼被追封为新都哀侯，这个爵位实际上就是给王莽的。王根辅政五年退休，王凤这一代至此已没有年富力强的人，所以王根推荐了时为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的王莽接任大司马。
    王氏家族的权势贯穿了汉成帝全部在位时期，能实现这一点，前提是汉朝的外戚体制，根源是皇太后王政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为王氏家族巩固基础、扫平障碍、铺好道路的是王凤。如果没有王凤，以王政君的仁慈性格，恐怕求为邛成太后而不可得。王凤给王政君铺好了路，她只要不断地从王氏家族里选拔优秀人才充任大司马，就能牢牢把握政权。
    《汉书》有云：
    王氏之兴自凤始。
    经过王凤诸兄弟叔侄的努力，王氏家族逐渐成为比肩刘氏皇族的超级家族。但这还不够，多年以后，王莽还要构建更为久远和庞大的家族谱系，把王氏家族追溯到尧舜禹时期，乃至传说。
    在王莽的构建中，王氏家族是黄帝的后代、舜帝的后人。
    舜又不“姓王”，王莽凭什么这么说？
    上古的姓、氏情况非常复杂，较为切近的说法，姓基于血缘关系，氏基于地域或政治共同体的关系 43 ，同一姓下根据分封的地点、居住的环境、担任的官职等，可以有不同的氏，改氏也很常见 44 。所以同一姓下有很多氏，氏名相同的未必属同姓。舜的后代在西周被封在陈国，这一支就以陈为氏了。春秋时期，陈国的一名公子陈完因为陈国内乱逃到齐国，至战国时期以田为氏 45 ，并逐渐代替了姜姓齐国的公族，被周天子封为齐国国君，也就是著名的“田氏代齐”。田氏齐国亡于秦。秦末，田氏齐国的一些旧王族纷起称王，至项羽时期，其中一位叫田安的被项羽封为济北王。可惜田安只当了一年的王，就被同族田荣所杀。
    从舜到田安的这段世系，根据现有史料可以勾连。而王莽所构建的世系，就是从田安开始：
    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 46
    也就是说，田安死于战乱，但因为他是王族，所以他的家人被齐人叫作“王家”，就以王为氏了。等到田安的孙子王遂出世，已经是汉朝的文景年间了。王遂的儿子就是从高平陵迁至元城县的王贺。
    这段世系来自《汉书》。但《汉书》还说“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 ” 47 云云，就是提醒大家，这是王莽自己说的。
    细思之，从舜帝到田安之间的世系即使再可靠，也不能保证后面的世系是可靠的。从情理上说，田安被杀，战乱凶险，田安的家人为了避祸而隐姓埋名改为王氏，倒也讲得通，但很难想象逃难避祸的家族还能大摇大摆地被人称为“王家”；高祖九年刘邦曾根据大臣娄敬的建议，把包括齐国诸田氏在内的原六国贵族后代，大举迁徙到关中。王氏家族如果真的是田安的后人，又广为当地人知晓，怎么能逃过呢？ 48 所以这个世系很有问题。
    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有“田氏改王”这回事，那么从汉初到汉末两百年间，改姓、冒认之类的事情也无从对证。王氏家族从高平陵跋涉250公里，迁徙到魏郡，正是改姓或冒认的绝好时机。换言之，王氏家族无可争议的谱系其实就到王贺这个魏郡的始迁祖。
    几乎可以肯定，王莽与舜之间的谱系是后来构建的。这是因为，西汉晚期，刘姓已经被认定为尧的后代，而只有将王氏的谱系追溯到舜，才能按照“尧禅让给舜”的方式，由王氏来代替刘氏。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24节

    王凤对实权的掌控与王莽对世系的构建，一前一后，共同缔造了一个履历完整、大权在握的黄金家族。王政君就是这之间的纽带。
    注释：
    1 　今河北大名县。
    2 　当然，占卜之类不在被禁之列。
    3 　《汉书·元后传》，第4015页。
    4 　《西京杂记（外五种）》卷四，第34页。
    5 　今济南章丘一带。
    6 　《汉书·元后传》，第4013页
    7 　《汉书·元后传》，第4014页。
    8 　张金光教授认为，王贺是郡三老，理由是他担任三老后，有“魏郡人德之”的记载。但考虑到魏郡的治所是邺而非元城，还是认为王贺为县三老较稳妥。
    9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140页。
    10 　《汉书·元后传》，第4035页。
    11 　《汉书·元后传》，第4015页。
    12 　《汉书》说王政君许嫁的是汉宣帝儿子东平王，但东平王封王的时间要晚于王政君入太子宫的时间，所以不确；《论衡·偶会篇》则说是赵王。黄晖认为当时的几个赵王在年龄和卒年方面也对不上，推测是平干王，见《论衡校释》，第105页，中华书局，1990。无论是哪个王，都不影响行文，所以文中未明确说明。
    13 　《汉书·外戚传》，第3969页。
    14 　《论衡校释·骨相篇》，第115页。
    15 　《汉书·元后传》，第4015页。
    16 　《汉书·元后传》，第4015页。
    17 　《论衡校释·骨相篇》第115页载王政君“生子君上”，与《汉书》载刘骜“字太孙”不同，刘盼遂认为“太孙”乃“宣帝宠异成帝之词”，可从。
    18 　《汉书·外戚传》，第3970页。
    19 　这一时期姓王的重要人物太多了，重名的也不少，为了区别，这里以“王翁须家”指代汉宣帝的母族王氏家族。而专以“王氏家族”来指王政君家族。
    20 　《汉书·成帝纪》，第301页。
    21 　《汉书·成帝纪》，第301页；《汉书·元后传》，第4016页。
    22 　刘竟死后，这一世系绝嗣，国除。后来汉元帝把自己的儿子刘兴封为中山王。
    23 　《汉书·史丹传》，第3376页。
    24 　《汉书·元后传》，第4016页。
    25 　《汉书·元后传》，第4019页。
    26 　《汉书·元后传》，第4036页。
    27 　西汉时期的西安一带，气候与今天有很大差别，比现在湿润温暖，能够生长今天的亚热带甚至热带植物，犀牛、熊等也出没在山林里。据竺可桢等人研究，当时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后的第三个温暖期”。
    28 　《汉书·元后传》，第4017页。
    29 　《汉书·元后传》，第4017页。
    30 　汉成帝第一个年号，约前32—前29年。
    31 　《汉书·刘歆传》载刘歆入仕的起步是黄门郎，所以他在此之前尚未有其他职务。主张只有侍郎才能加官中常侍，并推测刘歆是任命中常侍未果才转任黄门郎，见李炳泉：《西汉中常侍新考》，《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
    32 　汉成帝第三个年号，约前24—前21年。
    33 　《汉书·刘歆传》，第1972页。
    34 　《资治通鉴·成帝纪》，第976页，中华书局，精装版，2012。
    35 　檿，音同眼。
    36 　王凤的弟弟成都侯也叫王商，不过此时王凤的弟弟尚未封为列侯，两人主要活动有先后，不至于相混。但为了便于阅读，文中有时候使用乐昌侯、丞相等来进一步区分。
    37 　《汉书·王商传》，第3370页。
    38 　《汉书·王商传》，第3372—3373页。
    39 　《汉书·王商传》，第3373页。
    40 　《汉书·王商传》，第3374页。
    41 　《汉书·王章传》交代了王章这位颇有性格的妻子的结局：多年后，王凤已死，王凤的弟弟王商为大司马，将王章的妻子家人赦免，允许回乡。王章的家人在广西靠采珍珠积聚了百万家财，回到故乡，赎回故居，是流放者里罕见的一幕。
    42 　王凤死后，儿子襄成袭爵阳平侯；王崇死后，儿子王奉世袭爵成安侯。
    43 　吴国武：《帝舜姓氏考辨》，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
    44 　因为氏比较实用，血缘又越来越远，所以姓的意义变小，氏日益重要，慢慢地姓氏就成了一回事。
    45 　上古之时，“陈”“田”的声母是一样的，所以两字发音相似，一声之转；中古时期，“陈”的声母分出，发音才迥然不同。顾炎武认为，陈完奔齐后并没有改为田氏，而是到了战国时期他的后人才改，从之。
    46 　《汉书·元后传》，第4013页。
    47 　《汉书·元后传》，第4013页。
    48 　沈展如：《新莽全史》，第一章第一节注释八，第3页，正中书局，1977。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25节

    二、大司马王莽
    7.轻烟散入五侯家
    汉成帝初登基的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正月，祭祀他曾祖父史皇孙的“皇曾祖悼考庙”起火了。
    《春秋》经的第一句话就是“元年春王正月”，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元年正月”最重要。汉成帝布政伊始就发生这样严重的灾异，十分令人不悦。
    但用不了几年，汉成帝就“习惯”这一切了，火灾算什么？汉成帝在位约二十六年，光日食就发生了十次 1 ，为西汉帝王之冠；再加上地震、水灾、火灾、旱灾、流星、陨石、沙尘暴以及奇异的青蝇聚集、童女进殿之类的事情，灾异的总量只比汉武帝时期略少。可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是汉成帝的两倍。
    在臣民看来，这么密集的灾异说明汉成帝本人失德。那么问题来了，是在哪个方面失德？这些灾异是应在什么人什么事上？
    灾异也好，祥瑞也罢，当然是信仰，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天象或异象，是上天的沉默不语或雷霆教诲；但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解释权掌握在人的手中 2 。
    譬如有的人认为，这些灾异源自后宫。后来，汉成帝废许皇后立赵飞燕，以及再以后的赵合德自杀，都是因为这个说法。有的人认为，这些灾异来自权臣，权臣是谁？对王氏家族来说，权臣就是丞相王商；对京兆尹王章来说，权臣就是王凤。灾异，成了权臣之间斗争的工具。
    但不管灾异的根源在哪里，太密集则意味着汉家天命的动摇。
    为了消解天命转移的隐秘预言，汉成帝废掉许皇后，罢免了丞相，但灾异并没有减少。考虑到终汉成帝一世，大司马一职自始至终皆为王氏家族把控，时人即使不把全部也会把大部分的灾异归于王氏家族。
    看，自从王凤接连击败丞相王商、京兆尹王章等人，王氏家族气势日炽。朝廷内，王氏家族的成员占据了大量要职，堪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廷外，王氏子弟竞逐奢侈，积聚了大量财富，各家美女姬妾有数十人，奴婢仆人不下千数，日日狂欢纵欲，斗鸡走狗；大建豪宅，堆土山，起亭台，高层建筑之间建造相通的廊道，幢幢相连，一眼望不到边。
    成都侯王商要养病，竟然敢求汉成帝把皇宫之一的明光宫借给他避暑。他还凿通长安城墙，把城外河水引进宅院形成人工湖，湖上行船悠悠，船上张设帷帐、羽盖，一边行船，一边令人演唱当时流行的吴越歌曲以助兴，那都是些婉转悠扬还带点色情意味的民间小调。
    汉成帝来王商家，看到王商凿开长安城墙引水，十分恼火。古代的首都和今天概念不同，长安城的性质是“帝城”，是皇帝的神圣居所，宛如天宫。出入都不容易，还敢凿城墙？但汉成帝看在母亲分儿上，咽下了这口气。
    红阳侯王立父子的“事迹”，则主要是藏匿亡命之徒，豢养的宾客很多都是罪犯。有前任京兆尹王章之死在前，现任的司隶校尉、京兆尹都不敢管。唯有长安城中百姓作歌曰：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境外杜，土山渐台，像西白虎 3 。
    说的是最过分的曲阳侯王根，为了让居所更豪华，竟擅自拆掉“高都里”和“外杜里”之间的墙 4 。汉成帝带着宠臣张放、姨家表弟淳于长等人微服私访，经过王根这处大宅时，从外面就看到庄园里堆成的高大土山，更过分的是，土山上渐台的造型、装饰颇似未央宫内皇家议事之处白虎殿，“赤墀青琐 ”，台阶是红色的，门窗上有涂成青色的十字连环花纹，这都是天子之制。
    如此僭越，是可忍孰不可忍，汉成帝的愤怒终于被引爆。当时主持王氏家族事务、担任大司马的是车骑将军王音，汉成帝就把王音叫来骂了一通。王音不是汉成帝的亲舅舅，因此向来谨饬；对王商、王根等诸堂兄多有忌惮，也不敢管，于是赶紧把天子震怒的事情告诉了王商和王根，让他们收敛收敛。
    王商与王根则效仿王凤的一贯伎俩，以退为进，兄弟二人跑去王政君那里，说自己有罪，要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谢罪。王政君见到兄弟如此，哪能坐视不管，就差人去找儿子求情。
    汉成帝听说两个舅舅不请示自己，直接找母亲告状，勃然大怒。他先召见司隶校尉和京兆尹，痛斥他们对五侯阿谀奉承，放纵不法，把两个官员吓得在宫外磕头不止；又正式给大司马王音下了道策书，痛斥王商和王根去太后面前告状，把自己置于不孝的境地，还不无嘲讽地说，“咱舅舅家的宗族势力多大呀，哪像我孤身一人，又有病”，愤懑之情见于策上。最后，汉成帝让王音召集王氏家族所有列侯到王音宅邸，扬言要大加惩处。同日，汉成帝又让在身边负责秘书事务的尚书把汉文帝当年诛杀舅舅薄昭 5 的做法、依据都报上来，以备参考。
    这几乎是汉成帝即位以来最大的雷霆之怒，王音、王商、王根、王立及其他王氏子弟均吓得不轻。他们都很清楚，王氏家族虽然炙手可热，但权势只来源于汉成帝，所以纷纷自带死刑刑具去请罪。
    事实上，汉成帝既无决心，又依赖王氏家族理政，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儒家浓重的氛围下，他不能伤害母亲的感情以背负不孝的恶名，所以他已经无法像汉文帝对薄昭、汉武帝对死去的田蚡 6 那样了。所以，他做不到大开杀戒，只是吓唬这几个舅舅，让他们收敛收敛罢了。
    在汉成帝这里，仿佛这都是家事，但传递给大臣的信息，就是皇帝既然都不追究，那我们何不依附王氏家族呢 7 ？
    王氏家族既有这样的权势，又得皇帝的溺宠，被视为灾异的来源就很自然了。
    一边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权势，一边是朝野所指的灾异，按照目前的外戚体制，一旦新的皇帝登基，王氏家族该怎么办？
    8.青年才俊王莽
    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约公元前45年）的王莽，就在这样一种微妙的氛围里渐渐成长起来。汉成帝即位那年，昭君刚刚出塞，王莽是才十三岁的少年，他比汉成帝小约六岁，是汉成帝多如牛毛的姑舅表弟之一，并不为皇帝所瞩目。
    王莽的父亲王曼，是王政君异母弟弟里最年长的，死得最早，没有赶上封侯，留下的王永、王莽兄弟俩也就没有占到太多便宜。当然，王莽家也谈不上贫困，但比起五侯之家，差距还是相当悬殊的。长子王永最先出仕，在禁省里给尚书的某个曹官当属吏，娶妻生子后，竟然也死了。
    王莽初通人事，就要赡养寡居的母亲、嫂子，还有侄子和自己的儿女。
    王莽没有资本去追逐声色犬马，面对亲戚的声势赫赫，反观自己的默默无闻，他的心态不可能不受触动，志向的种子也可能在此时播下。同时，当王氏家族成为灾异的众矢之的，王莽也应会领悟到，尽管皇帝、外戚掌握着世俗的巨大权力，但人人畏惧天命，皇帝也害怕灾异，那就说明世俗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
    而在当时，儒学就是这一权威的代言者。
    若要领会到天命的微言大义，就必须修习儒学，探讨人事与天命之间的深奥秘密。譬如，五德终始，如何去推算？灾异祥瑞，如何去解释？制礼作乐，如何开太平？三代之治，如何去实现？圣人立法，如何去落实？孟子说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自孔子获麟，已经差不多五百年了，谁能成为下一个圣人？
    长安城内，宫阙檐下，王氏家族的纨绔子弟里，王莽以一种另类的形象突然冒了出来：王氏子弟骄矜傲慢，不学无术，花天酒地，王莽却待人恭敬，勤学刻苦，修身严格；王氏子弟竞逐豪奢，声色犬马，王莽却特意头戴缁布所制的进贤冠，着禅衣，束革带，一副儒生打扮。仅此一点，王莽就从默默无闻变得引人注目起来。
    其实，王氏家族在灾异的巨大压力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儒学。外戚是汉朝体制的产物，是附庸于皇室的特殊贵族，不用很麻烦就可以取得高官厚禄，进可以为权臣，退可以为亲贵，气质上与同样依附汉家传统而非儒家教化的“文法吏” 8 ，也就是行政官僚更为接近。但与以往的外戚相比，王氏家族开始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不仅“上诸舅皆修经书，任政事 ” 9 ，连子弟们也——
    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 10
    或是
    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 11
    王氏家族竟然开始读经了，养贤了！而且还“争名”，攀比着交结门客。甚至，一个门客进了五侯中这家的门，就不能进另一家的门。
    这折射出西汉晚期的时代风貌已经与以往不同，即使是王氏家族这样的外戚也会主动接近普通的士大夫和贤人 12 。在这个时代，能够称得上“贤”的不会是汉初那种鸡鸣狗盗、行侠亡命之徒，只能是儒生，或者说以儒生为主。
    王莽比这些同龄人更激进，他不只在儒衣儒冠上做标榜，而是诚心向学，把自己变成儒生。这在外戚中并不常见，因为修习儒学是入仕的渠道，外戚凭借身份即可入仕，不需要专门修习儒学。进一步看，王莽没有拜朝廷中炙手可热的公羊学等今文经学博士为师 13 ，而是拜沛郡的陈参 14 为师学习《礼经》。陈参可能是一位未入仕但很有名气的民间学者。
    王莽既学儒，又不去学儒家的“热门专业”，格调一下子就上去了。渐渐地，他成了一个既具有外戚身份，又是儒生，还不沽名钓誉的人，就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孔多塞侯爵或是孟德斯鸠男爵，既是贵族，又是启蒙哲学家，有种“违和感”，也就格外引人注意。
    于是，凭借外戚兼儒生的身段，王莽也主动和贤人名流交往，这是弥补自家穷困，无力养贤疏财，间接实现自己抱负的办法。
    从后来王莽在朝廷中受到的赞誉来推测，王莽所交往的人多为名士，比如：长乐少府戴崇，是经学家张禹的学生；侍中金涉，是汉成帝禁省中的近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汤。
    陈汤，就是汉元帝时期未承王命攻杀匈奴郅支单于的西域副校尉。因为是私自的军事行动，这件能封列侯的壮举在汉廷并没有得到鼓励，人也仅仅受赐关内侯。但他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的豪言，在后世家喻户晓。后来，几经宦海沉浮的陈汤被王凤看中，以“从事中郎”的身份出入禁省，并帮助王凤打理幕府的军事事务，是名声在外且与王氏家族交好的名流。
    此外，王莽的朋友里还有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的几个兄弟——班伯、班斿、班稚，其中班伯最为王凤欣赏，不过此时正在外出仕。王莽的年龄介于班斿和班稚之间，就把班斿当兄长，把班稚当弟弟，关系尤为密切。班氏家族是世家，文学与功业均十足称道。班斿去世时，王莽已经今非昔比，但却“修缌麻，赙赗甚厚” ，就是按照五服的丧仪为班斿服丧三个月，并赠送了大量车马布帛，超越了朋友的情分。班稚与王莽关系最好，多年以后，班稚的孙子班固将为王莽写下历史上的第一篇传记。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26节

    这些或以中级官员的职位出仕，或能频繁出入禁省，或出身显赫世家，同时又因儒学或战功享有清誉的一时名流，能够接受二十岁出头的王莽为友，固然有王莽属于王氏家族一员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是引以为同道，将王莽视为年少有为、卓异俊茂之士。
    这些，是其他王氏子弟以及王莽的姑舅表亲淳于长之流所不具备的，也是王莽独树一帜的地方。当然，也不是所有名士都领王莽的情，比如王音的红人毋将隆。
    王莽在外以儒生身份与名士交游，在家中则恪守儒道，谨奉寡母和寡嫂，倾力照顾侄子。对那些拜官封侯的叔叔辈，王莽深知他们对自己的重要性，百般尊敬，即使入不了叔父们的眼睛也不妨，这种孝道也为王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为王曼去世较早，王政君就把王曼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兄弟媳妇接到长乐宫，名义上是一处做伴解闷，实则是同情照顾。这就让王莽格外多了一些与王政君接触的机会，他至孝至悌、勤学守礼的事情，也一件件为王政君所知悉。
    于是到了阳朔三年（约公元前21年），王凤病重，王莽和淳于长两兄弟在病榻前极力照顾，让王凤对这一甥一侄都颇有好感。临死前，王凤把王莽和淳于长一并推荐给王政君和汉成帝。对淳于长，王政君和汉成帝都很熟悉，特别是汉成帝向来宠爱这位姨表兄弟；对王莽，王政君终于把眼前这个因为照顾病患而蓬头垢面、伤痛欲绝的年轻人，和平时来东宫里向母亲和她自己问安服侍的侄子对应了起来。
    在王政君心中，估计常常会有“可惜他父亲死得太早”之类的触动。
    王凤八月一死，车骑将军王音九月继任大司马。王莽就在这期间被拜为黄门郎，可以出入禁省，成为汉成帝的一名低级侍从。而淳于长则从黄门郎拜为列校尉诸曹，随即升迁为水衡都尉、加官侍中，成为汉成帝的高级侍从，很快又升至卫尉，统领未央宫卫士，负责皇帝安保，位列九卿，其受宠信和眷遇的程度远超王莽。
    王莽在黄门郎的职位上也没有待很久，但他仍然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结识了同为黄门郎的几位才俊。扬雄比王莽大八岁，文赋很得皇帝的喜爱，他不拘礼法，不奉承权贵，亦不进取仕途，满足于做皇帝的文学侍从；刘歆比王莽约大六岁，因为王凤的阻挠在黄门郎的位置上已经待了许多年。不过，这倒是给了他与王莽交好的机遇。二人都认为，儒学的确是挽救天下危亡、建立理想国的法宝，所以必须要按照儒家的理想来改革；同时，也都对此时占据着朝廷主流地位的今文经学博士们不能实质性推动改革，只会在一些表面文章上下功夫而感到不满。
    在侍奉皇帝的间隙，他们就这类问题由浅入深，不知道谈论了多少次。直到王莽升迁为射声校尉，统领一支几百人的皇家“弓箭手”部队，从此步入“二千石”的序列，成为一名汉廷的中级官员，此时王莽才二十四五岁。
    比起同为黄门郎的扬雄和刘歆，年纪更小的王莽、淳于长能迅速在仕途上精进，这显然得益于外戚的身份，外戚有时候比刘歆的皇族后裔还管用。
    没有史料告诉后人，刚入仕时的王莽想些什么，做了什么。但从他后来的行动看，青年时期的王莽应已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在儒学的指引下，他的理想渐渐成型；置身灾异的氛围里，他的目光也逐渐超拔于同辈的王氏家族第二代，甚至超过他的叔辈。王莽意识到，必须超越王氏家族的家族利益，追求更高远、更宏大的目标。有朝一日，即使王氏家族还被认为是灾异的来源，但他王莽本人不是。
    9.新都侯王莽
    一晃六年过去，到了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也已步入而立之年。
    这年刚开春，未央宫接到报告，说北海沿岸的渔民发现了四条大鱼，“长六丈，高一丈 ”，西汉的一丈大约是2.3米，也就是说有四条长约14米、高2.3米的大鱼在北海游弋。
    知道这件事情的中外臣僚不由想起了已故今文经学大师京房的话：
    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 15
    这个消息令皇帝很郁闷。本来，皇帝在这一年是有一番打算的，即位十六年来，灾异始终不断，一直没有子嗣，自许皇后被废，皇后的位置已经空了两年。他决定进行一次特殊的改元，立一个新的皇后，试图消除灾异的影响。
    自汉武帝后期年号制度逐渐成熟以来，一般只在皇帝登基的年号中才会有“始”“初”这样的字眼儿，例如汉昭帝的始元、汉宣帝的本始、汉元帝的初元，以及汉成帝的建始。所以，汉成帝决定在即位十六年时破例改元为“永始”，有一种天下更始、消除天命转移压力的迫切寄托。
    结果，刚改元就出现了大鱼，这个灾异令人不免要问：谁是邪人？谁是贤人？
    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因为此时宫廷内外，正在为皇帝要立赵飞燕为皇后一事议论纷纷。
    王凤还活着的时候，当时的许皇后与王凤不睦。久而久之，许皇后恩衰失宠，随着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入宫，许皇后终于在一次颇为可疑的宫廷诅咒事件里被废。虽然貌似事出有因，但时人大都同情许皇后，厌恶赵飞燕。
    所以，听说赵飞燕要被立为皇后，大家会觉得这大鱼就是冲着赵飞燕来的，纷纷反对。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来自皇太后；大臣们则分为两派，赞同和反对的争论非常激烈。汉朝虽然皇权专制，但和后世相比，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面对众多反对意见，汉成帝寸步难行。
    淳于长很聪明，他私下里为立赵后这件事找王政君说项，一面打听姨妈为什么反对，一面试图说服姨妈同意。问来问去，总算弄明白了，原来王政君嫌弃赵飞燕出身歌女，身份低微。
    淳于长把这个内情告诉了皇帝。四月初夏，汉成帝把赵飞燕的父亲赵临封为阳城侯，算是解决了她出身低微的问题；接着处置了反对的大臣，外廷里激烈的异见逐渐平息；在淳于长的斡旋下，王政君最终点了头。
    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想起春天时北海的那四条大鱼，一定会认为新出现的外戚赵飞燕家族，就是灾异的应验。
    或许是为了平衡炙手可热的赵氏，王政君越发想起王莽。她不断和几个主要的兄弟王谭、王商等聊起死去的王曼，夸赞王莽如何年轻有为。王商等人心领神会，也在皇帝面前不遗余力地赞扬王莽能力出众、品性高尚。王商干脆给皇帝上了一封书，要把自己的封邑分出一部分来封王莽为侯。
    见到王商这一非比寻常的姿态，王莽所交接的那些朝中名士如戴崇、陈汤等人也纷纷行动。他们比王商更了解王莽的志向与为人，说给皇帝的理由也就更加充分和动听。汉成帝知道自己立后的打算已经得到母亲及一干舅舅的支持，也愿意顺水推舟，做这个人情，况且王莽的确是表兄弟里难得的谦虚、谨饬的儒者，重用一下王莽不是不可以。
    永始元年五月，汉成帝追封王莽的父亲王曼为新都侯，谥号为“哀”。新都，并不是“崭新”和“都城”的意思。新，指的是南阳郡的新野；都，指的是新野的都乡。南阳郡靠近洛阳，是天下的中心，新都这个地方还算是块宝地。但距离长安有四百多公里，亦不算近。三十岁的王莽随即以继承亡父爵位的方式，成为第二代新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这个食邑算是中等水平，但王莽从此迈入贵族行列，不再是王氏家族的边缘人。
    多年以后，即将成为天子的王莽会认为，他所开创的崭新的王朝“新朝”，不仅意味着“除旧布新”，而且早在自己袭爵新都侯时就有了征兆，这不啻为一个大大的祥瑞。
    他的官职也从射声校尉升迁为骑都尉，成为皇帝禁军羽林军的统军将领之一，同时兼任光禄大夫，这两个职位俸禄不算太高，但王莽还有一个侍中的加官，成为皇帝近身的高级侍从。王莽虽然还没有位列九卿，但侍中的加官、新都侯的爵位，已经让他可以和淳于长平起平坐，甚至还高了一点，毕竟淳于长还没有封侯。
    安抚了王氏家族，汉成帝在永始元年六月正式立赵飞燕为皇后，进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为昭仪，大赦天下，舆论为之哗然。
    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想起春天的那四条大鱼，但没人将大鱼和王莽联系在一起。灾异，渐渐从王氏家族转到赵氏家族。
    10.表兄弟淳于长
    女主人有了皇后的身份，名正而言顺，未央宫里比从前更热闹了。
    在两宫之间长袖善舞的淳于长越发炙手可热。王政君信任他，汉成帝宠爱他，赵飞燕感激他。终于，汉成帝找了个牵强的理由把淳于长封为关内侯。至此，王氏家族一度令人叹为观止的“五侯”已经翻倍为瞠目结舌的“十侯”，也就是王政君全部八个兄弟都是列侯，加上堂弟安阳侯王音和外甥淳于长，王氏家族称得上汉朝开国以来的超级家族。
    许多人认为，属于王氏家族一员且备受两宫宠信的淳于长是未来大司马的热门人选，争相交接贿赂。淳于长来者不拒，拿钱办事决不含糊，依附他的人越来越多。淳于长内结权贵，外交诸侯，与一些恶霸豪强也打得火热。皇帝对这些不知是蒙在鼓里，还是不以为然，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进一步封淳于长为定陵侯，使他进入列侯序列。似乎皇帝也已经将淳于长当作大司马的后备人选。
    淳于长的轻薄为贤人所不齿，在正直之士的眼中，淳于长就是佞幸，怎么堪当大司马重任？
    况且，王氏家族放着一个现成的王莽，至少道德上无可挑剔。世界上大多数人富贵之后就高高在上，志得意满，比如淳于长。可王莽封侯之后，比从前更加礼贤下士，更加谦卑。和淳于长一样，王莽也交接卿相大夫，但不一样的是，他从不交接那些趋炎附势之人，而是名士学者。对出身低微、家境贫寒的儒士贤者，不惜散尽钱财进行接济，愿意来他门下当宾客的，饮食衣冠车马全包，很有当年萧相国、公孙丞相 16 的风范。
    而在家族内部，淳于长眼里只有皇帝和皇太后这两位贵戚，他翅膀硬了之后对舅舅们也不那么放在眼里了。昔日像侍奉父亲一样对待王凤的淳于长，再也不会去侍奉同样患病的现任大司马王根。王莽不然，他封侯之后照样去侍奉王根，还把母亲从长乐宫接了回来，亲自奉养；又倾力照管亡兄的儿子王光。儒家讲究“孝悌”，兄长去世了，为兄长的儿子负责就是最大的悌。
    王莽把王光送到太学学习，拜太学博士为师。为了让博士们照顾好他，王莽常常去太学探望老师，每次去都要沐浴、备车马，携带羊肉和酒，礼节隆重，一丝不苟。去了之后，还要喊上王光的同学，有时赠送礼物，有时慰劳饮食。别的不说，这种尊师重教的姿态在外戚里就很难能可贵。
    此时，王光和王莽的大儿子王宇都到了结婚的年龄。因为王光略小，按照儒家礼仪，家长应先为兄长聘妻，再为弟弟聘妻。但王莽别出心裁，他同时为王光和王宇聘妻，还特意把“纳妇”的环节安排在同一天。这样，从王莽和亡兄的关系来说，显示了对亡兄的“悌”；从王宇和王光这对叔伯兄弟的关系来说，也没有违背王光对王宇的“悌”，足见王莽的细心周到。叔叔为侄子做到这个分儿上，世人再挑剔也说不出什么来。
    两个年轻人“纳妇”这天，王莽的府邸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前来道贺的宾客络绎不绝，这里面有王氏子弟，也有时贤名流。宴席开始，钟鼓响了起来，虽说王莽向来节俭，又多散家财，但毕竟也是列侯之家，饮食洁净，漆器精美，觥筹交错，座上客满，樽中不空，王莽是家长，坐在宴席最显眼的位置。
    于这欢腾极乐之时，一名仆人匆匆赶来，在王莽耳畔絮语。远处的宾客看见仆人面色凝重，王莽频频点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靠近王莽的宾客则隐约听见“太夫人该服药了”的话。众人疑惑之间，王莽已经起身，向众人行礼致歉，说了一番“暂时告退，稍候再来，恕罪恕罪”的话。须臾之间，宾客们都知道王莽去服侍母亲服药了。不一会儿，王莽回来，宴饮如常，但整个婚礼期间，王莽几次退下亲侍母亲服药。
    众目睽睽之下，众人无不叹服。儿女结婚，不忘老娘，王莽果真孝顺，都愿意把这些事情传言出去。
    对母亲孝，对亡兄悌，如果把这些行为都说成他沽名钓誉，那就太苛刻、太不公平了。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27节

    王莽的道德声誉日隆，在位的人赏识他，在野的人佩服他，朝野都把他当作汉廷未来的顶梁柱。王莽又是外戚，的确很有可能成为政坛未来的明星。比起在任的王商、王根等庸碌之辈和声名狼藉的淳于长，具备“儒家理想人格”的王莽怎么看都是更好的大司马人选。
    王莽的好友也会向他表达这个意思：为天下着想，为了儒家的理想，王莽要敢于想象并争取未来担任大司马，从而辅助皇帝开启良政善制。王莽的野心，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生发的。目睹叔辈的平庸和淳于长的佞幸，回顾自己在学术上的勤奋与道德上的实践，当仁不让才是哲人应有的选择。
    淳于长不可能不注意到王莽这个姨表兄弟，但未必认为他是一个威胁。一来，王莽是君子，君子是不会害人的；二来，自己和王莽本不是一路人，走的是不同路线，王莽在朝野的声誉再高，也未必比得上自己八面玲珑，结交权贵。都是外戚，但论私交，王莽比不上淳于长和皇室的情谊，而将来谁能当上大司马，是皇太后和皇帝说了算。
    王莽算什么呢？有次淳于长路遇王莽的母亲，也就是他的舅妈，按照礼仪，淳于长应该行礼致意。但淳于长当着舅妈的面上车走了，连声招呼都不打。在汉朝，亲戚之间的这种无礼近乎羞辱。
    王莽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可王莽算什么呢？他知道了又怎样？
    而且，淳于长近来又有了新的刺激，令他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他偷娶了一位美貌的小妾名叫许孊，这个女人非同寻常，她是汉成帝废皇后许后的姐姐，曾是龙頟侯韩宝的夫人。韩宝的祖父的兄长就是当年汉武帝极为宠爱的韩嫣。韩宝死后，许孊寡居，不甘寂寞，与淳于长私通，最后干脆偷偷嫁给淳于长。之所以说是“偷”，是因为这桩“婚姻”私下里进行，没有经过正当的婚姻仪式，而且两人是私通在前，娶亲在后。
    听说了这层关系，废居长定宫的许皇后动了心思。
    自从被废之后，当年煊赫一时的许氏家族已经没落。男性成员承袭的平恩侯爵位虽然还在，但人被“遣就国” 17 ，从长安的核心圈子被排斥出去。内外朝的势利小人们都不愿与许家有什么瓜葛。不过，事情近来略有转机，汉成帝可怜祖母许家，让平恩侯返回了长安。许后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再努力一把，哪怕当个婕妤也好过现在的处境。她知道淳于长是皇帝面前的红人，连立赵飞燕为皇后这样“不可能的任务”都可以搞定，于是就拿出毕生积蓄，通过姐姐许孊托淳于长去求皇帝。
    淳于长与汉成帝朝夕相伴，知道皇帝宠爱着赵氏姐妹，特别是赵合德，所以许后设想的事情绝无可能，但他还是满口答应了。他一边让许孊捎信给许后，欺骗她说，皇帝不只是要封她为婕妤，还要立她为左皇后，与赵皇后分庭抗礼。一边在信里对许后进行露骨的调情。许后想到自己虽然被废，但仍然是皇帝的女人，因此备感侮辱，但又有求于淳于长，而且“左皇后”的名分实在太诱人了，只能隐忍不发，依旧拿出钱财贿赂他。
    淳于长好色，家中姬妾美女多得很，但与前任皇后调情，而且是才名冠绝后宫的许后，这种滋味是天下任何女人都无法给予的，这里面有爱慕，但更多的是刺激。至于其中包含的对皇帝的悖慢和侮辱，以及这种行为的大逆之罪，淳于长不说，许后姐妹不说，皇帝也就无从知晓。
    淳于长以好色名誉扫地，王莽就不得不在女色上压抑自己。这段时间，王莽也偷偷买了一个美女，还没怎么着呢，马上就引来舆论的不满。作为君子、哲人，你王莽怎么能好色呢？孔子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王莽的性格里有一种激烈气质，听到这种非议，他索性不要这个美女了，立刻把她送给朋友、后将军朱博，并说：“后将军还没有后代，我听说这个姑娘挺能生的 18 ，所以特意买来送给后将军传宗接代。”言下之意，我王莽不好色。
    班固后来说，这是“匿情求名 ” 19 ，也就是隐藏真实意图以求名誉，实在虚伪。
    但与淳于长调戏皇后比起来，王莽这件事简直小到不值一提。他就算是真的买个美女，又能说明什么呢？王莽封侯已经六七年了，班固凭着还是王莽朋友的后人，在这六七年的漫长时间里竟然找不出其他的案例来批评王莽，恰恰证明王莽在这一时期的谨慎和谦虚。
    但这件事透露了王莽极度在乎舆论和民意，面对非议不能淡然处之，不惜以极端、激烈的举动来自证清白。这绝非圣哲处世之道。当然，这种性格目前还影响不到他的仕途和理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性格之于哲人的影响会越来越重要。
    11.新任大司马王莽
    到了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曲阳侯、大司马王根的病越发沉重，经常无法到大司马府视事，只能在家中卧床休息。
    他打算病退。
    王根就是当年因为“赤墀青琐”僭越皇室规格而被汉成帝怒斥的舅舅，无论是辅政能力还是道德人品，均无足称道，凭的是王凤奠定的政治基础和尚且稳定的外朝政局而任职至今。眼下，与王凤病重时候的情形已大不相同，王凤有许多兄弟可以从容安排身后事，王根却已近乎孤家寡人。王根最小的弟弟王逢时去年刚刚去世，王氏家族这一辈里还活着的男性只有王根和红阳侯王立，但王立是公认的荒淫无能、见钱眼开的废物，所以下一任大司马不能让王立接任。
    那么，就只能从下一辈里选。王根分析，目前来看，只有外甥、定陵侯淳于长和侄子、新都侯王莽可以胜任，两人都是王氏家族成员，年龄相仿，淳于长聪明能干，王莽品行高尚；淳于长乖巧伶俐，颇得皇太后和皇帝的喜爱，推荐淳于长，皇太后和皇帝都会称心；王莽谨饬严肃，常来侍奉自己，如果推荐王莽，他应该能对自己保持忠诚。
    王根拿不定主意。
    淳于长觉得不需要王根拿主意，他已经羽翼丰满，不再是从前那个没有爵位的黄门郎，而是位列九卿的定陵侯，不必再像当年侍奉王凤那样，屈尊去侍奉王根。他判断，自己有皇太后和皇帝的支持，王根卸任后，只要王立不来捣乱，应该会轮到自己出任大司马，所以紧要的事情是琢磨一下当了大司马后的人事安排，免得上任时手忙脚乱。
    王莽觉得，自己有哲人之能，又精通礼乐，但如果顾忌礼让，不去争夺大司马这个位置，而让王立、淳于长这样的蠢货、佞幸来做，究竟是对还是错呢？当年孔子不也是周游列国，以求被用吗？孟子遍干诸侯，不也是当仁不让吗？如果怕别人批评自己贪图高位就不去争，反而让淳于长上位，这才是虚荣吧。
    儒家是允许“权变”的。
    在王根身边侍奉时，听王根的意思，似乎还没有下决心安排后面的事情。要不要主动一下呢？
    终于，王莽对天下的责任心和对地位的渴望，战胜了个人的道德心。他在侍奉王根时，直截了当地向王根告知了淳于长的事情：“淳于长看到您一直生病，反而很高兴，因为您之后就轮到他接任您的职位了，所以他不仅不来看望您，甚至开始公开大搞封官许愿。”
    王根不是深思熟虑之人，听到这话勃然大怒，训斥王莽说：“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
    “我不知道将军您的意图啊，我哪里敢张嘴？”王莽吓得不轻。
    “赶紧去告诉东宫的皇太后吧。”王根说。
    见到王政君后，王莽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淳于长的事情和盘托出，包括淳于长偷娶许孊、见到自己母亲失礼以及封官许愿等等。
    王政君听了大怒：这个娃娃怎么这么过分？！你去禀报皇帝吧。
    有了王政君的意旨，王莽把这些事又向汉成帝说了一番。
    汉成帝知道淳于长一向比较放荡，但没想到这个平时和自己一处玩闹的兄弟居然这么不守规矩，就勒令淳于长“遣就国”，回定陵国反省。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成帝确实很宠信淳于长，没有治罪的打算，让他回定陵国更像是暂避风头。
    但这件事情仍然造成汉廷政治的动荡，因为淳于长已经炙手可热许多年，他这么一走，到底是彻底失势，还是暂时躲避，外边的人是不知晓的。红阳侯王立听说后觉得比较痛快，因为早年王根接任大司马时，他就听说是淳于长讲过对自己不利的话，导致自己没能接任大司马。
    王立决定狠狠地羞辱淳于长一番，他令儿子王融去拜访即将“遣就国”的淳于长。王融当然不是酹酒挥别、送君千里，而是转达父亲的意思，淳于长既然要离开长安，可以把马车留下，供王立享用。
    汉成帝常常躲在淳于长的马车里，微服私访，纵情享乐，想必这套马车一定是珠光宝气，非同一般。王融向淳于长索要马车，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真心眼馋。
    淳于长完全不在意马车，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节骨眼上遭受到政治攻击，而且是王莽告的状，真没想到王莽也想要当大司马。他觉得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翻盘，正愁没办法呢，王立送上门来了。
    马车？
    他立刻把这套马车送给了王立，还加码多送了些珍宝。要求只有一个：请舅舅王立替自己在汉成帝面前关说，是王莽要当大司马，所以故意陷害自己。
    王立收了钱，立刻换了一副嘴脸，再也不嫉恨淳于长了。他找了个机会，向汉成帝说淳于长人还不错，“遣就国”的惩罚太过了，王莽倒是问题很多。汉成帝对几个舅舅再熟悉不过，王立是个蠢材人尽皆知，居然敢插手这么复杂的宫廷斗争，谁借给他的胆量？而且，王立和淳于长以前关系很差，现在王立为淳于长美言，这其中定有自己不知的秘密。
    我要知道是什么秘密。
    汉成帝下令彻查王立。
    王立害怕了，逼迫儿子王融自杀，以灭口。
    弄巧成拙，汉成帝疑心或者说好奇心更大了，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能让儿子自杀呢？原本觉得淳于长折腾不出什么大事的汉成帝，想法彻底变了，他令廷尉把淳于长抓回来严加审讯，务必找出他与王立在背后谋划了什么阴谋诡计。在皇帝的默许下，廷尉下了狠手，淳于长受不住，主动交代了与许皇后的事。
    是的，我许诺帮助立许皇后为左皇后。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28节

    是的，我曾调戏过许皇后。
    曾经以为自己什么都不会说的淳于长，反而率先受不住严刑拷打，招供了事，那么许皇后也逃不过。汉成帝见到自己的表兄弟不仅飞扬跋扈，还和自己的“前妻”眉来眼去，实在无法容忍，只能杀掉淳于长。
    许皇后也不能留。汉成帝安排孔光持诏书赐给许皇后毒药，令其自杀。
    王立不仅没捞到好处，也被迫“遣就国”。
    一场风云变幻，王莽扫除了王立和淳于长两个潜在的竞争者，成为硕果仅存的大司马人选。王根很快辞职，并推荐王莽代替自己。
    王莽从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的职位，一跃而接任大司马之职，时年三十八岁，在当时属于中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王氏家族整体利益来看，第二代顺利接棒，走到了历史前台。
    但在王莽看来，是自己的“权变”避免了帝国被佞幸掌权，挽救了汉朝。所以，一定要努力辅佐刘氏皇族，使得天下归仁、礼乐复兴。
    如今灾异频现，天下危亡，若没有自己，还能靠谁呢？
    注释：
    1 　仅统计《汉书·成帝纪》。
    2 　伯格、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3 　见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452页，中华书局，2007；《汉书·元后传》，第4024页；两书所引歌谣略异。
    4 　外杜，《水经注》引作“五杜”。颜师古引李奇，以“外杜”为长安城内外杜里。高都，一说为高都水，一说为高都里，后者较为妥帖，可从。
    5 　薄昭是被汉文帝逼迫自杀的。
    6 　田蚡死后，汉武帝听说田蚡有“谋反”的事迹，就说“使武安侯在者，族矣！”意思是倘若田蚡没死，就会被族诛。
    7 　吕思勉：“盖上无诛赏，则下不得不依附权门以自固。”见《秦汉史》，第162页。
    8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波峰与波谷（第二版）》。
    9 　《汉书·谷永传》，第3455页。
    10 　《汉书·元后传》，第4024页。
    11 　《汉书·楼护传》，第3707页。
    12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13 　此处为推测，因为史书没有记载，另外从王莽和刘歆的关系看，刘歆和太常博士们不是一路的。
    14 　陈参事迹，史书不载，其经学的家法和师法也不详，有人认为他是西汉大臣陈咸的儿子，陈咸的确有子名参，但陈氏是律法世家，不太可能是同一个人。
    15 　《汉书·五行志》，第1431页。
    16 　萧何、公孙弘都有过为国招揽贤才的举动。
    17 　“遣就国”就是“遣送回封国”，这是对贵族的一种待遇，表面上看，并不是多么严重的治罪，但实际上是对贵族实权的惩罚性剥夺。因为，在中央统治稳固时期，政治资源几乎都在首都。首都犹如抽水机，把地方的人才、财富统统抽取到皇室之所在，所以，如果一位曾经执政的大臣被“遣就国”，意味着他被迫回到封国，不能随意踏出国界，更不能擅自进入首都，形同软禁。鉴于汉朝的侯国视同于县，所以在多数情况下，被“遣就国”的列侯还会遭受实际掌握侯国政权的国相或是侯国上一级郡守的监视。个中滋味，不言而喻。
    18 　《汉书·王莽传》，第4040页：“此儿种宜子。”
    19 　《汉书·王莽传》，第4041页。
    三、王莽的沉浮
    12.王莽的宏大志业
    汉成帝元延四年（约公元前9年），有个在长安消失很久的女人再次露面了。
    这年春天，中山王刘兴、定陶王刘欣叔侄二人按照礼仪入长安朝见天子。刘兴，汉元帝冯昭仪的儿子，汉成帝的异母弟弟；刘欣，汉元帝傅昭仪的孙子，汉成帝的侄子。此时的汉成帝已经绝了生育的期望，就想从这两位诸侯王里选一个立为太子。
    就在两王朝见期间，陪同刘欣一起来长安的祖母——汉元帝昭仪傅氏，如今的定陶王太后——突然秘密拜访了大司马王根。她带来丰厚的礼物，只说了一件事：听说皇帝要立外藩为太子，希望王根以大司马、帝舅之尊，择机在皇帝面前推荐定陶王刘欣。
    傅昭仪——王根还是习惯这么称呼她——虽然年岁已高，在长安的露面还是引起不少老臣和旧戚的注意。毕竟，傅昭仪与王政君不同，不是一个柔顺的女人。
    王根还记得，汉元帝在世时，一度想废掉时为太子的汉成帝，改立傅昭仪的儿子刘康，也就是刘欣的父亲。汉元帝弥留之际，陪伴身边的也是傅昭仪和刘康母子。换言之，傅昭仪差点成了皇太后。傅昭仪此次来请托，看得出她仍然为当年的事情愤懑不平。
    如果昔日傅昭仪当了皇太后，不必说王根，整个王氏家族都会从政治舞台上淡出。但王根还是应允了傅昭仪的请求，因为他知道，一旦汉成帝晏驾，新的皇帝必定会带来新外戚。为了长保王氏家族的禄位，立自己推荐的人为太子当然再好不过。傅昭仪能够屈尊来示好，将来即使傅氏成了新贵，也会感激自己吧。
    但王根一定不知道，向来精明能干的傅昭仪，并不只在他身上下注，她同样秘密拜访了赵飞燕皇后、赵合德昭仪，向这两位皇帝的枕边人提出了同样的请托。王根也没有深入琢磨，傅昭仪为什么不去求皇太后王政君。
    汉成帝本人已属意刘欣，王根、赵氏姐妹也推荐刘欣，廷议也认为应该过继侄子而非“立弟”才符合儒家祭祀的昭穆顺序，总之，拐过年来二月，刘欣顺利被立为太子。实际上就是把刘欣过继给了汉成帝。根据儒家礼仪，今后刘欣就是汉成帝的儿子，所以皇帝下诏，命令傅昭仪和刘欣的母亲丁姬都住在长安的定陶国官邸，不能随意与太子见面。换言之，傅昭仪和丁姬都还是定陶王的亲眷，而刘欣已经是皇族，礼仪上的身份超越了血缘上的关系。
    令人感喟的是，王政君再次展现出她的仁厚善良，延续先帝的临终嘱托：对定陶王一系照顾有加。她向皇帝建议，让傅昭仪和丁姬每十天入太子宫看望刘欣。汉成帝不同意，理由是这不合礼法。王政君认为：“刘欣从小是被祖母看大的，允许祖母看望太子，和允许奶妈和太子见面能有什么区别？”汉成帝想了想，最终同意让傅昭仪每十天见太子一次，丁姬因为没有照顾过刘欣，所以不允许。
    继承人的确立，使汉成帝登基以来最大的隐患得以消除。王政君的仁爱举动得到朝廷内外的赞誉，后来，口碑较坏的淳于长在王氏家族内部的清洗中倒台，公认具有宰辅之德的王莽被推荐为大司马，种种举动，令王氏家族的形象焕然一新，基本不再被人指责为灾异的来源。
    在灾异影响下持续不安的汉廷，也出现了可贵的稳定局面。皇帝身体健康，选立的太子刘欣举止稳重，雅好文辞，皇室安宁；外廷丞相翟方进，是著名的儒学学者，一代名相。
    新任大司马王莽踌躇满志，名义上是“辅政”，但皇帝沉湎享乐，实际上等同于“执政”，他有理由认真处理政事，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当然，王莽面临的政事十分棘手：国家虽然承平日久，社会财富有了空前积累，但人口也随之增长。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每逢天灾，必有流民；社会经济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朝廷的税收并没有因此增加很多，迫切需要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祭祀方面更是复杂，朝廷连汉家宗庙该建在哪里，怎么祭祀，祭祀谁，哪些先帝可以“毁庙”（停止祭祀的意思），都还一塌糊涂。其他各类大小问题更是多如牛毛。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王莽当然会从自己已有的知识积累、思想资源里寻找出路，他的初步思路是来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通过真正实践儒家的本意，一劳永逸地将其解决。
    就他个人而言，眼下最重要的是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勤俭节约的形象。当了大司马，王莽的宅邸从门可罗雀变得熙熙攘攘，外朝的官员，内廷的近侍，有事无事都来拜访他。知道王莽的母亲身体不好，有些人就委派妻子女眷前来向太夫人问讯，搞搞“夫人外交”。这些盛装的汉朝贵妇们一进王莽家门，就看见一位荆钗麻裙的老妇前来迎接，她身上的短衣仅能遮蔽膝盖，都以为是王莽家的老婢，并未在意，直到被迎进屋内，才知道这位老妇是王莽的妻子，不禁十分惊悚。
    节俭当然值得称颂，但做到这个程度，难免会被认为虚伪。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以丞相之尊，盖布缝制的被子，就被时人讥讽为沽名钓誉。王莽这么做，也有类似的声音。
    但是，在更多人看来，比起王莽叔叔们的骄奢淫逸，节俭总归不是坏事。而且王莽应该是真没什么钱，因为他上任后在大司马府聘了许多名流。为了招揽人才，几乎散尽了封邑的收入和皇室的赏赐，钱都花到为国揽才上了，哪里有钱为妻子置办绫罗绸缎呢。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29节

    汉成帝也感觉到王莽当政后朝廷的风气为之一变，他的心情越发向好。看起来，汉朝似乎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唯独为汉成帝养马的奴仆，觉察到一丝不同：
    绥和二年二月，大厩马生角，在左耳前，围长各二寸。
    此奴仆发现，皇家马厩里有一匹马长角了，这个灾异说明有人将要“害上”！当时王莽执政，气象一新，什么人会害上？后宫？宰相？潜在的叛乱？
    巧合的是，就在这个月，丞相翟方进因为一次可疑的星象“荧惑守心” 1 而被迫自杀。比起这样可怕的天象，皇家马厩里的灾异也就不被人注意了。
    又过了一个月，三月丙戌（公元前7年4月17日），皇帝睡在未央宫白虎殿，准备次日一早召见前来辞行的楚王和梁王；又因为翟方进死后，丞相之位空缺，皇帝还打算第二天拜孔光为丞相，连夜阅看了拜相的赞词。
    这天夜里，安静平和，皇帝睡得很好。
    拂晓，皇帝苏醒。像往常一样，在内臣的服侍下，他穿上绔与袜，又拿起外衣，忽然手拿不住外衣，然后竟然话也说不出来了，整个人立刻倒了下去，当天就晏驾了 2 。
    13.四家外戚一时登场
    皇帝晏驾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六十五岁的王政君听说儿子晏驾的消息，极度悲痛。这些年来，她努力为儿子分忧：国家政事由王氏家族主持；后宫事务由着皇帝的喜好，连立赵飞燕为皇后都点了头，就是为了让儿子安安稳稳地当太平皇帝。没想到，他竟然死在了自己前面。
    朝野也沸腾了，皇帝晏驾的消息刚公布，内外臣僚骚动起来。群臣对皇帝早已压抑了颇多不满，得知皇帝毫无征兆的死亡后，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赵氏姐妹。
    王政君凭借皇太后的身份出面稳定政局。她命令孔光即刻按照大行皇帝遗愿，在皇帝遗体前受博山侯印绶，接任丞相。这事实上是把孔光摆在了顾命大臣的位置上。孔光大为悲痛，仿佛皇帝早就知道自己要死，所以提前将外朝委托给自己一样 3 。
    她还命令王莽领衔，御史、丞相、廷尉等共同参与，严查大行皇帝晏驾当晚的起居和发病情况。
    这条诏令一下，赵合德昭仪立刻自杀。
    赵昭仪一死，追查大行皇帝晏驾的详情也就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了。群臣知道，皇帝晚年专宠赵昭仪，连对皇后赵飞燕的宠爱也不如从前。所以，大行皇帝晏驾当晚发生了什么已无从查考，也留下了无限想象空间。而赵昭仪必须为皇帝长期以来的沉湎酒色负责，她的自杀是咎由自取。赵昭仪的死，使得赵皇后意外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没人知道赵昭仪自杀前是否与赵皇后商量过。
    既然皇帝已经晏驾，朝臣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接下来权力结构的调整。
    外朝由于孔光接任丞相得以迅速稳定。所以，主要的不确定性在于太子登基后的变化。例如，盘踞朝廷二十五年的王氏家族是否还会继续执掌朝政呢？王莽的大司马是否按惯例让出呢？那些对汉元帝时期宫廷尚存印象的老人们还记得，傅昭仪可不是好对付的。
    按照礼仪 4 ，刘欣应该以皇太子的身份在先帝灵柩前即位，然后才能把先帝下葬。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公元前7年5月7日），在王莽朗诵策文的威严声音里，刘欣于汉成帝灵柩前正式受皇帝印绶，继皇帝位；随后，刘欣又将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等象征皇位的礼器交给王莽，告令群臣，宣布大赦天下，解除宫门和城门戒严。
    未央宫里山呼万岁，长安城沐浴在肃穆的气氛中。
    随后，参加登基大典的内外朝官员们纷纷脱下皇帝即位时穿的吉服，换上先帝大丧期间的丧服，簇拥着刘欣去高皇帝庙拜谒。这道程序非常重要，当年昌邑王就是因为即皇帝位后没有去拜谒高庙，被霍光当作借口废掉。
    尽管“绥和”还是汉成帝的旧年号，但汉朝有了新的皇帝。
    如前所述，刘欣是西汉末期极有想法的一位皇帝，他是藩王出身，对地方情形相对熟悉。他在长安缺乏根基，因而对皇权也更敏感。西汉自宣、元以来，祥瑞与灾异迭现，关于汉德已衰、汉帝让贤的谣言时而出现，儒生们虽然倡言改制，但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本身就是谣言的土壤，因此刘欣可能对儒学颇为警惕，对元帝、成帝笃信儒学不以为然。此外，当皇太子期间，他也初步聚集了一批身边人，清楚了中央朝廷的权力运作，对汉成帝不问政事的荒淫做派看在眼里。
    刘欣的施政策略，是效仿武帝、宣帝，重视汉朝自身传统，讲究“王霸之道杂之”，对儒学加以利用但并不笃信，降低大司马等由外戚例行占据的职位的重要性，逐渐消除外戚专权的土壤，从而努力将皇权收到自己手中。 5
    不过，刘欣此时才19岁，颇为清楚昌邑王、汉昭帝等幼主在位时期的微妙，羽翼尚未丰满之时，避免锋芒毕露。他要做的是尽快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于是，从四月即位到次年正月改元这八个月间，刘欣一方面下了罢乐府、放宫人、限名田、限奴婢、例行节约等一系列诏令，向天下显示新气象；另一方面，在内廷，他密集赏罚，借力打力，集中处理外戚问题。从这些举动来看，刘欣当太子期间可能已经深入谋划，因此能够做到动作迅速且有条不紊。
    就刘欣面临的局面来看，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外戚权力过大导致的皇权旁落。
    西汉的外戚传统 6 ，一言以蔽之，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早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就已经形成，是母子亲情在家族事务安排上的制度化体现。外戚只要不染指皇权本身，拥有高官厚禄、以恩泽封侯、成为新贵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理论上皇帝同时拥有祖母、母亲、妻子三家外戚，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来越大。但实际上，作为皇权派生出来的一股势力，外戚一般会随着皇权的更替而更替，新皇登基，旧外戚隐退，新外戚登场。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皇后升格为皇太后，古人寿命又短，太皇太后并不见得常有。所以，外戚也就可以更新换代，不至于尾大不掉，例如——
    汉文帝以外藩入朝，皇太后吕后的家族已经在政变中覆灭，所以他的母亲薄氏一家独大，没有竞争者；汉武帝时期，祖母窦太后、母亲王太后、妻子卫皇后虽然皆一时擅场，但时间上前后交替，基本上没有严重的相互干扰；汉宣帝自民间入朝，在亲政并剿灭霍氏家族后，祖母史氏、母亲王氏、妻子许氏三个家族虽然同时登场，但史氏、王氏本人已在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变”中被杀，许后也已被霍氏家族毒死，没有“后”的支撑，这三个家族的权势也就大打折扣；汉元帝时期延续了宣帝时期的外戚格局；汉成帝则是王氏家族独大，没有竞争者。
    拒不隐退的外戚往往下场很惨，比如吕氏家族；隐退后牢骚满腹的下场也不会好，比如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去世，失势又不安分的魏其侯窦婴就死得很惨；有些外戚尚未登场就被赶了下去，比如汉武帝死之前赐死的汉昭帝生母钩弋夫人。
    但任何传统，无论优劣，在时间的流逝下都会积累起足够多的弊端，外戚也不例外。刘欣登基后，外戚家族累积到极端的地步。
    这是刘欣的宿命：
    他是汉成帝的侄子，但他的父亲与成帝非同母所生，所以他与成帝的母族并无血缘关系，与成帝的妻族更没有；他自己又带来了祖母和母亲两家。偏偏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和他的祖母傅太后都很长寿，关系又差。这就出现了四家外戚同时聚集的局面。
    一是汉成帝的母族王氏家族，太皇太后王政君是核心，有贤哲王莽担任大司马，曾帮助刘欣被立为太子的前任大司马王根也在长安病养，列侯众多，子弟遍布朝廷内外；
    二是汉成帝的妻族赵氏家族，皇太后赵飞燕是核心，虽然赵合德已经自杀，但赵飞燕安全“退休”，家族中也有一位列侯 7 ；
    三是刘欣的祖母傅氏家族，定陶傅太后是核心，刘欣的妻子也出自傅氏，家族男丁兴旺；
    四是刘欣的母族丁氏，定陶丁太后是核心，丁氏家族也有颇多男丁。
    傅氏和丁氏两个家族可以看作一个整体，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飞扬跋扈的傅太后。刘欣正式即位之前的第五天，天色呈现出深黄的土色，傅太后打破常规，授意刘欣封丁后的兄弟、国舅丁明为阳安侯，封妻子傅氏的父亲、傅太后的堂弟傅晏为孔乡侯，引起朝野震惊。谏大夫杨宣上书批评，说了一句话：
    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 8
    王氏家族在王莽这一代已经恢复名誉，但大臣们始终不忘当年一日封五侯的往事，时不时要提出来警示一下皇帝。但是应注意到，杨宣的这句话也意味着灾异从王氏家族转移到丁、傅外戚身上了。
    刘欣并不在意这些与实际权力无关的封赏。假如权力只集中在一家外戚手中，如霍光、王凤，他反而很难动手。恰恰是外戚云集的极端局面，使得刘欣可以借力打力，利用外戚新旧交替的惯例，在尽量维持皇室内部和谐氛围的前提下，重新梳理宫廷的权力格局。
    14.王莽被免职
    前朝权贵王氏家族成了刘欣施政的第一个障碍。
    难以置信的是，刘欣只用三个月就轻松解除了王莽的大司马职务。时间虽短，却又显得那么漫长；结局早定，过程又令人觉得颇为和谐。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30节

    刘欣证明了自己具有出色的能力。
    四月丙午，刘欣即位当天就按照惯例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赵飞燕为皇太后，大赦天下。王政君的尊位更上一层，但她与皇帝无血缘关系，又是隔代的“祖母级”，权力已被架空，只留名誉上的至尊地位；对赵飞燕来说，“皇太后”意味着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渡过了宫廷政治里权力更替的最难关，已无性命之忧。
    刘欣的生母丁后和祖母傅太后也一定驾临了即位典礼。但她们的身份仍然是定陶王的亲眷，住在长安的定陶王邸。此时此刻，为孙子刘欣继位付出大量心血的傅太后，心里在想什么呢？
    熟悉外戚传统，也与傅太后是旧相识的王政君，非常识趣也十分高姿态地做了两件事。第一，她命令王莽辞职，把大司马的位置让给新的外戚。王政君这么做显得很大度，颇有“至尊”的胸怀，也显出一种熟习旧例的汉宫旧主姿态。第二，她下了一道诏令，指示傅太后和丁姬都可以每十天到未央宫里看望皇帝。这则诏令虽然没有实质意义，但同样展示出她仁慈的风采，也是对皇帝的示好。
    辞职这样的大事，王莽应该早就与王政君商量过，所以他立刻遵照王政君的诏令上书称病请辞。
    刘欣治国理政的权力地图里确实没有王氏家族的位置，但当年王根支持刘欣为太子，而且王政君地位和威望都很高，王莽又是名重内外的贤哲，还有很多内外臣僚也都与王氏家族关系密切，所以不能在即位的第一个月就更换掉他。刘欣的权力目前还需要王政君和王莽的声誉来增饰。
    于是他给王莽下诏，内有“诚嘉与君同心合意 ”的话，表示要与王莽同心同德治理国家。他还派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这两位“三公”、自己的老师左将军师丹、负责未央宫保卫的新贵外戚卫尉傅喜，也就是刘欣当前重用的人，一同去见王政君，转达了皇帝极为谦恭的意见：
    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 9
    就是说王莽不来上班，皇帝就不上朝。
    这句话确实非常有诚意，王政君就吩咐王莽继续担任大司马。
    刘欣做出的谦逊姿态很容易理解，不立刻将王莽解职本来就是他的既定策略。但是，也应看到刘欣是努力在儒家礼仪和亲戚伦理的框架内进行决策，不想搞得腥风血雨，要和谐平稳地处理外戚问题。
    与此同时，刘欣对王政君允许母亲丁姬到未央宫看望自己的示好也有了反应，他下诏令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廷议傅太后在长安城内怎么住的问题。
    孔光对傅太后比较了解，不愿意傅太后和皇帝住得太近干扰政事，就建议住在较远的筑宫；何武可能慑于傅太后的强势，或是有意讨好皇帝，建议住北宫。北宫在未央宫的东北，且有“紫房复道”相通，也就是空中走廊。皇帝果然同意何武的建议。而傅太后也真如孔光所料，住北宫后，每天通过复道到未央宫，怂恿皇帝尽快解决她的名分问题，抓紧让傅氏家族封侯掌权。
    刘欣即位还没出四月，宫廷局面已翻天覆地。一些嗅觉灵敏的大臣开始蠢蠢欲动。
    高昌侯董宏第一个上书，以嬴政的父亲秦庄襄王为例，认为同时尊两个太后是有先例的。傅太后现在只是定陶王太后，但作为皇帝祖母，也应有尊号。当然为了与“太皇太后”有所区分，可上尊号为“帝太后”。
    秦庄襄王的故事的确与刘欣的经历十分契合：他的生母是夏姬，在吕不韦的运作下，他被没有子嗣的秦国王子安国君和妻子华阳夫人收为养子。安国君后来继承秦国王位，秦庄襄王也得以成为一代秦王。即位后，他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尊夏姬为夏太后。这就是董宏上书的主要依据。
    但是，在汉朝人眼中，秦朝极为特殊。汉朝本来就是“诛暴秦”“斩白帝之子”而建立的，不久前大家还在皇帝的登基典礼上见过这把“斩蛇剑”。在儒家的话语中，秦朝是汉朝的对立面，秦代表着残暴，汉代表着文明。特别是在今文经学里，秦朝的“德”犹如历法里的“闰”，不纳入五德终始，汉朝人认为自己接续的是周朝。
    此外，秦庄襄王这件事由吕不韦运作，在后世眼中也不正当，充满着宫廷秽乱和阴谋诡计。堂而皇之比附汉廷皇帝，岂不是羞辱？
    于是，王莽、师丹激烈反对董宏的主张，认为刘欣既然早就被立为汉成帝的太子，就已经不是诸侯王的身份，更不宜拿已经灭亡的暴秦来寻求依据，要求严惩董宏。
    这番交锋发生在王莽首次辞职被留任之后。刘欣刚刚挽留了王莽，多少要表现出纳谏的态度。把问题抛出来的董宏，也早就做好了被牺牲的准备，他被收走高昌侯印绶，废为庶人。
    刘欣对董宏的处理如此严厉，既展示自己在舆论前的谦逊，也突出王氏家族的霸道，还故意激怒了傅太后。果然，傅太后勃然大怒，更加频繁地通过复道来宫里找刘欣索要“尊号”，刘欣把这个难题故意抛给王政君，请她以“至尊”身份来定夺。这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局面：
    刘欣支持王莽，处理董宏，也没有给傅太后上尊号，向王氏家族表示了谦逊；王政君和王莽不愿意尊傅太后，但皇帝这么谦逊，他们不得不后退一步，把皇帝的父亲也就是傅太后的儿子定陶恭王追认为“恭皇”。
    藩王承继大统带来的名分问题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后世亦屡见不鲜 10 。刘欣的处理显示了他的老道。
    此时，王莽已经明显感觉到时代变了，作为内廷首领的大司马说话也不那么管用了，他硬着头皮处理政事，这段时间多少值得记上一笔的是向皇帝举荐了老朋友刘歆。
    五月，刘欣按照惯例封妻子傅氏为皇后，同时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母亲丁姬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有趣的是，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赵钦也在此时被封为新成侯。
    五月的内廷，王、赵、傅、丁四个家族一时齐备，四位太后各有一套服务自己的班底，纷纷扰扰，蔚为大观。普通人家四世同堂尚且产生各种矛盾，何况皇家？最跋扈的傅太后“与成帝母语，至谓之妪” 11 ，敢当着王政君的面称呼她为老太婆、老妈子，其情形可想而知。努力维持王政君身份地位的，内廷里也只剩王莽了。
    这些矛盾终于在六月份的一场宴会中爆发 12 。
    刘欣在未央宫举行登基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宴会，王政君、傅太后均出席。少府的内者令负责布置，把傅太后的帷幄设在王政君旁边，也就是并尊的意思。王莽见到后，极为不悦，斥责内者令说：
    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 13
    把已经被尊为恭皇太后的傅太后斥之为“藩妾”，也难怪傅太后会称王政君为“老妪”，两事不知道哪个在先，但关系之剑拔弩张，略见一斑。
    王莽是大司马，内者令只是少府属官，是内廷的低级官员，竟然不事先向王莽问清楚，说明王莽的权力已经式微。但大司马已经开了口，内者令也只能把傅太后的帷幄另外设坐。此事大大激怒了傅太后，她拒绝参加此次宴会，并对王莽深恶痛绝。
    傅太后不来赴宴，一场宴会不欢而散。皇帝如何表现，史书没有记载，但一定很不高兴。因为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七月，王莽第二次申请辞职。
    王莽在权势日消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得罪傅太后呢？直接的原因是他别无选择，他和元后同在一条船上，不论得罪傅太后与否，将来迟早要被罢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王莽非常在意这一行为对自己声誉的影响，如果不这么做，对元后就是不孝，对傅太后就是谄媚，那么他备受众人褒扬的德行就会大为消减。
    从四月首次请辞被留任，到七月第二次请辞，三个月时间说长不短，宴会之事王莽处置不妥亦有责任。皇帝因此欣然允准，为了抚慰王莽，特别是照顾王政君的脸面，刘欣给了王莽极高的退休地位和赏赐：
    黄金五百斤 ——这是钱；安车驷马 ——这是“专车”，是历来给功勋老臣退休的待遇，安车即矮车，乘客可以坐在车里，而当时的车很多是站立其中的；中黄门为莽家给使 ——从内省拨一个侍从驻在王莽家中服务；十日一赐餐 ——皇帝每十天请王莽吃一次“未央宫外卖”；益封莽三百五十户 ——增加封邑，也就增加了王莽的年收入；位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 ——退休后的“行政待遇”，王莽仍然有权出入禁省，与在任大臣同列时位次等同于三公，每个月的朔望两天可以上朝，见皇帝时可以行三公之礼；车驾乘绿车从 ——绿车是皇孙之车，皇帝出行时允许王莽乘绿车随从。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此次王莽“罢就第”，人仍然在长安家中，说明不是以罪免，不必“遣就国”，没有远离政治中心。
    在赏赐王莽的同时，王氏家族的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以及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都同时增加了封邑。整个朝廷里弥漫着其乐融融的气氛，王莽的主动辞职，皇帝的优容赏赐，也传递出儒家伦理所推崇的谦让之道。刘欣成功地和平处理了王氏家族势力。
    而且，空出来的大司马职位，刘欣也并没有给外戚担任，而是让自己的老师师丹担任。
    王莽当了不到一年大司马就被罢免，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是心有不甘，是坦然平静地接受，还是准备东山再起？这些都有可能，但考虑到当时刘欣正富于春秋，且傅、丁两家不乏男性；而王政君六十四岁，已是超长寿命，所以王莽最可能的心理是坦然接受这一命运，回到砥砺名节、激扬声誉的道路上，并争取在朝廷中担任个其他职务就心满意足了。
    15.王莽被逐出长安
    昔年汉宣帝厚葬霍光后，就逐渐剥夺霍氏家族的权力，最终将其族灭。这大概给了刘欣不少启示。
    仅仅在王莽等人增加封邑一个多月后，司隶解光突然上奏弹劾曲阳侯王根和成都侯王况！措辞非常严厉，把王氏家族前番的种种不法之事都翻了出来。细看这份奏折，贪污敛财是一方面，但最主要的是僭越。
    宅邸的装饰僭越，前面汉成帝微服私访时曾被气得不轻的“赤墀青琐”再次被提及；排场的规格僭越，王根让自己的家奴穿战甲持弓弩，陈列如军人；权力的范围僭越，王氏家族把近亲故吏送到禁省担任尚书，欺上瞒下，垄断皇帝视听，还违禁交接诸侯，败坏国家制度；私生活上也僭越，王根公然把皇宫的女乐官娶到自家唱歌跳舞，王况更大胆，聘娶掖庭的贵人也就是先帝的嫔妃为妻。
    解光是谁？
    解光是一个小人物。他得以史书留名，要从“司隶”这一官职说起。司隶校尉是《周礼》上记载的官职名称，掌管监察巡察。汉朝时，汉武帝第一次设立，手下还有兵，因此称“司隶校尉”算是实至名归 14 。后来渐渐不再掌兵，成为专门的监察官员，至汉成帝时被撤销。
    有趣的是，刘欣即位后在官僚机构上做的第一个调整，就是恢复这个职务，将其定为大司空也就是原来的御史大夫手下的监察官，秩比二千石。因为不再掌兵，所以改名为“司隶”，当然有时候大家还是俗称“司隶校尉” 15 。
    刘欣设置这一新职位是有意图的，解光因为“明经、通灾异 ”为其所注意，被任命为首任司隶。所以，解光的劾奏基本可以认定是刘欣的授意。王莽名誉极好，已经荣休，王政君和王莽对这份不涉及自己的奏折想必不敢有意见；而王氏家族的其他人就不得不被“拉清单”了。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31节

    解光弹劾的结果是，刚增加了封邑的王根，因为立刘欣为太子时说过好话，所以仅被“遣就国”；王况是前任大司马王商之子，被免为庶人；凡是由王根、王况举荐在内廷担任近臣的人一概逐出。
    王氏家族到此地步，基本上算是退出刘欣一朝的权力场了。王莽担任特进、给事中，可以通过列席廷议了解朝廷事务，但没有决策权；内廷的近臣里，还剩下王去疾和王闳 16 ，这兄弟二人是王谭之子，前面已经说过王谭与王凤关系很差，一直是王氏家族的另类。
    不管怎样，刘欣的目标并不是要灭掉王氏家族，而是在合法框架下消除外戚过重的权势。转眼到了次年正月，刘欣正式改元建平（公元前6年），大赦天下。
    司隶解光又站了出来，这一次，他弹劾的是赵氏家族，而且也是汉成帝时期的旧事。
    这桩旧事，可能在汉廷已经广为人知，不然解光何以知之？此即赵氏姐妹暗害汉成帝其他妃嫔所生子嗣、致使汉成帝绝嗣之事。解光认为，谋害皇帝后裔这样的事情罪大恶极，要遭天谴，结果凶手的家族不仅没有被惩治，还当了皇太后，封了侯。建议重治赵家。
    议郎耿育随即上书，委婉地谈了另一番道理：赵氏家族这件事的确非常恶劣，但是皇家的龌龊事情最好不要大张旗鼓地张扬出去，有污皇室声誉。而且，比起赵太后当年主张立您为太子这样光辉灿烂彪炳日月的大事，别的事再恶劣也是次要的。
    耿育其实是告诉刘欣，如果不是赵氏姐妹害的汉成帝绝嗣，哪里轮到你来当皇帝呢？所以做事不要太绝。
    刘欣本来也没想把事做绝，他将赵飞燕的弟弟新成侯赵钦和赵飞燕的侄子咸阳侯赵 免为庶人，赵氏家族只有这两位列侯，夺爵之后，家族就败落了。但是赵飞燕本人因为帮助过刘欣，得到了傅太后的厚待。
    解光上奏的结果，就是赵氏外戚硕果仅存的皇太后赵飞燕被傅、丁外戚收编。王氏家族则被进一步孤立，成为傅、丁、赵三家的对立面。
    在朝廷打击王氏家族时，王政君下了一道诏令，要求王氏家族名下的田地，只要不是用作墓园的都无偿分给贫民耕种，这明显是一种身段柔软的反抗。王政君以“至尊”身份来收买民心，表现仁慈，刘欣未必高兴，但也说不出什么来。
    于是，在官吏和平民眼中，以往骄奢淫逸的王氏家族已经改弦更张，倒是傅氏家族变得咄咄逼人。
    王政君以七十岁高龄和太皇太后的身份，出行时都让亲属在前面领着，以避开丁氏和傅氏，以免被新贵侮辱，路人看到此情此景，有人同情地哭，这种对王氏的同情成为后来王莽复出的民意基础。
    打击了王、赵两家，刘欣并不是要为傅、丁两家腾地方。他频繁更换大司马，师丹之后，傅氏家族的傅喜、傅晏和丁氏家族的丁明先后出任大司马，每人在职的时间都不太长。可以说，在董贤崛起之前，大司马的职位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具有权势，更像是慰劳外戚的顾问之职而非辅政的权臣。
    傅太后也没有像当年王政君那样，把大司马当作外戚牢牢把控朝政的关键，而是将精力放在一些无足轻重的挟怨报复上。刘欣的即位给了傅太后一抒胸臆的机会，将她多年来压抑的愤懑之情肆意释放，造成刘欣执政前期非常不雅观的内廷形象，反而衬托出王氏家族的正当性。
    傅太后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早在汉元帝时期，她与冯昭仪一时俱为皇帝宠妃，王政君是一个连失宠都谈不上，属于“无宠”的皇后。而且，傅太后的儿子也很为汉元帝喜欢。但就算如此，最终大位仍然由王政君的儿子继承。多年来，傅太后一直作为定陶王的亲眷待在外藩，受定陶国相的辖制，也不得不经年累月地向汉成帝母子朝请、进献。她宠爱的儿子定陶王很早就去世了，这势必增加了她的压抑和痛苦。如今，孙子荣登大宝，她没有理由继续压抑自己了。
    然而，傅太后似乎从未认识到，政治的本质在于决断国家施政的路线，她不明白达成政治意图的途径是夺取重要的职位，更不明白只有路线清晰且职位稳固，才能进一步谈论划分敌友，争取同盟，打击异己。换言之，傅太后不具有政治头脑。
    但她复仇的心性却很剧烈。斥退王莽，打击王政君，拉拢赵飞燕之后，她把精力放在一桩与国事、与政治没有多少关系的私事上——报复当年和她一同受宠的冯昭仪，如今的中山王冯太后。
    冯太后冯媛家世显赫，人人都熟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典故，冯太后就是冯唐重孙的女儿。多年前，汉元帝曾带着冯、傅去“皇家动物园”看猛兽，一头熊突然爬出笼子，攀上围栏，傅昭仪吓得落荒而逃。冯昭仪却挺身而出挡在皇帝面前。这一壮举令汉元帝感动万千，也令傅昭仪终生嫉恨。
    现在的冯太后并不太关心中央的皇位更迭，把精力放在照管孙子刘箕子身上。因为箕子身体不好，冯太后多次到庙里祈福。刘欣听说后，派遣近臣、一个名叫张由的谒者去中山国慰问，还带了医生。但张由据说有点神经病，私自逃回长安，于是被弹劾。张由害怕担责，就诬告说冯太后在中山国诅咒刘欣和傅太后。
    这件事情很可疑，因为张由是谒者，级别虽不高，却是皇帝近侍，“主殿上时节威仪 ”，很难相信皇帝会选择一个神经病担任谒者。这件事最大的可能是傅太后收买了他，让他找冯太后的茬儿。
    不管怎样，张由既已告状，朝廷就不得不查。先派御史丁玄去查，抓了冯家一家子，却毫无所得；又增派一个叫史立的中谒者令去查。史立受傅太后指使，以大刑严审冯太后及其家人，死者数十人，终于有人受不住只得供认冯太后诅咒皇帝，阴谋弑君，目的是立中山王为帝。冯太后当然不承认，史立逼迫说：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 17
    冯太后一下子明白了，对左右人说：这事只有汉元帝和傅太后知道，你史立如何晓得？可见，这次是专门冲着我来的，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陷阱。于是，她不再申冤，饮药自杀。她的弟弟宜乡侯也不得不自杀。最终，案子由经办人史立、丁玄署名，由冀州牧毋将隆领衔署名上报汉廷。
    朝中有人对这个案子颇为不满。曾当过三年京兆尹、现任司隶的重臣孙宝就站出来要求重审，惹得傅太后暴怒，大骂刘欣“帝置司隶，主使察我 ”，胳膊肘向外拐，刘欣只好将孙宝下狱；尚书仆射唐林站出来为孙宝争辩，刘欣反而更加恼火，认为两人“朋党比周 ”，将唐林贬谪到敦煌。所幸大司马傅喜以傅氏家族成员的身份站出来力争，孙宝才被放出来。而那个据说是神经病的张由竟然因此事被封为关内侯，史立升迁为中太仆。强行将此案的影响压了下去。
    冯太后一案对刘欣的前期执政造成了恶劣影响，朝廷内外都很同情冯太后，越来越多的人厌恶傅氏家族。这段时期发生的灾异，多数会被大家解读为傅氏家族的擅权和强势。王氏家族基本上不再被看作灾异来源了。
    冯太后作为诸侯王太后，并未参与中央宫廷政治，也不构成傅、丁两家的威胁。傅太后却将她作为眼中钉拔之后快，其原因史书没有明言。这并不难理解，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宫廷斗争都源于政治，很多就是私人恩怨。我们无法得知冯太后与傅太后这两个女人一辈子究竟有怎样的纠葛和仇恨，但傅太后任凭自己发泄私欲，将无辜的冯太后逼死，却放过政敌王政君，本末倒置，这绝不是政治家的素养。
    冯太后一案期间，掌管宫廷侍卫的郎中令泠褒、内廷侍从黄门郎段犹站了出来，这两位都是刘欣的近臣，他们上书提出傅太后和丁太后的尊号“恭皇太后”“恭皇后”，都是来自“定陶恭皇”，而定陶只是一个王国，与其帝国外戚的身份不符，建议制定和皇族相称的礼仪，并给定陶恭皇在长安建立宗庙。
    此时的“三公”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师丹全都反对，师丹在上一次董宏提议时就反对，傅喜作为傅氏家族成员也反对，可想而知傅太后何其不得臣僚士大夫的欢心。
    刘欣可能迫于傅太后的压力，但更可能是出于消除外戚专权、防止大臣挟制的长远目标，在京兆尹朱博的配合下，先罢免了大司空师丹。师丹高乐侯的爵位被褫夺，改为关内侯，朱博顶替他为大司空。朱博紧接着向傅喜和孔光发难，傅喜被免大司马，“遣就国”，离开了长安；孔光最惨，罢免丞相，收走博山侯印绶，免为庶人。
    到了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根据朱博的提议 18 ，刘欣正式尊傅太后为“帝太太后”，几年后又更名为“皇太太后”，称永信宫，和王政君并列为至尊；丁太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傅、丁两家终于得偿所愿。
    朱博则趁机上位为丞相。
    朱博，就是多年前王莽送女人给他的那位将军。当时，他默默接受了这个女人，替王莽消弭了讥议。而今，朱博却上蹿下跳，死心塌地与傅太后结党。不久，他和御史大夫 19 赵玄共同上奏弹劾已不担任官职的师丹和王莽。理由是，当年师丹、王莽拒绝董宏尊傅太后的行为是错误的，应当将师丹、王莽都免为庶人。
    朱博这么做，直接原因当是傅太后的指使，王莽把女人扔给他那件事可能也令他不快。不过，深层原因是，朱博出身“武吏”，当过亭长。他从基层一级级干上来，风格近于酷吏，特别讨厌儒生。他在地方上当刺史、太守期间，到哪儿都不任用儒生，他有一句话很有名：
    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 20
    儒风盛行时，朱博却坚定捍卫汉帝国传统，强调承载汉道的是“三尺律令”，儒生的圣人之道毫无意义，让儒生们滚蛋，“等你们的尧舜圣君出现，再摆你们的道理吧”。朱博的风格和刘欣追迹武帝、宣帝的执政精神高度一致，因此才得到重用。一旦得势，师丹、王莽等儒臣自然会遭受他无情的打击。
    朱博的上奏得到刘欣的支持，师丹彻底失势，被免为庶人；王莽因为王政君的面子，没有被夺爵，但是取消一切待遇，“遣就国”；两年前被王莽弹劾而被剥夺高昌侯爵位的董宏，则恢复了旧爵。
    与王莽一并被逐出长安的王氏家族成员还有平阿侯王仁，理由是王仁藏匿赵昭仪的亲属。王仁是王莽叔父王谭的长子，他们父子兄弟为人都比较耿介。在上一辈里，王谭与王凤关系就很差，到了王莽这一辈，王莽与王仁也来往不多。所以，王仁的“遣就国”与王莽无关，估计是行侠仗义惯了，接纳了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赵氏亲属而取祸。
    这是对王氏家族的最沉重打击，距离王莽罢免大司马仅两年。王莽不得不待在新都国接受郡守和国相的看管，在中央的影响力几乎荡然无存。
    此事引起朝中部分大臣的不满，为了平息舆论，刘欣把两年前被废的成都侯王况的弟弟王邑抬了出来，继承成都侯的爵位，并招致内省担任侍中。王邑是王莽的堂弟，才能不如王莽。如果说，将王莽逐出长安给了王政君一记重重的耳光，那么用一下王邑是耳光之后的差强抚慰。
    马车载着王莽缓缓离开长安，他抚摸着新都侯的印绶，步入入仕以来最灰暗的日子。
    16.王莽与孔休
    其实刘欣的日子也很灰暗。
    在外人看来，傅太后的强势重蹈了外戚干政的覆辙。但刘欣很清楚，汉朝除了吕后，女性外戚无论地位多么尊崇，也不具备处理日常政事的合法性，家族总要推出一名男性担任要职来取得事权。
    傅太后虽然气势汹汹，顶多只是干预个别人事安排，没有处理朝政大事的强烈愿望，还常常被他拿来当“枪”使，对付王氏以及外朝不顺从的大臣。傅氏家族的傅喜、傅晏，丁氏家族的丁明，虽然都当过大司马，但刘欣没有给他们大权，最不顺从的傅喜还被撵出长安，权力远不如成帝时的王氏家族。
    而且，刘欣对前朝勋旧、帝师、三公之类等潜在的“权臣”毫不手软，如果这些大臣在某件事上不顺从，刘欣总会找理由将其斥退甚至处死。曾把王莽逼走的朱博，因为被发现和傅晏结党，更听傅太后而非刘欣本人的话，在王莽“遣就国”后不久就被刘欣逼迫自杀。此外，刘欣还逼死了族叔东平王刘云。
    总之，外戚也好，大臣也好，诸侯王也好，都不要想着当权臣。很快，刘欣又发现了董贤，将他快速提升为大司马，董贤的不孚众望恰恰意味着大司马的权势已经衰微，犹如皇帝的玩物，皇权占据了上风。
    刘欣一朝，只有宠臣而无权臣。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32节

    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无法通过皇权来消弭。自从他即位以来，天下仍然灾异频现，地震、水灾不断，朝野要求按照儒家改制以消除灾异的呼声越来越高。更极端的是，预言汉历中衰、天命转移的流言也时常传到刘欣耳中。
    在当时天人合一、天命转移的氛围里，刘欣也不是局外人，同样深信不疑。但灾异、谣言毕竟只是一种现象，其内涵到底指向天子还是大臣，是指向外戚还是蛮夷？其解读却是开放的，也是存在争议的。当一种灾异有多种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那么最终的解释权一定会转移到拥有实权的人物手里，比如皇帝刘欣。
    总之，刘欣尽管对汉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但仍然葆有努力振奋、通过改制来力挽狂澜的希冀。
    中央的朝局日渐明朗，被遣回新都国的王莽也在重新思考汉家天下。尽管史料匮乏，但以王莽的敏感性格以及他后来所做的事情推断，他应当注意到局势尚有余地：
    第一，太皇太后王政君仍然健在，位极尊，无人撼动，中央官员和地方太守里还有一些是当年王氏举荐的人。
    第二，傅、丁两家虽然气焰嚣张，但只知奢侈享乐并无大权在握。王莽就国期间，丁太后去世，归葬定陶国。刘欣令舅舅阳安侯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送葬，从长安到定陶 21 约1300里，一路仪仗煊赫，耗费公帑无数。在定陶恭皇的陵园，刘欣竟然征集了五万人挖开陵墓复土，以便让丁太后与恭皇夫妻合葬。这件事过于张扬，使得傅、丁两家外戚备受讥议，成为灾异的指涉对象。王氏家族反倒成了公忠体国的“前朝故旧”，被拿来抒发对时政的种种不满。
    第三，皇帝为消弭灾异，搞了一次“改元再受命”的操作，虽未成功，但透露了皇帝对天命的畏惧，证明他的心性仍可被儒家影响。这就意味着，天下仍然需要君子，需要贤哲，需要圣人。自遣就国那天起，朝中就有人为王莽鸣不平，有人甚至颂扬他是不世出的伟大人物。
    有多伟大？圣人可乎？
    在西汉，皇帝很少自称“圣”，主要是不敢 22 。而圣人如孔子，有圣人之德，无王者之位，晚年“获麟受命”，却大势已去，不得不绝笔《春秋》，将王者的功业寄托在经书中。孔子终究只是圣人而非王者，为后世所遗憾。
    王莽就国的路上，经过许多郡县，常常会有当地名流官员想要拜会他，他却什么人都不见，陪伴他的主要是三名女婢增佚、怀能、开明。他咀嚼着圣人孔子的时运不济，仿佛也在周游列国，不免联想到自己同样空有圣人之德、贤人之能，却没有位置来舒展抱负，为天下开太平。与孔子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
    古往今来，凡是能被万众高呼推为教主的，无不是自己先有圣人的自诩。倘若自己都不信，如何能够通过行动和言语来感召世人呢？
    新都国位于南阳郡，十七年以后，有个叫刘秀的人将从南阳起兵。当下的南阳繁华富庶，新都也是膏腴之地，但这未必能给王莽何种安慰，因为“遣就国”意味着被边缘化。
    南阳太守对王莽的归国不敢怠慢，遴选了一名心腹属吏去新都国担任国相。这包含了复杂的考虑：这一时期侯国的国相相当于县令，掌握着侯国实权，列侯名义上是侯国的封君，实际只有食邑的好处，并无治国的权力。列侯一旦被“遣就国”，国相即负有监视和限制之责。因此，南阳太守既要考虑到不违逆皇帝的意旨，把王莽“看管”好；又要考虑到王莽的名誉和身份，不与他为敌，尽可能尊重他。这就需要选一个自己既信任又了解，且具备与王莽交往的资格和水平的人。
    他选了孔休。
    孔休是南阳本地人，从姓氏可知，他应该是圣人后裔。孔休是儒学中人，仰慕王莽多年，由于自身地位卑微，没有机会与王莽交接。接到去新都国担任国相的调令，孔休既惊且喜。
    他一上任即主动拜见王莽，行臣僚之礼，而王莽也极尽礼数，两人一时相见恨晚，言谈甚欢。
    国相名义上是王侯的臣僚，其实是汉官，并不会真的把王侯当主公。有些王侯与国相甚至会交恶，互相陷害。王侯谋反，先杀国相；国相不满，诬陷侯王，均屡见不鲜。王莽遇到孔休这样知礼谨慎的君子，两人还能叙一番君臣之情，实属难得。
    王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在新都国闭门不出，以避舆论。孔休则尽心竭力治理境内事务。有一次王莽生了重病，孔休日夜守候，极尽臣下之礼，令王莽感动万分。为了报答这份恩义，王莽像以往那样，将一把装饰有玉石的宝剑赠给孔休。
    王莽与孔休已经交往颇深，理应知道孔休并非贪财好利之人，本就不该以贵重物品相赠，形同收买，待之以常人，反而降低对方人格。
    孔休见此，果然大吃一惊，托言这是王莽私人爱物，且剑饰玉石，十分珍贵，坚辞不受。
    王莽似乎没有感知到孔休的真实想法，认为孔休只是碍于情面不收，就说：“我没别的意思，也不是要送您宝剑，是看您脸上有块瘢痕，据说美玉可以祛瘢，我是特意送你剑上的玉石。”王莽边说边把宝剑上的玉石解了下来。
    这番托词并不高明，所以孔休坚决不收。王莽突然产生一种被拒绝之后的“激情”，有些“恼羞成怒”——你越是不接受，我偏要送给你。这个劲头一上来，谁也拦不住。和因为别人讥诮他纳妾，愤而将女人送给朱博的行为完全一样，他的性格里有一种“极端”的因素：
    莽曰：“君嫌其贾邪？”遂椎碎之，自裹以进休，休乃受。 23
    王莽就像“小宇宙”爆发一样，瞬间变得狰狞可怖，他说难听的话：“您是觉得这很贵重是吧？”他做难看的事，把那雕花的玉石砸碎，找了块布帛包了起来，必须要送给孔休。
    孔休只得收下。
    收下玉石的孔休，不仅对王莽爆发的这种“帝王之怒”倍感恐惧，也对他这极端的性格十分抵触，更对这位举世称颂的君子、践行礼仪的儒宗产生了幻灭。
    王莽是当时的“公众人物”，很多儒生士大夫的偶像。历史上有不计其数的英雄偶像，一旦亲近就会褪去光环。王莽也是如此，他这种“神经症人格” 24 非亲近之人所不能知。而且，王莽不只是一个偶像，还自认是圣人，甚至是圣王，这种性格将日益显示出可怕的效应。
    自此，孔休便有意与王莽保持距离，不再推心置腹，他的马车也越来越少出现在侯门的阙下。但越是如此，王莽就越要亲近孔休，好像完全看不出孔休在躲避他一样。多年以后，王莽确实成了帝王。他更加不能忘记卑微的孔休，以高官厚禄去聘任他当国师，孔休则称病不见。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正史里，是南阳老乡刘秀为了褒扬他对王莽的态度，赏赐了他的子孙。
    17.一摘使瓜好
    从新都侯宅邸的阙下走过，很少有本地人见到大门是敞开的。但大家会忍不住猜测、议论，更多的是自豪，有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居住在这里。他谦逊知礼，深沉低调，很少抛头露面。直到有一天……
    “新都侯的公子自杀了！”
    传言很快得到证实。人们注视着从侯门徐徐而出的棺车，好事者还会跟随出殡的人群到郊外下葬，远近回荡着那首送殡的挽歌《蒿里》：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25
    新都侯面色凝重，悲痛万分，这可是丧子之痛，人之常情呀。
    慢慢地，先是从孔休的治所传出不幸消息的来龙去脉，随后整个新都国的百姓都听说了这起悲剧的细节，再以后，这件事情传到了长安，内廷与外朝都知道王莽次子王获自杀了。
    这件事令许多人震惊，也令许多人感喟。
    说起来，事情非常简单，起因于王获为琐事杀掉了一名奴婢。
    奴婢？不就是主人可以买卖和赠送的家庭财产吗？没错，但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从张家山出土汉简的情况看，奴婢是以“人”的身份被纳入主人户籍的，其民事责任与主人的子女相似。西汉自立国之初就有释放奴婢的先例，到了王莽的时代，主人擅杀奴婢甚至奴婢死因不明，都会被法律追究，即使贵为丞相高官也在所不免。
    事实上，因为失去土地或是逃避徭役，有些农民甚至主动逃到达官贵人的羽翼之下充当奴婢。所以，奴婢在身份上当然低人一等，缺乏人身自由，被主人颐指气使、打骂呵斥可谓家常便饭，但主人并不敢随意杀死。特殊情况下，个别主人还会把身后财产留给奴婢，像卫青这样由皇室成员蓄养的奴婢，甚至机缘巧合成为大将军。
    总之，列侯或是高官杀死奴婢必属犯罪，会受到处罚，更会受到舆论谴责，但还不至于偿命。在这种氛围里，王获杀死奴婢被王莽严厉切责是很自然的，但王获为此自杀又显得小题大做。
    虽是自杀，谁都看得出，这是王莽逼的。
    王莽有四个儿子，可从人情考虑，哪一个儿子不是心头肉呢？
    王获之死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议论。
    大多数人对此极为赞赏。不仅因为王莽大义灭亲，更在于奴婢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热点，是儒家关注的重要伦理议题。儒家对此态度鲜明，“仁者，爱人 ”，如何对待奴婢，是苛刻还是宽容，显示着一位士大夫的德性高低。王莽为了一个奴婢不惜逼死儿子，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
    但也有一部分人大为惊骇。因为按照儒家的另一个原则，父子关系至为亲密，态度也很明确，不是什么伦理上的疑难杂症。孔子有个故事人尽皆知：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33节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26
    故事很简单：叶公告诉孔子，自己的故乡楚国有位父亲偷了羊，儿子去告发他，这是合乎道德的。孔子却说，我们家乡的风俗不同，如果有类似的事情，父亲帮儿子隐瞒，儿子帮父亲隐瞒，这才是道德。
    这就叫作“父子相隐” 27 。在西汉的司法实践中，这种亲人之间的相互容隐而不是相互举报被提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儿子告发父亲犯罪，不仅不会被看作“大义灭亲”，还会被认为是违背道德底线的恶行而被处死。
    汉宣帝在位时期曾下诏，把这个原则说得明明白白：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28
    意思很感人：父子、夫妇之情都是天性，要彼此诚爱，虽死不渝。因此，如果儿子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都不要追究包庇者的责任；倒过来，长辈包庇晚辈也是如此，除非罪犯是“殊死”的大罪比如谋反之类，但这也需要请示中央司法部门定夺。
    从孔子所主张的“父子相隐”观念过渡到“亲亲相隐”的司法实践，在西汉已经是朝野共识，违背这个原则会被看作不道德的。
    无独有偶，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个叫作游叙弗伦（euthyphro）的人，他的父亲无意间杀死了一个佣人，他就去城邦的法庭控告父亲。路遇苏格拉底，被截住聊了很久，聊的话题也很相似：你控告你父亲这件事虔敬吗？ 29
    古希腊的事情这里就不深究了，总之“亲亲相隐”是古代东西方都非常重视且态度相似的伦理难题。王莽作为儒学中人，逼死儿子，岂不是违反了容隐的大原则？
    这件事，亦当是孔休对王莽彻底幻灭的重要事件。当然，王获是自杀的，并不是王莽将其送至司法部门。换言之，是王莽严厉的人格促使了王获之死，这似乎并不违反“容隐”原则。进一步说，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也不是王莽“大义灭亲”，而是父亲以“仁者爱人”的儒家伦理迫使儿子羞愧自杀，是对亲人的道德救赎。这就不是对儒学的违背，而是忠实的实践 30 。
    在这种视野里，除了了解王莽的人，多数人不认为王莽是在沽名钓誉，而更加认为朝廷把王莽斥逐出长安是一桩冤案，以至于“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 。 31
    王莽在新都国的三年，刘欣也已经完成独掌朝政的目标。
    此时，董贤已经成为刘欣的宠臣，大司马虽由丁氏家族的丁明担任，受宠远不及董贤，外戚权势不出后宫。刘欣已基本恢复了武、宣二帝的权力，外戚无论姓傅还是姓丁，姓赵还是姓王，都对自己没有威胁。
    引起刘欣警惕的是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的一次灾异。与那些常见的天地异象不同，这次灾异是帝国民众的大规模流动。这年正月，从关东地区开始，平民们开始相互传递一种叫作“行诏筹” 的东西，这玩意儿用木片、竹竿之类制作，传递的人你给我，我给你，多的时候仅仅在路上就能聚起千人，集体迷狂里，有的披头散发，有的赤脚暴走，有的驾车狂奔，居然遍及二十六个郡国。这种传递诏筹的行为，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颇流行的“连锁信”，一封信抄录若干份分发出去，每一封都要求收到信的人再抄录分发若干份，照着做的会发生好事，否则就会遭灾 32 。
    传到长安后，这些流民在里巷仟佰里聚集，唱歌跳舞，行巫术，念咒语，集体祭祀一个叫作“西王母”的神灵，据说可以长生不老，这一“群体性事件”直到秋天才渐渐平息，持续了好几个月。
    此事完全脱离了帝国的掌控，很多官员也投入其中，刘欣得知后感到非常恐惧。因为这场灾异散发着末世气息，渗透着汉朝气数已尽、天下即将大乱的隐秘含义。
    至于原因，有的大臣认为是大旱导致了流民，有的如杜邺则认为是傅、丁两家权势过盛。
    又过几个月，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出现了一次日食。
    日食是重要的灾异，刘欣不敢怠慢，循例下诏称此次日食“厥咎不远，在余一人 ”，有罪己之意，并大赦天下，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 ” 33 ，为他解说此次日食蕴含的天意。
    “举贤良方正”是西汉常见的荐举措施，自汉文帝时期施行。天下有事的时候，皇帝亲自听取贤良方正们的直言谏议。说到皇帝心坎上的，会被直接授予官职，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等名臣都是通过贤良方正进入中央朝廷的。
    这次所举的贤良周護、宋崇给刘欣上书，借日食为王莽鸣不平，要求把王莽请回来。
    就在这个当口，王莽最大的仇敌、不可一世的傅太后去世了。
    刘欣一边审视着这封奏疏，一边翻阅从新都国乃至全国送上的关于给王莽恢复名誉的“请愿书”，觉得王莽可能没太大威胁。一个失势的外戚、书呆子，召回长安，既能消除灾异的影响，又能为自己赢得声誉，还给了王政君面子，何乐而不为？
    刘欣很快就下诏征王莽回到长安，一并被召回的还有平阿侯王仁，理由都是照顾日益衰老的王政君，也就没给王莽安排职务和待遇，但已经令许多人满意了。
    千里之外 34 的新都国，王莽从面色肃然的孔休手中接过诏令，感慨涕零，匆忙收拾一番，连夜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此情此景，正如七百年之后的李太白所说：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注释：
    1 　按照天文学推算，这个月并未发生“荧惑守心”，见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0卷第2期。黄一农认为，翟方进可能是被卷入了政治阴谋。刘次沅认为，这个月的天象是“荧惑守太微，犯东上相”，同样属于对天子不利的凶象，见《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7卷第4期。后文对这一事件还将详细叙述。
    2 　从今天的医学角度看，可能是脑溢血。
    3 　确有个别观点认为汉成帝是自杀，因为史书记载他身体很好，却在立太子、内廷任用王莽为大司马、外廷任孔光为丞相后去世，时间上仓促，行为上却很从容，所以怀疑是自杀。但缺乏史料支持，聊备一说。
    4 　此处及以下关于刘欣即位的礼仪安排，参考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5 　《汉书·哀帝纪》第345页赞语：“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这个评价被有的学者认为是粉饰虚夸，但从汉哀帝的行为来看，这个评价应是当时人的看法，符合实际，不宜以成败和后世眼光来评判。
    6 　这里使用“外戚传统”而较少使用“外戚制度”，因为外戚是基于情感、礼仪的亲亲关系，平民也有外戚，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感情的纠葛和爱恨，不宜使用生硬冰冷的“制度”来将其抽象。这一点，在外戚与皇帝的关系上最为明显。
    7 　后面又增加一位列侯。
    8 　《汉书·五行志》，第1450页。
    9 　以上两引俱见《汉书·王莽传》第4042页。
    10 　例如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事件，一脉相承。
    11 　《汉书·外戚传》，第4002页。
    12 　《汉书·王莽传》在描述这件事情时，紧跟着董宏上书一事，说“后日”云云。但据《汉书》，董宏上书在尊定陶恭王为“恭皇”之前，而《哀帝纪》明言此事在四月，因此董宏上书及被免一事亦应在四月；同时，王莽被免大司马是在七月丁卯，且紧承未央宫宴会事件。所以，《王莽传》里的“后日”云云，并非“后天”，而是“后来”之意。
    13 　《汉书·王莽传》，第4042页。
    14 　校尉是武职的名称。
    15 　《汉书》等皆称之为司隶校尉，其实这个官职是司隶。
    16 　王去疾在刘欣为太子时就为侍臣，所以关系不错。王闳是后来才进入内廷的。
    17 　《汉书·外戚传》，第4006页。
    18 　《汉书·师丹传》，第3509页。
    19 　汉成帝绥和改制，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汉哀帝刘欣在建平二年又改回御史大夫，这段政事恰好发生在改名期间。四年后，刘欣又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
    20 　《汉书·朱博传》，第3400页。
    21 　今山东菏泽一带。
    22 　邢义田：《秦汉皇帝与圣人》，见氏著《天下一家》，中华书局，2011。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34节

    23 　《汉书·王莽传》，第4043页。
    24 　“神经症人格”是一个现代心理学术语，不是疾病“神经病”，而是用来描述一个人性格中的焦虑、脆弱、偏执、强迫、冲动、追求完美或极度自卑等表现。显然，我们无法对王莽进行临床诊断，只能通过史料进行分析和猜测。
    25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第4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26 　《论语·子路》。
    27 　对此论题的研究，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论语〉“父子相隐”章疏证》集大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8 　《汉书·宣帝纪》，第251页。
    29 　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
    30 　这应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班固在《汉书》中重述了这个事件，将其引导为王莽的虚伪残忍，缺乏人性，这是基于王莽败亡之后的追溯，应与这个事件发生时的舆论不太一样。
    31 　《汉书·王莽传》，第4043页。
    32 　连锁信的案例，见吕宗力：《汉代的谣言》，第27页，注3，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3 　《汉书·哀帝纪》，第343页。
    34 　自长安至新都，约500公里。
    四、拨乱反正
    18.王莽四处碰壁
    王莽与长安暌违三年，进城后，形容枯槁但仪礼齐备地拜见了姑妈王政君。其情其景史书无载，但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人伦隔绝一向是大悲大痛之事，家庭成员的某一次远离很大概率就是死别，所以不难想象姑侄二人重见之时的悲欣交集。
    王政君可能会安慰王莽：你人能回来就好，过几天平阿侯王仁也会回来 1 。如今王氏家族虽然百事凋零，但人丁还算兴旺，不管怎样天下是刘氏的，王氏只要努力维系住富贵的局面，能善终就行，不必再折腾了。
    王莽知道，现在王氏家族里还能出入禁省的，只有担任侍中的堂弟成都侯王邑，以及王谭的儿子王闳、王去疾，后面这两位和王莽关系一般。
    与在新都国时一样，回到长安的王莽仍然闭门不出。他已四十五岁，在汉朝已属老人；刘欣才二十几岁，年富力强。以当时情形推测，王莽会死在刘欣前面，重返政坛的希望渺茫。因此，很难想象此时王莽有当天子的念想。
    侍中、成都侯王邑则频频造访堂兄王莽的宅邸，他是汉成帝时期大司马王商的儿子，为人果断，富于冒险精神，也有些军事才干。此外，王邑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极为服膺王莽，甚至是崇拜。多年以后，王邑将成为新朝的顶梁柱，数次挽救王莽于危亡之中；也将在昆阳大战中败给刘秀，最终与王莽一同死于非命。
    王邑分析，王莽出仕的障碍主要是没有重量级人物的举荐，虽然有一批儒学人士和朝野名流极力呼吁王莽复出，但这类舆论只会增加皇帝对王莽的疑窦。因此唯一能借助的力量就是王政君，这个面子刘欣总是会给。但王政君已经表示过王氏家族的目标是善终，王莽很扎眼，不必再出仕。所以，她不太可能为王莽求情。
    身为侍中，王邑发现刘欣与王政君之间几乎没什么直接往来。除了重大礼仪的需要甚至很少见面。他自告奋勇，对刘欣谎称是转达太皇太后的意图，希望王莽能恢复特进、给事中的职位待遇，从而可以列席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并有资格出入禁中。
    班固后来记录说：
    哀帝复请之，事发觉。太后为谢，上以太后故不忍诛之，左迁邑为西河属国都尉，削千户。 2
    王邑敢假冒王政君的名义向皇帝为王莽求官，有两个条件：一是确信王政君不会帮忙，因为王政君如果能帮忙，王邑断不会走这步险棋；二是确信刘欣不会怀疑和追问，但事实相反，刘欣听说后，专程去见了王政君表示同意，王政君却说对此毫不知情。
    所以，刘欣应是识破了王邑的意图，故意告诉王政君，让她自己处理。亲侄子假冒自己的旨意，令王政君陷入两难，不处理是徇私枉法，处理又于心不忍，只得屈尊向刘欣道歉，请求宽恕王邑。王邑矫旨欺君是可以视作谋反的，如果刘欣就此杀了他，能显示帝国法制的威严，但赦免他却更能显示皇帝的至高无上。刘欣要的本不是王邑和王莽的性命，而是借此让王政君难堪，彰显自己的权力，所以他赦免了王邑，没有剥夺其爵位，只是将他逐出禁省，贬谪到西部边境做了属国都尉，这是一个职能与郡太守相似的官职，主要负责管理边境的少数民族事务，是个苦差事。
    王邑被逐，说明刘欣不想起用王莽，但王莽依然幻想着重返政坛。他或许认为，这件事情主要坏在王邑“矫旨”上，而且索要的是恢复特进和给事中的待遇。如果能光明正大地担任普通的公卿职位，皇帝未必不会答应。
    等了很久，王莽终于等到一个机会。他担任大司马时期的大司空、泛乡侯何武，在刘欣即位后一度被免，但在董贤的举荐下，近来重新担任了御史大夫。此时，恰好太常一职空了出来。太常掌管宗庙祭祀、典礼，管理博士，犹如现代的教育部和文化部，是尊贵的清要之职，被视为九卿之首。王莽觉得这个职位太适合自己不过了，论资历，自己是列侯、前任大司马；论素质，自己少年时治过礼经，是儒学学者。他私下里去找何武，请何武举荐自己担任太常。
    何武自汉宣帝时入仕，以谨慎守法著称，他曾被刘欣下诏策免，刚刚通过董贤的关系重返政坛，对这位少年天子翻云覆雨的手腕有所领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皇帝对王氏家族的极端不信任，人尽皆知，何武决不会举荐王莽以贾祸，于是果断拒绝。
    王莽不能理解何武的顾忌，对这位旧日同僚十分失望，甚至心存嫉恨。毋庸讳言，王莽对重返仕途极度饥渴，甚至到了看不清局势的地步。但这恰恰说明，在当时，王莽应该还没有当周公当皇帝的深谋远虑，反而有些政治不成熟；说明他已经接受了刘欣，愿意被刘欣所用。
    他只想要一个契合自己身份、志向的位置，而不是取而代之。
    几个月后，刘欣晏驾了。
    19.王莽重掌权力
    刘欣之死造成汉廷中枢的权力真空，王政君成为礼仪上的至尊，这几年里，朝野尊重她，怀念她，盼望她，所以才会支持她对王莽的支持。王莽重返汉廷，迅速处置已成死棋的董贤，稳定了未央宫，一举成为汉朝事实上的掌权者。
    王莽的回京和刘欣的暴死太过戏剧性，总有人猜测王莽是不是私下里暗害了刘欣 3 。但史料并没有明确线索，而且从王莽请托何武来看，并不可能，这只是一次巧合。
    王莽可能就是从这一刻对自己产生了新的期许，萌发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上天不惜让皇帝死去，是要告诉我什么答案？
    直接的答案，就是皇帝做错了。
    因此，王莽决定拨乱反正，一举扭转刘欣在位期间的“倒行逆施”。从刘欣晏驾到九月箕子即位，短短三个月的时间，王莽有条不紊但迅速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事业，赢得了崭新的政治资本。
    第一，逼迫董贤自杀，将董贤家人流放。董贤的德不配位使得王莽赢得了朝廷内外的赞许，被视为拨乱反正的首要事务。
    第二，荡平赵氏、傅氏、丁氏等外戚势力。
    刘欣死后，外戚们迎来新一轮动荡。刘欣生前没有给予傅、丁两家的男性外戚以足够大的权力，只给了他们爵位的尊荣。王莽迅速接管朝廷后，宫廷内外的赵、傅、丁三家外戚权力化为乌有，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皇太后赵飞燕首当其冲，她是王政君的儿媳妇。汉成帝期间，赵飞燕与王政君还谈不上是政敌。但汉哀帝对赵氏家族又拉又打，将赵飞燕的兄弟从列侯废为庶人并流放到辽西，同时尊赵飞燕为皇太后，使得赵飞燕不得不站在皇帝和傅、丁一边，成了王氏家族的敌人。
    因此，王莽重提赵氏姐妹残害汉成帝子嗣的旧事，由王政君下诏说她“悖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义 ”，褫去皇太后尊号，称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这个惩罚乍看不太重，实则是废除赵飞燕名义上汉哀帝母亲的资格，好比剥夺她的一部分“政治权利”。
    如果赵飞燕就此自杀，或许尚能以汉成帝皇后的名义下葬。但赵飞燕默默接受了这一切，也没有自杀，于是一个月后，王莽再次推动王政君下诏，把赵飞燕和汉成帝的夫妻关系也否定了：“皇后……失妇道，无共养之礼，而有狼虎之毒，今废皇后为庶人，就其园 。” 4 赵飞燕被废为庶人。
    赵飞燕接到诏令就自杀了，赵氏家族覆灭。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35节

    与此同时，傅、丁氏家族已预料到大祸临头。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太太后傅氏、帝太后丁氏前番已经死去，死人备极哀荣，活人日子就难了。王莽先是推动司法部门举奏傅、丁两家的种种不法之事，借此把两家男性成员的官爵一律免去，丁氏家族被逐回原籍；继而褫夺傅太后和丁太后的尊号，分别贬为“定陶共王母”和“丁姬”，这意味着她们降回了诸侯外戚的身份，不再属于皇族。活着的人里，一度颇有权势且打击过王莽的孔乡侯傅晏一家被流放，其他宗族成员也被逐回原籍。傅晏的女儿、汉哀帝的皇后傅氏，作为傅氏家族剩余具有皇族身份的女性，当然免不了祸端，她在王莽刚刚重掌政权后就被王政君下诏退居桂宫，实则等候发落，最终与赵飞燕同时被废为庶人，也同时自杀。
    此外，傅、丁两太后虽被褫夺尊号，却是怀抱着“皇太太后”“帝太后”印绶下葬的，傅太后还以“孝元傅皇后”的名义和汉元帝合葬在渭陵。在人人相信神鬼、相信生与死的世界没太大区别的汉朝人看来，“拨乱反正”还没能泽及地下世界。
    五年后的一天，王莽提出必须掘开两太后的坟墓，取出不合礼法及身份的印绶销毁；傅太后须迁葬定陶，本来就葬在定陶的丁太后应重新下葬，回归其定陶恭王母亲和夫人的名分。
    王政君一开始觉得这个建议有些骇然，毕竟人已经死了。王莽坚持认为极有必要，王政君勉强同意，就交代迁葬时在旧棺上新做一套椁，用太牢这样隆重的祭品来祭祀，敬重鬼神，以免作祟。
    得了应允，王莽马上派人去渭陵和定陶挖坟，去掉高规格的梓宫，改为普通的木棺；去掉金缕玉衣，改为诸侯妻妾的衣服，二十天就把两座山给平了。王莽还在原址围上荆棘，以为后世警戒。打开傅太后棺椁的时候，据说臭味蔓延数里，史书特意记下来这个味道，仿佛表达对傅太后生前跋扈的不满和嘲笑。
    丁太后生前没怎么作恶，这次被傅太后连累，班固似乎略觉哀婉，在他笔下，丁太后的墓被平后，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姬穿中 ” 5 。
    数千只燕子飞来，遮天蔽日，衔土填在丁太后被平的旧坟上，不知是一场灾异还是祥瑞……
    傅、丁两家彻底败落，硕果仅存的是前任大司马、曾经回护过王莽且被傅太后和汉哀帝都不太信任的高武侯傅喜。王莽对待傅喜，犹如昔年汉哀帝对待赵飞燕，一面打击其家族，一面宽恕其本人，王莽对傅喜的评价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
    当时傅喜还在封国。王莽将他召回长安，赐以特进、奉朝请，也就是给予列席中央廷议的待遇。董贤的旧居被赏赐给傅喜居住，更具有拨乱反正的味道。从王莽对傅喜的称赞不难看出，他的褒扬固然有惺惺作态之处，也确实有真心赏识、愿意拉拢的意图。只是傅喜眼见自己家族沦落为王氏家族的附庸，与其战战兢兢地在王莽羽翼下苟活，不如早些退出旋涡避祸。经过多次请求，傅喜最终平安返回封地，寂寞而终。
    至于当时阿附傅、丁两家的大臣，比如最早主张给傅太后上尊号的高昌侯董宏，虽然人死了，但他袭爵的儿子董武被夺爵废为庶人；后来主张给傅太后上尊号的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统统被流放到合浦海边；还有太师、大司徒、扶德侯马宫，曾以光禄勋的身份支持傅太后议谥，虽是王莽好友，照样被免去太师、大司徒官职，“遣就第”，闭门思过。
    彻底的拨乱反正为王莽赢得了荣誉，但是笃信鬼神的人们从王莽“挖寡妇坟”的行为里隐隐觉得，他是不是太过分了？他是不是性格过于激烈和绝对？他这么做，距离圣人更近了吗，还是反而缺少了一丝人情味？
    第三件事，为冯太后平反。
    为死人平反，是政治成本低但收效佳的行为。冯太后被傅太后污蔑致死，但她的孙子箕子已经成了新皇帝，平反昭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不过，冯氏家族在上次的灾难中死了十七个人，没剩什么人了，平反对冯家意义不大。
    但是可以惩治那些逢迎傅太后助纣为虐的官员。污蔑冯太后的张由，现在是关内侯；逼死冯太后的史立，现在是中太仆；参与此事的丁玄，现在是泰山太守，这三个人是小人。而著名的贤能之臣毋将隆，因为当时担任冀州牧对辖内的中山国有监察之权，所以依例在上报案件时署了名，也在被惩治之列。他们全部被免官、流放合浦。班固曾交代过毋将隆和王莽的一段隐情：
    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 6
    意思是说王莽因为早年毋将隆对他不甚热络，所以现在公报私仇。这种细腻绵密确乎是王莽的性格。但与王莽关系深厚的马宫也被王莽劾奏，说明毋将隆之事未必如班固的诛心。在冯太后一案上，毋将隆身为州牧号称贤臣，却从未如孙宝、唐林那般仗义执言，说起来难辞其咎。
    事实上，对自己的亲人、熟人，处置起来一样毫不手软，才是王莽赢得荣誉的常见手法，何况他人？
    值得一提的是，箕子的母亲卫后虽然被王莽和王政君责令不得至长安，但在为冯太后平反的过程中，卫氏与王氏家族逐渐熟悉。王莽的儿子王宇与卫后的兄弟也就是箕子的舅舅卫宝交好，两人书信不断，宛如蜜月期。而这却为日后的另一桩大案埋下了隐患。
    第四，清除王氏家族里名誉较差或桀骜难驯的内部成员。
    红阳侯王立是当年声名赫赫的“五侯”之一，不过他在王政君的几个兄弟里资质最差，行为毫不检点，抢占民田，奢侈糜烂，贪财苛酷，不一而足。在《汉书》许多人的传记里，时不时就能看到王立的不法行为。特别是王莽与淳于长争夺大司马，王立见钱眼开，反复无常，毫无政治头脑，更令王莽对这位叔父印象深刻。
    眼下，王立也已经从封地返回长安，王氏再度掌权，他故态复萌，蠢蠢欲动，常常去长乐宫找姐姐闲聊。王政君与他本不算亲，但现在他是仅剩的弟弟了，感情慢慢加深。
    王莽对此有些警惕，因为他既了解王政君心慈耳顺，又知道王立喜欢胡说八道，所以怕王立发挥坏影响。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王氏家族好不容易摆脱了灾异的笼罩，成为拨乱反正的功臣，可不能让王立把这大好局面给破坏掉。朝臣看到王立，会不会又想起汉成帝的旧事？万一此时再来一次日食、地震，会不会又引起经师博士们上书言说王氏家族势力过大？
    王莽决议把王立撵回封国。他安排孔光向皇帝上奏，指出王立有两大罪状：
    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 7
    这封奏疏耐人寻味。第一个罪状还好，是王立与淳于长勾结的旧事；关键是第二桩罪状透露了一个隐情：汉哀帝死后，王立曾经主张，未央宫里有个宫女叫杨寄，为汉哀帝生了个私生子，应该把这个孩子立为太子继位。
    汉廷后宫，秘帷重重，皇帝是唯一生理意义上的男性，宫女怀孕生子，理论上肯定是皇帝的。这个杨寄不知道何时被临幸过，所以生了个儿子。但是汉廷并没有私生子合法继位的先例。当年汉惠帝刘盈生前所立的太子即位后被吕后废掉，吕后找出宫女所生的一个私生子扶上帝位，后人称之为“少帝”。司马迁所谓吕后“本纪”，其实是这两位小皇帝在君临天下。后来吕氏败落，大臣们说少帝并非刘盈的亲儿子，将其杀害，再由大臣遴选诸侯王即位。王立的建议和少帝的情况相似。有此不成功、不合法的先例，王立的建议看来是被当场否决了。
    但王莽对此很恼火，他极为痛恨刘欣，如果让刘欣的儿子即位，将来皇帝长大了，岂不是又要来一轮新的“拨乱反正”，也让王莽失去了拥立之功。这两点对王莽、对王氏家族都没有什么好处。王立的建议，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孔光的奏疏一上，王政君不同意，不想让硕果仅存的弟弟离开长安。王莽劝告她说，现在天下是您代理幼主执政，形势既微妙又危险，人言可畏，努力向天下表示公正，尚且担心天下人不从，现在顾念姐弟私情，不听大臣建议，万一引起群臣议论怎么办？王立形象不好，何必让他在长安招惹是非？而且不过是让他回封国嘛，权宜之计，将来有机会再召回来就是了。这才说服了王政君。
    从王立的行为和王莽的担心来看，王莽这番话确实是老成人之言，未必像班固所评价的“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 8 ， 就是说王莽害怕王立通过王政君阻挠自己随心所欲。王立又不是什么公忠体国的股肱大臣，除了担心他闯祸，还能有什么呢？
    同样被班固认为是“素刚直”、使王莽忌惮的堂兄弟平阿侯王仁，也被遣就国。史料中没有记录原因，但王仁一门的确都是刚直仗义之士，与王莽不甚同心，王莽当是顾忌王仁桀骜难驯，故而将他遣就国。
    多年以后，王立、王仁都被王莽逼迫自杀，但至少在目前，王莽只需要将他们撵出长安。这是王氏家族自我清洗、重塑形象的努力。在朝野看来，王氏家族敢于剜自己身上的肉，实在是大公无私，哪个外戚能比呢？
    从汉元帝初年王政君被立为皇后，到汉成帝时期王凤当大司马，再到王莽成为权势远超王凤的“安汉公”、摄皇帝，历时近五十年，除了汉哀帝的短暂崛起，王氏家族已彻底压倒刘氏皇族，刘氏再无实力夺回政权。
    但是，王氏家族的胜利首先是西汉外戚传统的胜利，若没有外戚辅佐皇帝执政的合法制度性安排和惯例，而是如后世宋、明、清那样刻意防止外戚掌权，王政君活得再久，王氏家族的胜利也非常渺茫。
    西汉的特殊还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时段的中央集权王朝，在第一个试图以外戚身份取代皇族的人出现之前，没有外戚敢想象这种可能，开国皇后吕雉不敢，长寿之星王政君也不敢，他们更愿意依附在皇室身上。就权势而言，王凤、王莽并不比吕后、霍光强大，而且外戚们有来有去，能上能下，汉哀帝轻而易举夺回皇权，足以证明这一点。
    那么，只有在外戚传统的基础上想象一种新的可能，譬如“居摄”，才能最终将王氏家族推向权力的极致。这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头脑风暴，而是在西汉中后期一浪又一浪的灾异推动下，在经学的精密论证下，朝野诸人对“汉朝往何处去”的共同想象。
    注释：
    1 　平阿，在今江苏高邮与安徽天长交界一带，距离长安较王莽的封地远，所以理应比王莽晚到。
    2 　《汉书·何武传》，第3487页。
    3 　侯旭东说：“哀帝暴亡是否与王莽有关，不无疑问。”见氏著《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第9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4 　《汉书·外戚传》，第3999页，所引诏书有删减。
    5 　《汉书·外戚传》，第4004页。
    6 　《汉书·毋将隆传》，第3265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045页。
    8 　《汉书·王莽传》，第4045页。
    第四章　居摄元年春正月：摄皇帝
    井水溢
    灭灶烟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36节

    灌玉堂
    流金门
    ——汉元帝时童谣
    一、吕宽大案
    1.孤独的汉平帝
    九岁的中山王刘箕子身着礼服，孤身从中山国出发，准备继承汉哀帝留下的皇位——成为汉平帝。车驾快要抵达长安时，他留意到祖先的陵墓，如山一般高大，但并不寂寞，因为这些帝陵的脚下已经形成县邑聚落，人烟稠密。过灞桥时，他的随从告诉他，紧挨着灞桥的帝陵是太宗文皇帝的陵墓灞陵。一百八十年前，汉文帝也是以诸侯王的身份，从封国来到长安即位为皇帝。
    这些“家史”箕子并不陌生，但他毕竟只是孩童。他是否知道，当年汉文帝是抱着出生入死的决心奔赴长安的，因此才会带着舅舅薄昭和多名亲信，并在住进未央宫的当晚就让亲信们接管了皇宫的保卫，又在局势稳定后的第二年把母亲薄太后接进长安。
    而箕子身边只有几名随从。祖母冯太后一家在汉哀帝时期被诛灭，虽然王莽“拨乱反正”，已给冯太后平反，王氏家族和箕子一家暂时处在蜜月期，但王莽惩于汉哀帝的教训，箕子的母亲卫氏、舅舅、朝夕相处的姐妹以及王国的官员都被勒令留在中山国。他不得不依靠马车外面的那两个陌生人：车骑将军王舜和大鸿胪左咸。
    此刻，箕子不知道他已经与母亲永别，也不知道自己将在五年之后死去。《汉书》最后一篇“帝纪”末尾的赞语，前八个字概括了箕子的帝王生涯：
    孝平之世，政自莽出。
    箕子登基后，形同傀儡。
    后宫里的王政君，名义上地位至尊，但在王莽劝慰下，除了“封爵”这一事务外，不再过问其他政事。
    朝廷在原来的三公之外，完善了新的制度安排——四辅，形成了“四辅三公制”。四辅即太傅王莽、太师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丰这四名高官，性质属于内朝官；三公还是原来的大司马王莽、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王崇，性质属于外朝官 1 。这样，内外政事分别由“四辅三公”平决，表面上看这采取的还是“集体决策”。
    但大权当然由王莽掌握。因为他一身兼有四辅的太傅和三公的大司马之职，内外两任，权力牢牢抓在手里。而且四辅三公虽然各司其职，但用人这种大事必须由王莽亲自处理。班固尤其注意到，以王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 2 。
    这些人在王莽时期最为炙手可热，也将在后面的故事里频频亮相：其中安阳侯王舜、成都侯王邑分别是前大司马王音、王商的儿子，王莽的堂兄弟，故而被视为腹心，王莽很多决策先与他们商议；甄邯是孔光的女婿，甄丰是甄邯的兄长，甄氏兄弟主要负责“击断”，也就是“发难”“挑事儿”；平晏是前丞相平当之子，五经博士，负责王莽的机要；刘歆是前宗正刘向之子，王莽的旧交，负责文章，制礼作乐；孙建负责军事保卫事务，是王莽最忠实的将领。其他人，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以及崔发、陈崇等资历尚浅，主要是对前面的“大佬”唯命是从，做具体事务。
    其中，崔发是儒生，精通符命之学，早年在家乡涿郡收徒讲学，尤其对《诗经》很有研究，他大概是怀着对王莽的崇拜前来投靠，因为擅长解说符命而被王莽笼络。陈崇大概曾是文法吏，胸怀谋略，性格深刻，下手也狠，被王莽引为爪牙。
    这俨然一个王莽的“小朝廷”，把控着汉廷的实权。
    倘若只考虑权力的因素，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当然是为了独擅大权。但在当时儒家改革呼声高涨的情况下，王莽这么做自有一番过硬的道理，那就是“为人后”之义。
    所谓“为人后”，就是明确一个人在礼仪上是谁的后代，继承的是谁，逢年过节要给谁祭祀。这在汉朝是了不得的大事，一个人死后倘若没有后人祭祀，那就是孤魂野鬼，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如果一个人绝嗣，他要么在生前就收养或过继个人来当自己的后人，要么死后由家族帮忙给过继一个。过继的后代在身份上和亲生儿子无异，财产之类尽归己有，但礼仪上与亲生父母就不再有关系了。所以，箕子来到长安，当了皇帝，也就和中山国没有关系了，他的母亲舅舅一家也就不必来。
    王莽把“为人后”看作最为重要的伦理，并不纯粹因为儒家确实有这份讲究，而是他认为汉哀帝最核心的罪过就是不懂“为人后”之义。如果他懂，专心尊奉汉成帝的皇后、皇太后足矣，完全不需要把自己的生母甚至祖母都弄到长安，重设名分，扰乱纲纪。
    因此，王莽恨不能把汉哀帝从汉帝的世系里抹去，箕子和汉哀帝是兄弟辈，但王莽指认箕子继承的仍然是汉成帝的皇位而不是汉哀帝，所以，箕子是“汉成帝之后”，箕子的“外家”是汉成帝的母族和妻族——当然此时汉成帝已经没有妻族存在了——剩下的母族就是王氏家族。
    卫太后和两位兄弟卫宝、卫玄在中山国巴巴等着进长安时，等来的却是另一个人：刘成都。
    刘成都是汉宣帝的曾孙，和箕子已经很远了。他千里迢迢来到中山国只为一件事，当国王。原来，基于“为人后”的考虑，箕子一走，又没有兄弟，等于说中山国要“绝嗣”，箕子的父亲中山孝王也就没了香火，王莽“体贴”地考虑到这一点，让刘成都过继给中山孝王当儿子，继承中山王位，奉箕子的生母卫氏为中山王太后。同时还给卫宝、卫玄赐爵关内侯，把箕子的三个妹妹分别封君，食邑两千户，这些丰厚的赏赐有一个条件：卫氏家族要安心留在中山国当“国戚”，不要幻想到长安去当“皇亲”。
    如此一番操作，从礼仪上看对卫氏家族竟然“两全其美”，物质方面也比较丰厚，但唯独把真正基于血缘的人伦之情、母子之情剔除了。
    消息颁布后，大臣们都没有什么意见。偏偏冒出来一个年轻人叫申屠刚，他身份低微，仅是右扶风的功曹，相当于今天首都一个区政府的中层官员。按理说他没有什么资格给皇帝进谏，因为恰好赶上日食，王莽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允许上书，申屠刚这才有机会写了一封对策，要求让卫氏家族来长安，不仅人要来，还要有官做，特别是未央宫的保卫应该让卫氏家族来承担，要提防朝廷里的“霍光”也就是王莽。其中有一句话尤其显眼：
    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 3
    申屠刚点出汉代宫廷制度的一个传统：外戚和官僚要“亲疏相错”，彼此制衡。显然，他是把卫氏家族看作“亲”，而把王莽看作“疏”。
    这封对策让王莽大为恼火，要不是因为这是应诏对策，言者无罪，王莽估计会杀掉申屠刚。这次只是斥责他“违背大义”，免职打发回家了。王莽当然忌讳这篇对策，但说申屠刚“违背大义”也是讲得通的，这个大义就是“为人后”之义，王氏家族是箕子“父亲”汉成帝的母族，是货真价实的“外家”，当然是“亲”，怎么能说是“疏”呢！
    申屠刚的下一次出场，已经是刘秀的大臣。为了阻止刘秀出游玩乐，他用头去顶刘秀马车的轮子，刘秀吓得打道回府。
    这位申屠刚倒是一以贯之。
    2.再摘令瓜稀
    没人为卫氏说话，中山国的后宫一片哀号。
    陌生人刘成都的到来，令卫太后母子团聚的愿望落空，她整日以泪洗面，身边的随从、卫氏的亲眷，无不感到难过。
    特别是卫宝，他和王莽的长子王宇关系不错，两人常常有书信来往。他本来很感激王莽为冯太后平反，但委实想不通为什么把卫氏家族防得如此严密。正在此时，王宇秘密派人送来一封书信。
    身为安汉公长子，王宇身边聚集了一批人。有些自然是趋炎附势之徒，但也不乏一时才俊。其中，有两人最得王宇信任：其一是师傅吴章，当时的儒学名家，太学博士，治《尚书》，弟子千余人，对王宇影响非常大；另一个是妻子吕焉的哥哥吕宽，尤为王宇所信赖。
    王宇很想帮助卫氏家族，他并不赞同父亲，又不敢当面说，就把吴章和吕宽找来商量，已经怀有身孕的吕焉也坐在一旁。看着吕焉日渐隆起的腹部，王宇颇能理解卫太后思念儿子的深情。几个人坐而论道，认为王莽的根本依据是“为人后”之义，所以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让卫太后修书谢恩，主动向王莽剖白对“为人后”这一儒家伦理的深刻理解和无比认同，在思想上坚定地和王莽站在一起，以感化王莽。
    王宇给卫宝的密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卫太后欣然同意，立刻上书谢恩，信中既批评了丁、傅两家的大逆不道，也引经据典地恭维了王莽。王莽看到上书之后确实十分高兴，但他认为卫太后如此深明大义，那就更不必回到长安，让箕子专心为汉成帝之“后”就够了。为示表彰，王莽给卫太后增加了封邑七千户，赐黄金百斤，中山国的官员也涨了俸禄。
    这个结果令卫家和王宇都很意外。卫太后再上书谢恩，王莽就不理会了。卫太后在家难受地哭。王宇只好再找吴章和吕宽来商量。这一次，吴章想了一个新的办法，他认为王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吴）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异之。 4
    这句话非常重要。吴章是王宇的师傅，对王莽应当比较了解。他的这句话，应能代表近臣对王莽较为普遍的看法。“不可谏”，说明王莽极端固执，一意孤行，难以沟通，王宇之所以不敢直接劝诫父亲，想必是“知父莫如子”，说了也没用；“好鬼神”，说明王莽极其相信灾异和祥瑞，而且是真信。
    所以，吴章的法子就是，让吕宽弄些动物的鲜血，趁夜泼洒到王莽家的大门上。第二天王莽发现，一定会十分惊惧，视为灾异，循例向博士们问询其中的含义。届时，吴章会站出来，将其解释为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所以上天才会降下这种异象。
    听上去倒是天衣无缝。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37节

    没想到，吕宽深更半夜“洒狗血”时被当场发现，他立刻逃之夭夭。王莽迅速查明真相，把王宇、吴章都抓了起来。
    吕宽连夜狂逃，一直逃到广汉郡 5 。广汉郡太守楼护是入了《汉书·游侠传》的人物，豪侠仗义，和吕宽的父亲有旧。吕宽去拜见了楼护，但没敢提“洒狗血”这件事，几天之后，朝廷捉拿吕宽的诏令到了广汉，偏偏楼护早在汉成帝时期就是王氏家族的好朋友，权衡了两边的私情孰轻孰重，这位“游侠”将吕宽拿下送至长安。
    诅咒、厌镇、巫蛊，是历代宫廷政变里常见的事。汉武帝的陈皇后、汉成帝的许皇后，都是因为巫蛊诅咒被废；至为惨烈的当属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变”，杀掉和逼死了卫皇后、皇太子、皇孙以及他们的妻妾，只剩一个孤零零的重孙汉宣帝。所以，“诅咒”是宫廷中至为危险的秘密游戏，一旦暴露，血流必定成河。
    案子的结果十分悲惨。吕宽很快被杀，全家流放合浦；王宇应该会想起被父亲逼迫自杀的弟弟王获，知道自己一定性命难保，在被抓之前就饮药自杀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怀孕的妻子吕焉，也被王莽下令在生下孩子之后杀死。
    出谋划策的吴章死得最惨，先被腰斩，又被分尸。如前所述，吴章是太学博士，《尚书》名家，学生很多，这些学生都被王莽归为吴章一党予以禁锢，一律不得入仕。那些还想当官的学生只好改名换姓。
    卫氏家族当然无法免祸，包括卫宝、卫玄在内的整个家族几乎被诛杀殆尽，只有卫太后凭皇帝生母的身份暂时保命；卫宝的女儿嫁给了中山王刘成都，也保住了性命，但被免为庶人，流放合浦。
    卫氏家族是与几代皇室成员联姻的老贵族，卫太后的父亲卫子豪曾担任卫尉，是皇帝近臣；卫子豪的妹妹是汉宣帝的婕妤，长女是汉元帝的婕妤，幼女嫁给了汉元帝的儿子中山孝王，就是箕子的母亲卫太后。卫氏家族自此凋零，未来哪怕箕子真的成年亲政了，也没有了母族“外家”，王莽彻底终结了西汉外戚“轮流执政”的传统。
    我们不禁要问，王宇究竟为什么铁了心要帮助卫氏家族呢？仅仅是私人友情吗？班固揣测说：
    恐帝长大后见怨。 6
    就是说，王宇担心以后箕子成年，王莽去世，自己会被清算。就像霍光去世时备极哀荣，但他的家族却被汉宣帝诛杀，殷鉴不远。此外，王宇都不敢直接向王莽进言，考虑到王莽的性格，王宇的行为还透露了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透露了王莽的家庭状况。可以想象，王莽在朝堂上尽显君子风范，但对待家人十分苛刻，尤其是常年用政治伦理、儒家教条来约束家人的行为，且毫无通融的余地。所以，王宇应当备受折磨，精神十分疲惫，他愿意推动王莽善待卫后，也可视为一种对父亲的反叛。
    王莽有四个儿子（不含私生子）和一个侄子，至此，长子和次子均死在了自己手里。
    七百多年后的一首诗，大概可以表达王宇临死之前的心情：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
    3.一堂思想政治课
    吕宽案的余波远不止于此，或者说不是余波，而是刚刚开始……
    未央宫前殿里，太皇太后、皇帝在倾听王莽上奏。同列的朝臣们大多数还没搞清楚状况，毕竟这个案子一半是安汉公家事，一半是小皇帝家事，应该和别人没什么关系。
    王莽上奏说，儿子王宇好比是在周武王死后叛乱的管公、蔡公，周公对这两位兄弟“一放一诛”，而自己诛杀了违反“为人后”之义的儿子，两件事性质相同，“臣不敢隐其诛 ” 7 。
    在甄邯的安排下，王政君下诏对王莽处理吕宽案的做法予以肯定，说这是“不以亲亲害尊尊 ” 8 ，能牺牲亲情来维护大义，但诏书里最后一句话才最为重要，令那些一开始还以为和自己没关系的朝臣嗅到一丝血腥味：
    至于刑错，公其专意翼国，期于治平。 9
    只要能够维护国本，开启天下太平，就允许开杀戒。从当时汉廷运转的机制看，这道诏书应该是王莽的意图。接下来，他将把吕宽案从一个孤立的宫廷政变推向一场广泛而残酷的思想政治斗争。
    话说汉朝的上层社会，包括皇族、王族、列侯、高级官僚，总人数其实并不多，很多人彼此认识、相互联姻，哪怕两个人并无交往，他们的圈子也有交集。涉及上层人士的案件，审理者如果想扩大惩治范围，很容易罗织罪名。从卫氏家族的“朋友圈”入手，可以把许多人罗织进来，哪怕没有参与吕宽案甚至不认识吕宽的人，都有可能被株连。
    一番腥风血雨……
    皇族里，汉元帝最小的妹妹、年逾花甲的敬武公主被迫饮药自杀。她是王政君的小姑子，但从前和丁、傅家族关系密切，对王莽当政也有些怨言。她牵连进来的理由，是亡夫的前妻的儿子薛况是吕宽的朋友。
    王族里，梁王刘立与卫氏家族关系密切，受到株连，被废为庶人后自杀。
    王氏家族里，王莽的叔叔红阳侯王立和堂兄弟平阿侯王仁，也在这次案件中被迫自杀。史书没有说明他俩究竟与吕宽案有何关联，他俩人也不在长安，但既然被牵连进来，猜测应该与王宇有些书信往来。对自己的亲戚毫不手软，是王莽仿效周公“诛管蔡”的拿手好戏。
    大臣里，王莽新账旧账一起算。泛乡侯何武在汉哀帝时期不帮助王莽求官，乐昌侯王安的父亲王商在汉成帝时期和王莽不睦，边境名将辛庆忌的三个儿子不肯依附甄丰甄邯，名臣鲍宣与辛氏兄弟有过交往，都在此案中牵连而死。
    案子持续一年多，死了一百多达官显贵，天下震怖。
    王莽为什么要株连如此多的人？班固说王莽“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 ” 10 ，即通过吕宽案排斥异己，扫除巩固权力的障碍，这当然讲得通。像何武、辛庆忌的儿子、鲍宣等，要么早就被“遣就国”，要么在边疆当将领，不可能与吕宽案有关，他们都是因为不被王莽所容而自杀或被杀。
    但是，吕宽案更深的意义并不只是排斥异己。
    王莽虽然身为安汉公，朝廷大权在握，实际上对他不满的大有人在，敬武公主、梁王刘立都是皇族，敢于外露反莽情绪，那么不敢外露的不知道有多少；从王氏家族内部看，王立、王仁、王宇、吕宽，也都对王莽不满。从内到外，一个反莽的格局已经隐隐出现。
    王莽如此敏感，焉能嗅不出？他能借着吕宽案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凭的是儒家“为人后”的大义：皇帝箕子是汉成帝的“儿子”，王氏是汉成帝的母族，所以王莽秉政的正当性毋庸置疑。谁反对王莽，谁就是乖离大义，就是道德上的大罪，即使亲生儿子也不可饶恕。
    吕宽案进行到这个阶段，中外臣僚才慢慢咂摸出味道。原来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件，而是王莽针对汉朝上层社会的一次“整风”运动。朝臣见识到王莽捍卫的不仅是权力，更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儒家伦理从一种被弘扬的道德理想，经由国家意志，被引入个人的日常政治行为中。
    果不其然，案子过去没多久，臣僚喘息未定，王莽忽然召集公卿、将军、侍中等内外大臣在未央宫集会，由据说很懂礼仪的少府宗伯凤给大家上一堂“政治课”，讲解“为人后”之义。
    在座的大臣们战战兢兢，其中有两位远房兄弟：一位是秺侯金当，汉武帝时期名臣金日磾次子之孙，当年金日磾把秺侯的爵位传给了长子，死后绝嗣“国除”，爵位取消。王莽当安汉公之后，让金当继承了这个爵位。另一位是京兆尹、都成侯金钦，金日磾弟弟金伦的后代，和金当的情况类似，爵位是祖父金安上的，金安上把爵位传给了长子，长子死后绝嗣“国除”，爵位取消，同样是在王莽安排下，金安上四子的儿子金钦继承了这个爵位。
    图4.1　金日磾家族世系简图
    简而言之，金当继承的是祖父的大哥的爵位，金钦继承的是大伯父的爵位，都不是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王莽让他们继承爵位，是希望他们履行“为人后”之义。
    孰料，金钦身为京兆尹、皇帝伴读，自认是重臣，在“课堂”上“谈感想”时，说了另外一番话，大意是：金当的爵位虽然是从祖父的大哥那里来的，但最初是曾祖父的爵位，所以这个不属于“为人后”，金当应该为亲生父亲和祖父立家庙祭祀，祖父的大哥属于“故国君”，找家臣来祭祀就行了。
    这番话一出，正好被一旁的甄邯听见，他当庭站出来，淋漓尽致发挥了他“主击断”的才能，大声斥责金钦：今天大家来这里“上课”是来领会“为人后”之义的，你却在这里教唆金当为亲生父祖立庙，而不为礼仪上的祖先立庙，分明是你也只想给自己的父亲立庙，公然对抗公序良俗。甄邯用了一长串形容词，在伦理上宣判了金钦的死刑：
    进退异言，颇惑众心，乱国大纲，开祸乱原，诬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 11
    这一番指控，把“听课”的大臣们惊得目瞪口呆，不就是几句闲聊吗？不就是立庙祭祀吗？至于要把金钦往“乱国”“诬祖”“大不敬”的罪名上靠吗？
    没错，这就是王莽的意图，他立刻将金钦交付廷议讨论如何处置，大家谁敢不说有罪？很快金钦就被诏狱传唤，按照汉朝“刑不上大夫”的惯例，被诏狱传唤的大臣很多会自杀避辱，金钦随即自杀。甄邯则因为“实名举报”增加了千户的封邑。
    王莽为了显示自己大度，“对事不对人”，又让金钦二伯父的孙子金汤 12 继承都成侯爵位。此时金钦刚死，金家弥漫着恐惧和不知所措。看到突如其来的印绶，金汤并没有多少兴奋，反而吓得连家都不敢回，唯恐进了自家的门而被打成“不明为人后之义”的大罪。
    此案的另一个关键人物金当安然无恙，主要是因为金当的母亲是王莽的姨妈，两人是姨表兄弟。
    有了金钦的先例，汉廷官员无不恐惧，因为仪礼的过失会被看成道德的罪愆。王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份“成果”推广到民间。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38节

    杀掉儿子，王莽内心还是很痛苦的，只是在他所维护的大义面前，需要隐忍。于是，他亲手撰写八篇《诫子书》，颁行天下，由学官教授，其“教学重点”等同《孝经》，天下谁能背诵这八篇书，名字就会被列入官簿，将来举孝廉、选人才时优先录用。这种做法在后世一些皇帝那里比较常见，比如朱元璋、康熙、雍正，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王莽是第一个，他以极大的虔诚和想象力，将君主的“德位统一”从孔子的理想变成了某种“现实”。
    至此，吕宽案已演变成直达汉朝最基层的思想运动。
    王莽将“为人后”这种儒家政治理想不仅付诸公共事务，也推进家庭和私人领域，使得天下对儒家伦理的尊崇更加蔚然成风。只是，原本从私人和家庭中自然萌发的这一儒家伦理，成为帝国的意识形态被反过来强制灌输到家庭和私人领域时，味道还一样吗？
    吕宽案期间，有个年轻人叫作逢萌，从北海郡 13 来到长安太学学习，恰好目睹了血流成河的场景。他发现，在儒家纲纪的名义下，王莽所做的反而是杀害皇族、杀害亲人，杀害儿子等违反“三纲”的勾当，还得到了天下人的赞赏。这就说明天下道德已经沦丧，大乱将至。于是他把冠冕挂在长安城青门上，表示信仰破灭，回了北海老家，带着家属乘船经海路去了辽东避祸。走之前，他留下一句话给友人：
    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 14
    注释：
    1 　徐冲：《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三公制”的演生》，见《文史》2018年第4期。
    2 　《汉书·王莽传》。班固用“爪牙”“腹心”等形容词来描绘王莽的权力小圈子时，肯定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范晔在《后汉书》里描述东汉大将军窦宪权倾朝野时，也是“以联夔、任尚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3 　《后汉书·申屠刚列传》，第1012页。
    4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5 　今四川境内。
    6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8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9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10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11 　《汉书·金日磾传》，第2965页。
    12 　《汉书·功臣表》中作“金杨”。
    13 　今山东潍坊。
    14 　《后汉书·逢萌列传》，第2759页。
    二、事先张扬的婚礼
    4.被歌颂的少女
    身为一名汉朝的贵族少女，王氏——我们姑且这样称呼王莽身份贵重的长女——自幼应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权倾朝野，又是儒士，持家甚严，带给她的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性格：
    为人婉瘱有节操。 1
    婉瘱，说明她很文静；有节操，说明她深受儒家影响，颇识大体。元始三年（公元3年），她十二岁，隐约就知道自己会嫁给皇帝，但随后目睹了兄嫂以及未来的姑家 2 全都被自己父亲杀死。最后，十三岁的她还要欢天喜地地嫁给这个孤儿皇帝，并母仪天下。
    古往今来，没有人问过她，这段时间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她心里又是何种滋味？在被立为皇后的前夜，她是否安然入眠？
    早在吕宽案爆发之前，王莽已经在考虑箕子的婚姻问题了。皇帝的婚姻意味着新的外戚，所以汉朝在立后这件事情上，总是“亲上加亲”。出现权臣时，权臣会从本家族里选择女子，比如上官桀把孙女嫁给汉昭帝，霍光把女儿嫁给汉宣帝；没有权臣的时候，皇帝则免不了被安排外家的女子，比如汉景帝做太子时就被母亲薄太后安排了薄皇后，汉哀帝也早被祖母傅太后安排了傅皇后。
    至于箕子，母族卫氏家族已经覆灭，王氏家族既是外戚，又是权臣，选择王氏当皇后没有悬念。元始三年春，王莽觉得权力已经比较稳固，对应“周代” 3 的各项改革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箕子的婚姻也属于王莽改革的一大关节，必须用心谋划。
    未央宫里，王莽对箕子婚姻的看法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他认为，汉朝自从汉成帝开始，连续两代帝王没有子嗣，归根到底是没有选好皇后。汉成帝的许皇后搞巫蛊，赵皇后出身歌女；汉哀帝的傅皇后是傅氏家族成员，都不具备当皇后的资格。应当按照儒家的规范，遵礼节来聘符合关雎之德的女子。在上奏中，王莽有一句话颇为有趣：
    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适子女。 4
    王莽为皇后的选择划了一个范围。所谓“二王后”，是商周二王的后裔，这是今文经学“通三统”的说法，就是说一个新朝代要继续维持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以示“批判地继承”。秦朝是闰，不被算在内，那么就是商周两朝；“周公、孔子”，则是儒家最重要的先王或先师；至于列侯，则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汉朝的贵族阶层，而且是留在长安的上层贵族。
    这说明，在当时人的眼中，商周也好，周公孔子也好，并不是什么“古人”，而是和汉朝密切相关、紧密接续的“近人”。打个比方，在21世纪，如果某个爱新觉罗氏（比如启功先生）上了新闻，大家并不会感到好笑，反而觉得蛮亲切；但如果有人自称是宋朝赵家的后裔，别人听到估计会哈哈一笑。汉朝的士民能够欣然接受王莽效仿周公而居摄、而称帝，与对商、周、孔圣这种并不陌生且很熟悉亲切的感觉有关。
    总之，王莽的上奏得到了准许，朝廷开始轰轰烈烈地海选少女。这期间，吕宽之案爆发，但并未影响选后。第一批少女的名字、履历报上来，不少是王氏家族的成员。王莽的女儿也在其中。其实，王莽并不担心自己的女儿落选，他琢磨的是怎么做一番推脱谦让，以使这个过程更加符合他的身份和做派。
    于是，他上奏谦称自己的女儿品貌材质都一般，就不参加选后了。
    王政君见奏，并未多想，就以皇帝名义下诏说：“王氏家族的女儿是朕的外戚，就不选了。”
    如此看来，王莽的确没有和王政君商议“演双簧”，所以王政君才误以为王莽真的要退出选后。
    听说王莽的女儿要退出，长安城里下至平民百姓，中到太学诸生，上到普通官吏，天天上书呼吁，每天聚集在未央宫附近的有千余人；朝中，公卿大夫们也纷纷进言，要求非安汉公之女当皇后不可。王莽派人去劝退这些请愿的士民，反而越劝越多，王政君这才明白王莽的意图，迅速下诏：既然是朝野的公意，那就直接选王莽的女儿吧！
    天上人间，一个少女这样被歌颂，只是因为有王莽才让婚事如此闹哄哄。
    这些请愿有王莽及其同党授意的因素，但能调动起如此庞大的民意，并不纯粹出于蛊惑。考察21世纪，无论多荒谬的事情在互联网上都可能信者云集，有理由相信很多汉朝士民确属真心。毕竟在孔孟之后，汉朝的士民们找不到第二个像王莽这样“最接近圣人”的人了。
    5.汉平帝娶妻
    西汉的世俗世界里，连空气都是铺张扬厉、嫌贫爱富的。
    宫廷里，比如未央宫，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用来描述长夜的绵绵不尽。拿“未央”作皇帝的宫殿名称，只会在磅礴宏大、享乐纵情的西汉出现，不免令人想起“通宵”，想起“夜店”。连瓦当上也常常有“长乐未央”“长生未央”“长生无极”“千秋万岁”之类的词。
    在民间，不论是都邑还是乡下，男子都热衷出塞入仕当大官，女性也不掩追求华服美饰；商人顶着禁令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吏员如果太穷很有可能被上司劝退，因为昂贵的车马需要自备 5 。镜子上，人们刻下“富且昌”“家大富”“宜侯王”“位至三公”之类的字眼；瓦当上，人们烧出“富贵万岁”“千万岁富贵宜子孙”之类的字样；汉印里，留下了“孙贵”“王富”“周常富”之类的名字；最直白的是有个铜洗，上面有五个字：“日入百千万”！ 6 倘若人们看到大街上数十辆装饰繁复的豪华马车排成一列，缓缓行进，大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儿，忙去围观。
    围观什么呢？结婚！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39节

    围观帷幔里的新妇容貌如何，围观马车两边骑马和步行的奴仆多不多，围观乐声喧天、热闹非凡的排场。富人围观，琢磨这个排场大概耗费多少金，暗暗下定决心将来要赶超过去；穷人围观，则自惭形秽，为弄不起这样的排场而深以为耻。 7
    那些淡泊名利、勤俭节约的事迹并不是没有，但委实不符合汉朝一般臣民的观念，所以只能记在史书里当作楷模。
    未央，是西汉的时代精神。
    在这种风气下，再加上儒家最为重视婚丧嫁娶，所以婚礼日渐变得复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礼一样都不能少，一次婚礼铺排下来的花费，即使中产之家也不堪重负。
    平民尚且如此，皇帝娶亲，安汉公嫁女，其豪奢可想而知。王莽嫁女的婚礼，是由王莽的好友刘歆制定的。
    为王氏“纳采”（提亲）的，是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少府宗伯凤、尚书令平晏，其中刘宏是皇家宗室的管理者，宗伯凤精熟礼仪，平晏是为王莽掌管机要的心腹。
    提亲时会“问名”，然后“纳吉”，拿姑娘的名字占卜吉凶。占卜由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刘氏宗庙后进行，结果不用问，当然是大吉。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纳征”，也就是俗称的“聘”了。古往今来，无论老百姓还是士大夫，下多少聘礼，怎么看待聘礼，是众多婚姻在缔结之前最惊险的一环。
    皇帝要以怎样的聘礼，来聘安汉公的女儿呢？
    此时，宗室、信乡侯刘佟上书，讲了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周天子要娶纪国的女儿为后，但纪国只是一个子爵，是五等爵制里较低的爵位，因此周天子先将纪国国君升为侯爵，才正式下聘。刘佟的意思是，新都侯的侯国，与未来皇后父亲的身份不符。
    怎么才能符合呢？汉廷讨论之后认为，古代天子的岳父要有百里封国才符合，所以应该把新都国补足百里，增加封地。换言之，皇帝的聘礼之一就是增加封国的土地。
    这个提议被王莽谦虚地拒绝了，一句“臣莽国邑足以共朝贡 ” 8 ，颇显深明大义。但是，未来安汉公成为皇帝的岳父，和他相关的礼仪怎么弄仍然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刘佟的上书埋下了一线伏笔。
    除了封地还有金钱，按照汉朝的惯例，聘皇后要黄金二万斤，折合钱两个亿。王莽仍然推辞，说钱太多了，只要四千万，而且这四千万也只接受七百万为聘礼，剩余的三千三百万平均分给十一户陪嫁的家庭，每户分三百万。
    群臣见王莽如此谦逊，要求朝廷再给王莽增加两千三百万的聘礼，合成三千万。王莽接受了，但又从中拿出一千万分给了同族的贫寒之家，最终的聘礼只有两千万，是以往聘皇后的十分之一。
    一场充满谦让、慷慨、仁爱之情的“纳征”总算结束了。目前来看，王莽所期望的东西绝非金钱。在他的人生取舍里，钱属于可以被“舍”的那部分。
    婚礼剩下的步骤就很简单了。“请期”就是确定婚礼日期，字面上的意思是男方需要征求女方对成婚日期的建议，实际上男方把良辰吉日通告女方即可，但出于谦逊称之为“请期”。汉家把日期定在次年春天，元始四年的二月丁未（公元4年3月16日）。
    一晃，吕宽案人头落地，皇帝大婚的日子也到了，汉廷派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左将军孙建、右将军甄邯、光禄大夫刘歆，陪同皇帝乘坐法驾，“亲迎”皇后于安汉公的宅邸，并带来皇后的印玺、绶带、礼服。在充满皇家威仪的严肃和婚礼的喜庆气氛里，皇帝带着他从未谋面的妻子返回未央宫。此时，未央宫前殿里群臣济济，衣冠赫赫，皇帝和皇后就位，众臣依次行礼。
    皇帝随即宣布大赦天下，把王莽的封邑增加到方圆百里，对操办此次婚事的各色人员进行赏赐。又过三个月，皇后祭祀刘氏宗庙，完成了这场西汉皇朝最后一次立后的典礼。
    至于汉平帝在想什么，是想念孤身一人不得入京的母亲？是想念被诛戮殆尽余者流放的卫氏亲族？还是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眼，这个尚未谋面就与自己结下滔天仇恨的妻子是何面孔？谁都无从得知。
    到了这年秋天，皇后王氏第一次有了“子孙瑞”。这不是怀孕，而是月经，古人认为这是“阴道通”。王莽为此非常高兴，下令再次开通子午道，以成祥瑞。子午道是从巴蜀到长安的通道之一，地势险峻，通而复阻，王莽凿通子午道不仅意味着他笃信此类天人感应，而且看得出他十分希望王皇后能够诞下子孙。
    注释：
    1 　《汉书》；瘱，音同易。
    2 　婆家。
    3 　加引号，是因为这是王莽所理解的周代。
    4 　《汉书·王莽传》，第4051页；这句话里的“适”不是适龄，而是“嫡”，即正妻所生。
    5 　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见氏著《地不爱宝》，第155页，中华书局，2011。
    6 　以上汉印、瓦当、镜铭、铜洗等内容，俱采自王子今：《秦汉人的富贵追求》，见《秦汉文化风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按是文所引资料，未区分西汉东汉，但西汉更丰富。
    7 　王符《潜夫论·浮侈》：“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见《潜夫论笺校正》，第130页，中华书局，1985。
    8 　《汉书·王莽传》，第4052页；共，同供。
    三、从宰衡到赐九锡
    6.王莽会梦见周公吗？
    汉平帝元始二年（约公元1年）。
    越嶲郡，一个位于益州西南边缘的偏僻地区，向长安报来一次祥瑞，说是江中有黄龙出现。
    这个消息让安汉公颇为振奋。一年多来，他苦苦等不来祥瑞，反而经历了两次日食、一次陨石。其间虽然有“去京师三万里 ” 1 的黄支国进献了珍贵的犀牛，但这事儿与元始初年越裳氏献雉性质差不多，缺乏新意。
    黄龙就不一样了。
    不仅“龙”比“雉”要罕见，关键是“黄”色。
    这就说明，“尧后火德”的说法此时已经非常流行。所谓“尧后火德”，简单来说就是认为汉朝的刘姓是尧的后代，属火德，尚红；按照“五德终始”推算，接下来继承尧的是舜，属土德，尚黄。
    黄龙现身，意思不言而喻了。
    唯王莽马首是瞻的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闻此，说这又是王莽颉颃周公的明证，要告祀宗庙。很有要借这个祥瑞大做文章的意思。
    没想到，大司农孙宝站出来反对。孙宝是位老臣，汉哀帝时期触怒傅太后被免为庶人 2 。王莽掌权后将他擢拔，大概把他当成自己人。孙宝既没有说祥瑞是假的，也没有评价王莽该不该告祀宗庙，而是别开一层意思：当年周公和召公都是圣贤，尚且有分歧，如今还没有风调雨顺、家给人足，安汉公每说一件事，大家都唯唯诺诺的，恐怕不好吧。
    孙宝很快就被排除出王莽的权力圈。他当时正好派人迎接母亲入京赡养，自己都七十岁了，母亲估计得年逾九十。老人家路上病了，孙宝就把母亲暂留弟弟家休息，先把妻子和儿女接了回去。这件事马上被弹劾，罪名是不孝。孙宝一看，知道这是罗织罪名，不再争辩，当场承认弹劾属实，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孙宝于是被免职回家，但他的话让这次祥瑞没了下文。
    这说明，在元始二年初，“黄龙”所蕴含的改朝换代含义仍然令朝野警惕。安汉公已经是汉廷最尊贵的名号了，已经是对汉朝现有官僚体系、爵位制度的突破了，想更上一层楼，朝野同意不同意？会不会有改朝换代之嫌？况且安汉公上面已经没有“楼”了，如何“更上”？
    这就需要想象力了。
    在西汉，上至太皇太后，下到普通臣民，头脑里还没有“皇帝轮流坐”的观念，毕竟在此之前统共没有几次改朝换代。高皇帝是第一个平民帝王，但他是尧的后代，斩白蛇诛暴秦，是“五德循环”的必然结果，继承的是周代王化。所以，要设想汉朝的灭亡，谁都没有“历史经验”，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和胆子。
    这就好比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等人已经勘破君主制的衰败，但始终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皇帝的制度；晚清的大臣出使西洋，亲眼看到君主立宪和议会辩论，也只会将其理解为“垂拱而治”“明堂议政”。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0节

    所以，当“安汉公上面还能有什么？”“汉朝可不可以改朝换代？”之类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王莽的脑海时，他所能借助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只能从商周时期寻找。
    元始二年夏，王政君下了一道诏令，班固认为这是王莽的意图，不管怎样，这道诏令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话：
    皇帝年在襁褓，未任亲政……是以孔子见南子，周公居摄，盖权时也……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 3
    意思就是现在皇帝年幼，没有亲政，安汉公履行的是周公的职责，等皇帝成年也要效仿周公还政给皇帝，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这就说明，此时朝野一定程度上已经把安汉公看作周公了。
    孔子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说明孔子一度经常梦见周公。
    安汉公是否也会梦见周公？哪怕是白日梦？
    在安汉公的梦里，周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周公，他有身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鲁国的封君；有德行，制礼作乐，建立“周制”，是孔子眼中的先师；有功业，在周武王死后平定叛乱，“诛管蔡 ” 4 ，四夷宾服，海晏河清；有位子，他在周成王幼年时担任摄政，而且据说曾实打实地南面称王；有祥瑞，周公治理天下，祥瑞频出，意味着他的德位合一被上天所认可。
    王莽从周公这里看见的，并不仅仅是尊号，还有身份、德行、功业、位子、祥瑞。目前“安汉公”无法涵盖这些内容，要想继续升格，只有继续模仿周公。
    身份，王莽可以自诩为舜帝后代，汉元帝妻族，汉成帝母族，但比起周公与周王室是同姓，异姓外戚是一道难过的坎儿。而功业、德行、祥瑞、天命，也都需要逐项证明自己。
    此外，还需要非凡的想象力，比如：汉家自有制度，从来没有过“居摄”，凭什么才敢发明出这一机制？周公居摄到底是什么样子？传说中的伊尹摄政又是什么样子？汉朝的居摄是什么“官”什么“爵”？是比照诸侯王还是比照大将军，还是更高？
    再比如，高皇帝早就有约在先，“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这实际是一种对权力归属的“宪制”约定。当年吕后一死，大臣们就是靠这条约定铲除诸吕及其王国的。因为王仅次于皇帝，王莽无法称王，该如何跨过这道“宪制”约定？
    还有，居摄的条件是什么？一个人要有怎样的道德、贤能、合法性，才可以摄政？人们凭什么支持他？他与皇帝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这些都不是权力的问题——王莽已经牢牢掌权——而是汉朝基本制度或者说“宪制”的问题，如果不能合适地予以解决，王莽就只能继续当安汉公，直到太皇太后和自己死去。
    7.黄龙与土德
    “黄龙”的祥瑞无声无息结束了，当地人再没有谁见到过黄龙。但王莽效仿周公的改革早在元始元年就一步步展开。这些带有儒家理想色彩的改革所效仿的正是周公的“德行”。
    所谓儒家理想，说起来很复杂，若是按照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君主论”，落实在行动中，就是君主要讲道德，行仁政，敬鬼神；若是按照时兴的古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要把道德原则注入社会上上下下的礼乐制度里，君主不能空谈，得按照《周礼》的要求制礼作乐。
    王莽把这两种都考虑到了。
    举其大端，一个是“兴灭继绝”。
    元始元年，王莽的权力刚刚稳固，就给皇族普施了一次福利：他封汉宣帝的三十六个远房后裔为列侯；允许已经绝嗣的诸侯王、列侯、关内侯可以寻找旁支继嗣，避免“国除”的厄运；他又让曾因犯罪被剥夺身份的宗室成员恢复属籍；到了元始二年，还对已经“国除”的功臣如周勃、樊哙、张敖、霍光等的后代恢复了爵位。
    封地和爵位从天而降，令这些受益者们欢呼雀跃，归心王莽。王莽应有笼络人心的动机，但这也确实在实践儒家的孝治。在儒家看来，后代最大的孝，就是保证祖先祭祀的香火不灭，所以，儒家讲究“兴灭国，继绝世”，把消亡的国重新恢复，把断绝的祭祀再续香火。王莽恢复了许多失爵的封国爵位，降低了继承爵位的标准，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能够继续祭祀祖先以尽孝。
    第二是意味深长的“《春秋》讥二名”。
    元始二年，王莽把皇帝刘箕子的名字改为刘衎，理由是“箕子”是个日常器物的名字，而且不是单名。自先秦到西汉，人们取名是五花八门的，别说“箕子”这样的“器物”，《左传》里晋成公名“黑臀”之类的都很多；至于字数，很多人都是双名，比如郦食其、周亚夫、霍去病、张安世，但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孔子是“讥二名”的，虽然“讥二名”指的是“名字不能取两个字”还是“不能拥有两个名字”，后代有不同看法，但王莽认为是前者，只有单名才合乎古制礼法。所以，皇帝刘箕子就改名为刘衎了。
    大概也是这个缘故，王莽把儿子王宇所生的长孙王会宗，改名为王宗，倒也是以身作则。
    这件事情看起来会觉得荒谬，但却是颇多儒家士大夫呼唤已久的诉求。如果不是一种共识，那么汉朝人取名用单字的习惯就不会延续那么多年。东汉初年的英雄人物如刘秀等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生，几乎都是单名；整个东汉直到三国期间，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单名，刘、关、张、孙、曹、诸葛皆如此。说明“讥二名”不是王莽的一时兴起，也并不荒谬，甚至表明了王莽的举措颇得人心。
    三是广施仁政。
    王莽这一时期施行的很多新政，向来都被看作收买人心，这种动机不能说没有，但在当时看来，也确实属于遵照儒家原则施行的仁政。
    元始二年夏天，青州刺史部下面的几个郡国发生大旱，熟悉农业的人知道，大水之后多瘟疫，大旱之后多蝗灾，这次青州就在大旱后遭遇了蝗灾。蝗灾还是一种灾异，王莽对此特别关注，他下令免去灾区租税，带头捐款百万、田三十顷以赈灾；两百三十名公卿群起效仿，捐资济民。在灾区，官府收购百姓捕捉的蝗虫，对饿死的家庭发放丧葬补贴，使得这次旱灾和蝗灾基本上没有产生太严重的后果。
    此外还有很多。对官员，允许“比二千石”（比，比照、参考，略低于郡守级别）的官员退休后可以领取原来俸禄三分之一的退休金；对平民，把安定郡一处放马的皇家马场“呼池苑”改为安民县，允许老百姓定居生活，还免费提供房屋土地家具，由官家借给耕牛粮种；对贫民，则在长安城里划出方圆五里的地块盖了两百套房子，让贫民居住；对罪犯，则下诏把其中的妇女、八十岁以上和七岁以下的男子，除特别的大罪之外放出监狱；等等。
    平心而论，这些确属仁政，而且覆盖面很宽，考虑到现实性和财政情况，未必能够完全兑现，可总有一部分是能实现的，不然王莽的人气不会因此空前高涨。
    当然作秀也是有的，比如王莽一遇到水旱灾害就吃素，王政君听说后特意下诏，命令王莽为了身体偶尔可以吃一点肉，姑侄二人“一唱一和”，颇觉讽刺。总之，王莽的做法兼有理想主义、笼络人心、政治表演的成分。但他无疑很把“民意”当成大事，愿意收买民心，让民意为他弥补统治合法性，从而超越外戚身份对自身权力的限制。
    有目的的儒家性质的改革，加上广泛的仁政，使得王莽与周公在“德行”上的距离逐渐被拉近了。
    8.宰衡是什么官儿？
    元始三年，安汉公正在操心女儿嫁给皇帝的婚事，一时顾不上其他。
    但他的心腹们顾得上。廷议皇帝婚事时，信乡侯刘佟曾提出给王莽增加封邑的建议，虽然被王莽婉拒，却给了大司徒司直陈崇启发。
    陈崇是大司徒孔光的属官，算不上重臣，但也是二千石的高官，和九卿差不多。他是王莽小圈子里的活跃分子，比孔光更得信任，他担任大司徒司直，可能是王莽特意安排以掌控外朝动向的。陈崇与宣元时期名臣张敞的孙子张竦关系很好，张竦继承祖父的博学通雅，在陈崇的授意下，替他写了一封奏疏，对王莽的生平功业从头到尾进行了一番梳理。这封奏疏引经据典极为丰赡，赞美颂扬极为直白，情感极为充沛，把王莽塑造成与大禹、周公并列的圣人，是一篇漂亮、高明、肉麻的文章。如果阿谀奉承是一门学问，那这篇奏疏就是上乘的教材。
    班固把这篇两千五百多字的奏疏全文收录在《汉书》中，后人不免猜测其目的，是警醒后世文人勿要曲学阿世，还是侧面反映出王莽的确收获了如此人望？
    但历史地看，王莽十分需要这么一篇奏疏。因为在儒家的话语里，周公是有功业的，那王莽的功业呢？这篇奏疏的功用，就是表述王莽的功业，并基于这些功业提出新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直面汉朝的“宪制”并予以突破，撕开汉朝合法性的一道口子。所以，这篇奏疏实际上是王莽的合法性证明、行动纲领、路径图。
    陈崇和张竦到底摆出了哪些功业？不妨盘点一下：
    其一，讨伐淳于长，这是堪比“周公诛管蔡”的功劳；其二，汉哀帝时期，敢于和傅、丁叫板，被赶回封邑，这是堪比伍子胥、屈原被流放的荣誉；其三，哀帝死后，一夜之间罢斥董贤，并迅速选立新皇帝，使动荡的朝局稳定下来，这是堪比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的功绩；其四，被赐号安汉公时，女儿被纳入选后范围时，谦虚不受赏赐，这是堪比舜帝、申包胥、晏婴“功成不受赏”的品德；其五，赐号安汉公以来，勤俭节约，发展教育，兴灭继绝，赈济贫穷，还亲自掌管选人用人之大事，堪比古往今来的名臣贤相……
    奏疏深情地感慨道，安汉公一个人就集尧舜禹三代的功绩，简直是奇迹。如此宏伟的业绩，不比周公逊色，却没有得到和周公一样的赏赐，这不是国家之福，不是臣民之幸，也对不起千秋万代啊！
    奏疏读到这里，陈崇的建议呼之欲出：王莽就是当代的周公，所以应该享受周公的待遇，那周公的待遇有哪些？
    是故成王之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礼。……非特止此，六子皆封 5 。
    这一段不太好理解，关键处很简单，就是周朝对周公：第一，封邑突破了“公侯百里”的限制，达到七百里，而且鲁国的国君被赋予一项非同寻常的特权，即“郊望”，郊祀上帝和祭祀山川，而郊祀上帝是天子之礼；第二，周公受过隆重的赏锡，超过九锡；第三，鲁国是周朝货真价实的“自治”侯国，不是汉朝有名无实的诸侯国。
    周公如此，安汉公也应如此。但这会不会违反了刘邦“非刘氏不王”的祖训呢？奏疏对这个敏感问题首次做了清晰的回应，尝试突破这一“宪制”：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1节

    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下诏称忠，定著于令，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 6
    就是说，刘邦自己就没有遵守这一约定，汉初保留长沙王吴芮，传了五代，到汉文帝时才绝嗣。这期间汉廷多次下诏褒扬长沙王忠诚，还通过法令维护长沙国建制。这就说明制度是可以变通的。
    怎么变通？
    很简单，就是把安汉公扩充为建制完备的公国，为安汉公设计礼仪、赐九锡，并仿效伯禽，册立安汉公国的公子。
    比起几年之后的王莽称帝，这篇奏疏的想象力还不够大胆，但这是首次实质突破汉朝现有制度，鼓吹安汉公不仅是尊号，还需有实打实的建制。
    奏疏一上，还没讨论实施，恰好吕宽案爆发了。待到吕宽案渐渐平息，已经是一年后的元始四年春，王莽的女儿也正式嫁作皇后。吕宽案里，王莽杀叔叔王立、堂兄弟王仁、长子王宇，充实了“诛管蔡”的名目，还整顿了上层社会，引导了民间思想，他的功业更加完备了。女儿成为皇后，皇帝对“国丈”要“尊而不臣”的说法又冒了出来，这是把陈崇的奏疏变为现实的极好机会。
    此时群臣再次审视陈崇的奏疏，不禁发现他的建议十分可行。王莽的心腹兄弟、太保王舜率先上奏，说王莽兼具“立德、立功、立言”，堪比伊尹、周公。在他的带动下，据说有八千多人上书赞同陈崇的奏疏。在西汉，八千人是什么概念呢？恰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元始二年的长安城人口和户口数——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也就是说，整个长安城里大概每三十个人就有一个人上书，考虑到识字率，排除掉妇孺幼儿，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在组织动员较为低下的古代，即使出于王莽的授意，若没有深厚的民意基础，覆盖面如此大的人力资源也很难调动。
    于是，汉廷破天荒发明了一个新的官职：宰衡。
    大概是上书里伊尹和周公的名字出现得太多，伊尹官“阿衡”，周公官“太宰”。取阿衡之“衡”和太宰之“宰”合二为一，即为宰衡。据说，始皇帝在发明“皇帝”这个词的时候，也是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 7 宰衡的发明，可谓有样学样。
    宰衡，究竟是个什么官儿呢？
    第一，宰衡是个外朝官职，属于“加官”的范畴，本质上仍是官僚制度的一员。王莽的外朝身份原是太傅，太傅“在三公上”，但当时还有太师孔光、太保王舜，三人名义上并列。只有宰衡真正超越了三公，是“政府首脑”，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就是“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 ” 8 。三公向宰衡汇报工作，抬头要写“敢言之”，就是斗胆报告、冒昧进言的意思。对比给皇帝上书时抬头写的“冒死”“昧死”之类，这种待遇可以说很尊显了。
    第二，宰衡的位秩是“上公”。西汉的位、爵制度很复杂，爵指的是从王、列侯到民间的二十等爵；位就是《汉书》里常见的“公卿大夫” 9 ，有点类似后世的“行政级别”，其中最高的是“上公”。“上公”最多封侯，不会超越诸侯王。王莽此时的爵仍然是列侯，宰衡属于“上公”之“位”。
    第三，宰衡享受特殊的礼仪待遇。出门时，前后各有大车十乘，值班的尚书郎、侍御史、谒者、中黄门、期门羽林都得随从护卫；母亲赐号功显君，两个儿子王安、王临分别赐爵褒新侯、赏都侯。宣布王莽为宰衡当天，太皇太后亲自来到未央宫前殿行拜官礼。王莽模仿周公跪在前，两个儿子跪在后。这些待遇可谓殊厚。
    第四，宰衡不可世袭。依王莽的性格和做派，他对宰衡的待遇再三推辞、谦虚礼让。太师孔光劝服太皇太后不要理会王莽的推辞，直接赏赐就完事儿，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宰衡之官不可世及 ” 10 ，言外之意就是说宰衡虽然权力大，但不是世袭官职，所以不必担心擅权。孔光向王政君说这番话，怎么看都像是与虎谋皮，但也不排除对汉朝忠心耿耿但又无力制衡王莽的孔光，是希望限制王莽的权力。
    王莽最终辞让了给自己增加的封邑、儿子的封爵和女儿补充的聘金，只把宰衡这个官职抓在手里，不仅如此，他还特意把所兼的大司马、太傅以及宰衡刻成一个官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以更牢固地掌握权力。
    总之，如果说“安汉公”的尊号模仿的是儒家理想里的周公，那么“宰衡”的官位可以看作模仿汉家传统的“相国”，也就是汉初萧何的地位，是“总理大臣”。
    不久之后，太保王舜就报告了一则祥瑞：
    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 11
    相传周文王还只是商朝诸侯之时，临近的虞国、芮国之君争田，谁也不服谁，听说文王有德，就一同去找周文王评理。进入周的国境，发现“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大家都相互谦让，就面面相觑道：“咱俩都是小人啊，没有资格踏进君子之庭。”于是不再找文王评理，也不再争田地了。
    这个神圣的故事竟然在王莽的时代复现了！蜀郡的老百姓路建等人本来在打官司，看到宰衡的功绩之后，就感到惭愧而终止了诉讼。是真的吗？考虑到西汉臣民的道德观念，这类“事例”未必是假的，但这个“事例”能够被高居庙堂之上的太保王舜所知悉，那么作伪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它的关键在于对圣人圣治的模仿，从而呼应臣民对儒家理想的赞美与想象。
    9.赐九锡是什么事儿？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天气尚寒。
    长安南郊新落成的明堂里，却热气腾腾，人头攒动。聚集在这里的都是汉朝的王侯贵族，包括二十八名诸侯王、一百二十名列侯，以及九百多宗室子孙。这些人全都身着祭服，有的恭恭敬敬地站着，不发一言；有的交头接耳，谈论着不久前那场把长安城东门的楼瓦几乎全部掀干净的大风 12 ；有的则担任祭祀的执事，紧张而热情地等待着祭祀的开始。
    终于，在众人的目光里，宰衡、太傅、大司马、安汉公王莽盛装祭服，陪同皇帝驾临。
    这是王莽建立明堂后举行的第一场祫祭。
    前面曾说过 13 ，祫祭是帝国用来确认皇朝统治源流的重大祭祀活动。在新落成的明堂里举行，意味着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酝酿的将宗庙祭祀纳入儒家礼仪的设想，到此终于实现。即使后来王莽身死国灭，这套祭祀的礼仪仍然被后汉袭用。
    王莽特意在正月举行祫祭，并征召如此多的贵族、宗室来助祭，且祭祀结束后有的增加封邑，有的赐爵，其意图并不是赏赐。而是自元始元年以来，王莽持续不断模仿周公，并依照儒家理想“制礼作乐”的举动，终于接近大功告成。
    他已经为汉朝建立了常满仓制度；为儒家“六经”里失传的“乐经”立了博士；征召了数千名通经之人到长安；特别是明堂、辟雍、灵台，失传千年，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何功用，连儒家内部尚未达成一致，但也都在刘歆的帮助下按照古文经学的记载建造了。王莽制礼作乐，长安人才济济，朝廷制度毕备，汉家显出太平盛世的景象，与几年前成、哀之时惶恐不安的气氛大不相同。
    而祫祭，就是王莽制礼作乐的高潮。
    在这高潮中，也有一股暗流。前来助祭的宗室成员里有一位叫刘崇，他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的后代，曾是安众侯，后来失爵，在这次助祭中重新封爵。但他似乎不领王莽这个情，对同属长沙定王后代的舂陵侯刘敞嘀咕道：“安汉公擅权，刘氏的社稷看来将要倾覆了。”刘敞没有接话，但心里未必不同意 14 。
    当然，绝大多数汉朝臣民认为王莽近乎完成了周公的政绩，“制作毕成，群公以闻 ” 15 。这种政绩是区区宰衡所不能包的，群臣于是上奏提出，要在宰衡之上再增加赏赐：
    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 16
    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汉臣第一次提出宰衡的地位要在诸侯王之上，也就是绕过了“非刘氏不王”的“宪制”约定。
    至于怎么体现宰衡的地位呢？靠赏赐。
    当然不会是普通的赏赐，而是九锡，意思就是“九赐”。但九锡具体是什么？在此之前，只有《周礼》有周公“九仪之命”的记载，以及汉武帝时期有官员曾在上奏时提到过这个名词。其实，就算周公本人，到底有没有受过九锡也说不清楚。《周礼》所说的“九仪之命”，只是说从“一命”到“九命”有不同的等级职位，可没说过九锡 17 ，况且《周礼》还是古文经书，今文经学未必认的。
    草创礼仪本就是王莽和他小圈子的强项，在王莽授意下，不久之后，众多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共902人上奏，正式奏请朝廷为王莽赐九锡。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张纯。因为班固特意记下这次上奏是“富平侯张纯等九百二人 ” 18 ，这么多人物，为何偏偏要记下张纯呢？
    张纯的父亲就是当年陪汉成帝微服出游的宠臣张放，在汉成帝崩殂之后悲伤哭泣而死。与父亲的放荡痴情不同，张纯为人谨慎、审时度势。他参与“赐九锡”，主要因为他笃信儒学，对这类制礼作乐的盛事很着迷，只要能“做业务”，“领导”是谁不重要。因此，多年以后王莽覆灭，张纯先是留在更始帝的宫廷里，又在更始帝败亡后迅速投到刘秀麾下。他忠于职守，为刘秀制定宗庙仪礼、祭祀制度，建立东汉明堂、辟雍，促使刘秀泰山封禅，因此得到重用，不仅做到东汉的大司空，还得以恢复西汉的爵位，改封武始侯。要知道，东汉初年执行的是“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 ” 19 的政策，不承认西汉及新朝的封爵。张纯是罕见的将爵位从西汉传到东汉的列侯。
    在张纯等人的呼吁下，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公元5年6月22日），王政君亲自到未央宫前殿，把王莽召到面前，下诏“加九命之锡”。王莽这番欣然接受 20 。
    九锡，就是九种特殊的赏赐，但具体是哪些，先前并没有明文记载，王莽所受的九锡可能是参照了儒经和《左传》里的一些记载拼凑所成。到汉末给曹操赐九锡时，九锡才算定型。但拼凑就是一种“原创”，王莽之所以如此重视九锡，是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九锡意味着王莽自此可以合法使用天子的某些礼仪，行使天子的某些职责。像其中的“衮冕”是古代帝王的衣帽，“鸾路乘马”和“戎路乘马”分别是天子春秋巡时乘坐的车马，“朱户”也是天子之礼；“弓矢”则意味着有专征伐的特权；“宗、祝、卜、史官”是负责祭祀的人员，虎贲是侍卫亲兵。 21
    太皇太后的策书里有一句话：
    今加九命之锡，其以助祭。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九锡的颁赐，已经把国家最重要的祭祀、征伐权力都赐给了王莽，换言之，九锡所赐予的不是器物，而是权力。
    其次，通过赐九锡，原本初具框架的安汉公国得到了扩充。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皆置啬夫，佐安汉公。……以楚王邸为安汉公第，大缮治，通周卫。祖祢庙及寝皆为朱户纳陛。 22
    安汉公国配置了宗、祝、卜、史官，还“皆置啬夫 ”，也就是说，负责王莽的家庙祭祀、记录王莽言行的不只是几个人，而是成建制的服务机构。安汉公的宅邸曾是萧何旧居，赐九锡之后改居楚王旧宅，宅邸被大规模改造，装修均是“朱户”的天子之制。可以推断，楚王的王府一定比萧何的相府更大，规格更高，隐含着安汉公所对标的不再是“相国”，而是“在诸侯王上”了。至于封邑的户数，那就更多了，王莽在受禅之前，估计共获封六万户左右，而萧何只有万户，卫青、霍光大概是三万户。 23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2节

    刘邦约定的“皇族宪制”，至此彻底作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际执行且有据可考的赐九锡，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完成了。
    九锡第一次出现就与改朝换代密切结合在一起，等到汉魏禅让，九锡制度成熟以后，隋唐之前凡是要搞禅位的都会先赐九锡。司马昭之心为什么路人皆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受了六次九锡，真是不厌其烦；宋齐梁陈的开国四帝，均受九锡；到了唐末，朱温在称帝之前，听说唐廷还要赐九锡，急不可耐地破口大骂，说明九锡“赐予权力”的象征意义已经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到了宋朝及以后，赐九锡变得罕见，宋之秦桧，明之魏忠贤，都有过大臣奏请赐九锡的记载，但均没有下文。赐九锡在皇权稳固时显得敏感，在改朝换代时显得多余，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释：
    1 　《汉书·平帝纪》应劭注，第352页。
    2 　见第四章第15小节。
    3 　《汉书·王莽传》，第4050页。
    4 　管、蔡分别是周公的兄和弟，武王灭商之后，被周武王委派在商朝旧地。按照《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引来管、蔡不满，就和商纣的儿子武庚一同叛乱，后来被周公东征平叛，管、蔡二叔，一杀一放。但是，这段历史较为复杂，如据清华简：管、蔡及霍叔是作为三监被委派到商朝旧地的，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引发了管、蔡的流言，但是这种周王室内部的矛盾被武庚所利用，商朝遗民叛乱，杀掉管、蔡、霍叔“三监”，然后才有周公东征平叛之事。先不论哪条更符合历史，对西汉人来说，可能《史记》关于诛管、蔡的记录是时人的普遍认知，所以王莽才会按照“大义灭亲”的模式来模仿。
    5 　《汉书·王莽传》，第4062页。
    6 　《汉书·王莽传》，第4062页。
    7 　但现在更多认为，“皇帝”来源于“煌煌上帝”，就是光明之帝的意思，不是取“三皇五帝”二字组成。此外，还有皇取“泰皇”之说。一些先秦古籍里已经有“皇帝”这个词，参邢义田《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见氏著《天下一家》。但是，不排除在西汉时，普通人就是认为从古代的诸皇诸帝各取一字。
    8 　《汉书·王莽传》，第4068页。
    9 　《汉书》里常说“公卿大夫”，这里的“公”是“位”，和官职里统说的“三公”不是一个概念。
    10 　《汉书·王莽传》，第4067页。
    11 　《汉书·王莽传》，第4068页。
    12 　《汉书·王莽传》，第4070页：“四年冬，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尽。”
    13 　第二章第三节。
    14 　《后汉书·刘敞列传》，第561页。
    15 　《汉书·王莽传》，第4071页。
    16 　《汉书·王莽传》，第4069页。
    17 　刘凯：《九锡渊源考辨》，见《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18 　《汉书·王莽传》，第4072页。
    19 　《后汉书·张纯列传》，第1193页。
    20 　王莽所受九锡，按《汉书·王莽传》：“受绿韨衮冕衣裳，玚琫玚珌，句履，鸾路乘马，龙旗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户纳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第4075页）
    21 　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第六章，学苑出版社，2005。
    22 　《汉书·王莽传》，第4075页。
    23 　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见第五章注9。
    四、居摄：与周公异世同符
    10.四夷宾服
    元始五年（公元5年），秋。
    陈崇回来了？王莽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自从去年春天，他派遣王恽、陈崇等八人担任绣衣使者，分行天下观览风俗以来，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这期间，王莽任宰衡、受九锡，主要是王舜和刘歆等人具体操办，按照陈崇的“路线图”进行。王莽对陈崇很信任也很欣赏，之所以舍得让陈崇离开长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是因为“采风”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
    派出去的八个人，只有七个人陆续回到长安。绣衣使者之一、中散大夫谯玄走到半路上听说王莽当了宰衡、受了九锡，干脆改名换姓逃之夭夭了。
    而回来的七个人里，王莽曾经的小兄弟，班氏家族的班稚，没有采集到任何祥瑞和歌颂的歌谣，令王莽十分不悦。
    正式召见他们的时候，王莽看见跟在其他人后面的是几个健壮的随从抬着成捆的简牍，他稍稍放心了。
    除了班稚，其他人依次进言，说得都差不多：天下已经风俗齐同，没有一处不沐浴着安汉公的教化。商业风气清正，市场里“市无二价”，商家童叟无欺；人人谦虚礼让，“官无狱讼”，官府没人打官司了，郡县的监狱都空了；城市里没有小偷，农村里没有饥民，路不拾遗，男女异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下大治，祥瑞多得数不清，人人都在歌颂当代圣人。
    至于证据，使者身后那两千多片、近百捆的简牍就是，他们踏遍天下郡国，深入乡村闾里，搜集来的谣曲、歌诗、祥瑞，足足有三万多字。虽然这三万字史书无载，但公元1980年考古人员在未央宫前殿遗址发现了一百多枚被火烧过的木简，记录了诸如“嘉禾、灵芝并见”“五枝合为一心”“葛根下有铜”“礼乐长常甘露下” 等各种各样的祥瑞，还有“瑞十二”“瑞五十九” 之类的数字，大概是祥瑞的编号，这些很可能就是陈崇等人采风归来所献。 1
    采风获得祥瑞，就意味着王莽执政，各地风俗淳美、天下太平。
    就像《诗经》里的“国风”，儒家会认为，通过“采风”能够看出一个地方的风俗，也能知道这个地方的统治者是明主还是昏君，民风是淳朴还是浇薄。而“采风”这件事，并不是谁都有资格来做，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隐含的意思就是，唯有王者兴起，才会在普天下“采风”。
    所以，王莽并不单单是让陈崇搜寻赞美自己的祥瑞歌谣，以备不时之需，还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儒家所推崇的王者之行。陈崇等人证明了天下已经大治，其重要性不亚于帮助王莽当宰衡、受九锡。
    绣衣使者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搜集来的谣曲，不能说全是假的，也不能说对王莽的歌颂都是虚伪的。汉朝人尚普遍信鬼神，笃信王莽之“圣”并不奇怪。当然，这些谣曲估计也经过加工甚至是伪造，就像后世的贵族诗人们写“乐府”、填“曲子词”，宫廷乐师从民间搜罗曲调加工成皇家乐舞，性质都差不多。陈崇等人只要能证明天下大治就行了。
    王莽的预期基本达到，对班稚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那么恼怒。再加上王政君求情，班稚自己上书请罪，主动要去给汉成帝守陵，王莽也就应允了。
    海内大治还不够，还要看周边的“四夷”，四夷未能宾服，说明王化之业尚未完成。
    南边，有元始元年的越裳氏献雉、元始二年的黄支国献犀牛；东边，有东夷王献宝，此事史书未有详细记录，猜测可能是朝鲜半岛南部三韩之国或日本倭国 2 遣使贡献；北边，则是匈奴在元始二、三年的示好。
    西汉的持续军事打击，使匈奴早已四分五裂。汉元帝时期，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娶了王昭君，成为汉朝藩属，与汉廷关系一直不错；汉成帝时期，“虽远必诛”的陈汤击杀了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北匈奴郅支单于，北匈奴一蹶不振。到了安汉公时期，大家提起匈奴，默认的就是南匈奴。
    在王莽安排下，元始二年秋，匈奴把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云派回汉朝服侍太皇太后，令太皇太后十分高兴。呼韩邪单于死后，王昭君按照匈奴风俗，嫁给了他的儿子，生下的女儿就是须卜居次云。“须卜” 3 ，是这位公主丈夫的名字，“居次”是公主的意思，“云”是名字。王昭君是汉元帝的宫人，与太皇太后也算是故人，如今她的女儿从匈奴千里迢迢回来侍奉，说明地处“腥膻之地”的匈奴也沐浴在华夏文明的“孝道”之中，这无疑是王莽的泽化。
    巧合的是，这一年，西域的车师后王和驻扎在当地的汉朝戊己校尉发生了冲突，另一个“去胡来国”的国王和西域都护也出现了矛盾，两个国王都逃往南匈奴。按照昔年汉宣帝和匈奴的约定，汉人逃到匈奴，匈奴不能庇护，但这个约定不约束第三国的人。于是匈奴打算庇护两王，并遣使向汉廷求情。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3节

    王莽发现这是一个立威的好机会，他非但不接受单于的求情，还废除了汉宣帝的约定，令立新约——不仅是汉朝臣民，西域凡是接受了汉朝册封的诸国臣民逃入匈奴，匈奴皆不能纳。汉朝的老朋友单于对此颇为不满，虽然顺从地答应了，但与王莽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
    重新确立与匈奴的约定，更加严苛地约束西域诸国，树立威信，巩固边疆，在汉朝看来王莽确实做得不赖。同时，王莽还软硬兼施，让单于给汉朝上书，说把自己的名字“囊知牙斯”改为单名“知”，以符合汉朝推行的“讥二名”，从当时单于王族成员的名字“咸”“乐”“助”“舆”来看，他们也都改成了单名。这份上书令王莽更觉荣耀，成为他“怀柔远人”的王化之举。
    到了元始四年，四夷之中只剩下西边没有动静。王莽派中郎将平宪以重金贿赂西羌部落，怂恿他们求为汉朝附庸。平宪的游说非常成功，回朝时带来了好消息。据说这些住在青海湖附近的羌族部落，有一万两千多人向慕王化，愿意把青海湖和附近的盐池献给汉朝，把水草丰茂的地方留给汉朝人，自己去偏远险阻的地方充当汉朝藩篱。平宪奏报说，当问起为什么要如此慷慨时，羌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么说的：
    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孰，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蠒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 4
    陈崇等人采风回来的“三万言”史书一字未提，是因为不说也知道是什么；羌人的话却被悉数记录，是因为实在太假了，这哪里是游牧部落酋长的口吻，分明出自熟谙祥瑞的汉人手笔。有理由推测，“采风”的三万言也无非是这些内容：五谷有祥瑞，有的苗长到一丈多长，有的一株竿上长三个穗，有的没播种自己长出来了；天上降下甘露，地上喷出酒泉，凤凰、神雀都来了。总之，汉朝有安汉公这四年里，羌族没病没灾，当然愿意当汉朝的藩属。
    此事又令王莽大喜，不费一兵一卒，西羌内附，终于达到了东西南北四夷宾服的盛况，说明安汉公的德泽已经溢出华夏，遍布四夷。王莽高兴地上奏说，现在汉家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唯独没有西海郡，那就把羌人的献地设为西海郡，让汉民移民过去开发，对归附的羌人设置官吏担当统领。
    匈奴改名与西羌内附都有些名实不符。一来，匈奴的人名、单于的王号，均有汉文译名，把“囊知牙斯”改成“知”，只是汉名的自娱自乐，意义不大；二来，西羌此时主要还是游牧民族，少有农业，逐水草而居，土地献与不献只是个形式，向汉朝称臣，则既能得到汉朝官方的保护，又能拿到一笔财富，对自己的传统习惯也没有影响，很是划算。
    “四夷”外交事务从来不是纯粹的外事，那些与外国真正相关的实质事务，臣民一般是看不到的；能让普通臣民看到的所谓外事，目的多半是应对国内的民意，匈奴、西羌与汉廷心照不宣、两边满意。
    不过，因为青海湖是咸水湖，盐池附近是盐碱地，从事农业开垦比较困难，没人愿意移民到西海郡。王莽新增加五十条律法，把触犯律法的上万名犯人强行迁徙过去。这件事，已经与陈崇所说的“官无狱讼”“犯者象刑”相违背了，《汉书》在这里写下四个字：
    民始怨矣。 5
    这是王莽执政以来，史书中第一次明显出现臣民对他不满的声音。那些不慎触犯律条、不得不迁徙到蛮荒之地的臣民里，可能就有王莽的拥趸。班固的一个“始”字，颇有微言大义。
    总之，元始五年的秋天，一名普通的汉朝臣民特别是长安市民，看到的是海内大治、四夷宾服的盛世景象，安汉公制礼作乐，儒家“三代之治”的理想也已经基本实现——用后人的话说，就是“历史的终结”。
    但对汉朝人而言，历史当然不会终结，而是循环。
    此时，又有一个宗室、泉陵侯刘庆站了出来，不知是出于“大公无私”还是抢先献媚的目的，向汉廷上奏。此奏一公布，满朝文武齐声赞同，历史果然没有终结，历史循环的关口到了！
    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 ，如周公。 6
    异世同符，安汉公要行天子事，周公居摄的“圣迹”再现了！
    11.汉平帝之死
    刘庆奏请王莽居摄的话音刚落，冬天的夜空就出现了一次很凶的天象：荧惑入月中。
    荧惑就是火星，也是最凶的星，它无论出现在星宿的哪个方位，都会给人间特别是朝廷和皇室带来灾难。“荧惑入月中”，是火星划过月亮表面，星占家们普遍认为是皇宫中将要有祸事，甚至可能危及皇帝。
    果然，没多久，皇帝病了。
    汉平帝刘衎还在襁褓之中时就体弱多病；所以他的祖母冯太后才会为他祝祷祛病，也因此招致杀身灭族之祸。即位之后，刘衎尽管享受着天下最好的物质生活，但身体一直都不好。这一次，他的病来势汹汹，不可小觑。
    这反倒又给了王莽一个模仿周公的良机：周武王生病时，周公曾经在先祖面前祈祷，许愿代替周武王去死，并把册文藏在“金縢之匮”，也就是用金属带子封存的柜子里；周成王时，周公摄政、东征，正是“周公恐惧流言日”，所以周成王也对周公有些怀疑。当时发生了灾异，雷电大风并起，君臣十分恐惧，周成王只好打开金縢之匮，发现了周公要代替武王去死的册文，再一问知晓内情的史官，才知道周公还叮嘱过此事千万不要说出去。周成王大受震动，对周公的疑虑也尽数打消。
    王莽如法炮制，也做了一个要代替刘衎去死的册文，跑去南郊祭天的泰畤那里许愿，也藏在一个“金縢之匮”里，放在未央宫前殿，并要求知晓的人一概不许说。
    不幸的是，王莽的祈祷没有用。到了十二月，刘衎就晏驾了。
    这是汉成帝以来连续第三个没有子嗣就驾崩的皇帝了。一时间朝野震动，不过，所震动的与其说是皇帝之死，不如说是感慨汉朝的天命已尽，连上天都不再护佑了。
    也有一些人心存疑问，特别是身在郡国的那些忠于汉室的官员，他们会追问：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在即将“加元服”也就是亲政的前夕？为什么刚刚有人上书请安汉公居摄，皇帝就死了？……这些疑问的矛头不约而同指向了王莽。
    据史书记载，最早指控王莽鸩杀刘衎的是后来拉起反莽大旗的东郡太守翟义，但翟义人不在长安，他只能是听说。唐朝的颜师古说，刘衎年纪越来越大，为着母亲卫太后一家被杀而怨恨王莽，所以王莽在腊日呈上例行的椒酒，酒中放毒，鸩杀了刘衎。颜师古的证言里，时间、动机、方式都完整清楚，说明他一定是看了一些传世的史料。
    但是，刘衎大概率是病死的，不像是被王莽所谋杀。
    一来，现有的证据均不足。首要的就是，《汉书》没有说刘衎是被谋杀的，这是距离刘衎驾崩时间最近的史料，班氏家族与王氏家族和皇室均有密切关系，相比而言《汉书》的记录最可靠。班固连汉成帝因为女宠而无嗣这样的事都直言不讳，没有理由讳言刘衎之死。而颜师古是六百多年以后的人，即使他能看到一些流传的史料，但一件事情连班固都只字不提，六百年后的人却说得一清二楚宛如亲见，反而不可靠。
    二来，王莽没有必要弑君。弑君这种事，自汉朝立国以来尚未有过，昌邑王也只是被霍光放逐监视。王莽身为安汉公，他的一大合法性来源，就是稳定了西汉晚期皇室青黄不接、摇摇欲坠的局面，弑君的话就会“被打脸”，动摇甚至毁掉他的根基。而且，在刘衎去世之前，王莽已经着手居摄的安排，刘衎活着不会影响居摄，死了反倒打乱计划。此外，王莽在皇后有“子孙瑞”时十分高兴，复通子午道，也可以证明王莽还想着为刘衎留下子嗣，没有弑君的意图。
    三来，这个时代的汉朝人，观念上更相信儒家所设想的“五德终始”，天命到头自当转移，弑君与否并不必要。当然，不可否认刘衎如果活着，王莽迟早面临归政的那一天。但即使如此，王莽也会让刘衎像他的继嗣刘婴那样，令其退位即可，实在不必冒着巨大风险弑君。
    不过，刘衎在五年的傀儡生涯中，母族尽诛，妻子是王莽女儿，拖着病弱的躯体孤苦伶仃，想必是气短畏缩，无法刚健有为的。从刘衎死后王莽以朝廷名义所下的诏书就能看出，刘衎“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 ” 7 ，就是一犯病就抽风说不出话来，所以他的病死，王莽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弥补这种责任，王莽令朝廷里六百石以上官员都得服丧三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臣子要像对父亲一样为皇帝之死服丧三年，后世王朝对这个安排很是满意，一直效仿；王莽又迅速为刘衎追加了元服，将其按照成年天子下葬；还给刘衎立了庙，庙号为“元宗”，让一个十四岁就夭折的儿皇帝承受如此宏大的庙号，显示出汉代严格的立庙制度已渐渐颓坏。那个曾经为汉武帝是否有资格立庙而吵得不可开交的汉朝，确实显得气数将尽了。
    12.假皇帝王莽
    未央宫依旧巍峨，朝霞夕阳如血，长安人流如昨。
    时隔五年，王政君、王莽姑侄二人再一次面临为汉朝选定皇帝的局面。如今，汉元帝的世系已绝嗣，只能向上追到汉宣帝。按照辈分和父子相继的原则，刘衎是汉宣帝的曾孙，王莽认为只能从汉宣帝的玄孙辈里找，这批人年纪都不大。王莽选了广戚侯刘显的儿子刘婴，理由第一就是辈分不乱，第二是占卜大吉。实际上是因为刘婴年纪最小。
    帝位悬置期间，王莽日夜不息地往来于未央宫、太皇太后居住的长乐宫以及自己的安汉公宅邸之间，同时操持着刘衎的葬礼、刘衎皇陵的施工、刘婴的迎立等朝廷大事，忙得不可开交。似乎把刘庆那封关于居摄的奏疏抛到了脑后。
    一个真正的祥瑞，不早不晚，在刘婴即位之前出现了……
    汉平帝期间，王莽把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这“三辅”一分为二，取名为前煇光、后丞烈。前煇光谢嚣上奏，说辖属的武功县县长孟通在疏浚水井时，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面写着一行红字：
    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8
    这个祥瑞简直令人兴奋到窒息，因为这是第一次有符命声称王莽应当做皇帝。也真是巧，如今天下确实还没有皇帝。刘婴虽然被选为汉平帝的继嗣，但尚未举行典礼，也没有告庙，离正式成为大汉皇帝还有关键好几步呢。所以，这则符命直接要求王莽为皇帝，将置刘婴于何地？
    这不由得令人回忆起眭弘的悲剧命运 9 ，但王莽见到丹书之后，却率领群臣郑重禀报王政君。
    王政君已经七十六岁，不问政事多年，眼见的都是侄子制礼作乐，汉朝天下太平的景象。此前，她支持王莽主要是确保王氏家族掌权，虽然王莽的权力已经与帝王无二，安汉公、宰衡、赐九锡哪个拎出来都喧宾夺主，但这类事周公都做过，王莽当然也可以做。她的心理大概是：我知道很多事情是你操纵的、安排的，也隐约觉得你可能走得太远，但毕竟是自家人，办事又稳妥，那就由着你吧。
    直到她看到这块白石，如梦初醒，断然否决：
    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 10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4节

    后人常说王政君姑侄二人一唱一和，欺世盗名，但至少这件事不像。因为她“下意识”说出了“诬罔天下”的真话，揭示出她知道这是骗术，而且非常意外。所以，她理解王莽有成圣人的大志，但她毕竟是汉朝的太皇太后，确实没有想象过王莽要当皇帝。
    王莽很可能就是想趁着汉家天下暂时没有皇帝的机会，直接登上帝位的。但太皇太后不允许，他只好央王舜去跟太皇太后解释，把这个符命“圆”成另一番意思：
    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 11
    就是说，这则符命所说的“安汉公为皇帝”，不是当真的皇帝，而是假的皇帝，只是摄政的意思。这样一说，太皇太后就同意了，在王莽的安排下，她下诏对这个符命进行了“官方权威”解读：
    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 ……具礼仪奏。 12
    对太皇太后来说，她是把王莽限制在了摄政的范围内，至于具体怎么操作，由群臣商议；但对王莽来说，这仍然是一次进取。太皇太后的诏令赋予了摄政以合法性，特别是“如周公故事”，留下了宽敞的制度空间。
    很快，群臣就把摄政的安排上奏太皇太后，这是一份极具冲击力的奏文，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儒经证明周公的摄政并不是“顾命大臣”的角色，而是穿天子冠冕、践天子之位的“假王”！
    ……说曰：周公服天子之冕 ，南面而朝群臣 ，发号施令 ，常称王命 。《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由是言之，周公始摄则居天子之位 ，非乃六年而践阼也。《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 ，勤和天下 。’”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成王加元服，周公则致政。……周公常称王命 ，专行不报 ，故言我复子明君也…… 13
    看看这些记录：“周公服天子之冕”“发号施令，常称王命”“践天子位”“假王莅政”“居天子位”……就牵涉一段非同寻常的“暗历史”：
    周公到底当没当过周的天子？
    13.摄皇帝王莽
    周公，怎么可能当天子呢？
    但是，从《尚书》中的一些记录，到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再到21世纪的清华简，都隐约透露出周公居摄可能另有真相。
    事实上，关于周公居摄一直就有多种说法在流传：有的说周公从武王死后就执政称王，成王成年后归政；有的说周公摄政，但名义上称王；有的说周公只是摄政，名义上也没有称王；还有的说周公是在东征时称王，返回时成王才即位……不一而足。
    但流传最广的仍是周公顾命大臣的形象，而非称王。这主要是王莽失败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室对于周公摄政十分敏感警惕，着重塑造这种形象；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即使是普通人也不敢想象周公会做出“篡权”之类的事了。这构成了广为人知的“显历史”。
    其实，考虑周代的政治观念、运行机制、宗法制度，周公即使南面称王，在当时也不是惊天动地的篡逆之举，顶多引来召公、管叔、蔡叔等一时的流言。处于封建制度兴盛期的周，并没有后世“一人专制”、中央集权王朝对权力的超高垄断性。此外，儒学最早萌发于鲁国，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因此儒经里的周公形象一定会受到影响。总之，从现有的文献看，周公居摄称王可能性相当高。 14
    周公摄政的真相已经晦暗难明，“文献不足征 ”，“显历史”与“暗历史”并存，都是猜测。但关键的是，此时的西汉君臣怎么理解周公居摄，群臣的奏议是公诸朝廷的重要文件，所以里面提到的周公称王不会是随意伪造。换言之，不论这段“暗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只要西汉晚期的朝野上下都相信周公居摄可以“践祚称天子”，对王莽来说就足够了。
    既然太皇太后已经下诏“如周公故事”，王莽居摄的安排也就很容易操作了：
    第一，朝政。王莽也要践祚，穿天子冠冕，南面朝群臣，听政事。
    第二，出行。王莽的车出行时，要有警备，百姓要自称“臣妾”。
    第三，祭祀。要像天子一样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祭文的赞辞，要称王莽为“假皇帝”。
    第四，日常礼仪。臣民要在正式场合称王莽为“摄皇帝” 15 ，王莽自称“予”，处理政务要像皇帝的诏书一样称“制”；只有见到太皇太后、皇太后时才恢复臣下的礼节。
    第五，封国。王莽在自己的封国内，想怎么发号施令都行，一切比照诸侯王。
    第六，改元。明年改元为居摄元年。
    这是中国进入帝制社会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位的皇帝，而有“摄政”。“居摄”不仅绕过了“诸侯王”，而且参照周公“假王”新造了“假皇帝”的称谓，也就是代理皇帝。
    在“家天下”的世代，除了自己的继嗣，一般是不可能由他人来代理皇帝的。汉武帝连擅命的皇太子都会杀，而此时的群臣却拥护异姓的外戚代理皇帝，这说明，一来天下的权势已经转移，人们普遍接受了汉室衰微、天命将尽的观念；二来，王莽代理皇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亦步亦趋模仿周公。人们信仰儒教，赞美周公，就会接受王莽。
    至此，汉朝旧的“宪制”已经全部被摧毁。此时，假如有人回头想想五年前汉哀帝还在位时，再对比一下眼前，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不知不觉间，一步跟着一步，汉朝竟然名存实亡了。但人们没有感到亡国的苦痛或悲慨，因为“周公”已经应许了未来……
    注释：
    1 　胡平生：《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王莽简牍校释》，见《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 　日比野丈夫认为，此东夷王献宝“一定是倭国使者”所为，未知何据，见《秦汉帝国》，第2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3 　《匈奴传》提到这位公主的名号时，一处为“须卜居次云”，另一处为“伊墨居次云”，“须卜”和“伊墨”是同一匈奴语的不同汉译。
    4 　《汉书·王莽传》，第4077页。
    5 　《汉书·王莽传》，第4078页。
    6 　《汉书·王莽传》，第4078页。
    7 　《汉书·平帝纪》，第360页。
    8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
    9 　见本书第一章。
    10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
    11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填，镇的通假字。
    12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
    13 　《汉书·王莽传》，第4080页。
    14 　见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张利军：《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公摄政》，见《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刘光胜：《清华简〈系年〉与“周公东征”相关问题考》，见《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15 　假皇帝和摄皇帝的区分，见下一章。
    五、皇太子：刘婴的身份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5节

    14.永远无法即位的刘婴
    居摄元年春（公元6年2月），王莽以天子之礼，依次在南郊祭祀天帝，在东郊迎春，在明堂行大射礼。完成这一系列祭祀礼仪之后，王莽设置了“柱下五史”，效仿先秦时君主的御史，侍奉一旁记录自己的言行。
    又过了整整三个月，刘婴正式被立为皇太子。
    皇太子这个身份极其微妙，意味着刘婴没有登基，还只是汉平帝刘衎的皇太子。但此时刘衎已死，王莽只是“假皇帝”和“摄皇帝”，那么“皇帝”是谁呢？
    没有。此时的天下没有皇帝。
    不是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吗？天下竟然没有皇帝？
    这在后世看来相当惊世骇俗，但在当时却没有引起朝野的震动。为什么？
    汉朝的皇帝即位之时，不仅要祭天，还要告庙祭祖。当年昌邑王被霍光所废，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就是昌邑王还没有祭拜高皇帝庙，因此被舆论认为尚不是合法皇帝。
    刘婴既没有祭天，也没有祭祖，只是被选为继嗣时在宗庙中占卜过；王莽是王氏，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去祭祀刘姓的宗庙，但他却在南郊祭天，这就透露了王莽摄政的真义所在：
    “祭祀天帝”，意味着王莽从上天那里获得了天子的受命，成为实质上的“真天子”；但此时统治天下土地兆民的还是刘氏皇族。换言之，“天子”和“皇帝”是两个身份，受天命而做天子，祭祖庙而为皇帝。一代代刘氏皇族通过祭祀高皇帝庙来获得统治权，成为皇帝，刘婴虽然只是皇太子，但将来是要当皇帝的，所以王莽只能是摄政，是“摄皇帝”。
    天子和皇帝，后人往往不加以区分，这也难怪，皇帝和天子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人的两个身份。但是，西汉毕竟是早期的帝制皇朝，这个时候天子和皇帝并不能完全等同。
    西汉后期，皇帝和天子有不同的玉玺，其中皇帝有三玺：皇帝行玺，用来任命诸侯王和官员；皇帝之玺，用来为诸侯王赐书；皇帝信玺，用来调发郡国军队。而天子也有三玺：天子行玺，用来赐给外国君主官爵；天子之玺，用来祭祀天地；天子信玺，用来调动附属国军队。用《孝经纬》的说法就是：
    接上称天子者，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 1
    “天子”是一个来自周朝的旧称，皇帝是秦之后才出现的称号。天子意味着神权，源于天命；皇帝意味着治权，好比商周时期的王，源于祖先；天子是今文经学里的一个“爵位”，皇帝则是世俗称号。
    所以，王莽在主持祭祀等面对“天”的活动时，称“假皇帝”，是向天强调自己的“代理”身份；在处理政务、面对臣民时，称“摄皇帝”，因为治民是皇帝的职权，强调的是“摄政”之义。换言之，“假”代理的是地位，而“摄”取的只是职权，两者不仅有区分，而且“假皇帝”的身份高于“摄皇帝”。打个比方，“假皇帝”好比副处长提拔为正处级，代理处长职位；而“摄皇帝”是副处长主持工作。
    这正是王莽的措意所在：天下虽然没有皇帝，但是有“真天子”担任未来的皇帝——皇太子的摄政。所以天下并非群龙无首。
    在王莽的描述里，周公当年也是这么做的。周公曾经向周的祖先祭祷，获得王命摄政称王。这也透露了时人对儒家的信仰相当稳固，普遍相信“周公践祚称王”是信史。
    当然，其中的隐情在于，周公与周成王是同姓，周公的权力仍留在周王室之内，是家族内部权力的临时分配，不涉及天命，周成王照样是天子 2 。但王莽是异姓外戚，他没有途径从刘姓那里获得“王命”当皇帝，所以只能依靠天命的转移来当天子。
    那么，昭示天命转移的是什么呢？
    灾异与祥瑞。
    汉室的灾异，王氏的祥瑞。
    一个甲子以来，在层出不穷的灾异中，刘姓天命终结、新王继起的传言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元、成、哀诸帝并不是无动于衷，在祭祀、制度等许多方面尝试改制以避免天命终结，不仅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反而对传言推波助澜。这种情况下，王莽以安汉公的身份为汉室制礼作乐，效果显著，祥瑞迭出，就是在挽救汉室的天命。
    但事到如今，祥瑞越来越多，王莽已经祭天了，皇帝还是刘氏的，将来怎么办？
    如果王氏归政于刘氏，岂不是违逆了天命？
    如果王氏当皇帝，合法性从何而来？
    假如刘婴是一个成年人，在这个家族、世系、血统、天命的关口，他一定会有所作为，至少也会有所言说。可惜，他只有两岁，他的声音在历史舞台上是沉默的。
    这种沉默中显现的，是儒经对历史的阐释。
    作为经学的儒学，不仅应许未来，而且能够阐释历史。经与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阐释权尤为重要。王莽逐渐掌握了对周公、尧舜的阐释权，也掌握了对刘婴身份的阐释权。
    他是皇太子，但被赐号为——孺子。
    皇太子本身就是称号，为何还要另外赐号？
    简单来说，还是因为王莽对周公的模仿。《尚书》曾载，周公东征的时候，管蔡诸叔放出流言：
    公将不利于孺子。
    “孺子”就是周成王，王莽不会放过这个细节，称刘婴为“孺子”，既是对他年龄幼小的描述 3 ，也是给刘婴的“官方称呼”，从而提醒世人，刘婴“就是”周成王，周公如何对待周成王，王莽就会怎样对待刘婴。
    此真可谓“孺子可教”也。
    15.刘崇起义
    三月立刘婴为皇太子，四月消息已传遍天下。
    各地的刘姓宗室，算起来有十多万人 4 ，无论是有爵位的，还是已经沦为普通臣民的，无不惊讶于天下没有皇帝这一制度安排，但绝大多数保持了沉默。他们的态度可能在暗暗分化，有人紧张观望，有人不问世事，有人唯恐失去禄位，当然也有人忧心忡忡、悲观不已。
    宗室的众多分支里，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世系流长，子孙众多，在这同一个世系下，既有起兵反莽又有请求王莽称帝的宗室成员，建立东汉的刘秀也属于这一世系，可谓集汉末宗室之大成。
    安众侯刘崇是长沙定王世系之一，封地位于南阳郡。有趣的是，刘崇的封地安众侯国、王莽最初的封地新都侯国，以及同属长沙定王世系的舂陵侯国，三地相去并不遥远。安众国与新都国几乎挨着，在王莽赐九锡之后，新都国拓展了边境，与安众国可能接壤。这种现实压力，或许是刘崇对王莽摄政反应极为激烈的原因之一。
    刘崇本人没有实权，就把安众国实际的主政者、国相张绍喊来商议。
    张绍的从弟恰恰就是为王莽制定“路线图”的张竦，这兄弟俩看起来早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所以刘崇才敢把张绍招来密谋大事。刘崇的态度非常明确：王莽摄政，刘氏必危。
    但是，天下包括宗室几乎没有反对王莽的声音。刘崇对此不以为然，他分析认为，大多数宗室是在沉默中等待爆发，只是没人敢带头，因此：
    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 5
    在刘婴成为傀儡储君之后，刘氏皇族其实是知耻的，刘崇的心态在宗室中应该并不鲜见。昔年刘邦把刘氏子孙分封到各地，目的就是皇室受到威胁时，诸侯能够起兵勤王。
    刘崇和张绍的策略是首先攻下南阳郡的首府宛城，宛城是富庶的中原大都，属于当时的“一线城市”，如果能以宛城为据点，则大事可期。所以，他和张绍只带了一百多人就起兵了，这个规模在当时恐怕与山贼差不多，他们原以为从安众国到宛城的路上，各处刘姓诸侯一定应者云集，队伍会迅速壮大，但不幸的是，刘崇猜中了宗室“知耻”的心态，却高估了宗室“后勇”的决心。
    南阳郡没有任何其他刘姓王侯响应，包括同属长沙定王世系的舂陵侯家族。这一年，舂陵侯家族支属里有个十岁左右的名叫刘秀的孩童，还在认真读书，准备有朝一日到长安太学学习。刘崇的壮烈之举，似乎对这个家族没有影响。
    刘崇带着一百多人攻打宛城，其结果可想而知。宛城位于盆地，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又是郡守治所，戒备森严，兵力充足。刘崇等人连宛城的大门都没攻进去就遭诛灭，刘崇、张绍等人全部死难。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6节

    不仅如此，他们的家族也迅速遭遇灭顶之灾，据说“百岁之母，孩提之子，同时断斩，悬头竿杪，珠珥在耳，首饰犹存 ” 6 ，上到百岁老人，下到懵懂孩童，一律被斩首示众，连头上耳畔的首饰都没来得及取下，其状极惨。
    近亲遭际如此，远亲也惶惶不可终日。这毕竟是王莽掌权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诸侯叛乱，影响很大。舂陵侯刘敞虽然没直接牵连，但与安众侯同属长沙定王世系，而且前几年参加王莽主持的祫祭时和刘崇很谈得来，所以感到很恐惧。他思来想去，觉得已故前任丞相翟方进的长子、高陵侯翟宣通经明义，沉稳谨慎，是个君子 7 ，将来不会惹麻烦，就想方设法为儿子娶了翟宣的女儿翟习为媳妇，心里这才安定下来。
    刘崇的族叔刘嘉、张绍的从弟张竦，也吓得魂飞魄散。为了保命，刘嘉和张竦马上求见王莽，以自首的名义请罪，王莽赦免了他们。都知道张竦是文章高手，那篇劝王莽当周公的文章尤其壮丽，刘嘉于是恳求张竦再来一篇，为自己卷入这场震怖天下的谋反案进行辩白。
    这又是一篇极为成功的奏文，张竦一个人就有两篇文章因王莽而“流传千古”，简直可以称为王莽的知己了。班固将全文录在史书中，目的当是羞辱和批判。但不得不说，这篇奏文的确言说了汉末广大沉默的宗室的另一种心声，不能一概斥之为阿谀奉承。
    张竦奏文其实就写了两个事情。
    第一件事，颂扬王莽“存亡续废”。认为王莽恢复了大量绝嗣或被废的刘氏王侯的爵位，因此是在扶植刘氏宗室，是对汉廷中央自文景以来不断打压宗室支脉的反拨。“凡以为天下，厚刘氏也。臣无愚智，民无男女，皆谕至意。 ” 8 天下是个人都知道王莽恢复了那么多刘氏家族的财产地位，你竟然还谋反？
    第二件事，批判刘崇不识好歹，是大祸害，罪不容诛。张竦在这里用了一串最严重的词汇来描绘刘崇：
    臣子之仇，宗室之雠，国家之贼，天下之害也。
    是我个人的仇人，刘氏宗亲的仇人，国家的叛逆者，天下的大祸害。因此，不能只是批判就完事儿，张竦建议还要铲平刘崇的宫殿房屋，将其挖成大坑，灌满污水，以起到诅咒镇压的作用。
    这一颂一批，王莽极为高兴。这篇奏疏是以刘嘉的名义呈递的，所以王莽觉得刘嘉如此大公无私，不顾刘姓私亲，与自己同仇敌忾，实属“应合古制，忠孝著焉 ”，就封刘嘉为帅礼侯，刘嘉的七个儿子赐爵关内侯。张竦连着写下两篇“好文章”，到此终于被封为淑德侯。这两个爵号都是“令称”，不知道食邑在哪里。此外，南阳郡派去毁坏刘崇宫室灌上污水的官吏百姓，也受到封赏。以至于长安市民特意作了两句歌谣来讽刺：
    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 9
    伯松是张竦的字。长安市民难以理解，“文字材料”写得好，不仅自己能封侯，连被捉刀的人都能封侯。
    王莽每扩大一步权力，都会留意刘氏宗室的反应，刘嘉无疑为观望的宗室做了表率，而张竦提出的“毁房子、挖池子、灌脏水”的做法合乎王莽一贯的口味，王莽相信这种方式能够恐吓到蠢蠢欲动的宗室。所以，他下令今后凡是造反的一概这么做。给刘嘉、张竦封侯的考量就在于此。
    刘崇的叛乱虽然规模小得可怜，却给了王莽极好的借口，群臣向太皇太后提出，刘崇之所以敢起兵，是因为王莽权力还太轻。五月，王政君下诏允许王莽朝见自己时也可以称“假皇帝”，而在以前王莽面对她要执臣下之礼。这意味着他的代理身份更加牢固。
    16.翟义起义
    居摄二年（公元7年），前任南郡太守、高陵侯翟宣在长安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教授学生上，毕竟他是经学家、前任丞相翟方进的儿子，素有家学，主要治《春秋穀梁传》和《左氏传》。
    前几日，舂陵侯刘敞遣人为子求婚，给他平静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事务。他已经答应了这桩婚事。
    不过，近来几天颇不平静，晚上他常常听到奇怪的哭声，若是凝神细听，又辨别不出哭声从哪里传来。这一天，翟宣又像往常一样在家中堂屋授徒，忽然觉察到中庭院子里养的雁——古人说的雁，其实就是鹅 10 ——受惊而起，他和几名学生赶忙去看，大惊失色，原来是不知从哪里钻来的野狗，已经把数十只大鹅的头都咬掉了，而狗早就跑出大门，不知所踪。
    联想到近来奇怪的夜哭，又看到院子里血肉模糊的断头鹅尸，翟宣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告诉后母说，弟弟东郡太守翟义一向倜傥不羁，恐怕要闯祸，这几天的灾异就是征兆，请太夫人回娘家，与翟家断绝关系，躲避不可预测的灾害。
    太夫人不听，这倒不是她不相信灾异，而是她在翟家多年，又是丞相夫人，岂能自己避害而舍弃亲人呢。
    过了几个月，翟宣与刘敞两家的婚事热热闹闹办完了，女儿翟习也欢天喜地地嫁入刘家，大家似乎忘记了家中的怪事。
    但仅仅二十几天后，一个震惊的消息同时传到翟宣和刘敞的耳朵里：东郡太守翟义在关东起兵反莽，并且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拜东平王刘匡的师傅苏隆为丞相，东平国中尉皋丹为御史大夫，俨然已经自立朝廷。大军集结十万，浩浩荡荡西进。
    和消息几乎同时到来的是士兵，留在长安的翟宣和后母及家族近亲二十四人、刘敞刚过门的儿媳妇翟习，以及刘敞的儿子、刘信的儿子都迅速被捉拿系狱。原本想寻找依托避祸的刘敞，竟卷入了比刘崇更严重的叛乱中。
    翟义虽然不是宗室，但与宗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早在一年前王莽刚刚居摄时，他就认为王莽必然代汉，但“宗室衰弱，外无强蕃 ”，而自己是丞相之子，世受汉恩，所以有义务讨伐王莽。
    从翟义以往做事的风格和翟宣对他的评价看，他确实是一个手段凌厉、敢想敢做、有侠义之风的人。此次起兵，他酝酿已久。东郡 11 位于关东，治所在濮阳，辖内有严乡侯国、武平侯国，隔壁是东平王国。这几个国的王侯都属东平王世系。前任东平王刘云在汉哀帝时，被哀帝从宗室里“抓典型”给杀了。现在的严乡侯刘信、武平侯刘璜都是刘云的儿子，现在的东平王刘匡是刘信的儿子，总之，这几位王侯同样激愤于王莽居摄，又与翟义同在一个地区，关系密切，所以此次起兵其实是东平王世系宗室的反莽，如果成功，东平王世系就有可能入主汉廷。
    起兵之前，翟义和刘信等人做了充分的准备，密使频繁往来于濮阳和东平国的无盐 12 ；东郡人王孙庆有勇有谋，通兵法，但此时人在长安。翟义以东郡太守的名义，说王孙庆犯了重罪，将其“捉”回东郡，委以重任。在王孙庆的参谋下，起兵之日定在了居摄二年九月“都试日”当天。
    都试日，就是上级给下级考核政绩的日子。翟义召集了东郡辖内各县长令、侯国相。等这些官员一到齐，翟义就宣布了起兵的消息。
    史书并没有记载当时的场景，但班固却记下了“斩观令 ” 13 的事，可知当天东郡的这些下级官吏们并不都愿意跟随翟义起兵，而观县的县令很可能站出来反对，所以被翟义斩杀。其他官吏见此，无论内心怎么想，也就不得不跟着起兵了。
    翟义立刘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文臣武将多是东郡和东平国的官吏和中尉，军官主要来自两地的官兵车骑，士兵还包括临时招募的勇毅之士。翟义撰写了一篇檄文，送至天下郡国，历数王莽篡位之罪，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消息就是：两年前，汉平帝是被王莽毒死的。
    这个消息未必可信，但在当时不啻为惊天大事，同情刘氏的、反对王莽的、存有异想的各色人等，纷纷加入翟义的大军。从东平国南下到相邻的山阳郡，已聚集了十万人。
    翟义和刘信能够迅速纠集一只庞大的军队，除了他有组织有谋划，还与西汉的地理格局、与西汉前期的历史有关。在两汉，关东和关中之间的矛盾一直比较显著，汉初是关东的异姓诸侯和关中刘氏汉廷的矛盾；清除异姓诸侯之后，又变成关东的刘姓宗室与关中皇室的矛盾，所以诛灭诸吕时，是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和他同属齐悼王世系的刘章、刘兴居起了关键作用。因此翟义也是循此先例，与关东诸侯西进叩关。
    王莽听说后，大为惊惧，这不同于刘崇的乌合之众，而是由宗室和勋贵联手，举关东兵力试图复现诛灭诸吕旧事的军事叛乱。所以，他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迎战，一面模仿周公，抱着刘婴主持廷议，显出一副为刘氏操劳国事的姿态。
    王莽的军事调遣还是很有水平的，他兵分两类。前一类由七位将军统领，火速集结，主动攻击翟义。这七位将军的组成也颇有意思，其中有“四辅”之一、担当“爪牙”的孙建，有王氏家族成员，还有刘氏宗室刘宏。七将军的兵员组成也颇有意思：
    凡七人，自择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义焉。 14
    令七将军自己任命关西人为军官，统率关东士卒，这说明刘信和翟义的起兵确有关东和关中矛盾的因素。
    后一类则是防守兵力，王莽抓的几个点也比较内行，分别是关中的咽喉函谷关、关中和东南部的锁钥武关，这两处算是防守的前线；随后在关中层层设防，包括长安附近的霸上和平乐观，最后是长安城自身的设防。
    此外，王莽还令王舜、甄丰昼夜在殿中巡逻，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其实，函谷关在汉武帝时期向东移过，已经不是当年齐王刘襄叩关的旧关。这使得关中更具纵深优势，关东更难取胜。完成了军事布置，王莽怀抱刘婴，感到周公“诛管蔡”的历史复现了——周公摄政，管蔡挟持武庚叛乱，现在翟义同样挟持刘信作乱，周公当年都十分担心，何况我王莽呢？
    即使两千年后的现代社会，这种“历史复现”的希冀也很常见。例如欧洲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奥国、俄国组成的联盟几乎要把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灭亡了，结果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病逝，继位者彼得三世亲普鲁士，而且是腓特烈大帝的“粉丝”，于是退出战争，导致联盟解体，腓特烈大帝奇迹逃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希特勒已经躲在地下室里，得知罗斯福病逝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奇迹将会在自己身上重现。
    今人如此，何况古人？周公“圣史”的逼真复现令王莽在忧惧中获得了强大的自信。他模仿《周书》作了一篇《大诰》，承诺将来一定会“复子明辟”，就是还政给刘婴的意思，也是“复辟”一词的本义。《大诰》由大夫桓谭等人向天下颁行谕告，这等于是向天下重申不会取刘氏而代之的承诺，效果应该不错，因为此后没有宗室响应刘信。
    七将军的“闪电战”也十分凌厉。翟义九月份起兵，队伍达到十万，但却迁延迟钝，始终没有西进，而是停留在东郡南部的陈留郡一带，不断消耗着粮草辎重和将士们一鼓作气的劲头。结果，七将军迅速出函谷关，直接找到翟义和刘信的主力进行决战，在陈留郡的菑县 15 ，也就是当年成就齐桓公霸业的“葵丘之盟”的葵丘，一战击破翟义军队，武平侯刘璜被斩首，刘信的两个儿子谷乡侯刘章、德广侯刘鲔被捕杀，翟义、刘信等人率领残兵向西南方向退守淮阳国的圉县 16 。
    图4.2　翟义军与王莽军交战简图
    七将军大捷的消息被火速报告给王莽，王莽心中石头已然落地。他放下怀中的刘婴，也放下了最开始的宽容——在翟义、刘信起兵之初，王莽抓了他们的亲人，但只是关在监狱而没有加害。现在，见大局已定，他下令将翟义的母亲、翟宣和女儿翟习以及亲属二十四人在长安闹市十字路口全部处以磔刑，即分尸，并将尸块暴于街头。
    行刑那天，天气和煦，层层叠叠围观的人群里，不时传来受难者的惨叫。临死时，翟宣终于明白，几个月前家中那恐怖的夜哭之声就是自己亲人的哭泣，而那被野狗咬掉的数十只大鹅的脑袋，就是自己亲人的首级。
    王莽在实施酷刑中获得了极大的愉悦，他在给七将军的诏书里饶有兴趣地描述了行刑的经过，并掩饰不住喜悦地说：“天气和清，可谓当矣 ” 17 。为了鼓舞士气，他给将士封了五十五个列侯，并大赦天下。
    受到激励，七将军的军队对翟义和刘信紧追不舍，在十二月将圉城团团包围，很快攻破。翟义与刘信丢下残兵，“化妆”逃亡。在圉城往南不远的淮阳国固始县，翟义被捕，并很快在淮阳国的治所陈县被处以磔刑，分尸后暴尸。而刘信始终没有被抓到，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他可能死于乱军，即使侥幸逃脱也应该没有活到东汉。另一位叛乱高层王孙庆也没有抓到。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7节

    一场看似轰轰烈烈的叛乱竟然只用了三个月、打了两场较大的战役就失败了。史书没有记载翟义和刘信为何在关外迁延日久，其原因已经随着叛乱高层领导人的死难而成了秘密。若以事后之明看，要么是在西进路线上发生分歧，要么是缺少军事经验，未能制定并执行稳妥而迅猛的战略。
    但不管怎样，王莽代汉之前最大的一场叛乱就此平息。
    不久之后，王莽按照刘崇的先例，将翟义的宅邸毁坏、挖坑、灌上污水；把翟义的父亲翟方进及翟氏先祖在汝南郡的坟墓扒开，焚烧棺椁，夷灭三族，一般夷三族是不杀孩子的，但翟氏家族则被斩草除根，不留子孙。全部斩首后，尸体被推到一个大坑里，放上断肠草等毒物，以诅咒其灵魂也不得安宁 18 。
    这次胜利刺激了王莽的自信，使得他和他的心腹们更加坚信天命已经转移，天不再护佑刘氏，从而加快了由假皇帝向真皇帝的跃进。
    宗室们则基本上断绝了扭转这一趋势的残念，有些宗室甚至比一般的谄媚者表现得更加忠诚，格外懂得抓住时机，在一些关键时刻站出来为王莽摇旗呐喊。
    比如舂陵侯刘敞庆幸自己被王莽当成安抚刘氏宗室的典型，虽然牵扯进翟义的叛乱，但不仅全身而退，把儿子刘祉也从监狱里救了回来。父子俩本就以忠厚谨慎著称，自此更加战战兢兢。
    比如清河纲王世系的新乡侯刘佟，在王莽嫁女时站出来请求增加王莽的封邑。王莽大为感动，即位之后将刘佟赐姓为王。
    泉陵侯 19 刘庆，封地位于荒蛮的零陵郡，刘崇和他同属长沙定王世系，只是刘崇的祖辈迁到富庶的南阳，从此两家就渐行渐远了。刘庆在汉宣帝末年嗣爵，如今年龄不小，阅尽沧桑，在王莽赐九锡时第一个公开主张王莽居摄，可惜他死得早，王莽即位后断绝了刘庆之子继承的爵位。
    此外，广饶侯刘京、讨伐刘信的七将军之一的刘宏，也都抓住了好机会，在王莽即位前夕向王莽报祥瑞，请求王莽即位为真皇帝。还有被王莽安排给汉平帝父亲为继嗣的中山王刘成都、郚乡侯刘闵、明德侯刘龚 20 ，以及找张竦捉刀的刘嘉，先后上书颂扬王莽，都被赐姓为王。
    宗室尚且如此，何况大臣？后世王朝覆灭后屡见不鲜的“遗民”“殉国”现象，在西汉末年几乎没有。由此可见王莽之感召，人心之更替，天命之转移，殆非无权无势无兵无财的宗室所能撼动。
    至少在这一时期，后世所谓的“人心思汉”是不存在的。 21
    翟义、刘信失败后一年……
    这一年里，凡是往来于濮阳、无盐、圉等城市的人，都会在大路旁看到极其可怕的景象：用翟义和刘信叛军尸体堆成的塔山，也就是当时所称的“京观”。京的意思是大，京观就是“大观”。这些尸体已经白骨化，成为恐怖的尸山。路人所见是骷髅的幽深眼窝和骨殖的惨白颜色，所嗅是血腥腐臭的气味。王莽还令人对其封土，“方六丈，高六尺 ”，再覆盖上荆棘，旁边竖起一块高一丈六尺的表木，上书“反虏逆贼鲸鲵 ” 22 。“鲸鲵”是古代作恶的大鱼，在这里和反虏、逆贼并列。
    之所以在这三个城市，是因为翟义和刘信等人在无盐密谋，从濮阳起兵，在圉城失败。制作恐怖的京观，就是要恐吓这几个城市的士民，也恐吓其他的宗室。
    筑京观，的确古已有之，《左传》中就有记载。王莽主张复古，似乎有理由这么做。但京观更多的是上古祭祀与战争风俗的残酷遗存，并不是主张仁义的儒家题中应有之义。王莽儒生出身，却筑起中土久未出现的京观，在当时所产生的威慑效应，可想而知。
    王莽的形象，在微妙、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他那激烈、极端乃至有些变态的性格，亦随着他权力的扩张而愈演愈烈，从早年摔碎玉石剑柄，到挖掘丁、傅两太后的坟墓，逼杀两个亲生儿子，再到以毒物污物诅咒叛乱者，直到京观，渐渐暴露出他在服膺儒学、敬天重礼的姿态下还有另一张面孔。
    难道说，儒家还有这样一副面孔吗？
    注释：
    1 　天子三玺和皇帝三玺的详细解说，见西嶋定生：《秦汉帝国》，第365页。
    2 　通过考察《尚书·金縢》篇的微言大义，区分周公面对上天和祖先的不同，以解释“周公称王”问题，见刘伟：《天帝与祖先：〈尚书金縢〉解义》，载《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其他讨论见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一书。
    3 　王慎行认为，《尚书》里把周成王称为“孺子”，未必意味着年幼，把“孺子”等同为襁褓婴孩，是后人的过度解读。见氏著《周公摄政称王质疑》“成王年幼辨”，载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但是，显然王莽就是把孺子当作婴孩来使用的。
    4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第二版）》，第18页。
    5 　《汉书·王莽传》，第4082页。
    6 　《汉书·王莽传》，第4084页，张竦替刘嘉写的奏书。
    7 　《汉书·翟方进传》，第3424页，翟宣“明经笃行，君子人也”。
    8 　奏章见《汉书·王莽传》，第4083—4085页。
    9 　《汉书·王莽传》，第4086页。
    10 　《汉书·翟方进传》，第3438页：“群雁数十”；案《说文解字》：“雁，鹅也”。
    11 　郡治在今天河南濮阳一带，辖区还包括今山东聊城一带。
    12 　《汉书·翟义传》，第3439页：“信、义等始发自濮阳，结奸无盐。”
    13 　《汉书·翟义传》，第3426页。
    14 　《汉书·翟义传》，第3427页。
    15 　今河南民权县一带。
    16 　今河南杞县一带。
    17 　《汉书·翟义传》，第3436页。
    18 　传说有一首诗《平陵东》是纪念翟义的，但难以详考，也无法断定诗歌是否为翟义之死的隐喻。姑且录在此处备读者参考：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19 　也称众陵侯。
    20 　据沈展如《新莽全书》，此人疑刘立改名。
    21 　吕思勉说，“人心思汉者，乃班氏父子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言也”，此言恰当；但吕思勉为证成此言，强调“翟义非正人，其起兵非必为汉”，却并无根据。见《秦汉史》，第202页。
    22 　《汉书·翟义传》，第3439页。
    第五章　经师
    刘氏去，王氏持
    天下安宁乐可喜
    井田平贫广其志
    ——新莽时期镜铭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8节

    一、驯服君主
    1.新朝四友
    孔子对自己的弟子们有过期许，叫作孔门四科：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在后世的今文经学家眼中，这体现了素王孔子培养弟子以建立理想政治的心愿。说得直白些，就是让弟子们组织理想政府——德行，就是孔子的继承者，下一任圣王，比如颜渊；言语，负责外交，比如子贡；政事，相当于丞相，比如冉有；文学，负责教化，比如子游、子夏。
    新朝也有四位“朋友”，考虑到他们的行迹，差可比拟：德行，即王莽；言语，即桓谭；政事，即刘歆；文学，即扬雄。
    始建国元年，王莽甫登帝位，国师刘歆已经着手设计新朝的改革。他俩共同的老朋友，六十二岁的扬雄，终于不再担任黄门郎这个低级侍从职务，成为新朝的中散大夫。在汉朝，黄门郎是无数贵戚子弟、有为青年仕途的起点，王莽也曾在这个职位上“过渡”过几个月，扬雄却待了半辈子。现在，他虽然成了中散大夫，但“散”字说明他没有固定职责，仍然像从前一样，既不去“侍从”或“顾问”皇帝，也不在意仕途升迁，照例去天禄阁读书校书。
    昔日的朋友一个当了皇帝，一个成了国师，扬雄就很少和他们见面了，不过他收了刘歆的儿子刘棻当弟子，教他“文字学” 1 ；另外，他们另一个共同好友桓谭，还常常写信辩难或是登门拜访，这足以宽慰本就对人事比较豁达的扬雄。
    桓谭是王莽、刘歆和扬雄的“小兄弟”，到始建国元年也已四十五岁，从汉朝的谏大夫升任新朝九卿之一“典乐” 2 的属官典乐大夫，继承了他父亲在汉朝担任太乐令的衣钵。世事变迁，往往如此，故人老去，新人又来，汉成帝妃子班婕妤的弟弟班稚，也曾是王莽的好友，但他在担任绣衣使者为王莽“采风”时拒绝收集祥瑞，已经退出王莽的圈子，不过，他七岁的儿子班彪时常来找扬雄和桓谭玩。
    多年以后，班彪的儿子班固说，儒者选择出仕或是不出，各能获得“道”之一部分，《易》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 ”，所以“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 3 。
    班固说的就是儒者的品质，也即“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儒者不能一味追求归隐，浪费掉一身道术；也不能贪恋禄位，忘记儒者的本分。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时候选择入仕，什么时候选择出世？这种判断力体现着儒者的品质。
    古人说君子如玉，儒者的品质就像玉的光泽，需要在特定的政治状况下才能折射出来。如果说政治家最重要的品格是决断力，那么儒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判断力。
    当时，汉新交替并不纯粹是权力的更迭，而是彻底抛弃秦政，纯用周政的历史抉择，是关乎华夏文明走向、“天下向何处去”的政治时刻。自汉元帝始，朝廷上到高官，下到属吏，儒者越来越多，这里面有些是精通儒学、师法明确的经师，也有些不以儒者自居但具有儒学素养的官员，他们各自做出了不同选择。
    同样是现任的儒家官员，有的如治严氏《春秋》的马宫，以及死在新朝成立前夕的孔光，都当过宰相，因为位高权重而被尊为“儒宗”，是王莽的坚定支持者；有的如汉哀帝的大司空彭宣、光禄大夫龚胜、丞相司直郭钦、兖州刺史蒋诩等，见王莽执政，或是辞官，或是称病，纷纷回归乡里。
    同样是儒家名士，有的如琅琊郡的纪逡、沛郡的唐林和唐尊，都出仕王莽，两唐后来还在新朝封侯，居公卿位；有的如齐国的栗融、北海郡的禽庆、苏章以及山阳郡的曹竟，则不仕新朝。
    还有一部分人则像桓谭，先为王莽效力，后来主动疏远，最终转入刘秀旗下；而王莽信任的侍中杜林，最后官至东汉大司空。
    王莽当然尊崇儒学，他仿照周文王和孔子的“四友”，为太子配置了“四师”“四友”“九祭酒”。“四师”是前任大司徒马宫、原汉少府宗伯凤、博士袁圣、京兆尹王嘉；“四友”是尚书令唐林、博士李充、谏大夫赵襄、中郎将廉丹。这八人主要是具有儒家背景的高官、当世名士或名师，他们既充任太子官署的官员，也是太子的“导师团”“交际圈”；
    “九祭酒”则是九位“任课教师”，其中六经祭酒均是一时名儒、谶纬名家，主要是今文经学经师，包括“讲《春秋》祭酒”左咸、“讲《诗》祭酒”满昌、“讲《易》祭酒”国由、“讲《书》祭酒”唐昌、“讲《礼》祭酒”陈咸、“讲乐祭酒”崔发 4 。此外还有“师友祭酒”，相当于“班主任”，王莽很重视人选，特意派谒者持印绶带着专车去延请已经辞官的龚胜，龚胜婉拒不成，绝食而死。剩下的“侍中祭酒”“谏议祭酒”，应该是“辅导员”一类，史书未载人选，但也当是儒生。
    由此可见，尽管王莽明确尊崇儒家，且获得大部分儒者支持，但并不存在一个行动一致的“儒家集团”，儒者们各有立场、各有选择。出仕的，有人真心相信王莽，愿意跟随他开万世太平；有人未必相信，但愿意投机，做一番事业或是博得禄位。不出仕的，有人是与新朝改革的设计师刘歆早有过节，如龚胜；有人是忠于汉室，要当伯夷叔齐，如薛广；有人不相信王莽是圣王，不愿意跟随；还有人预判将来会天下大乱，不如远走避祸。
    谁的判断力是正当的？
    历史终会证明，并检验他们作为儒者的品质的成色。
    现在，新朝显示了宏大的儒家开国气象，连皇帝都是儒者。儒者的至高理想就是由圣人当王，这颇似苏格拉底所说的“由懂得统治的人统治”，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就政治哲学的这一理想模式而言，的确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面对满朝儒冠博带，从国师刘歆到太学里某个默默无闻的博士员弟子，是否有人会想起当年高皇帝向儒者帽子里撒尿的事？是否有人会想起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公孙弘、夏侯胜、贡禹、萧望之等汉朝儒臣？是感到欣慰、喜悦，还是懊悔、惶恐，抑或虚无、荒诞？
    2.儒宗叔孙通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趁项羽远在齐国作战，纠集诸侯一举攻破了项羽的都城彭城。
    叔孙通此时正带着一百多名儒生弟子留在城中，有点像后代的“教团”。他本是秦二世任命的秦博士，见二世无道，秦朝将亡，就逃回老家鲁地薛县，当时薛县是陈胜的地盘；不久陈胜被杀，他就依附占领薛县的项梁；项梁一死，他归属楚怀王熊心；楚怀王被项羽“暗杀”后，他又归附项羽，留在彭城。
    叔孙通换了这么多君主，见刘邦入彭城，毫无意外投降了刘邦。不仅如此，他听说刘邦讨厌儒生，又迅速脱下儒袍，换上楚制短衣，以取悦刘邦，刘邦为此很高兴。
    师傅如此，那一百多名弟子也如此。弟子们总是提醒叔孙通，要尽快把他们推荐给刘邦做官。但当时楚汉相争正炽，叔孙通告诫弟子们先忍着，别着急“变现”，相反，为了在刘邦面前显示自己有用，叔孙通把这些年结识的各路壮士、流氓、游侠之类推荐给刘邦卖命，这再一次博得刘邦的好感。于是刘邦也拜叔孙通为博士，封为“稷嗣君”，就是“继承儒家稷下先生传统”的意思。
    终于熬到刘邦战胜项羽，在定陶称帝。叔孙通发现，刘邦的功臣们极其粗鲁，不知礼仪为何物，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喝醉了就大呼小叫，有时候还会谈起刘邦微末时的往事。刘邦对此很是不安，叔孙通于是自告奋勇说：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5
    这句话透露了一个信息：尽管叔孙通来自儒学的圣地鲁，也曾亲见秦朝的宫廷礼仪，还能带领一百多儒生弟子，是货真价实、水平不俗的儒生；但是，他和这一百多弟子竟然没有能力为汉朝设计礼仪，仍需要去鲁征召新的儒生！这就说明，直到汉初，儒家尚不拥有一套比较成熟或者普遍认可的礼乐制度，对周代的礼仪是什么也没有定论。
    叔孙通显示出他过人的魄力，他认为，儒家未必要因循旧制，非得求周代的做法，而应该参酌三代，参考秦朝，结合当下的人情习惯来制定，“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 6 。叔孙通使用儒学的这种理念，对汉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从定陶到鲁没有多少路，叔孙通很快就到了。
    鲁，实在是对中国关系太大的一个地方。孔子在鲁发展了儒学，强调“述而不作”，以传承整理为主，不另起炉灶来创造。用清代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
    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7
    孔子创制儒学，不是自创，而是通过整理周代的“政典”来表达政治主张。这里的“政典”，并非有些史学家所说的“史料”或是“档案”，如果非要打比方，毋宁说是周代的“文件”：既有《尚书》这样的“红头文件”“政府白皮书”，也有《仪礼》这样的“规章制度”，还有《诗经》这样的“内参”。即使是孔子亲自编纂的《春秋》，也是依据鲁国的“大事记”而褒贬成书。总之，儒学与鲁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鲁地儒生的知识谱系也最为醇粹。
    但是，孔子创制儒学，是想通过儒学来解决春秋时期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儒学是在春秋“邦国时代”被设计出来，以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哲学。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战国，都渴望能有一个邦国挺身而出，通过行王道来怀柔远人，消弭纷争战火，重建礼乐文明，实现“历史的终结”。
    但孔孟应该都没有预料到，“邦国时代”的终结并未恢复周代的礼乐宗法，而是演进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帝国时代”。帝国是什么？皇帝是什么？孔子和孟子都没见过，也没有猜想过。也就是说，儒学从来就不是为“帝国时代”而设计的，也没想到邦国的国君们会被皇帝所取代。
    即便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目睹了主要邦国纷纷变法以及郡县制、官僚体制已见端倪，主张效仿后王，融合礼法，甚至把希望寄托在秦国，培养出李斯和韩非，也仍然没能想象秦始皇的出现。
    从邦国到帝国的“周秦之变”，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秦统一六国后，儒学的后生子弟、徒子徒孙们，大都难以适应或是尚未觉察到儒学与帝国时代的格格不入，还沿着旧日轨迹生活。有些和秦朝合作的儒生，在“焚书坑儒” 8 中也受到重大打击。秦末战争中，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王，项羽死后，关东地区闻风降汉，唯独鲁国不屈。刘邦围困鲁都曲阜，一度想要屠城，鲁国的儒生们却仍然讲习礼乐，弦歌不辍。
    是他们驽钝愚蠢吗？是他们从容不迫吗？
    似乎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甚至理解新的帝国时代。即使有人先知先觉感悟到周秦之变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儒学要不要“入局”，是去适应帝国时代，还是固守先秦的格局？这又是一个问题。
    叔孙通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通晓“千年大变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而是一人专制、编户齐民的帝国，而且他认为，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9节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 9 ，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爱征服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但不论是他想通了，还是被皇帝吓怕了，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
    这次回到鲁地，叔孙通准备征发能帮他设计礼仪的三十多名儒生，绝大多数应征了，但有两位坚决不肯走，理由有两个：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 10
    第一，叔孙通人品太差，靠阿谀奉承爬到高位。这是不认同叔孙通有资格成为儒学转型的领导者。第二，天下刚刚安定，还不到制礼作乐的时候，礼乐不是靠人为设计的，而是当社会达到某个道德水平之后自然而然形成的。叔孙通现在就想制礼作乐，是非常恶劣虚伪的行为。这个理由，实际上代表了反对转型以适应专制君主的儒家的看法。
    比起“异教”，宗教往往更痛恨内部的“异端”。儒家也相似，这两名儒生对叔孙通破口大骂：“公往矣，无污我！” 就是说“你滚吧，别脏了我！”叔孙通没有回骂，反而笑了，“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 11 就是说“你们这些没见识的儒生，根本不懂得变通。”
    有了征召的儒生，再加上跟随的弟子，叔孙通的人手够了。礼仪设计出来，反复操练，多次修改，到汉七年（约公元前200年），刘邦准备在十月岁首于长乐宫举行盛大的朝岁仪式，以皇帝的身份接受诸侯百官公卿的朝见。
    叔孙通设计的礼仪，正式派上了用场。
    朝见当日，天蒙蒙亮，谒者就领着诸侯百官依次进入前殿大门，门内院子里旗帜猎猎，车骑步兵警卫战甲赫赫，威风凛凛；殿前的台阶上，几百名侍从郎官整齐而恭敬地站着，进来的官员们一下子就被这盛大的阵势所震慑。礼官们一个接一个传达命令，当听到一声“趋 ”，诸侯百官们连忙按照排练的要求，低头小步快走。功臣、列侯、将军等贵族和内朝官员站在殿前西侧，文官、丞相等外朝官员站在东侧。站定之后，刘邦的御辇才缓缓出来。朝见正式开始，诸侯官员们按照尊卑依次奉贺，朝见完毕后奉酒。整个过程中，行礼不够标准的会被御史直接请下去，那些曾经喝酒后拔剑击柱的功臣们，别说还有机会喝醉了，声都不敢吭。
    刘邦满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
    为了表彰叔孙通，刘邦拜他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终于等到了这一刻，顺势请求皇帝一并给他的弟子们赐官。刘邦任命这些儒生为郎，虽然是低级官员，但毕竟都在汉廷做官了。
    叔孙通出来之后，连刘邦赐的五百金也全部分给大家。这些儒生弟子们得了官还赚了钱，都喜不自禁，说叔孙通实在是当代圣人，“知当世之要务” 12 。
    “知当世之要务” ，这句话从叔孙通弟子口中说出，当然是赞美。后来，司马迁评价叔孙通，称他是“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13 ，这“儒宗”二字是赞美还是讽刺呢？再后来，《汉书》在评价叔孙通时，就没有用这个词，而是很平淡地说“立一王之仪，遇其时也” 14 。
    司马迁绝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对叔孙通应语含讥讽，但仍然承认他是儒家迈入汉朝帝国政治的第一人，“稷嗣君 ”就是汉廷对这一定位的确认。开启汉帝国的刘邦是“流氓”，开启汉家儒学之路的叔孙通也难免“猥琐”，这是历史常见的戏码。对比来看，班固就颇引以为耻，认为叔孙通为汉帝国初定礼仪只是机缘巧合罢了。
    事实上，“儒”最初就是礼官，就是搞祭祀和礼仪的。是孔子赋予了儒学以政治哲学的品质，孔子是大立法者。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先入局，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司仪”，而不是立法者。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
    3.董仲舒之惑（一）
    叔孙通之后若干年，有董仲舒。
    太常博士董仲舒已到知天命之年。这段时间，汉朝最大的事情就是皇帝崩殂，十五岁的太子刘彻登基并为先帝议谥为“孝景”。新皇帝是延续父祖的“文景之治”还是另起炉灶，目前有许多猜测，据说新皇帝十分依仗他的舅舅田蚡，而田蚡好儒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汉兴已经一个甲子，儒学渐渐适应了帝国的存在，慕名投到董仲舒这位《春秋》名儒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精力有限，只能为最器重的学生授课，然后再令这些学生转相授受给其他人。有些学生他甚至只知其名，未见本人。这使董仲舒意识到，儒学可能真的在复兴。
    这因而引出了董仲舒最深刻的关注：帝国时代，儒学怎么继续曾经的政治理想？怎么约束从秦朝继承的苛酷法制？怎么教化皇帝遵循儒家这一“普世价值”？
    果然，如多数大臣所预料，刘彻即位仅两个月，田蚡就以外戚的身份被封为武安侯，逐渐染指朝政。朝廷内外弥漫着新的空气，又过几个月是十月岁首，皇帝正式改元，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丞相、建陵侯卫绾上奏：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15
    皇帝同意了。
    举贤良，是朝廷选拔官员的一条重要渠道。新皇帝的第一道改革政令，把举贤良设定为儒生入仕的专属渠道 1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习申韩刑名纵横之术的人就无法入仕，汉朝的入仕途径还有很多，但释放的信号是清晰的。董仲舒与卫绾同朝为官多年，清楚地知道卫绾与时任御史大夫、塞侯直不疑都是汉景帝旧臣，既不通儒学，又是出了名的谨慎长者，当无魄力做这种出头露面的改革。想来，应是武安侯使的力。
    不久，各郡国新举的贤良陆续抵达长安，皇帝亲自对策。董仲舒是太常博士，负责举贤良事宜的就是他的上司太常卿、柏至侯许昌，因此，董仲舒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通过许昌认识了一名新来的博士，淄川人士，名叫公孙弘。
    董仲舒是在任博士，公孙弘是新进博士，两人同习《春秋》，董仲舒或许没听说过公孙弘，但公孙弘一定了解董仲舒，因为公孙弘的老师是著名的《春秋》学名儒、齐人胡毋生。胡毋生与董仲舒又都是景帝时的博士，彼此相处颇为融洽。胡毋生自汉朝返回齐国后，教授了颇多弟子，公孙弘就是其中之一。
    公孙弘学律法出身，年轻时极为潦倒，沦落到在海边为人放猪。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在四十多岁时突然转向儒学，而今他已经六十岁了。
    看来，即使是遥远如齐国海边的潦倒之人，也嗅到了儒学将兴的味道。这位公孙弘先生，究竟是求道还是投机，现在难以辨明。但他在六十岁高龄远赴长安，举为博士，想必有雄心远志。
    不久，公孙弘被刘彻委派出使匈奴，两位老博士暂时分开了。
    形势的发展远比预想的要快，在田蚡支持下，皇帝任用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另一名弟子、刘彻的老师王臧担任郎中令，还把身在鲁国、已经耄耋之年的申培公本人以四匹马拉的车接到长安。皇帝指示，要以蒲草包裹车轮，以免路遥颠簸，这叫“安车蒲轮”，是很高规格的待遇。见到新皇帝如此敬重申培公，他的弟子们都很受鼓舞。
    把申培公接到长安，是请他主持一项最重要的儒家改革——建立明堂，并担任皇帝儒家改革的顾问。
    在儒家的理想里，明堂是君主和大臣乃至平民共同议政的地方，因此建立明堂并不只是修建建筑，还寓有政治理想。
    在儒学这波强劲的进取势头里，董仲舒并没有躬逢其盛。这是因为，一来主导此事的窦婴、田蚡均是外戚列侯，位于上流阶层，与董仲舒这样的小官来往不多；二来，申培公师生属于儒学中的鲁学，而董仲舒、公孙弘属于齐学，彼此的师法传承并不相同，齐学推阴阳，说灾异，究天人感应，察五际六情，其学说比鲁学要激进和夸张，而鲁学以严谨敦厚著称。
    刘彻选择鲁学，主要是受王臧影响，觉得鲁学最为正统纯粹，其实并未深入了解儒学内部的派别和主张。
    因此，申培公及其弟子们可能没有留意到，皇帝在邀请申培公的同时还征辟了梁孝王的门客枚乘，也赐予了安车蒲轮的待遇。这说明皇帝对申培公的期待和对枚乘的期待略同。枚乘是何许人也？他是大名鼎鼎的梁园文学侍从之一，天下最优秀的辞赋家。刘彻读过枚乘的作品，了解那种丰腴瑰丽、夸饰铺张的风格，他既然偏爱枚乘的辞采张扬，那么严谨保守的申培公会是他要依仗的儒学领袖吗？
    果然，当申培公千里迢迢抵达未央宫，刘彻在前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起“治乱之事 ”。“治乱”这样的大事，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更没有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可见皇帝的心思已经急迫到何种程度，又对儒学怀有何等不切实际的期望。
    申培公久离长安，昧于时局，虽然做了一些奏对的准备，但委实没有理解这位少年皇帝的意图，出于谨慎，他答道：
    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17
    大意就是“少说话，多做事”。
    正在兴头上的皇帝听到这句正确的废话，即刻沉默了。
    又一个十月很快就到，岁首是极重要的日子，但就在这个月，朝廷突然发生事变。正在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被下大理议罪。据内廷传出的消息，原因是太皇太后窦氏前日从东宫也就是长乐宫来到未央宫，向皇帝举证赵绾、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皇帝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这场改革只持续了四个月。
    汉景帝母亲窦太后向来喜欢黄老之术，不喜欢儒学，但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 ” 18 ，就是赵绾奏请日常事务不必请示窦后，撇开窦太后的意图太过明显。赵绾、王臧随即自杀，恐怕也是为了避免牵连皇帝本人。至于贪赃的罪名嘛，因政治路线或权力斗争获罪者，以贪赃枉法被治罪，并不稀奇。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0节

    但是，刘彻对赵绾、王臧两位昔日宠臣竟没有营救的举动。揣测刘彻内心，可能与申培公师生令他失望有关，这批鲁学的儒生虽然自诩得到孔子真传，但并不符合他的理想。而且外廷也没有几个儒家官员，没有人为赵、王说话。
    大概是这个时候，去年出使匈奴的公孙弘回来了，刘彻认为他有辱使命，褫去博士职位，逐回淄川。
    4.董仲舒之惑（二）
    赵绾等人的倒台，使得明堂、巡狩、历法等儒家制度设计一概停摆，朝廷里没人敢再提。但是，刘彻登基时颁行的举贤良的政令并没有废止，而且几年后（建元五年 19 ）刘彻设置了“五经博士”，这说明皇帝并没有忘记儒学。
    博士品秩虽然不高，也没什么权力，却是汉朝的最高学术顾问团，为朝廷设计礼乐制度，时常被皇帝召见询问国家大事、解读祥瑞灾异。以前，汉朝虽然也有儒学博士，比如董仲舒自己，还有去世的申培公，走了的胡毋生，以及被召回来的辕固生，但他们都不是五经博士，换句话说，那时候儒学博士只是太常里众多博士之一。因此，设立五经博士，就意味着博士已经以儒生为主体，儒学融入帝国制度的程度加深了。
    董仲舒当上五经博士的第二年春，汉朝有两处重要的宗庙发生火灾，这在当时是很要紧的事。先是二月，辽东郡高皇帝的宗庙起火，接着是四月，高皇帝长陵陵园的寝殿又起火。刘彻十分惊惧，换上素服，并诏令董仲舒奏对。
    董仲舒如临大敌，思来想去怎么奏对。火灾这种灾异，他很熟悉，就是阳气太盛引起的。而“阳”所指的不是别人，就是皇帝。
    在奏对的草稿中，董仲舒写下：“阳失节，火灾出。 ” 20
    最后，他又取出一份新的竹简，备好刀笔，誊写清稿。他考虑再三，不敢写皇帝失节，而是把笔墨花在解释为什么火灾会发生在高皇帝庙这个地点上，以及怎么消除灾异。
    奏对送到皇帝手中时，刘彻的素服已经穿了五天，他内心惊惧未消，不敢除服，徐徐展开董仲舒呈上的简册细读，赫然一句话映入眼帘：
    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 21
    原来，董仲舒把火灾归咎于外有不法的诸侯王，内有不安分的近臣，必须将其诛杀。这是间接点出皇帝的责任，但皇帝并没有注意到这层意思，反而觉得，儒学竟然还有如此肃杀的一面，果然博大精深，与当年申培公那句“少说话，多做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刘彻，后人常常用“多欲”来形容他，在历代帝王的谱系里他从来不是一位符合儒家口味的君主。他对儒家的喜好，是希望用儒学为他的一切行为蒙上合法、道德、神秘的面纱。董仲舒从一场火灾出发，竟然能够谈及对王侯贵戚的冷酷制裁，这让刘彻嗅到了儒学复杂的味道，儒学的齐学也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三个月后，太皇太后窦氏崩殂。不到一个月，皇帝就以丧事办理得不好为由，将丞相和御史大夫同时罢免。不出所料，原太尉、武安侯田蚡拜相，而曾以五百金贿赂田蚡的韩安国被拜为御史大夫。到了冬十月，已经即位六年的刘彻第一次改元，几个月后，他又下诏举行了汉朝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贤良对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次贤良对策出了两个颇受皇帝瞩目的人，一个是董仲舒，一个是公孙弘 22 。
    公孙弘回来了，齐学的势力增强了，这对董仲舒应是一个好消息。
    公孙弘被赶回齐地，本来已经绝了入仕之念，无他，年龄已过花甲矣，他大概有寿则多辱的感触吧。但淄川郡坚持举荐他参加贤良对策，他只好再次西行，跋涉至长安，又来到太常寺。他和董仲舒都知道，此次对策是皇帝真正掌权、大举推行儒学的准备工作，皇帝到底如何看待儒学，如何尊崇儒术，都将在此次对策后见结果。
    董仲舒所作的对策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后世因为班固在《汉书》里收录了全文，使这三篇奏对极为有名，以至于后人误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已经实现。但司马迁凭着还是董仲舒的学生，在《史记》里对董仲舒的记录却篇幅很短，也没有收录“天人三策” 23 ，可想而知，董仲舒的对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而是被后世儒生不断推崇，最终才声誉显赫的。
    事实上，“天人三策”也的确没有令皇帝非常满意，皇帝册问的那些问题直白、功利、咄咄逼人。在前两次册问中，皇帝问：“三皇五帝既然道路是对的，怎么最后就走到了桀纣？儒家推崇的复古，到底有没有用？儒家标榜的圣君，为什么尧舜就很闲，垂拱而治；而周公就很忙，连饭都吃不安生？朕现在劝农，为何没有效果？”
    皇帝一如既往地急迫，他追问的还是那两个字：治乱。
    而且不要务虚，不想听大道理，要听“政治改革”的“解决方案”，不然就来不及了！
    可董仲舒偏偏讲的就是大道理，他一方面并不畏惧皇帝，直言“天人感应”的道理，陈说君主必须畏惧天命，自省而行道；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回应皇帝的质问：不是尧舜的道不对，是桀纣无德，不是复古没用，是没有真正复古。所以，如今汉朝用的秦法要更化改制。尧舜很闲是因为他们靠禅让得了天下，周公很忙是因为周文、武王靠革命得了天下，形势不同。至于皇帝劝农效果不佳，是因为没有养士，应该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充任到中央和郡国的中层岗位上去。
    皇帝听了这些话，并不满意，于是在第三次册问中不禁冷嘲热讽：你怎么说得既不条理也没有重点，是想故意迷惑朕吗？你要把治乱的本质说清楚！
    董仲舒这才讲述了春秋大一统的意思，并说了一句话：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24
    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罢黜百家”是东汉班固总结的，“独尊儒术”也是后人总结的，一定程度上只是想象。
    但刘彻对董仲舒的建议不太感冒，他登基时举贤良只举儒生，设立“五经博士”以抬举儒学，目的是“广道术 ”，是拓宽人才的来源 25 。因为下一步他要干的许多大事——封禅泰山、开疆拓土、讨伐匈奴、抑制诸侯等等，需要广泛且丰富的人才，要“五湖四海”，只用儒家怎么行呢？至于天人感应、君主要行道的话，刘彻听了只会不快。
    刘彻也以类似问题册问了公孙弘：如何能够达到上古的大治？
    公孙弘的对策同样收录在《汉书》中，但名声为“天人三策”所掩。公孙弘的对策比董仲舒要务实得多，他先讲了一番儒家的大道理，随即提出“治民八本”，拐到了刑名之术，落脚在“赏罚分明”上，也就是法家推崇的“法”；又提出“治本四要”，也就是“仁、义、礼、术”，落脚在法家推崇的“术”上，再加上皇帝天然具有的“势”，用儒家的道理来论证“法、术、势”这三种法家的核心观点，可不就是刘彻最喜欢的缘饰儒术吗？
    奏对结束，公孙弘的对策被擢为第一。皇帝让董仲舒远赴江都 26 ，给江都王当王国相。公孙弘则被留下，成为太常博士。从俸禄看，董仲舒成为郡守一级的官员，是提拔了；而公孙弘则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这两个人刘彻都要用，但用法不同，刘彻可能对公孙弘更满意，所以留在身边；而董仲舒，刘彻可能特意让他先去王国历练，如果他确实能以自己主张的大道理治理好一个王国，再召回长安交付重任不迟。
    此时的董仲舒和公孙弘有可能关系还不错，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相约：一人在外，一人在内；一人在皇宫，一人在王廷，声气相通，勉力合作，振奋儒学，各自将君主驯化为圣君，将来就能使天下重致太平。
    5.董仲舒之惑（三）
    刘彻在通过举贤良对策提拔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同时，又根据宠臣卫青的多次推荐，发现了主父偃等人才。通过推荐就可以做官，这比举贤良对策要简便多了，所以，刘彻的时代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主父偃也是中年时转向学《春秋》，但他打动刘彻的却是早年所学的纵横家术。他和公孙弘相似，年轻时也有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经历。被刘彻任命为郎中时，年龄想必也不小了。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个大龄政坛新手，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皇帝。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说阴阳灾异，以儒学平决政事；主父偃则是纵横家术；公孙弘位于他们两人中间，以儒学修饰刑名之术。
    董仲舒的影响力最微弱。江都是吴国故地，离皇帝太远，江都王是刘彻的兄长里最骄横的一位，十五岁就在七国之乱平叛中当过将军，汉景帝为此赐过他天子旌旗，此事成为他毕生荣耀。即使在刘彻即位之后，他仍然恃帝兄之威，时不时怀想旌旗十万攻城略地。
    刘彻派董仲舒来当相，用意很明显了，倘若董仲舒能够以礼义降伏这位骄王，那就证明董仲舒治国是有一套的，将来从王廷重返汉廷，扶摇直上，也不是不可能。庆幸的是，江都王对董仲舒还算敬重，据说董仲舒在江都推说阴阳，搞“天气预报”很有一套，求雨止雨，无不灵验。
    公孙弘的影响力则持续增长，博士做了很短的时间就升迁为左内史，就是后来的左冯翊，是治理长安及周边皇陵京畿的显宦。虽然与董仲舒同为二千石，分量可是完全不同。他有时候也会向刘彻进谏，例如刘彻要打通与西南诸国的联系，公孙弘就认为此举耗费民力而无所用，向刘彻力谏，刘彻根本不听。但这些没有影响皇帝对他的敬爱，因为公孙弘为人“谈笑多闻 ”，也就是诙谐博学，很容易相处，他从来不与刘彻过分争执，即使在廷议前与同僚商量好的事情，到了刘彻面前，他察言观色，会顺着刘彻的意思改口。以至于名臣汲黯曾当着公孙弘的面向刘彻告状说公孙弘“不忠”。
    “不忠”，从汲黯这个忠直刚正的人嘴里说出来，就是佞臣的意思了。但是，公孙弘自认并非佞臣，他向刘彻表达心迹，说了一句让后世更认为他是佞臣的话：
    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27
    “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忠臣，不了解我的才以为我不忠”，这似乎是一句拙劣的狡辩，但史书却记载，精明无比的刘彻对这句话非常欣赏，以至于越是有人诋毁公孙弘，刘彻越是欣赏他。因为，这句话确实不是狡辩，公孙弘劝谏皇帝珍惜民力，不要好大喜功，是符合儒家之道的；他不与皇帝当面争执，也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他在廷议时“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 ”，能针对问题拿出几套方案让皇帝定夺；而且“其行慎厚，辩论有余” ，能分析出道理，举止却很厚道，这说明公孙弘确有才能，不是一味奉承，虽小节有亏，绝非佞臣。刘彻天天看在眼里，怎么会觉得他不忠。
    但无论是董仲舒还是公孙弘，眼下都比不上如日中天的主父偃。
    主父偃提出“推恩令”，解除了三代帝王的心头之患，被刘彻大加赞扬。主父偃也自恃受宠，大胆涉入内外朝诸多大事，他上书支持立卫子夫为皇后，令皇帝、卫青都倍感欣慰；他揭发燕王刘定国淫乱王廷，致燕王自杀，燕国绝嗣而废除，一时朝野震动，诸侯王更是听到主父偃的名字都会害怕。这些都是皇帝家事，一般的大臣避之尚恐不及，以免惹上祸端，主父偃却毫不惧怕，还把伍子胥的名言挂在嘴上：“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1节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人都是刘彻亲自提拔，既不属于前朝旧勋，也不是外戚贵胄，可以判断刘彻对他们是有期望的。
    不久，江都王刘非突然给刘彻上了一封奏书，请求赋予他兵权，他要北上帮助皇帝去攻打匈奴。此事令正在大力削藩的刘彻不太高兴，他当然拒绝了刘非的请求，可能也认为董仲舒的相国不太称职，就把他召回长安降为中大夫。
    被召回的董仲舒，成了一个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不仅废相的名声不好听，品秩也从真二千石降到比二千石。当董仲舒以中大夫的身份进入郎中令官署时，中大夫主父偃、朱买臣等皆以复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新同僚。
    回到汉廷的董仲舒，渐渐看到一个与当年不一样的、更真实的公孙弘。这是一个与叔孙通很相似，以儒学取媚帝王、缺乏刚毅之气的公孙弘，是被九十多岁的齐学宿儒辕固生斥为“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 28 的公孙弘，也是一个被朝中公认的贤臣如汲黯所排斥的公孙弘，他身为皇帝宠臣，却对皇帝那些有违君德的言行很少规劝，也没有建议皇帝更化改制。
    另一方面，主父偃也把董仲舒视为敌手。他没有料到，一个失职的废相，回到中央后竟然频频被皇帝召见，又是问前年夏天的下霜、五月的地震，又是问去年七月的大风，又是问今年夏天的大旱和蝗灾。皇帝最近宠爱的一位棋友，叫吾丘寿王，还有太史令的儿子司马迁，皇帝竟然令他们都跟随董仲舒问学。
    主父偃可能更担心董仲舒与公孙弘都是儒家，一旦联成声气，会给他的仕途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他去董仲舒家，趁主人还没来的时机，刻意翻找书案，窃取了董仲舒的《灾异说》，书中记录的正是董仲舒当年任太常博士时向刘彻奏对辽东高庙和高祖便殿起火时的原稿，其中“阳失节，火灾出 ”等文字历历在册。
    主父偃将此书奏明皇帝，刘彻御览后，脸色不是很好看。因为“阳失节”就是说，那两次起火的原因在于皇帝。刘彻相信灾异，但对借灾异批评皇帝是高度警惕的，他召集太常博士和弟子们都来讨论。儒生们到了未央宫，主父偃把简册给博士和弟子传阅。董仲舒的得意门生吕步舒是朝廷里说灾异的后起之秀，对此颇有发言权，他指出简册里有“阳失节”的话，尤为大逆不道，认为说灾异者当死。主父偃对吕步舒称道了一番，又听了其他人的意见，召见就结束了。
    几天后，廷尉的虎狼之士闯进董仲舒宅邸，将董仲舒逮入廷尉狱。一头雾水的董仲舒在狱中颇受了些苦，直到吕步舒哭着来探监，董仲舒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并觉得这次难逃一死。
    一个人在死前会想什么呢？董仲舒或许会认识到：自己离权力中心其实很远，根本没有机会推动朝廷的更化改制。他虽然在“天人三策”里提出一整套方案，但都没有被皇帝采纳，也没有其他的大臣支持，更不必说驯服君王了。在牢狱之灾中，更能深味儒生在权力斗争中的无力。
    廷尉尚未审理董仲舒的案子，一道诏令下来，董仲舒免死，不知道是刘彻的恩赐还是公孙弘的相助。董仲舒回家后，来不及给自己压惊，第一件事是把书案上所有言说灾异的简帛拿到庭院里一把火烧了。
    阴阳灾异，确属天道，泄露天道，性命难保，今后还是只在心中说灾异吧。
    劫后余生的董仲舒彻底沉寂了，公孙弘却可能在主父偃对董仲舒的陷害里，觉察到自身的危险。公孙弘深知更化改制绝非一代人之功，眼下最要紧的是防范主父偃。换言之，先清除掉敌人，且得到皇帝的支持，才谈得上下一步的事情。
    这下一步，就是人，要有一大批且源源不断的儒生进入朝廷做官。虽然朝廷举贤良已经十几年，但举贤良并不是稳定和常态的入仕渠道，人数也不多。没有人，无论是清除政敌还是劝谏皇帝，都难以成功。昔年赵绾王臧之败，今日主父偃之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很快，公孙弘就听到皇帝拜主父偃为齐王国相的消息。主父偃就是临淄人，他这些年刻意收集了不少齐王淫秽失节的内幕，可能是有什么前因要报复，把这些内幕一股脑捅到刘彻那里，刘彻这才拜他为齐国相。如果他在齐国再次掀起大案，比照当年处理燕王的案子，回来后很可能升任御史大夫。到那时，公孙弘就将屈居主父偃之下，性命或将难保。所以，公孙弘要加快升迁的脚步。
    主父偃离开长安之前，也颇做了些准备，他授意同僚中大夫朱买臣，两人一内一外，勠力维持局面。到了齐国，主父偃先是羞辱亲朋故旧，以报复当年他们对自己的蔑视、忽视、鄙视。不几日，又让手下人试探齐王。“先问问王和他姐姐通奸的事”，主父偃吩咐，他的想法是循序渐进，先让手下人从一件事问起，让齐王摸不清虚实多寡，自己再去和齐王理论，如此一进一退，不怕齐王不服。
    大概与此同时，主父偃得到消息，公孙弘被拜为御史大夫。他感到了压力，迫不及待要与齐王摊牌，希望把齐王的案子办得漂漂亮亮，再加上手中还握着赵王的把柄，回到长安后可以与公孙弘一搏。
    但主父偃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手下询问完齐王之后，齐王大概是担心遭受燕王一样身死国灭的命运，当晚就自杀了。
    齐王之死打乱了主父偃的设想，自杀意味着齐王还没有审判就死了，案子就黄了。再加上赵王因为有把柄在主父偃手中，更要借齐王自杀一事做文章。主父偃决定即刻动身返回长安向皇帝解释。不过，流言比快马更快，主父偃人还没到，皇帝已经为齐王自杀之事震怒，以为是主父偃逼齐王自杀的，再加上赵王怂恿。主父偃刚入函谷关就被拿下。
    齐王之死既是国事，又是皇帝家事，刘彻召丞相、平棘侯薛泽，御史大夫公孙弘，以及新任廷尉张汤来议事。张汤也担任过太中大夫，与主父偃、朱买臣、赵禹同列。不过，张汤与赵禹都是入仕多年的大臣，彼此交好；而主父偃与朱买臣是刘彻提拔的新贵，彼此相合。张汤与主父偃关系未必密切。此番主父偃下廷尉，廉洁苛刻的张汤客观地指出，主父偃确实未曾逼迫齐王自杀，不过，赵王等人举证主父偃接受诸侯贿赂和卖官已经查实，所以主父偃应按照贪污罪处死。
    丞相、平棘侯薛泽一向忠厚，主张暂时留主父偃一条命，刘彻也觉得主父偃很有才干，不太想杀他。而此时，公孙弘说了一句话：
    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 29
    这句话并不容易理解，但刘彻马上明白了。公孙弘的意思是，齐王自杀无后，齐国就被废除了，齐地改为郡县，版图纳入汉境，这从利益上看不是坏事。但是从儒家伦理看，天下人就会觉得皇帝太狠毒了，已经占有四海，却为了得到齐国的土地，不惜派主父偃逼迫亲人自杀，夺取亲人的土地。所以，天下人会在背后骂皇帝自私无情冷酷，不是仁义之君。所以，只有杀主父偃才能告诉天下人：看，皇帝并不想这样，是主父偃辜负了皇帝。
    刘彻对公孙弘的建议非常满意，他甚至不满足于杀掉主父偃。公孙弘、张汤分明只听得刘彻的玉音放送：
    “主父偃族诛。”
    6.董仲舒之惑（四）
    主父偃的确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入仕的，拚得残生尽日欢，此身虽死又何妨？但他万万没想到，搭上的不仅是自己，还有整个家族成员的性命。
    主父偃一死，朝廷的气氛似乎轻松了许多。但董仲舒仍然恐惧，他虽然厌恶主父偃，但族诛的酷刑令他畏惧。他的困惑与日俱增：面对一位喜怒无常、极端残酷的君主，儒学如何去驯服，又怎能驯服得住呢？他日益感到自己的经术毫无意义。讽刺的是，皇帝派吾丘寿王、张汤来向自己问道，他们来修习儒道，真不知道修成什么样子呢！
    董仲舒还困惑于公孙弘，自从张汤向他讲了主父偃之死的缘由，他惊异于公孙弘确实是通儒术的，只是这儒术之用超乎自己的想象。昔年刘彻向董仲舒问灾异的时候，董仲舒也建议皇帝诛杀诸侯和外戚，但那并没有实际所指 30 ，而且确乎是灾异本身的预测。公孙弘却能将儒术翻云覆雨成精妙手段，还饰以仁义，这对儒术是福是祸？
    又是十月，新的一年到来。
    十一月，温弱的平棘侯薛泽罢相，御史大夫公孙弘拜相。
    这是有汉以来第一个没有封侯的丞相，朝臣还没来得及议论合不合旧例，拜相当日，皇帝就以平津六百五十户封公孙弘为平津侯，此时公孙弘大约74岁。此后直到东汉，凡拜丞相必先封侯成为惯例。
    尤为重要的是，公孙弘是作为一介儒者而非功臣或是外戚走到封侯拜相这一步的，这对天下的示范效应，要远远高于董仲舒在贤良对策时苦口婆心宣讲的大道理。
    当了丞相之后的公孙弘会干什么呢？董仲舒不敢去想，他应该并不乐见一个曲学阿世的儒生，成为新一代的汉家儒宗。
    不久之后，公孙弘先是引董仲舒和另一个修鲁学的瑕丘江公辩论，力推董仲舒的齐学更胜一筹，齐学在汉廷的地位更加巩固；但接着，公孙弘又举荐董仲舒担任胶西王的王国相。
    表面来看，这是一次重用，但董仲舒经历过上次牢狱之灾和担任江都王相之后，已经能看清这是一个“杀局”。胶西王也是刘彻之兄，“七国之乱”后封王，“为人贼戾 ”，“强足以距谏，知足以饰非 ” 31 。人很聪明，你向他进谏一句，他有十句回你，而且说得更冠冕堂皇。胶西王最有名的事情，就是这些年凡是给他当相的，总会被他找出理由治死罪，实在找不出瑕疵的，就被毒死，总之有去无回。
    王命难违，董仲舒只得东行。
    见了胶西王，董仲舒没想到大王非常恭敬谦卑，一切皆依礼，但董仲舒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自己连一个诸侯王都无法驯服，想以儒学驯服皇帝从而变革天下，更是绝对不可能的。刘彻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貌似圣王，实为暴君，这样的皇帝是三代以来的第一个，是帝国时代孕育出的典型君主，与尧舜文武、秦皇高祖有着本质不同。辅佐刘彻这样的“雄才大略”，恐怕只有公孙弘才能胜任。
    董仲舒终于想明白：公孙弘刻薄残忍，但未必是针对自己，而是面对刘彻不得不如此，他杀主父偃，贬斥汲黯，把自己撵到胶西，种种行径，目的是为了驱除异己，垄断皇帝的信任，从而可以放手做一番事业。
    如今这些目的都达到了，公孙弘年老体衰，时日无多，不出所料的话，势必该有些作为了。
    想到这里，董仲舒赶忙掌灯备刀笔，给公孙弘写了一封书。在这封短短的信里，董仲舒一共说了五次“仲舒叩头死罪 ”。当然，“死罪”在汉代是一个常用的谦辞，但反复说了五次，董仲舒只想传达一个意思：我服输。
    特别是这么一句话：
    仲舒愚陋，经术浅薄，所识褊陋，不能赞扬万分，君侯所弃捐。 32
    一代儒宗都服输了，公孙弘见到这封书一定很高兴，他可能会想：老匹夫终于想明白了，也是真害怕了，不枉我把他发配到胶西王那里去。
    那么，董仲舒在书信里提到的建议当然可以考虑了，那就是希望公孙丞相能效仿萧何，打开求贤之门，尽快让儒家垄断仕途，这与公孙弘的政见相同。公孙弘已经驯服了儒宗董仲舒，也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他把丞相官邸的东墙凿开，加盖了一幢新的建筑物，名曰“东阁”，在这里他招纳各类贤人名士，如果有特别出色的，就推荐给刘彻。
    更重要的是，公孙弘彻底变革了汉代的文官制度。他推动刘彻下诏：
    第一，以儒家原则建立中央太学。
    第二，为博士配置弟子五十人，由太常选拔，以前的博士自己收弟子，此后博士弟子们由国家选拔配备，就像今天的“公费研究生”；同时，令各郡国层层选拔优秀子弟到太常博士处委培。“毕业”后经过考核，分送到中央担任“文学、掌故”等官员，优秀的可直接担任郎中。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2节

    第三，发掘现任地方官中的儒学人才，优秀的担任左右内史等京畿地区官员的属员，较一般的也担任各郡太守的属员。
    这几乎重建了汉朝的官员选拔体系，保证儒生被源源不断补充到中央和地方的中低级官吏行列，随着这些人的正常升迁，汉代朝野的儒家官员甚至高官将会越来越多。
    这正是董仲舒曾经想做但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情 33 ，也是公孙弘了不起的作为。
    董仲舒七十岁那年，允许他返回长安的诏令到了，不知道是皇帝记起了他，还是公孙弘见到那封信后决定放过他。
    辞别胶西王，董仲舒松了一口气，或许胶西王也松了一口气。
    返回长安的路上，正值冬季，一路上都在下大雪。雪势之大，是皇帝即位以来的第一次。经过的郡县，总有贫民被冻死。董仲舒知道，这灾异预示着将会掀起可怕的大狱，但他再也不敢说出这个秘密了。
    回到长安的董仲舒向皇帝上书，求皇帝准许他致仕。
    皇帝答应了，又令张汤登门向董仲舒学习如何以儒术来审案。于是董仲舒作《春秋决狱》，写下二百三十二个案例，详细解释如何用儒术来平决案件。从这一点上说，董仲舒所做的与公孙弘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把儒术融入汉帝国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公孙弘也有《公孙弘》十篇，记录他以儒术理政的经验，据说内容极为精要，每个字值百金 34 。
    他们两人的差别，是作为经师拥有的政治德性不同。
    故园仍在，木繁草长。董仲舒想起昔日“三年不窥园”的往事，想起汉景帝时，他还算年轻，有一日，天朗气清，他在家中读书，忽然门下报称有客人来访。来者脱履登堂，风姿绰约，令他精神一振。主客交拜行礼，分别在席上坐下。面对董仲舒这样的海内名儒，此人并不苟且，仪态颇为大方，谈吐十分不俗。他们谈起儒经的精微奥妙，更是多有相契之处。董仲舒很想引为知己，又颇觉可疑，因为他感觉此人对自己非常熟悉，若非曾经同门共学、朝夕相处，绝不可能有如此默契，然而，他从未闻说此人大名。
    日光依然灿烂，照得门外白花花一片。
    客人忽然说：“噢，要下雨了。”
    董仲舒一怔，恍然大悟，笑着对客人说：“我晓得了！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即是鼷鼠！”
    那人听到这话，大惊失色，绰约的人形迅速朽坏下去，旁边侍奉的仆人吓得把手中的漆盘掉到了席上，眼看那来客化作老狐狸的模样，仓皇跳出前厅，不知去向。 35
    而现在，他每晚都到园子里，仰首观天象变幻，个中玄机只有自己能领会。不久，他听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两王皆自杀。而主持这次谋反大案审理的，正是当年险些害他被杀的高足吕步舒和时常求教的廷尉张汤。吕步舒和张汤以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为蓝本，审理两王之案，最终有万人死在这场大案中。印证了上年冬日大雨雪所的寓意。
    夜观天象，他还发现北极星旁的三颗星突然有一颗变得极暗，这预示着三公中有一人即将死去。而此时，御史大夫李蔡刚刚被免，太尉一直空缺，三公中唯有丞相公孙弘在任。果然第二年公孙弘薨于任上。
    董仲舒是否可以理解公孙弘？
    他或许能理解，儒家改制不是由一个人、通过几件措施就可以实现的，也不能寄托于一位皇帝身上。公孙弘穷尽后半生，就是给儒生铺就了一条通达的仕途，从而与外戚、勋旧在官场上分庭抗礼。而即便是这样一项看似简单的事情，也必须由公孙弘这个既懂儒学还能取得皇帝信任、对待政敌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完成，而董仲舒一生所做的政治实务，只是为帝国的法律事务做做顾问。
    好在他把毕生关于天人感应、灾异论说的道理，都深深融入公羊学说里，为汉朝后来的儒生们大谈灾异打下了基础。 36
    但即便如此，董仲舒仍然无法赞赏公孙弘。理解，但决不赞赏，不是因为两人命运殊途，而是董仲舒仍然深深陷落在政治的困惑里。进入帝国时代的儒学，从理想上看必须驯服帝王，但是真的可以做到吗？逐渐“经学化”的儒学，随着地位的升高，将来还有动力去批判驯服帝王吗？
    多年以后，刘向、刘歆父子争论董仲舒的地位，父亲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儿子刘歆却很不以为然，认为充其量只是“群儒首 ”。从董仲舒的毕生事业来看，刘歆所言不虚，他的确没有什么王佐之才；但倘若以理想主义来观，董仲舒岂又只是儒生之首？假如董仲舒遇上王莽，该会怎样？
    注释：
    1 　《汉书·扬雄传》，第3584页：“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
    2 　即汉朝的大鸿胪。
    3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语，第3097页。
    4 　《汉书·王莽传》和《艺文志》里记载的这些“任课老师”略有不同，可能是前后的任职老师有变动。
    5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6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7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见《文史通义校注》，第1页，中华书局，1985。
    8 　尽管被坑的很多都是方士，但其实方士、儒生，在彼时使用的是相似的话语。
    9 　法家理想的君主的确是专制的，但也是最知法懂法、依照律法严格执法的君主，是法的典范，是首席大“法”官和首席执法官。但如何培养教育这样的君主，以及君主不守法怎么办，法家也没有有效措施。
    10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11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12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4页。
    13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6页。“希”，观望。
    14 　《汉书·叔孙通传》，第2131页。
    15 　《汉书·武帝纪》，第156页。
    16 　陈启云认为，卫绾的这次上奏，仅指这一次举贤良罢申韩纵横之言。见氏著《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第11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但即便举贤良都是儒生，其他派别仍然有别的入仕渠道。
    17 　《汉书·儒林传》，第3608页。
    18 　《汉书·窦婴传》，第2379页。
    19 　建元是刘彻后来追补的年号。
    20 　《汉书·五行志》，第1329页。董仲舒的草稿并没有保留，这里是从他对其他火灾的推演中摘出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义理。
    21 　《高庙园灾对》，见《董胶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影印版，见“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a href="https://ctext.org/zh" target="_blank" class="linkcontent">https://ctext.org/zh</a>）。
    22 　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在汉武帝即位之初（建元元年）还是第一次改元之初（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历代有争议，近来还有“元光五年说”。因文献不足征，这里取元光元年。
    23 　陈苏镇先生认为司马迁“没有见过天人三策甚至不知董仲舒曾参加对策”，见《〈春秋〉与“汉道”》，第226页。但司马迁未在董仲舒传里记录这些，未必是不知，更有可能是不取，觉得不重要、不需要。司马迁问学董仲舒，焉能不知？
    24 　《汉书·董仲舒传》，第2523页。
    25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三章。
    26 　今扬州。
    27 　《汉书·公孙弘传》，第2619页。
    28 　《汉书·儒林传》，第3612页。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3节

    29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2页。
    30 　也有认为董仲舒指的是田蚡和淮南王，但这可能是后人知道田蚡之死，淮南王谋反的后见。
    31 　《汉书·景十三王传》，第2419页。
    32 　《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见《董胶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33 　《汉书·董仲舒传》，第2525页：“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只是“发之”，具体实施，董子并无权力。
    34 　《汉书·艺文志》，《西京杂记》卷三，第27页。
    35 　刘义庆：《幽明录》；此虽为小说家言，亦可见董子之形象。
    36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第43页。
    二、今古之争
    7.盖宽饶之死
    董仲舒最后以寿终，家族滋繁茂盛，还得到迁徙茂陵的礼遇。如今长安附近的卫星城已经是繁华富贵的辐辏之地，聚集了许多达官贵人，迁徙帝陵不再是汉廷消除关东巨族势力的举措，倒像是对臣子的褒赏，当然这并不全是董仲舒的声誉所致，而是他的子孙因为修习儒学都当了大官，这要拜公孙弘所赐。
    魏郡的盖宽饶也是如此，他受益于公孙弘为儒生划定的轨道，先因为明习儒经在魏郡任“郡文学”，主要负责一郡的教育工作；又通过举孝廉、举方正，在汉宣帝时期升迁到汉朝中央担任郎中令的属官谏大夫，负责宫门事宜。盖宽饶为人刻板刚正，特别擅长用儒学的原则来处理行政问题，是那种敢把本本上的“规章制度”甩到顶头上司面前、坚决不给上司干私活的人。汉宣帝倒是欣赏他，人尽其才，把他提拔到司隶校尉的位置上，查举弹劾官员和王侯外戚。
    董仲舒指明了方向，公孙弘铺好了路，要想当官，就要修习儒学，所以夏侯胜告诉他的学生，只要儒学水平高，当官就跟从地上拾草一样容易。但是，要想当大官，还得平衡和皇帝的关系，不能太执着儒家的理想。因为在汉宣帝的时代，汉朝秉承的是“王霸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盖宽饶不太听这一套，他觉得自己只要廉洁奉公，别人就无可指摘，因此他当司隶校尉期间，长安内外的大小官员贵戚都怕他，长安风气为之一清。汉宣帝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并非弄权之臣，在汉宣帝微末时有恩于皇帝，因此备受尊崇信任。有一次，许广汉搬新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等一众官员都来庆贺，但盖宽饶就不去。
    许广汉屈尊请他，他才去。一到许家，许广汉亲自斟酒敬他，盖宽饶说了一句很扫兴的话：
    无多酌我，我乃酒狂。
    少给我倒酒，我喝了会耍酒疯——丞相魏相听见后笑着说：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1
    次公是盖宽饶的字。您不喝酒都像疯子，何必靠酒？——魏相和盖宽饶的人生轨迹相似，他是凭通晓《易》经，亦先在郡内做官，再通过举贤良进入汉朝。魏相既通儒经，又擅长以律法治理地方，还特别重视汉朝的传统，治政时有意收集整理了汉朝名臣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的言论，给汉宣帝作参考。他这种既有儒学素养又重视汉朝传统的风格，很得汉宣帝欣赏。
    魏相此话一出，在座的趋炎附势之徒立刻把鄙夷的目光投向盖宽饶，以示“划清界限”。酒喝得差不多了，音乐歌舞起来了，主管长信宫事务的长信少府，名叫檀长卿，步入舞池，模仿猴子逗起狗来，大家都笑了。盖宽饶十分不悦，仰头看着新房叹气说：“真漂亮啊！可是富贵无常，一不小心就易手，这样的房子再美，和人来人往的宾馆有何不同呢？”说完离席而去，走了还不算，马上弹劾长信少府学猴子跳舞，失礼不敬。
    此事令汉宣帝很不高兴，许广汉亲自赔罪，过了很久才算过去。
    汉廷里，类似盖宽饶这种轨迹的官员不少，他们都是儒生出身，但并不担任博士之类的“教职”，而是在朝廷的各个岗位上凭着儒家的原则做实际工作。汉宣帝时，“五经博士”已经增加到十数家，他们继续担当皇帝的顾问，负责汉朝的文化教育和高级人才的培养，博士之职也是通往九卿、御史大夫甚至丞相等顶级高官的道路之一。
    一边是儒生出身的行政司法官员，一边是看似学术纯粹但实际上官方化的经学博士，两者在政治的维度上既有重叠，也逐渐有了龃龉。
    言其重叠，是因为经学博士的“王官之学”和儒家官员的行政司法实践，共同将学术思想的意图贯彻到政事和律令中，多少制衡了君主的个人意志和利益阶层的专权专制。
    因此，汉宣帝及以后，朝廷的重大决策、大臣的谏言建议、皇帝的圣旨圣裁，都要找儒家作依据，就好比后代的文件一上来先要写“为贯彻落实……批示”之类。但这些引经据典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做法是从义理上、案例上发挥对政治的影响，叫作“引经决事”，顾名思义，就是照着儒经来平决事务。清末的皮锡瑞对此说了四句话 2 ：
    “以《禹贡》治河。” 《禹贡》是《尚书》里的一篇，记载了大禹治水、古代的山川河流等内容。汉廷讨论治水，《禹贡》是最高纲领。平晏之父平当，在汉哀帝时期就讨论过；王莽也主持过一次治水的“专题会议”，大臣们都是以《禹贡》为范例，韩牧呼吁道，要按照《禹贡》里记录的九条河流来疏通，哪怕疏通不了九条，能通四五条也不错呀！ 3
    “以《洪范》察变。 ”说的是夏侯胜根据《洪范五行》，通过天不下雨推测昌邑王要遭遇政变那类事。
    “以《春秋》决狱。 ”说的是董仲舒和他的后来者们，根据《春秋》的原则来断案，类似儒家对秦汉的律令进行“司法解释”，既然无法取消承秦以来的律令制度，那就重新解释。前面曾说，法家的观念基础是“刑名”，以律法维护名实相符。《春秋》决狱就是把儒家的道理插入名实之间 4 ，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的郑玄，影响甚至达于21世纪。
    比如说，董仲舒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例：乙、丙两个人打架斗殴，丙抽出佩剑去刺乙，乙的儿子甲一看父亲要挨刀，情急之下举起棍棒去打丙，结果不小心打到自己父亲身上，把父亲打伤了。按照汉朝的律令，即使是误伤，也属于儿子殴打父亲，要判枭首。
    但董仲舒不同意，他举了个儒经里的“判例”：春秋时期许悼公（名买）生病，太子（名止）进药，结果许悼公服药后去世了，太子很伤心，把国君之位让给弟弟，几年后郁郁而终。《春秋》经文说“许世子弑其君买 ”，虽然用了一个“弑”字，但《公羊传》在解释这句经文时，认为太子的错误不在于进药给父亲，而在于进药过于草率，动机是好的，所以不算有罪。董仲舒所学的是公羊学，所以他平决这个斗殴的案子，就认为和许国这件事的道理一样，儿子的本心是救父，只是措施不够精准，因此判儿子无罪。
    在这里，董仲舒说了一条很有名的原则：君子原心。
    就是动机比结果更重要。
    儒家的这种对于法律的观念，是非且先不论，直到今天仍然有回响。
    “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说的是王式用《诗经》劝谏过昌邑王刘贺。霍光废昌邑王，以没有尽责为由屠杀昌邑王旧臣，却认为王式已经尽责，将其赦免。
    因此，至昭宣时代，儒家已经深刻介入汉朝的政治、法律、日常事务之中，虽然距离儒家“制礼作乐”“圣人为君”的理想还远，但地位和功用已经远远超出叔孙通的时代。即使和后世比起来，也称得上光辉灿烂，与宋明那种“尊德性”“道问学”的心性儒学、个人实践儒学不同，与清朝那种“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雠目录”的考据儒学也不一样，与20世纪以来“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的哲学化儒学更有本质不同。
    促成这一切的，既有经学博士们掌握儒家经义解释权的因素，也有儒家化的官僚们在治政治事上的实践和努力。当然，还有皇帝的因素：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三月，汉宣帝请太子太傅萧望之组织，在未央宫前殿北边的石渠阁召开了一次会议。石渠阁是皇家图书馆，因为藏书所以得防火，图书馆周围就用石头造了一道水渠，风景独特。这地方距离前殿很近，藏书又多，是当时博士和儒臣们常常光临的宝地。
    开会，实在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这次会议却可以视作汉朝以儒家立法的标志性事件。
    原来，这次会议邀请的全部五经博士，都是公羊学大儒。但汉宣帝因为祖父刘据爱好穀梁学，登基后格外重视穀梁学，于是又邀请了多家重要的穀梁学大儒。石渠阁内一时云集了帝国最权威、最重要、最有名的大儒们。
    召集这次会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现了皇帝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和对学者的亲切关心”，这是儒者们乐于看到的。不过，汉宣帝的真正意图，是抬高他所推崇的穀梁学。当然，并不是说他要打压公羊学，而是令两者并驾齐驱，扩大博士的范围和数量。比起谈论灾异五行、主张皇帝要根据天道行事的公羊学，穀梁学更注重礼制尊卑、伦理教化。
    穀梁学被抬高，就会与公羊学出现学理上的分歧。两者现在都是官方儒学，遇到矛盾分歧，谁正确？
    皇帝正确。
    这次会议上，汉宣帝以帝王之尊，对此类儒学内部的争论进行裁决。这就意味着，皇帝依然凌驾于学术之上，而将公羊学、穀梁学都建为博士，还说明皇帝对经学的控制范围扩大了。
    因此，儒学就在这期间慢慢分化。
    官方的儒学，不论是公羊还是穀梁，越来越倾向于维护帝国的统治，接受皇帝对儒学的裁决。经学博士们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像后世的意识形态部门，他们虽然脱胎于儒家，但已经不纯粹是作为学术、作为理论、作为思想的儒学，而是成为“经学”。
    经学有许多种定义，此处定义为官方儒学，因为唯有官方儒学，才能体现汉朝作为一个帝国所要追求的气质与德性。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4节

    与此同时，那些虽然不是经学博士，也未必是什么儒学大师的人，包括在野的学者、在朝的士大夫，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石渠阁会议，但有不少却能保持自身的独立，该批判时政就批判，该谏议皇帝就谏议，仿佛儒学另有一套价值观似的。
    换言之，经学是儒学，但儒学未必是经学。
    打个比方，今天“西方国家”的“经学”是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但这些理论不只是“经学”，还是大学里的研究课题，是一些个人秉持的价值观，等等。
    汉朝虽然从汉武帝开始逐渐推崇儒学，但目的是建立帝国自身的王官学、经学，而不是纯粹尊崇作为一门私家学问、个体思想、批判理论的儒学。
    所以，至少在汉宣帝的时代，“独尊儒术”是不可能的，只能勉强说“尊经”。
    在盖宽饶看来，汉宣帝的这种“尊经”很虚伪，他看到的是皇帝更重视刑法，更信任宦官，并有意把儒学压制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于是，他给汉宣帝上书说：
    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 5
    “儒术不行”，才是昭宣时期儒家地位的准确写照。在盖宽饶这类士大夫眼里，儒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那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6
    不管是有意无意，盖宽饶透露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心里话：要实现选贤任能的“官天下”，而不是世袭制的“家天下”。一个人不具有统治才能，就没有资格当统治者。
    汉宣帝何许人也？来自民间、深晓“民气”的他马上意识到，这封奏疏不是普通的讽谏，而是会动摇汉朝刘氏家族统治根基的“激进思想”，已经严重越过“王霸之道杂之”的底线。他令中二千石以上官员讨论这封奏疏，果然，有大臣直白地指出，盖宽饶这是要让汉帝禅让，是大逆不道！
    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在汉朝“禅让”曾经不是多么令人不安的词语。当年汉文帝立太子，还专门下诏说，自己没有禅让给贤人而是传给儿子，心里觉得不安。汉文帝肯定是故作姿态，但至少“禅让”两个字不扎眼。
    大逆不道的罪名落到了盖宽饶头上，虽然有其他大臣上书求情，但无济于事，汉宣帝不能开这个口子。他笃信灾异、祥瑞，内心也知道刘氏不可能永远拥有天下。但至少在他这里，要努力维系皇室的权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他下令逮捕盖宽饶。
    盖宽饶并没有被捕，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在未央宫北阙之下拔刀自杀。
    8.萧望之之死
    汉宣帝死时，给儿子汉元帝留下一个足以平衡势力，又能帮助儿子治理天下的班底。他临终前提拔了三位大臣，让他们同领尚书事，出入禁中，担当辅政之职。
    其中，乐陵侯史高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他是外戚。
    曾协助汉宣帝主持石渠阁会议的太子太傅萧望之，被任命为前将军、光禄勋，他是当时的大儒，夏侯胜的学生；太子少傅周堪被任命为光禄大夫。他俩都是帝师。
    此时，儒臣、名相于定国是丞相，统筹外朝事务。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辅政班底主要承担顾问、导师的职能，不同于霍光那种权臣。再加上汉宣帝留下的宦官——中书令弘恭和中书仆射石显，形成了一个儒臣、外戚和宦官平衡的朝局。
    王政君的家族也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但势力还很微弱，与辅政无缘。
    弘恭和石显虽然是宦官，但职务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他俩长期从事机要工作，熟悉汉家律令法度，实际上代表的并非宦官势力，而是与儒臣相对的文法吏。文法吏从汉初以来，一直担当着各级机构的“经办”，与后来身居高位、掌握话语权但不负责具体事务的儒臣在利益和政治理念上有冲突。
    因此，这个辅政班底很快就分化了。
    前面曾说，汉元帝是刘氏皇族第一个真正受过全面儒家教导且热爱笃信儒学的皇帝，他宽宏大量、勤俭节约、温文尔雅，至少在萧望之、周堪的眼里，这是一个已经造就，具有“圣王”资质的年轻帝王。
    假如汉元帝真的成为儒家“圣王”，后面可能就没有王莽的机会了。
    萧望之、周堪特意选拔了通经的宗室成员、散骑谏大夫刘向加官“给事中”，顾问皇帝左右。早在石渠阁会议期间，萧望之就注意到当时仅为“待诏”的刘向，特意安排他参加会议。汉武帝宠臣金日磾的侄孙金敞当时担任侍中，也加入萧望之的阵营。四人同声连气，大胆劝谏皇帝按照儒家的理想治理天下，一时声望煊赫，势力大增。
    这就触犯了弘恭、石显的利益，也令原本领衔辅佐的史高很是不满。史高于是与弘恭、石显结为同盟，互为表里。萧望之不是按照儒家原则来辅佐皇帝吗？史高等人就拿汉朝的传统做法来告诫皇帝，刻意与萧望之对抗。
    萧望之对此心知肚明，决定要拔掉弘恭、石显这两枚钉子，把中书令换成儒家士大夫。
    但汉元帝不仅没有斥退弘恭、石显，反而把刘向调离禁中，改任宗正。宗正是负责皇室内部事务的官员，刘向从谏大夫升为宗正，当然是提拔，但也失去了“给事中”的加官。萧望之的努力换来的，是自己阵营的被打压。
    班固对这件事的解释，是说汉元帝刚即位，不愿意在用人机制上动作太大。但合理猜测，汉宣帝知道儿子好儒、柔弱，会给儿子传授心法，教导过他中书令等职位要用信得过的宦官，不能让儒臣把控。毕竟宦官位卑，纯然是皇帝的附属物，便于控制。若内外朝均由儒臣担任，那“霸王道杂之”的格局就被打破了。
    这件事情并没有挫败萧望之的努力，他们继续从年轻人中选拔人才。会稽郡的郑朋此时冒了出来，这个小人物人品不佳，但很有眼光，趁机上疏批评史高等外戚之罪过，就此进入萧望之和周堪的视野。一经接交，郑朋极力吹捧萧望之是当代的周公，天下人心向往之；又提醒说萧望之已经年逾六十，再不有所作为就来不及了。
    但处事严正的萧望之不久后发现，郑朋此人行为不端，搬弄是非，于是不再搭理。郑朋果然是小人，立刻投靠到史高的阵营，反过来向史高说萧望之、周堪的不是，至于前面批评史高的事情，郑朋说：“那都是周堪、刘向教我说的，我一个关东人，哪里知道这些（关内的）事情嘛。”
    原本是暗流涌动、并未激化的矛盾，被区区一个郑朋搅成你死我活的敌友政治。从马基雅维利的角度看，郑朋的政治水平不低。总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史高、弘恭、石显也就不再敷衍，先行下手，让郑朋向汉元帝告发萧望之等人，皇帝大概不知道弘恭在里面的角色，按照程序让弘恭去调查，萧望之掉进了圈套。
    问完之后，弘恭、石显正式报告说，萧望之、周堪、刘向结为朋党、诬陷大臣、离间外戚、专制擅权，实属有罪，建议“请谒者召致廷尉 ” 7 。
    这里有个细节，史书说，汉元帝刚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 ”就是下狱的意思，于是准奏。后来有事召周堪、刘向来见，才被告知他们都被关到监狱里了，于是惊讶地问：“不是说只让廷尉询问吗？赶紧把人放出来！”
    但是，汉元帝久为太子，父亲又是一个极重教育的人，怎么可能连“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都不知道？这个细节颇为奇怪。
    而且，萧望之等人虽被放了出来，并没有说罪名是错的。对萧望之，是赦免其罪，罢免前将军、光禄勋；周堪、刘向则被免为庶人。那个小人郑朋被任命为黄门郎，进入了汉朝仕途的车道。
    更奇怪的是，过了几个月，汉元帝赐爵萧望之为关内侯，重新给了“给事中”的加官和其他待遇，史书说，这是“天子方倚欲以为丞相 ” 8 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要让萧望之当丞相。听起来不错，但同时发生了一件事：
    萧望之的儿子给皇帝上书为父亲鸣冤。
    鸣冤这种事很正常，但汉元帝却将此事下有司，由相关部门讨论，假如他真的要任命萧望之为丞相，对这封上书应该低调处理，他反而小题大做，这是很奇怪的。果然，讨论的结果就是萧望之身为大臣，不思悔改，还教唆儿子上书鸣冤，这是不敬，提请逮捕萧望之。
    汉元帝就问弘恭、石显，“萧太傅为人刚正，恐怕不肯折辱吧。”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真的逮捕，萧望之可能会自杀。
    弘恭等人安慰说：“人命最重，萧太傅的罪都是言语上的小罪，他肯定不会做傻事。”
    汉元帝于是批准了逮捕萧望之的命令。
    身为中书令，弘恭、石显马上起草敕令，并命令执金吾即刻发骑兵，火速赶赴京外杜陵，包围萧望之的宅邸，一副气势汹汹、要办大案的样子。果然，萧望之见此情景，就觉得要完，起意自杀。他的夫人劝阻了一番，觉得皇帝不至于此；但他的学生朱云恰在宅中，他是一个比萧望之更刚直的人，反过来劝老师自裁。朱云说了什么史书未载，猜测朱云可能认为，皇帝三番五次折辱老师，那么自杀是最好的选择，这不仅是表明帝师、儒者的尊严，也是向皇帝宣示对他的失望。
    在骑兵的包围里，萧望之服毒自杀。这距离汉元帝即位才两年。
    消息传到汉元帝那里，正是饭点，皇帝大惊失色，连忙挥手不吃饭，拍着手哭个不停：“我就说过萧太傅不会进牢狱，你们果然杀了我的贤傅！”场面极为哀恸。
    在班固的笔下，汉元帝是一个稀里糊涂、优柔寡断，不小心让老师死于非命的角色。但千载之下，我们不妨猜测更可能的真相：汉元帝先是假装不知道“召致廷尉 ”是下狱的意思，从而将萧望之免职；又故意放风说任命他为丞相，接着就他儿子的上书大做文章，将其下狱，言外之意是他咎由自取；下狱之前，又假装爱护询问，对宦官调兵这样的大事假装不知道，直到人死之后，又假装怪罪身边人，怪罪之后却不惩罚；尘埃落定，对萧望之上书的儿子不仅没有处理，反而令其承爵为关内侯，还每年派使者去萧望之的坟墓拜祭，以笼络人心。种种操作，是一套清除政敌的组合拳，精明无比，哪里有一丝糊涂？班固所记，可能的确发生过，那就得承认汉元帝太会演戏了，不枉班彪评价他“多才艺，善史书 ” 9 。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5节

    汉元帝即位才两年就杀了老师、辅臣、儒者萧望之，此事影响极大。
    由儒学教导并被儒家寄予厚望的汉元帝，一度承载着儒家对圣君的期望。这种期望，包括重用儒臣，打击文法吏，消除社会问题，爱民爱人，制礼作乐，推动礼制改革，等等许多具体的内容。但是，汉元帝很快以阴柔之手段杀掉师傅，仅此一件事，就足以寒了广大儒生的心。换句话说，汉元帝就此失去了圣君的资格，儒家只能另选哲人王。后来的汉成帝、汉哀帝比汉元帝更不如。人们选择王莽，也包括了对汉帝的失望。
    不过，汉元帝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成为儒家的圣君。他的确笃信儒学，但毕竟也是汉宣帝的儿子，承袭的是汉宣帝留下的政治格局。以往，史家会特别强调汉宣帝“乱我家法者，太子也”的故事，但汉宣帝既然还是将帝位传给了他，那么一定会从多方面对儿子进行教导、传授、安排，尽可能消弭元帝的性格弱点。
    既笃信儒学，宽容节俭，又遵循父教，信任文法宦官 10 ，这种撕裂或许是汉元帝给后人留下“牵制文义，优游不断 ” 11 印象的原因。而儒学，也就在皇帝的这种优柔寡断中折向了新的方向。
    9.翟方进之死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萧望之的死是皇权尚未衰微、“汉道”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表现。到了汉元帝的儿子汉成帝，“霸王道杂之”的格局渐渐不复存在，儒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独尊儒术”，一系列礼乐制度改革在儒家推动下徐徐展开。
    长安城无恙，未央宫无恙，但汉廷内外的气氛悄然改变。
    表面来看，儒学已经接近胜利，十四家经学博士法度森严，牢固把控着帝国的意识形态；中央地方的高级官员几乎没有不是儒家出身的，丞相基本都是大儒，连外戚王氏家族也好儒养士；整个社会向着礼乐制度的终极理想前进，就等着圣人出来实现天下太平。
    但经学的繁荣之下，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
    首先，那些官方的经学博士们日益僵化，他们一代传一代，老师传弟子，父亲传儿子，每一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儒经做出更多、更新、更复杂的解释。几个字的“经”，会有“章句、传、记、说”等不同体裁的诠释，字数越来越多，有位叫作秦延君的经师，解释《尚书·尧典》，光“尧典”这个题目，就解了十万字；其中“曰若稽古”一句，解释到三万字。
    多年以后，执政的王莽下令修订删减这些章句，博士弟子郭路在删减时，因为工作量太大，不幸累死在灯下。
    文本的烦琐复杂，师法和家法的门户之见，使得今文经学日益成为小圈子里的文字游戏。纵然皇帝信任他们，即使俸禄不会减少，但他们对思想与学术的贡献已经不如从前，对后学者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但与此同时，今文经学作为博取名利、仕途升迁的通道却始终通畅。修习经学依然是儒生们趋之若鹜的康庄大道，于是被选拔出的儒臣，有许多儒学素质很高，道德水准却堪忧。
    前文曾提到，汉成帝的丞相匡衡，父祖都是农夫，幼年“凿壁借光”勤奋读书，很是励志。他专精《诗经》，入仕之后当过经学博士、太子少傅，直至封为乐安侯，成为丞相。
    匡衡不愧为《诗经》大师，流传后世的奏章处处以《诗经》为准则，告诫皇帝要遵守教化，维系道德，为民父母，不可耽溺情欲。这些道理当然是对的，但匡衡自己在面对石显等人的权势时，反而闭口不言。更奇葩的是，他所封的乐安侯国一开始边界不清，把临近郡的土地也划了进来。匡衡明知有错，但隐瞒贪占了这部分土地及其租税，直至被人告发，丢掉丞相大位，被免为庶人。
    尽管如此，匡衡的许多子孙依然凭借经学家法，继续充任博士职位，逍遥于仕途。
    匡衡之败是不够“谨慎”，安昌侯张禹就精明得多。张禹也是博士出身，专治《论语》，位至丞相。在张禹的时代，《论语》的地位虽然不如“五经”，但也渐渐重要起来，当时的《论语》有多个版本，张禹凭借自己出色的经学素养，对《论语》进行比勘修订，搞出一个定本，人称“张侯论”，风靡后世 12 ，也就是今天《论语》的通行版本，而其他版本渐渐亡佚，张禹的水平可见一斑。
    政治上，张禹却缺乏丞相的担当，不敢与外戚王凤争锋；私下里做生意、买田产，凭丞相之尊搞了不少泾河与渭河岸边的肥沃土地。他深居简出，庭院深深，喜欢一个人在院子深处鼓弄丝竹，尽享音乐之美。如此这般，比起匡衡的“晚节不保”，同样“腐朽堕落”的张禹反而得以善终。
    匡衡、张禹都是当世大儒、学术领袖、一代经师，他们尚且如此，那些遍布朝廷和郡县的儒生官员就可想而知，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好，今文经学的声誉和品质也就受到了损害。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高陵侯翟方进也担任汉成帝的丞相，就颇能做到廉洁克己、赏罚分明。翟方进自幼失去父亲，少年时在汝南郡当小吏，备受太守摧折，一气之下来到长安学习儒学谋求上进，他的后母很疼爱他，跟着在长安“陪读”，给别人织鞋子挣钱供他读书。
    多年以后，翟方进成了治《春秋》的大儒，当了博士，尤其精通《穀梁传》，还爱好《左传》，刘歆就在他门下学《左传》。
    翟方进为人和盖宽饶相似，史书称他“持法刻深，举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诋，中伤者尤多 ”。 13 越是对高官，他越苛刻，深文周纳打击他们，奏免京兆尹、右扶风等二千石以上高官二十多位，政敌陈咸被他打击到忧愤而死。显然，这种做派得罪了不少官员，但赢得了舆论的赞赏和皇帝的信任，最终一路当上丞相。
    这一当就是九年，也是汉成帝越发奢侈荒淫、宠爱飞燕合德的九年。绥和二年（约公元前7年）的春天，发生了一次震惊内外的灾异。翟方进接到下属报告，说是天上出现了可怕的“荧惑守心”。荧惑，就是火星，是灾难之星；“心宿”则是天上的明堂，天子布政之所。荧惑守心，就是火星停留在“心宿”之内，意味着天子将有大灾难。
    在《汉书》的记录里，秦始皇和汉高帝崩殂之前，都出现过荧惑守心的天象。
    翟方进精通天文星历，知道“荧惑守心”的含义，不禁惊慌失措。消息传来，有人上书认为，要想消弭皇帝的灾祸，得选择大臣来厌胜。大臣的位置越高，效力就越强。翟方进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皇帝果然召见了他，所谈何事，后人不得而知。但他回来之后已经打算自杀，人还没死，皇帝的策书火速送到，措辞极为严厉，斥责他为相九年、灾异频出、未能称职。翟方进见策后自杀。
    有汉以来，灾异影响政治并不鲜见，但像这样直接迫使丞相自杀还是第一次，足以说明此时的汉家天下，官民对灾异的信仰何等之深。但此事亦有颇多蹊跷之处：
    一来，后世的天文学者推断出，这个月并没有发生“荧惑守心”！ 14 实际发生的是“荧惑入太微”，这也是对天子不利的凶相。二来，翟方进精通星历，“荧惑守心”并不是流星那类刹那间消失的天象，能延续一两个月，他为什么没有辩白，而是很快自杀？三来，这一时期，王莽已经除掉淳于长，当上了大司马，而翟方进与淳于长关系密切，又是丞相，和担任大司马的王莽分庭抗礼。此事和王莽有无干系？四来，翟方进死后，皇帝却“祕之 ”，就是秘密、低调处理这件事，没有公开，但给了翟方进超规格的葬礼，多次亲自凭吊，这种待遇之高，以至于多年后翟方进的儿子翟义起兵反抗王莽时还念念不忘。
    因此，这次所谓“荧惑守心”的灾异，很可能出于一次未经记录的宫廷政变。翟方进担任丞相时间太久，树敌又多，与王氏家族关系不佳，王莽新晋，两人成为政坛上的对手 15 。因此，翟方进的反对派们利用这次灾异，将其夸张或解读为最凶险的“荧惑守心”，推动汉成帝有了令丞相自杀以代自己的想法。汉成帝召见翟方进，可能是要求甚至恳求翟方进自杀，那封措辞严厉的策书，只不过是程序，并非真的斥责。所以汉成帝才会赐予高规格的葬礼，以表示由衷的谢意甚至歉意。这也可以解释，何以是翟方进的儿子翟义举起了反对王莽的大旗，以及王莽为何对翟氏家族斩草除根，连儿童也不放过。
    但这更说明了，经学最为重要的武器——言说灾异，已经失去了驯服君主的初心和威力。汉朝人信鬼神、信天命，对灾异祥瑞很敏感，董仲舒才会在这基础上发明“天人感应”的说辞，试图用灾异祥瑞来规诫帝王。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说辞是有作用的。汉宣帝满世界去找祥瑞，本身就是他敬畏天命的表现。
    但经学的文本是敞开的，任何懂得经学的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目的解说，“灵活”借助灾异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翟方进之死，说明灾异成了惩治大臣而非规诫帝王的利器。其实，早在翟方进之前已经不乏先例——儒者谷永依附王氏家族，当别人以灾异批评王氏家族时，他却说灾异来自汉成帝无辜的许皇后，致使许皇后被废。总之，到了元、成之际，灾异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经学的公信力颇为降低。
    尽管丞相以生命“厌胜”天象，但几个月后，汉成帝还是晏驾了。
    10.今古之争
    刘歆，恰恰是翟方进的学生，他自幼跟随父亲刘向修习今文经学，对诸子、术数、诗赋、方技都很有兴趣，又是宗室，少年之时就有了些许名气。汉成帝召见他，原本要任他为中常侍留在身旁，但被大司马王凤否了，只好让他先去当黄门郎。
    巧合的是，大概不到两年，二十四岁的王莽也被拜为黄门郎。
    两个人年龄相仿 16 ，一个是刘氏宗室，一个是王氏外戚，他们长达一生的友谊虽然隙末凶终，但此时都还年轻，一起共事当有志同道合之感，他们会谈论天下大事，诸如儒学怎么发展，汉家怎么改制，经学有何种弊端，怎么以儒学来说灾异 17 ，国家有哪些问题，等等，和后世的“有志青年”应该没有什么两样。
    他俩也会去找黄门待诏扬雄聊天，扬雄比他们大十多岁，从蜀郡来到长安，被时任大司马王音召在门下，又推荐在黄门待诏，从此入仕；所谓待诏，就是等待皇帝下诏给个正式的官做，一般情况下，短则数月，长不过几年，都能得到机会。可惜王音很快去世，扬雄又是一个毫无官瘾、不求上进的人，所以他一直待诏，已近十载 18 。
    好在扬雄志不在此，他口吃，内向，不爱说话，对今文章句之学也没有兴趣，喜好博览群书，有机会就去天禄阁读书。刘歆也曾跟随父亲在天禄阁校书，彼此就熟悉了。
    小兄弟桓谭也加入了。他是太乐令之子，若以今天比照，是个喜欢“玩音乐”的“官二代”，尤其热爱被儒家所诋毁的“淫乐”。他对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也不感冒，倒是愿意学习古文学。
    扬雄和桓谭可能不太会深度参与刘歆和王莽关于“天下往何处去”之类的论辩，但在对经学的态度上，他们应该意见一致：
    那就是关于今文经学和古文学的看法。
    所谓今文经学，简单来说，因为儒经最初主要是口口相传，再加上战国的战乱、秦朝的《挟书令》，很多经书的简帛文本没有流传下来。直到汉朝，学者们才通过记忆默写下这些经书，他们使用的文字就是当时通用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犹如今天人们使用简体字来抄写古代的书。
    但是，那些先秦的旧书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有的被人保护着藏了起来，有的侥幸没有被销毁，例如汉景帝分封在曲阜的儿子鲁恭王在扩建宫殿的时候，偶然从孔子故居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些儒经，都是用先秦的文字所写，于是大家称之为“古文”，犹如今天人们得到一本古书，上面印着繁体字。
    因此，今文学、古文学最初只是文字或文献上的区别。当然，在人们默写、传播、抄录的过程中，儒经在文字、篇目、字数上会有不同，有些差别甚至还很关键，以至于后来“今文”和“古文”的内涵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学派” 19 。当然，此类问题到了后世才变得重要，在汉朝，刘歆和王莽的时代，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6节

    是否被立为学官。
    立在汉廷学官，由博士所掌的，无论是齐学、鲁学，公羊学、穀梁学，《诗经》《尚书》《周易》，都是今文经学。也就是说，今文经学是官方儒学，有完备的教育体制，明确的家法师法传承，而且伴随着汉朝的统治，积累了大量关于政治的解释，拥有一套政治哲学，与司法行政关系密切。
    例如，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素王”，就是说有王者的德性却没有天子的位置；认为明堂是议政之所，包含着君臣同堂议政的意思；主张“天子一爵”，就是天子尽管地位很高，但也是爵位之一种，因此可以褫夺；主张“讥世卿”，就是反对官僚世袭；主张“大一统”，强调天下要有“一王大法”，要“尊王”，从而抑制封君，这里需要点明的是，所谓“尊王”并不是“忠君”，而是要通过尊天下的王来抑制地方的君……这也就是为什么晚清的大臣郭嵩焘出任驻外大使，看到君主立宪国的议会、选举、总统轮换，会联想到儒家的“三代之治”，虽说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有那么点儿相似之处。
    当然，今文经学的这些政治哲学并没有多少被付诸实践，大都是政治理想，但这至少是今文经学的显著特点。
    而古文学就不同了，没有被立在学官，特别是古文学特有的《左传》《周礼》，尤其不被今文经学承认，因此严格地说古文学还不是经学，与现实政治也距离较远。
    今文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通过经师的阐释来实现的，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引经决事”之类；但古文学因为没有立在学官，又和利禄不挂钩，所以传习的人就少，也较少关乎时政，对灾异、图谶、纬书也较少涉足，多是对经文做字面上的解读、训诂，更像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哲学。古文学特有的主张，比如强调孔子是先师，推崇《周礼》的制度设计，等等，也与今文经学不同。
    总而言之，今文经学和古文学具有不同的品质，虽然同属儒学，但像两个性格差异很大的人。
    这个时候，古文学显示出生机。
    一方面，恰恰因为古文学与做官无关，所以更纯粹，更能吸引真心好学的人。一种思想如果在野，就总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如果在朝成为官方理论，就免不了功利化、“政治正确”化。所以，今文经学的那些弊端，如秦延君说《尧典》到十万字、匡衡和张禹身为儒宗却迷恋功名利禄、翟方进死于灾异等等，在古文学这里尚不存在。所以，古文学的出现，为儒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另一方面，古文学还有一大优点。自汉元帝即位以来，儒家的士大夫已经不满足于以灾异、图谶、纬书来介入帝国政治，他们逐渐兴起了实现儒家复古理想，为天下制礼作乐，建立三代之治的念头。前面曾说过的“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 ”，就是从这个阶段渐渐成为儒家的新主张。用钱穆的话说就是，汉武帝、汉宣帝用文饰修辞的方法搞儒学，汉元帝、汉成帝是“言礼制，追古昔 ”。 20
    于是问题来了，今文经学虽然有一套政治哲学，却没有发展出付诸实践的具体办法，没有制礼作乐的“说明书”。这个问题早在汉武帝封禅泰山时就已存在。皇帝都急眼了，儒生们还在吵仪式到底怎么搞，汉武帝一怒之下干脆照着自己的办法上山封禅了。
    到了刘歆，这个问题更加急迫。
    而古文经学比如《周官》，恰恰有关于儒家理想社会的制度设计，《左传》中也有一些春秋时期的史实，这些制度和史实，比起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显得更实在，不那么“务虚”。
    也正因此，比起今文经学尊孔子为“素王”，古文学则更看重周公，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而孔子呢，是传播周公的“先师”。一个把孔子看成是王，一个看成是师，差别不可谓不大。而一旦认定周公的地位更重要，那就给汉朝的制礼作乐提供了依据。
    王莽之所以在后来要当汉朝的周公，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因此，利用古文学来实现儒家理想，就成了一条可以探索的道路。尤其对“有想法”的年轻儒生，比如刘歆、桓谭，包括王莽，更有吸引力 21 。
    刘歆陪父亲在天禄阁校书时，偶然发现一套古文书写的《左传》，不禁欣喜若狂。《左传》原本不算儒经，据说是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撰，是一部单独的史书，并非孔子《春秋》的“传”，所以时人称之为《左氏春秋》。
    在此之前，刘歆主要跟父亲学《穀梁传》，已经烂熟于胸。发现古文《左氏春秋》后，他爱不释手，听说丞相翟方进通《左氏春秋》，就赶忙去拜师学习。
    翟方进是通今文经学的，怎么也通《左氏春秋》呢？这要从汉初说起。张苍、贾谊等从前人那里传习了《左氏春秋》，又一代代直传到一个叫作尹更始的人。尹更始传给了儿子、翟方进和另一个叫作胡常的人。
    胡常有个徒孙叫陈钦，王莽又跟着陈钦学《左氏春秋》。
    当然，不能说刘歆是王莽的祖师叔，因为这种传习是你跟着我学，我跟着你学，大家同一时期各自在学。真正重要的是，由贾谊传下来的《左氏春秋》，几经传抄，应该是用汉代的“今文”书写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今文经学、古文学虽然名称源于文字书写，但这两个名称确立后，关键的问题就不再是文字，而是看是否立于学官，是否属于官方儒学，以及不同的经学品质了。
    这也就是刘歆见到古文的《左氏春秋》为什么会如此兴奋，这意味着他可以论证这部书的可靠和古老。他一边仔细研读，一边把《左氏春秋》里记录的历史，一条条插在《春秋》相关的经文下面。这样，原本独立的一部史书，就变成了对儒经《春秋》的“传”了。
    《左氏春秋》也就变成了《左传》，古文学要开始发力了。
    当时，汉廷有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
    刘歆手上有了他精心阐释过的《左传》，就想切开汉廷旧的经学体系，鼓吹将古文学立在学官，从而为汉家开辟制礼作乐的新路。当然，打破旧体系，自己也就有机会后来居上，飞黄腾达。因此他虽然今古经学都通，但格外看重古文学。
    其他的“小伙伴”呢？
    扬雄给汉成帝写下气势恢宏的《羽猎赋》，被拔擢为黄门郎，终于不必再“待诏”了。不过扬雄却希望“停薪留职三年”，专心看书，研究方言。汉成帝很通达，不仅允许他读书搞研究，而且俸禄照发。扬雄热爱求知，对待学术今古兼收。
    王莽早已高升，仕途通达，担任大司马，成为帝国的要人。王莽既希望借助古文学特别是尊周公来制礼作乐，实现儒家理想，又希望继续保持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关切，深信灾异、祥瑞、谶纬，对两派学术也都不排斥。
    至于桓谭，对父辈的今文经学没有什么兴趣，尤其厌恶图谶、纬书，他追求“真理”，因此更爱与官方儒学较远的古文学。但他相信王莽将会建立不世之功，一心一意跟随王莽。
    他们的友谊不论多寡，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若即若离地维系着……
    11.刘歆要“解放思想”
    绥和二年，汉成帝猝死，哀帝刘欣即位，朝廷风气为之一变。
    从汉成帝末年到汉哀帝初，王莽和刘歆虽然地位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两人关系始终密切，关于古文学的意见也颇为相投。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印绶还没戴习惯的王莽，敏锐地觉察到新皇帝对自己的不信任，为了巩固地位，他向汉哀帝大力引荐好友刘歆。
    汉哀帝正打算重用宗室以抑制外戚，就拜刘歆为太中大夫并加官侍中。汉代大夫执掌的事务很广泛，顾问谏议、拾遗补阙之类都有，员额也没有定制，所以单看这个职务本身看不出什么来。但刘歆得了侍中的加官，就可以出入禁省，这是皇帝的宠信。不久，刘歆再迁为骑都尉、奉车都尉，得以跟随皇帝出行，宠信更甚；还官光禄大夫 22 ，成为皇帝刻意蓄养的人才。
    光禄大夫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宫内官，俸“比二千石”，虽然不是特别高，已是各类大夫里最尊贵的职务，而且很闲适。汉廷往往用大夫来安排三种人：一是病人；二是出于政治原因不好安置的人，比如董贤当大司马，他的父亲在朝廷上总不能比儿子官小吧，而当光禄大夫，不属于外朝官员，就规避了这个问题；三是不适合案牍劳形的人 23 ，比如名儒龚胜，汉哀帝还是定陶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当上皇帝后就把龚胜征召而来，先拜谏大夫，后来见他是儒臣，不适合搞行政，就安排为光禄大夫、加官给事中，宠信甚至在刘歆之上。
    刘歆也属于第三种，皇帝知道他儒学修养高，是宗室里难得的学问家，才把他放在光禄大夫的位置上，让他有时间再次牵头整理汉廷藏书，继续刘向没有完成的志业。
    和刘歆一起在天禄阁校书的，还有五官中郎将房凤、光禄勋王龚，这两位也颇受汉哀帝信任，也都有侍中的加官。论学术，刘歆更胜一筹，在刘歆的影响下，他俩也对刘歆整理后的《左传》产生了兴趣。
    刘歆的备受信任和王莽的逐渐失宠形成了对照。三公里丞相是孔光，大司空是何武，何武也通古文学。汉哀帝即位后势必要调整三公，王莽首当其冲，不久被免大司马之职，接替王莽的是皇帝当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师丹。
    师丹也是儒臣，博士出身，匡衡的学生，专治今文经学的《诗经》学，年纪已经很大了。令王莽稍显安慰的是，他与师丹关系不错。师丹任大司马辅政后，向皇帝提出一项重要的改革建议：三代之治的基础是井田制，汉朝承平日久，土地兼并严重，应该仿照井田制予以限制。
    这项建议得到了汉哀帝的支持，他令孔光、何武等人一起讨论，最后下了“限田令”，要求达官贵人们所占的土地不能超过三十顷。
    这是后来王莽实施王田制的先河，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汉哀帝意欲有所作为，在老师师丹的帮助下，主动限制土地兼并；一种是王莽在去职之前已经有了计划，被免之后，凭着与师丹关系不错，继续予以推进。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了一点，就是限制土地兼并、防止贫富分化已经是朝野特别是儒家各派的共识。
    说回刘歆。王莽被免职后，刘歆失去一个重要的支持者，但他并不气馁。恰好此时，博士左咸等人上书，提出新皇帝即位，按照元、成时期确定的宗庙迭毁制度，汉武帝对汉哀帝来说已经超出了五代，亲缘已尽，因此应废毁汉武帝的世宗庙。
    “毁庙”不是破坏，而是不再祭祀的意思。
    这条建议确实合乎儒家礼仪，也符合元、成二帝确立的制度，但实际上隐藏着儒家的一个态度：要否定汉武帝。
    自从汉宣帝时期夏侯胜力争不要给汉武帝立庙以来，儒家内部对汉武帝基本上是否定的，因为他穷兵黩武，不爱惜民力，杀戮过甚。汉宣帝为了巩固帝位，刻意抬高汉武帝，令儒家有所不满。因此，废毁世宗庙是儒家要抓住新皇帝即位的契机，否定汉武帝的一次行动。
    但汉哀帝恰恰要以汉武帝、汉宣帝为榜样来巩固皇权，并不愿意废毁，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这时，刘歆站了出来，他综合使用今文经学和《左传》里的经义，凭借深厚的儒学素养，反驳了左咸的观点，强调汉武帝的功德空前绝后，因此有资格保留宗庙。
    汉哀帝很高兴，同意刘歆的建议保留世宗庙，对刘歆的信任也加深了。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7节

    但刘歆也就得罪了儒生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后世，儒家对汉武帝这样的君主始终保持警惕。刘歆对汉武帝的维护，一定程度上确与儒学的基本主张不符，连汉武帝这样的君主都歌颂，儒家还怎么讲仁政？西汉许多皇帝如汉景帝都没有资格拥有庙号，而东汉的皇帝无论多差劲都能有庙号，在这个问题上的堕落，刘歆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但现在刘歆要做的就是维护皇帝，争取皇帝的支持，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改革经学体制，把古文学抬到学官。
    拐过年来是汉哀帝建平元年，这是汉哀帝的第一个年号。
    刘歆很知趣地把名字改了，他要避哀帝名字刘欣的讳，改成什么好呢？
    改成了刘秀。
    据说，刘歆在改名时已经见到纬书《赤伏符》里的那句话：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这句话是说一个叫刘秀的人将会在乱世中成就伟业。所以，有人猜测刘歆正是根据这个谶言才改名为刘秀，也就是说他包藏了称帝的野心。
    不过这个猜测证据不足，刘歆是宗室旁支，论继承权他毫无可能得到，此时他颇受汉哀帝的宠信，哀帝又春秋正富，因此刘歆不可能有这种妄想。刘秀这个名字很普通，比如另一个刘秀恰好就在这一年出生，为了避免混淆，我们仍然称他为刘歆。
    刘歆去见汉哀帝，恳请将《左传》和毛诗、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皇帝倒是不反对，就问经学博士们支持不支持，建议公开辩论一下。对皇帝来说，新立学官可以“广开道术” ，不是坏事，当年汉武帝建五经博士，汉宣帝开石渠会议，目的都是扩大进学渠道以招揽人才，不纯粹是支持儒家；但对博士们来说，刘歆的建议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众博士们“皆不对 ”，不是默认，也不反对，而是不表态，冷处理。
    自古以来凡是冲破旧制度，发动大论辩以“解放思想”是前提。博士们不搭理刘歆，也就不给刘歆据理力争的舞台，这比下场博弈要安全和有效得多。
    见博士们一声不吭，刘歆也不好催皇帝，只好去求丞相孔光。孔光是匡衡、张禹的继承者，当世儒宗，他对经学的现状比较满意：学官的十四博士，每一家传承都很清晰，主张也很明确，现任的博士们要么是前任的学生，要么是子侄，他们的地位是传承下来的；古文学没有清晰的传承，凭什么要立为学官？谁都知道，立了学官，就可以自成门派，创造出巨大的利益，凭什么刘歆一跃就能与积累数代的博士们并驾齐驱。
    何况刘歆还力争保留汉武帝世宗庙，与众儒实属殊途。
    孔光不同意。
    刘歆慢慢发现，这件事难办得很，他琢磨，既然博士们想低调处理，那就偏要主动出击，偏把事情搞大。
    房凤、王龚见此，决定帮刘歆一把。
    刘歆领衔执笔，房凤、王龚同署，三人向朝野抛出一篇名震千古的雄文：《让太常博士书》。
    这个题目是后人加的，意思就是：批判太常博士的公开信。
    在公开信里，刘歆等人讲了三点：
    第一，别看你们现在“学科建设”蔚为大观，但在汉初，经历了秦火和楚汉战争，书缺简脱，连一篇《秦誓》都需要众多博士集体研读才勉强弄懂。因此，从源头看，今文经学的基础并不牢靠，古文学不逊于今文经学。
    第二，今文经学虽然师法家法明确，但最初都是口口相传，现在古文学连文献都找到了，文献难道不比口传更可靠？
    第三，今文经学里，穀梁学和公羊学差别不小，也有矛盾之处，尚且都可以并立学官。凭什么说古文学就没有道理立在学官？
    从后世角度看，今文经学近乎政治哲学，古文学近乎史学或文献学，两者的政治品质不同；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口传真有可能比文献更真实。但在当时，这封措辞严厉、毫不留情的批判书一出，朝野大惊。十四博士们震怒，桓谭等人为之雀跃，谁都没料到刘歆敢将对官方经学的不满予以公开化。说到底，刘歆这封信反对的并非今文经学，而是今文经学垄断学官这件事，原本儒学内部的讨论，现在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政治事件。
    丞相孔光就不必说了，此时已经迁任大司空的师丹为之大怒，斥责刘歆破坏汉家旧制，诋毁先帝；光禄大夫龚胜并非博士，也非朝官，但他凭着名儒的身份，也跳出来反对刘歆，龚胜刻意上书劾责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请求领罪退休。龚胜能有什么罪责？他说这样奇怪的话，无非是依仗“学术权威”的身份，摆出没有教育好下一代的姿态，故意不给年轻人脸面罢了。
    汉哀帝料到反响会很强烈，就为刘歆开脱，试图平息舆论。皇帝发话，大家嘴上也就不说了。但是刘歆等三人彻底得罪了师丹、龚胜，以十四博士为首的儒生们当然与刘歆“割席”。原本在光禄大夫的位置上优哉游哉、每日进宫到天禄阁校书的刘歆，发现未央宫已经待不下去了。
    他从这些人特别是权臣的眼神里，甚至感觉到了杀机。
    出于恐惧，刘歆等三人向皇帝恳请离开长安躲避祸端，就像当年贾谊那样。皇帝同意了。
    于是刘歆被外放为河内太守 24 ，西汉的河内郡靠近京畿，地位重要且经济发达，是一处不错的地方。结果，大臣们继续大做文章，说宗室不能在这样的战略要地担任太守，因为有谋反的可能；刘歆只好被迫去更远的地方，先任五原太守 25 ，这是与匈奴交界的北方边境；又任涿郡太守 26 ，也近乎边境。几年之内，刘歆颠沛流离，备受折磨，不得不称病免官回到长安。病愈之后的日子也不好过，被安排为安定属国都尉，安定属国是安置当时内迁或投降的外族的地方，也是边境，刘歆眼看就要绝望了。
    房凤、王龚略好些。房凤任九江太守，王龚为弘农太守。
    王莽眼睁睁看着刘歆黯然离开长安。扬雄呢，学术与文学的名声虽然越来越大，但依然只是黄门郎，置身时局之外；桓谭也因为支持刘歆而备受儒生排挤，只是他人微言轻，还够不上被刻意打压的资格，为了自保，桓谭与汉哀帝外戚傅氏、丁氏乃至后来的董贤主动结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不久，王莽被遣就国，也离开了长安。
    12.好朋友一辈子
    王莽从新都国返回长安不到一年，汉哀帝刘欣崩殂，在六月的仓促之夜，王莽成为汉朝实际上的掌权者。
    在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忙碌中，王莽没有忘记他的朋友。本来要出任安定属国都尉的刘歆，在王莽的建议下，被王政君留了下来，任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为中垒校尉。长安的卫戍部队主要是北军，北军里设有中垒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等武官，而中垒校尉除了自己带兵，还管着其他的校尉，可见王莽在初掌政权的过渡时期对刘歆的重视。
    当然，刘歆的强项是学术。拐过年来，汉平帝即位，王莽的政敌也基本被铲除干净。王莽当上了安汉公，刘歆就被任命为羲和，这是王莽新设的官职，掌管天文历法。此后刘歆继续升迁，兼任多个官职，全面加入王莽的核心集团，成为王莽制礼作乐、典章制度的设计者。
    扬雄也注意到老同事王莽的归来，但他和从前一样，不主动交接奉承。他继续做着黄门郎的差事，而且，这几年他的两个孩子先后贫病而死，他不得不往来于长安和故乡蜀郡之间，跋山涉水，叹息哀痛，对朝廷的局势也更加置身事外。但是，他始终留意着王莽，在《法言》里留下了他对这一时期王莽的赞颂：“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 27
    桓谭还担任着郎官，内心仍然坚定追慕着王莽。但是，哀帝在位这几年，他和王莽的死敌丁、傅两家以及董贤的良好关系，王莽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桓谭没有奢望能够像刘歆那样迅速飞黄腾达。他已经三十七岁，性格日渐沉稳，在和王莽的密切程度上，甚至不如那些已成为王莽核心圈子的后来者，比如追随父亲刘歆的刘棻、擅长解说符命的崔发、深具谋略的陈崇。
    几位旧日朋友——如果能勉强称为朋友的话——道路渐渐不同，但关于儒家改制，对于致太平的愿望，却始终未变。而且，改制的希望也不约而同聚焦在王莽的身上。
    什么是改制？
    儒家的改制，不同于一般的改革或变法，而是建立理想国，建立“王制” 28 。
    具体来说就是“太平世”：社会消除贫富分化、人人物质上均匀；政治秩序按照道德高低上下排序；最高统治者是德位合一的王者，统治阶层是以身作则、践行仁义的君子，被统治阶层是懵懂无知、遵循礼节的小人——小人不是坏人，而是没有达到君子的人。
    在王制里，“质”的层面是社会、民生、财富上的平等，“文”的层面就是礼乐制度，“王者”既是天下的君主，还是道德的圣人、君子的典范，不依靠暴力而是通过礼乐垂拱而治，德泽天下。
    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可见，王制是儒家政治的终点，是儒家版本的“历史的终结”；改制则是儒家政治的起点。因此，早在王莽掌权之前，改制的呼声和探索已在汉廷里发轫。
    “质”的方面，比如为了限制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分化，改变奴婢的人身依附造成的不平等，董仲舒早就向汉武帝发出过“富者 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 29 的感叹，还建议说即使井田制难以施行，那也得出台一些限制占田、释放奴婢的政策，当然汉武帝是不会听的。
    比如西汉儒家认为，商业资本肆虐，商人太过富有，农民过于贫困的罪魁祸首是货币。汉元帝时贡禹就说，“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 30 ，建议废除货币，改成以物易物；汉成帝时期有人建议，即使不能废除货币，也要用上古的龟壳、贝壳来充当，而不应铸钱，铸钱是贫困的根源。
    “文”的方面，比如建立明堂、辟雍，早在汉武帝初年就被赵绾、王臧提出来了；比如更改官名、按照儒经重新确定九州边界，其发端是汉成帝时期何武推行的“三公制”官制改革；比如宗庙、祭祀制度的改革，从文景时期就被提出，在元、成、哀时期成为儒家改制的重头戏……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8节

    按照历史逻辑，王制的实现当然要靠王者的自我奋斗，但是也得考虑历史的进程，要先取得消除贫富分化、人人安居乐业、政治井然有序等“质”的基础，才能启动“制礼作乐”，从而创制“文”的理想境界。
    孔子早就说过：绘事后素。
    但显而易见，比较而言，“质”的目标太过理想化，也很激进，其实是难以达到的，仅仅消除贫富分化这一点，就几乎是人类各大文明永恒的主题。倒是“文”的改制，看起来比较容易。
    所以无论是踌躇满志的王莽，还是有心推动改制的刘歆、桓谭，都会不约而同地先把“文”的制度设计进行下去。像明堂、辟雍、封禅、巡狩、宗庙、祭祀等一系列制礼作乐的“公共议题”，实际上已经启动，有些甚至完成得差不多了。以往儒家常常为怎么建立明堂、怎么建立宗庙而争论，在《周礼》《左传》等新的古文学出来以后，也有明确标准和具体做法了。
    他们可能还认为，先确立礼乐制度，社会民生才能越来越好。
    于是，从王莽第二次出任大司马到他登基之间的日子里，刘歆等人在制礼作乐上帮了他大忙：
    封周公的后代为褒鲁侯，封孔子的后代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重订车服、婚丧嫁娶、学校教育的礼仪，特别是刘歆为王莽嫁女设计的婚礼成为天子礼的典范；汉廷争论了三十多年的祭祀制度也在这期间得以确定，明堂、辟雍、灵台等儒家的神圣建筑纷纷开始修建；还有更定官名，重划九州，考定音律，作《三统历谱》，等等，这些“制礼作乐”的事情，背后都有刘歆等人的影子。
    刘歆更为王莽议九锡之礼，加宰衡之号，立居摄之仪，直至为王莽制定最特殊的“摄皇帝为母服丧”礼等专属王莽的礼仪，可以说没有刘歆，王莽的进阶之路不会如此顺利。
    当然，刘歆也终于能一吐哀帝时的怨气，光明正大地征召天下通经特别是治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以及其他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学术的人来到长安，前后有千余人，大有网罗天下学术的气魄，与几年前十四博士千方百计阻挠他将古文学立在学官的狭隘做法迥异。
    这一番努力换来的，是刘歆被封为红休侯。
    桓谭也愿意出力，他为王莽建立明堂、辟雍出谋划策 31 ，又被提拔为司空掾，参谋治河事宜。这些倒不算什么，翟义起兵之时，天下震动，连刘歆都被拜为扬武将军，率兵屯在宛城，一时军令如飞，剑拔弩张。
    王莽作了《大诰》，抱着刘婴，向朝野极力辩解将来一定会返政给刘婴。为了让长安以外的郡国知道他的承诺，王莽令桓谭担任谏大夫，与其他人持《大诰》颁行天下。
    这个任务有一定危险，假如翟义起兵得到四方响应，那么桓谭等人的脑袋就得被挂在城门上了。
    桓谭不辱使命，在一片兵荒马乱里，向各地官民解释了王莽的承诺，稳定了民心，避免了翟义起兵引发连锁反应。待到桓谭返回长安，翟义的起兵已告平息，桓谭被封为“明告里附城”，这个爵位相当于汉朝的“关内侯”，没有土地的实封，“附城”就是附庸，“明告里”不是实指的地方，而是褒扬桓谭能够“明白告诉天下人”。
    这也是桓谭与王莽关系最密切的时候。
    连置身事外的扬雄也发挥着作用，他帮助王莽立了《乐经》博士，还在王莽变更官名、重订九州时，写下饱含赞美之词的《州箴》和《官箴》进行歌颂。
    王莽和刘歆等人的努力，使得汉朝百年里积郁的儒家理想主义信念在几年内喷薄爆发，一项项改制措施变为现实，这无疑得到了众多儒生儒臣的赞美和支持，也推动王莽走到禅让的前夜。
    但是，关于禅让这件事，从儒家角度看，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上面所说的文质孰先孰后的问题。
    王莽彻底解决民生问题了吗？消除贫富差距了吗？天下人都认可吗？如果都没有，怎么能开始制礼作乐？谁又来确认“制礼作乐”是否合法有效呢？
    上天来确认。
    准确地说，是上天通过祥瑞、符命来确认王莽的天命，通过灾异来确认汉朝的没落。
    桓谭并不相信谶纬、符命，而那个叫崔发的小人物，最擅长解说符命，越发得到王莽的眷顾。
    于是各种祥瑞、符命接踵而至，有了符命的加持，王莽的制礼作乐就被盖上了“合法有效”的印鉴，王莽也就能走向帝王的神坛。刘歆等人或许对王莽并不是百分百满意，厌恶谶纬符命的桓谭也终于感受到与王莽的隔阂。但是，推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以和平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位，实现王者的德位统一，正是儒家所设想的理想图景。
    除了王莽，没有第二个人。
    禅让，是儒家一系列礼乐制度设计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禅让的实现，意味着天下终于回到唐尧虞舜的“三代”政治，政权可以和平更替，谁贤能帝位就让给谁，既不要“家天下”的世袭，也不要战国秦汉的比拼武力，最好连“汤武革命”也尽量避免，这就保证了政治永恒的和平稳定。
    这是华夏历史上，首次在帝制时代实现了政权的和平更迭，是空前的政治创新，令当时大部分儒家极度振奋，如果这条路成为常态，今后政权更迭这样的大事将摆脱暴力与阴谋。而在这个过程里，今文经学奉献了关于祥瑞、灾异和符命的微言大义，古文学贡献了制礼作乐的制度办法，今古文经学的“合作”远多于争议。
    不知道当时是否有儒生经师们想到：王莽的天下能坐久吗？他万一失败了呢？如果他失败了，儒家这整套的政治理想还有第二次付诸实践的机会吗？
    注释：
    1 　以上，《汉书·盖宽饶传》，第3245页。
    2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90页，中华书局，1959。
    3 　《汉书·沟洫志》，第1697页。
    4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第94页。
    5 　《汉书·盖宽饶传》，第3247页。
    6 　《汉书·盖宽饶传》，第3247页。
    7 　《汉书·萧望之传》，第3286页。
    8 　《汉书·萧望之传》，第3287页。
    9 　《汉书·元帝纪》，第298页。
    10 　弘恭在萧望之死后不久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直至汉成帝即位后才失势。
    11 　《汉书·元帝纪》，第299页。
    12 　所以2015年海昏侯墓出土“张侯论”诞生之前的《论语》版本残简，就引起了强烈关注。
    13 　《汉书·翟方进传》，第3417页。
    14 　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
    15 　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载王健文主编：《政治与权力》，第1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16 　刘歆生卒年不详，从他活动的时间上下限看，与王莽年龄相仿。
    17 　陈侃理：班固《五行志序》全袭刘歆之说，后代《五行志》也相继沿用，影响深远。见《儒学、数术与政治》，第130页。
    18 　对扬雄到长安入仕的时间，史书记载前后矛盾，亦有错讹，历来各家争议颇多。鉴于可靠文献不足，这里采纪国泰之说，见《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4期。
    19 　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见《经学抉原》，巴蜀书社，1995。
    20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9页。不过，古文经所倚重的《周礼》大概是战国时期形成，其对周代礼乐制度的设计是对战国时期新的官僚体制的反应，不是真正的周代礼制，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当然，对笃信古文的汉儒来说，《周礼》就是周代礼制。
    21 　儒家经学的今古文问题非常复杂，自古特别是近代以来，经过廖平、康有为、皮锡瑞、周予同等学者的努力，再加上百年来现代学术研究的积累，对相关问题有了很深的理解，但至今还不能说有“标准答案”。鉴此，限于本书的篇幅和目的，这里仅能对今古文经学的问题做极简、极笼统的描述。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59节

    22 　《汉书·刘歆传》说他迁“奉车光禄大夫”，《房凤传》称“奉车都尉刘歆”，可能刘歆像当年霍光一样，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23 　三种分类见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2版）》，第12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4 　今河南北部。
    25 　今内蒙古包头一带。
    26 　今河北衡水一带。
    27 　扬雄：《法言·孝至》，见《法言义疏》，第559页，中华书局，1987。
    28 　刘小枫主持译事，取《荀子》篇名，将柏拉图的《理想国》译为《王制》。
    29 　《汉书·食货志》，第1137页。
    30 　《汉书·贡禹传》，第3075页。
    31 　孙少华：《桓谭年谱》，第1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第六章　始建国元年春正月：皇帝
    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
    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
    据土德受，正号既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
    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
    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新莽时期铜嘉量铭
    一、从周公到尧舜的22天
    1.服丧风波
    居摄三年（公元8年）。
    这年一开始就地震，不过，摄皇帝王莽并不以为然。因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翟义叛乱即将结束。年前，他刚刚收到宠臣南乡侯、司威 1 、前线监军陈崇的一封上书，不仅告诉他消灭翟义军队的好消息，而且看起来翟义叛乱像是一场天命已定的祥瑞。这封信写得很有意思：
    陛下奉天洪范，心合宝龟，膺受元命 ，豫知成败 ，感应兆占，是谓配天。配天之主，虑则移气，言则动物，施则成化。臣崇伏读诏书下日，窃计其时，圣思始发 ，而反虏仍破 ；诏文始书 ，反虏大败 ；制书始下 ，反虏毕斩 。众将未及齐其锋芒，臣崇未及尽其愚虑，而事已决矣。
    陈崇对王莽的称呼，说明摄皇帝可以被称为“陛下”。这封信透露了王莽受命的意义：居摄元年王莽祭天，昭示天命已经转移到他身上。从此王莽就能够和天命互动感应了。他思考，能影响天地之气；他说话，能改变天地物理；他施政，能实现王化。所以，陈崇把王莽讨翟义的诏书出炉的时间和翟义叛乱被镇压的时间一对比，“神奇地”发现，王莽还在构思诏书时，翟义已经露出败象；诏书写好之日，正是翟义兵败之时；收到诏书的时候，翟义就被杀了。
    所以，平叛这件事压根不是我等官兵之力，而是陛下一个人的功劳！翟义之乱并不见得是坏事，而是王莽能够和上天同呼吸共命运的祥瑞啊！
    陈崇受宠不是没有原因的，从早期为王莽设计上位“路线图”，到说出这样一番天人感应的肺腑之言，谁心里不美滋滋的。
    不久，陈崇和将士们凯旋长安，围观的市民可能不知道，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目睹汉军的胜利归来。
    王莽在未央宫白虎殿置酒劳军 2 ，将士们欢饮庆贺，期待着朝廷的褒赏。
    陈崇是监军，了解战事经过，就被要求考定军功，以便行赏。论功行赏本属常事，不过这次不太一样。王莽借此事正式推行了“五等爵制”，也就是公侯伯子男的爵制。
    在王莽等人看来，汉朝延续秦朝施行的二十等爵制以及诸侯王制都是不合乎礼的，作为儒家改制的一部分，应该取消 3 ，改为周朝的五等爵制 4 。
    其实周代爵制十分复杂，但当时王莽和他的一些儒学顾问认为周朝施行的是五等爵制。早在汉成帝时期，汉廷就已经封殷（孔子）、周的后裔为公，所以仿照周朝进行爵制改革是朝野共识，王莽只是继续推行而已。这些将士们功高的封为侯、伯，次等的封为子、男，而不再称列侯，二十等爵制里的关内侯也改称“附城”，取附庸之意。
    五等爵制的实施，意外惹出一个问题：王莽的宗法身份。
    王莽是摄皇帝、假皇帝，那么他原来的新都侯爵位如何处理？安汉公的公国又该怎么安排？
    安汉公是尊称，与摄皇帝倒不妨碍，就好比周公称“假王”，也仍然是“公”。新都侯的爵位就不同了，这是王莽从父亲王曼手中继承的，意味着王莽是新都侯国社稷的继承者。但他现在又是汉家社稷的看护者，一个人同时为两种规格、两个姓氏的两个社稷行使宗法权，很怪异也很别扭。
    况且，五等爵制的施行，让王莽的两个儿子都从原来的列侯进位成了公爵，侄子王光也被封为侯爵。王莽怎么还能当新都侯爵呢？
    幸好有周公的先例！周公封鲁，长子伯禽到鲁国当国君。鲁国是侯国，但不妨碍周公的身份。
    所以，王莽把长孙搬了出来，就是在吕宽大案里死于非命的王宇和吕焉之子王宗，继承新都侯爵位。这就意味着，王莽退出了新都侯国的宗法义务，让王宗成为王曼这一支的继承人。王莽的儿子则是自己宗法上的继承人。
    这个问题刚应付过去，王莽的母亲又去世了。老问题再次被提出来：王莽怎么为母亲服丧？
    服制是丧礼最重要的部分。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博爱，而是等差之爱，一个人如果自称爱父母和爱陌生人等同，那一定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是虚伪，甚至是“禽兽” 5 。正常人会更爱与自己亲缘更近的人。所以，服制的不同是基于人之本性的流露，关系越近，爱得越多，哀伤也就越重，在服制上也就各有等差。
    父母去世，乃人事之至哀，孝子要服最重的丧服，这本没有什么疑问。但班固在这里给了王莽一个看似平常、实则极为致命的描述：
    （王莽）意不在哀，令太后诏议其服。 6
    说王莽的心思不在表达哀痛，而是忙于令群臣讨论他服丧的服制。
    儒家丧服礼仪俱在，难道说为父母服丧的服制还需要讨论吗？
    对王莽来说，需要！就像他刚刚把新都侯的爵位让给了长孙，说明他在宗法上不把自己当作王曼的儿子，所以也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给母亲服丧。
    当然，这与王莽是否真的悲伤是两回事。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外人未必深知。阮籍母亲去世，在人前他依旧喝酒吃肉，以致被闲人向皇帝“举报”为不孝，可他在无人之处悲痛呕血，难以自持。所以，班固说王莽“意不在哀 ”，未可全信。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60节

    但班固的指责，至少说明王莽要通过服制来重新定义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明确自己作为摄皇帝，和汉家、王氏在宗法上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周公不曾遇到的问题，因为周公本身就是周王室成员，而王莽是外戚。
    几年前，王莽曾因“为人后”的伦理大义，诛灭了汉平帝的母家卫氏家族；新城侯金钦只是说了几句有违“为人后”之义的话，就被斥责为“乱国、不孝、大不敬”，最终自杀了结。
    如今轮到王莽自己了。一方面，他应该是愿意承汉室之后的，这意味着他离真皇帝更近；但另一方面，若为汉室之后，按照“为人后”之义，他就不能为自己的母亲服孝子之丧，但他早年是凭孝敬母嫂才声名鹊起，如果操作不好，将会人格破产，名誉扫地。
    孝敬之名声和奉祀之礼仪，令王莽陷入了矛盾。
    而且，王莽凭什么算作刘姓的“为人后”呢？有什么依据呢？
    刘歆站了出来。
    刘歆与众多博士儒生讨论了王莽的服丧之礼，证明王莽确实有资格承汉室之后。其中关节是：王莽是按照太皇太后的诏令居摄，太皇太后是汉室的“天下母”，有资格让王莽“奉汉大宗之后 ” 7 ；王莽虽是王政君的侄子，但宗法上要“奉共养太皇太后” 8 ， 这就构成了一条勉强说得过去的宗法关系。
    按照《仪礼》，父亲去世，孝子要服最重的“斩衰”。父在，母亲去世，要服次一等的“齐衰”一年；若父亲先已去世，母亲又去世，服“齐衰”可以到三年。假如一户人家有正妻生的嫡子，有妾生的庶子：嫡子死了，庶子继承家业。当庶子的生母去世，因为庶子宗法上的母亲是正妻，庶子只能为生母服亲戚里最轻的“缌麻”。
    “缌麻”有多轻？一个人为外孙、外甥服丧就服“缌麻”。比“缌麻”还轻一等的只剩下给去世的朋友所服的“麻”。
    如果王莽是普通士大夫，为母亲服三年“齐衰”并无疑问。但王莽既然奉了汉室的大宗，那就不同了。照刘歆的看法，王莽不能顾及“私亲”为生母服丧，因为他母亲是级别等同于列侯的封君“功显君”，应当按照《周礼》中天子为诸侯服丧的礼仪来操作，服“缌缞”，非常之轻。而前不久继承新都侯爵位的王宗，则要作为宗子为曾祖母服丧三年。
    王莽的道德就体现在这种为了公义而不顾私亲的行为上，类似于后世那些为公事而不顾家庭的“榜样”“楷模”。无独有偶，就在王莽母亲的葬礼刚刚结束不久，王莽的侄子、衍功侯王光请托执金吾窦况，让窦况帮助他杀人。此事被陈崇查实，凭陈崇和王莽的密切关系，陈崇大概先向王莽请示并征得了同意，然后才公诸天下。案子一经公开，王光、窦况非常恐惧，王光的母亲也就是王莽的寡嫂，对王光说了一番话：
    汝自视孰与长孙、中孙？ 9
    意思是，王光啊，你觉得你和王莽的两个儿子比起来，谁与王莽更亲？
    王莽当年侍奉寡嫂，照顾侄子，为王光娶亲，赢得了时人的赞赏。可王光母亲的这句话极为冰冷绝望，可知这些年来，王莽的家人对他的习惯、心态已经心知肚明，知道王莽一定会为了公义、正义的外在形象而不惜牺牲家人。
    王光母子随即自杀。
    当年的寡母、寡嫂、侄子，如今都在王莽公义的外表下，或是礼仪被放弃，或是生命被牺牲。人情毕竟是人情，王莽为母亲只服最低的丧服，逼死寡嫂侄子，朝野之人对此必定会有腹诽，王莽也应该有所感觉：
    以王氏的身份为刘氏奉祀，再怎么弥缝也无法调和龃龉。王莽只有占据皇帝之位，开创自己的皇朝，祭祀自己的祖先，将汉家扫入历史，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以来，王莽效仿“周公”走到了居摄的位置，但恰恰是周公阻止他迈出最后一步。周公毕竟“复 子明辟 ”，归政于成王，如果王莽想更进一步，那就必须绕过周公、扬弃周公，另寻途径！
    2.与皇帝一步之遥
    翟义叛乱平息后，长安和京畿一带平静了许多。
    和七国之乱、汉武帝开边战争比起来，这次叛乱的规模其实并不大，帝国的社会经济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地方上的自然灾害、社会问题，也并不直接影响天下辐辏的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不多时，进出长安的人流又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官员、商贾、使者、平民、太学生们络绎不绝，向天下展示着帝国承平百年的繁华，也显露出将要开万世之太平的新气象。
    只是，这繁华与汉室几乎无关。这是汉室的末世，也是帝国的涅槃。
    各地的祥瑞多如牛毛，报祥瑞的使者接踵而至，诸如灵芝、珍禽、奇树之类，未央宫里负责记录的官员已经见怪不怪，多数也不再向上司报告，整理后直接归档。其中有些竹简的下一次面世，将是两千年以后。
    但有些祥瑞，准确地说是符命，则会被官员小心翼翼地呈送到摄皇帝面前。祥瑞，主要指自然现象，而符命则体现了神灵不可测的意志。
    齐郡境内有个广饶侯国，广饶 10 侯刘京是宗室，他的一封上书引起了王莽的兴趣。他的名字在《汉书·王子侯表》中不载，可能是元始五年明堂刚刚落成、王莽主持首次明堂祫祭时大封的诸侯之一 11 ，因此对王莽心存感激。在举国献祥瑞之时，刘京也呈上了一则极为直白的符命。
    刘京在上书中说，居摄三年七月，齐郡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名字叫辛当，一晚上做了好几个一样的梦，梦中有一人，自称是天公的使者，特意来告诉辛当一句话：
    摄皇帝当为真。 12
    还说，你若是不相信，“此亭中当有新井 ”。第二天，辛当一早起来就下楼 13 去看，果然发现亭楼下有一个百尺深的井。
    临淄县的亭长梦见符命，为什么不通过上级齐郡的长官，反而通过隔壁的广饶侯传递到王莽呢？这说明此事极有可能是刘京所策划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多名刘氏宗室向王莽献出祥瑞，其动机毋庸多言。
    但刘京所献的符命是梦话，空口无凭，唯一的证据——那口显然是提前挖好的井——又无法移动，所以这个符命是比较拙劣的，之所以被王莽看重是明确说出了“为真 ”这两个字。幸好，还有车骑将军的属员扈云，奏说巴郡宕渠 14 县出了一个石牛；太保王舜的属官臧鸿，奏说扶风的雍县出了一块有图案的黑石 15 。这两件事就证据确凿，王莽决定要亲自迎接这些符命。
    居摄三年冬至那天，是十一月初九壬子 16 ，巴郡宕渠发现的石牛被送到未央宫前殿；过了六天，是戊午日，雍县黑石上的图案也被抄送到未央宫前殿。王莽与堂兄弟、太保王舜亲自去验看，忽然天上刮起大风，尘土飞扬，什么也看不清。待到风停，王莽和王舜赫然发现有一块铜制的符和一张帛书落在石牛之前，上面写着几行字：
    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17
    这些刮风降符之事，证人只有王莽、王舜，以及升职为骑都尉的王莽心腹崔发。就唯物的常识来说，这铜符、帛书都是作伪。但汉人本来就普遍笃信鬼神，也相信天降符命，所以此事在当时几乎无人提出疑问。
    又六天后的甲子日，王莽向王政君正式报告。已经快八十岁的她，看惯了王莽每隔几年就搞出一些类似的符命、祥瑞。这次看到这道符命，心里会怎么想呢？
    她可能会想：这个符命只说“承天命”，却没说天命到底是什么，怎么承。
    王莽的解释是，符命的意义是让他当彻底的“假皇帝”。从前，周公“居摄称王”，《春秋》鲁隐公 18 摄政称君，这两件事情都为儒经所赞许。也就是说，周公、鲁隐公都是摄政，但儒经并没有称之为“摄王”或“摄公”“摄君”之类，《春秋》是把鲁隐公作为正儿八经的君主记录的。所以，王莽建议去掉“摄皇帝”里的“摄”字，任何情形下都称为“假皇帝”。
    前面已经说过，“摄皇帝”意味着代理职权、主持工作，而“假皇帝”是代理职位，“假皇帝”高于“摄皇帝”。王莽这次又向前进了一步。
    但这一步迈得实在太小了。又是新井，又是石牛，又是铜符帛书，王莽费了很大力气，却仅仅去掉了“摄”字，仍然没能突破“假”的范围。这其实说明，王莽仍然没能找到扬弃“周公”模式的好办法，因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横亘在他的面前：
    要走怎样的合法程序，才能让王姓的假皇帝取代刘姓的皇权，成为真皇帝？
    我们不妨帮王莽捋一捋：
    在此之前，王朝的合法更替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汤武革命，也就是“吊民伐罪”，以有道推翻无道。汉家“诛暴秦”而立国，勉强可以纳入其类。但王莽不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因为汉家承平日久，即使“德衰”，却谈不上罪，汉帝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一夫纣”。而且汉家有安汉公辅佐，朝廷一直宣称汉家已“安”。“汤武革命”这条路不可能。
    一种是尧舜的禅让。比起真刀真枪的“汤武革命”，“禅”显得复杂而邈远。其实，先秦儒家并不特别推崇禅让，儒家虽然赞美尧舜，但儒家以西周礼乐为基础，所以更支持宗法继承，对禅让没兴趣，特别是荀子还反对禅让。法家就更厌恶禅让了，韩非干脆说不存在禅让，舜禹都是篡逆。《竹书纪年》里还说尧是舜逼迫退位的。最推崇禅让的是墨家，而墨家又是先秦儒家的大敌。
    禅让这种观念的复兴，主要是在战国。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就要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袭，主张“选贤与能”，而君主的禅让是选举贤能的最高级形式，这才有秦孝公曾想禅让给商鞅、燕王哙禅让给国相这样的事。其实，从战国后期到汉朝，选举贤能是很多君主帝王认可的理想。刘歆的父亲刘向在《说苑》里讲了个故事，始皇帝说：“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 在司马迁笔下，汉文帝立太子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
    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 19
    汉文帝当然不会真的要选贤而禅让，这只是他立太子时的谦辞。但他毕竟出生在楚汉战争期间的“后战国”时代，离战国不远，对禅让是不避讳的。
    到后来，禅让一度变得敏感。汉宣帝的司隶校尉盖宽饶为了讽谏汉宣帝不要重用宦官，在封事中语气激愤地说了些和禅让沾边的话，就被迫自杀了。再后来，随着五德终始之说的流行，人们开始坚信天命转移、易姓换代，天下非一家一姓所独有，禅让这才不那么敏感。
    所以，王莽应该早就考虑过禅让的方式。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禅让需要由一个帝王来让，而此时汉家并没有皇帝，只有一个尚未告庙的皇太子刘婴，所以即使汉家要禅让给王莽，谁来禅呢？
    按照五德相生来推演，汉家德衰，天命已经转移，但终究需要一个合法的仪式或者说动作来实现人间权力的更替。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61节

    王莽决定采取的动作是改元。他令人去兰台查阅汉哀帝几年前改元“太初元将”时候的档案，找到夏贺良等人当年为汉室“再受命”时制作的谶书，决定仿照汉哀帝的做法，改元为“初始”，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万物更始、源本复初的纪元，强调今后再无“摄皇帝”，而是“假皇帝”的时代了。
    这表明，王莽至此没有找到“即真”的办法，离“真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但无论如何就是跨不过去。
    王莽已经技穷。
    表6.1　王莽代汉前夕日程表
    3.河出图，洛出书
    汉朝这次改元“初始”，并不是说从下一年才开始，而是把已经到了十一月二十一号的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也就是说改元的第二天就已经是初始元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了。
    就在这一日，负责宫廷警卫的武官期门郎张充和其他六人，决意要劫持王莽。但在举事之前被发觉，六人随即被杀。据说张充他们打算立汉宣帝的曾孙楚王刘纡为帝。楚王这一支的确有些特殊，刘纡的父亲刘衍有三兄弟，分别是大宗刘文和刘衍、刘勋。刘勋被封为广戚侯，而皇太子刘婴就是刘勋的孙子。也就是说，刘纡是皇太子刘婴的堂叔。所以，张充等人预谋劫持王莽，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所考虑的。
    这件案子的蹊跷之处在于，以往王莽会抓住一丝端倪就大做文章，穷治到底。这次却不同，他只是处死了张充，没有继续追究楚王。当然，刘纡远在楚国，应该没有牵扯到这个案子里。但更大的可能是，这几天王莽非常忙碌，心思都在“即真”上，对这件事也就顾不上了。
    也是在这一日，朝廷正式颁布改元初始的法令。长安的士民近水楼台，最早知晓了这一消息。
    广汉郡梓潼县人哀章，这一天也在长安，他很可能是太学生或是博士弟子，对儒经、符命、谶纬等都很熟悉。和他一起“学问长安 ” 20 的人里，哀章是一个格外热衷言说五德终始、天下大势，颇有些预言家风范的人。
    这样的人也擅长投机。
    早在三年前王莽刚刚“居摄”时，哀章就窥破了王莽的心事。他精心制作了两个铜匮，也就是铜匣子，一个里面放了“图”，一个放了“书”，这是模仿《周易系辞》里说的“河出图，洛出书”。这些“图”“书”应是写在木简上，放在铜匮之中，还按照汉朝当时书信的格式加上盖子，用绳子捆结实，填上封泥，最后在封泥上盖上书检 21 。在一般的书信邮寄中，书检就相当于信封，上面印着寄信人的印章等署名信息。
    哀章所作的铜匮封检，大抵也会遵循这种惯例。其中，放“图”的那个封检，署了一句话：
    天帝行玺金匮图。
    放“书”的那个封检署的是：
    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 22
    这两个封检署名，细究大有深意。
    首先，两个封检都是“行玺”。在汉朝特别是中后期，皇帝有六玺，其中“皇帝行玺”是用在任命诸侯王的场合。那么，天帝行玺、赤帝行玺，也就是比照人间皇帝分封诸侯，以天帝的身份任命人间的帝王。这证明哀章对汉朝的玺章制度比较了解。
    其次，汉朝奠基最重要的事之一是“赤帝之子斩白蛇起义”，“书”的封检明确说，“赤帝”通过给刘邦“行玺”，给“黄帝”以策书，也就是刘邦以赤帝之子的身份给黄帝的后代转达册封之书，这就描述了禅让的逻辑。
    哀章制作好铜匮之后，并没有急于拿出来，而是等待、观望。一年又一年，哀章看着王莽制礼作乐卓有成效，又多次平叛牢固掌权，统治基础一天天坚实起来。他相信王莽迟早有称帝的一天。
    于是，当哀章听说齐郡神井、巴郡石牛等祥瑞和符命的时候，他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初始”年号颁布后，哀章当机立断，抓紧时间做了些准备。在新年号颁布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丙寅日黄昏时分，他终于走出家门。
    行人多半会注意到，这个人身穿形制奇特的黄色衣服，手里小心翼翼地拿着铜匣子，顺着安门大街向南走。走到长乐宫的西南方向，那里坐落着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的宗庙，也就是高庙 23 。
    高庙是宫廷重地，守备森严。哀章虽然有备而来，还是被挡在了外面。他告诉守卫，此番来到高庙，是要代天帝和赤帝传递符命。
    守卫连忙向长官高庙仆射报告，仆射不敢怠慢，亲自出门拜接铜匮，先请哀章在庙中等待，然后火速去未央宫禀报王莽。
    王莽正在接见侍郎王盱 24 。据王盱所说，他刚刚在未央宫前殿大门外，忽然看见一个人身穿白色单衣，方形领子上挂着红色装饰，头戴小冠，站在前殿外面对他说：“今日上天同其颜色，将天下人民托付给皇帝。”王盱觉得奇怪，紧走十几步要去看个究竟，结果那白衣人倏而不见了。
    这件祥瑞与广饶侯刘京所转述的亭长辛当的梦话都是孤证，空口无凭，很可能是王盱自己的行为。
    正在此时，高庙仆射赶到了。王莽听说这两只铜匮是由黄衣人送到高庙，封检上的文字又是如此震撼，马上召集近臣前来拆封。众目睽睽之下，铜匮的封检被打开，一“图”一“书”，至此大白：
    那“图”，绘制的是尧后火德、舜后土德的五德循环和汉朝“三七之厄”的术数推演 25 ；那“书”则明说王莽当为真天子，皇太后也要遵循此天命：
    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 26
    这句话至为重要，是汉高帝刘邦根据天帝和赤帝的运命，将国家禅让给新朝皇帝。如此，王莽所纠结的难题迎刃而解——不一定非得是活着的人禅让，死去的人也可以。而且，请刘氏的高皇帝亲自禅让，说服力更强。
    在汉朝人的观念里，鬼神的世界本就是真实存在的。例如汉墓，特别富有生活气息，有的墓里连马桶都有。刘邦的肉身虽然湮灭，但神灵依然活在人间。祭祀刘邦的高帝庙，每个月都由礼官把刘邦生前的衣冠从庙寝请出来，巡游一番，送到庙里，仿佛刘邦仍在享受人间的风景。所以，请刘邦禅让给王莽，说得过去。
    此外，“图”“书”中还说王莽有大臣十一人，除了现在高高在位的八个人外，还有哀章自己，以及王兴、王盛。这两个名字既有“王氏兴盛”的彩头，又是当时极为普通的人名，相当于20世纪末的王伟、王军之类，查访的余地很大。
    上天的符命已经说得如此清楚明白，王莽仍然按部就班地表示，兹事体大，需要廷议，现在天色已晚，等明天早上再说吧！另外，为表示诚惶诚恐，王莽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吃不睡，直到此事完结。
    4.王莽受禅！
    次日，初始元年十一月廿四，丁卯日。
    丁卯不是个普通的日子。
    丁，属火，汉是火德；卯，“劉”姓中有一个卯字。王莽一宿没睡，这天一早就举行廷议，特意请了汉宗室、忠孝侯刘宏召集公卿来讨论。同时，王莽还将“图”“书”送至王政君面前。
    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仅仅在十五天之前，巴郡的石牛才运到；仅仅在三天前，王莽还承诺将来还政给子婴，现在就要在前朝和后宫同时摊牌，讨论禅让的大事了。而上一次禅让天下，是发生在舜帝禅让给大禹之时。 27
    未央宫前殿人声鼎沸，公卿们聚集在前不久巴郡运来的石牛旁边各抒己见。他们虽然对这一天有所准备，但真要决策议定了，反而出现了议而不决的胶着局面。
    另一边，王政君见到符命后，大惊失色，特别是策书里明说皇太后也要执行，简直像是特意告诉她似的。她三天前刚批准了改元的建议，以为自己八十老朽可以过几年安稳日子，万没想到目睹这样的符命。
    她告诉王莽的使者，坚决不同意汉家禅位，自己是汉家的太皇太后，不会允许汉家在自己手中终结。
    此时哀章可能仍然留在高庙中，耐心地倾听刻漏滴答，等待着天命的告白。
    一个千古疑问——这件事，是哀章自己独立所为，还是王莽的授意安排？
    若说是王莽授意，不是没有可能：其一，丁卯日意味着汉朝天命的终结，第二天王莽就受禅了，说明这个日子先已定好，王莽提前安排的可能性很大。其二，策书明确说出“新皇帝”三个字，但此时王莽还没有建立“新朝”，哀章如何事先得知？其三，策书里还格外提出皇太后也要执行，说明有人告诉哀章，王政君虽然支持王莽居摄，但却是称帝的最大障碍，所以要以符命来辖制。因此，说王莽授意哀章是有可能的。
    不过，哀章独立所为的可能性更大。哀章既然能自制符命，对丁卯这样的日子保持敏感很自然；而“新朝”的名称和皇太后的意图，在当时恐怕已不是秘密，王莽崛起于新都侯，儒家强调“新命”，已经在汉家天下流传了很多年。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62节

    而且，王莽始终没有主动提出禅让的方案，也没有解决皇帝缺位的汉朝怎么禅让的难题，一直在“假皇帝”的身份上绕圈，还从兰台里寻找汉哀帝“再受命”的旧档。从改元“初始”到哀章献符，前后只有几天的时间，如此仓促，实在不像是早有授意和预谋。此外，哀章在策书中窜入自己和王盛、王兴的名字，是哀章自己打的小算盘。因此，此事由哀章独立所为的可能性极大。 28
    既然是哀章的个人行为，这件事就棘手了：倘若王莽早有安排，那么公卿廷议不会迟迟不决。这种胶着令王莽感到焦虑。他既担心公卿们的迟疑演变成普遍反对，也害怕王政君突然出面阻止。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又一件不可思议的祥瑞发生了——那巴郡石牛突然说起了人话：
    趣（促）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 29
    就是说，赶紧催促新皇帝到高帝庙受命，别耽误了！
    决断，是最重要的政治能力之一。石牛说人话太过荒诞，一定是王莽所造，但这证明了王莽要在丁卯这天彻底解决问题的决断。丁卯是王莽认定的受命之日，决不能更改。他下令侍从做好准备，吩咐刘歆等人马上商定礼仪，起草诏书，确定改正朔、易服色等诸多事项，明日他将正式到高帝庙受禅。
    第二天，戊辰日。
    王莽又是一宿没睡，也没有进食，但他神采奕奕，看不出憔悴的样子。当然，他也不会喜形于色，而是庄重严肃的修治仪仗，登上马车，缓缓来到高庙。高庙的诸多礼官以及哀章都已在等候。
    高庙礼官已提前拿到图和策书。
    高庙的大殿里、汉太祖的灵位前，清庙之乐，钟鸣铿锵。从前，汉家皇帝登基，都要来这里拜谒高帝之灵，寓意继承祖先的祖产，从高帝手中获得统治天下的许可。
    今日不同了。礼官以高帝之灵的名义，将图和策书正式交付给王莽，表示高帝刘邦已亲自禅位给他，标志着汉朝落下帷幕。最后，礼官又给王莽加上帝王冠冕，表示王莽接受了禅让。
    禅让大礼尽管十分庄重，但很仓促。禅让完成后，王莽从高庙先去了长乐宫拜谒王政君，他要去拿汉朝的传国玉玺。
    当年刘邦率军初入咸阳，屯兵霸上。已经去了帝号的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并奉上始皇帝的玉玺。刘邦一直保留着这块玺，既没有上交给当时的楚怀王，也没有给后来的西楚霸王，即位后，就将始皇玺作为汉的传国玺世世留存。后人有言传国玺是由著名的和氏璧所雕凿，此言不确，因为“璧”的形制是圆形中孔的薄片，无法凿成厚重的玉玺。汉朝的传国玺应是秦皇所制。汉平帝崩，刘婴为皇太子，汉朝没有皇帝，传国玺就被保管在王政君手里。
    王莽索要传国玺，被王政君断然拒绝。
    王政君此时应该还没有从禅让的巨大冲击中缓过来，她可能会想起刚给汉宣帝当儿媳妇的时候，汉朝还如日中天，坚不可摧，甚至是永恒的。而现在，终结这个伟大皇朝的竟然是自己的家族、自己的侄子。她深知王莽的崛起离不开自己的支持，而且是主动支持，但在这最后时刻，她又颇觉后悔。这种掌握着政治大权但缺乏政治品质和决断力之人的心态，大概就是班彪所说的“妇人之仁” 30 吧。
    既然被拒绝，姑侄二人此番见面应是不欢而散，王政君不愿分享王莽称帝的喜悦。王莽也暂时顾不上安抚姑妈，因为他马上要赶回未央宫前殿，发布他受禅后的第一道诏书，为新皇朝拉开帷幕。
    丁卯受命，戊辰受禅，这两个日子都是特意选取的。丁卯寓意着刘氏天命终结；戊辰这天恰逢“直定” 31 ，是祭祀的吉日 32 。
    就在这一天，据说天宫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如来佛反手为“五行山”，将一只大闹天宫的神猴压在了山下的一个“石匣”里。 33
    严格来说，这一天仍然是初始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莽服帝王冠冕，把刘歆等人连夜拟定的诏书通告天下：
    去掉汉号，天下定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改正朔，新朝以十二月为正月，汉武帝在太初元年确定的以一月为正月的正朔不再使用；四天以后的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将成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
    四天以后，王莽就要开国了。
    注释：
    1 　观风俗归来后，陈崇被从大司徒司直提拔为司威，封列侯。
    2 　参加的将士也包括这时期讨伐西海羌及镇压其他叛乱的人员。
    3 　但普通百姓的民爵没有取消，出土的新莽时期简牍里，仍然有不少民人拥有爵位。见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第5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4 　后世一般认为，周朝并未实行过整齐的五等爵制，而是一种复杂的“内外服制”。简单地说，外服是周王畿之外的侯、甸、男、卫、邦伯等名号，负责在周王畿之外特别是边疆拱卫王室，侯的地位最高，如齐侯、晋侯、鲁侯、卫侯等。内服则是王畿之内的贵族，其中的公，是王室执政大臣或年长者的尊称，如周公；伯，主要是王室低一规格的执政卿士或家族的嫡长子，如郑伯。此外，前朝王者的后代也称公，如商的后代宋公、夏的后代杞公。子，则一般是族长、宗子，如楚国是蛮夷，其君长虽然自称王，但被周称为楚子、荆子。这些名号并不都是爵位。
    同时，这些名号还分为内称和外称、生称和死称、自称和他称等等，复杂得很。周公被称为“公”，是因为他是周王的执政且在内服有采邑，但他的封地鲁国属于外服，所以鲁国的君主称“鲁侯”，但鲁国人会尊称鲁侯为公，《春秋》里从鲁隐公到鲁哀公都是“公”，诸侯死了也常被称为公。诸如此类。
    春秋时期，周王迁都，礼崩乐坏，内外服的体系被打破，这些原来性质各自不同的贵族名号就被时代挟裹，渐渐混为一谈：外服的诸侯，内服的王室贵族，蛮夷的君主，夏商的后代，都顶着原本不同内涵的公侯伯子男的称号在中原纵横驰骋。后人难以搞清这些称号的来龙去脉，认为这些都是爵位，就构建起一套爵制。到了战国，连孟子也会讲“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也不得不承认“其详不可得闻也”。历史之晦暗难明，孟子尚且不免，何况王莽？参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见《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及其他现代考古学成果。
    5 　孟子爱用禽兽这个词，但并不是后世骂人的话，而是强调非人、不合乎人性。
    6 　《汉书·王莽传》，第4090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091页。
    8 　《汉书·王莽传》，第4091页。
    9 　《汉书·王莽传》，第4093页。
    10 　广饶，今山东东营广饶一带。
    11 　《汉书·王子侯表》里没有“广饶侯刘京”，叫刘京的有蒲领侯、武陶侯，广饶侯的世系里没有记录刘京。《王子侯表》序言写道：“元始之际，王莽擅朝，伪褒宗室，侯及王之孙焉；居摄而愈多，非其正，故弗录。”因此，这个广饶侯刘京应是王莽所立，所以班书未载。
    12 　《汉书·王莽传》，第4093页。
    13 　《说文解字》：“亭有楼。”根据当时的亭制，猜测亭长应该住在亭的楼上，楼下可能是办事场所。
    14 　今四川渠县一带。
    15 　始建国元年秋，王莽令人在全国颁布符命，有“福应十二”，其中“九以玄龙石”，应该就是雍石。因为据《汉书》“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的记载，雍县的这块石头是没有被运到长安的，到未央宫前殿的是石头上的“文”。“文”如果指文字的话，《汉书》当有记载，但没有记载，所以可能是图案。
    16 　见表6.1，从冬至迎石牛到王莽正式称帝，仅有17天，到始建国元年仅有22天。
    17 　《汉书·王莽传》，第4094页。
    18 　鲁隐公摄政，后为鲁桓公所杀，所以才称之为“隐”。
    19 　《汉书·文帝纪》，第111页。
    20 　《汉书·王莽传》，第4095页：“哀章学问长安”。
    21 　沈展如：《新莽全史》第六章第二节注17附图，第140页。
    22 　《汉书·王莽传》作“赤帝行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并说“某者，高皇帝名也”。就是说，这里的“某”是刘邦的名字。班固是后汉人，出于避讳，写作“某”。但哀章是以赤帝的名义作书，即使此封检是哀章伪作，也应以赤帝的身份署检，不必为刘邦避讳，所以这里的“某”应当直言刘邦的名字“邦”。（第4095页）
    23 　据刘庆柱：《地下长安》，中华书局，2016。
    24 　王盱见白衣人当在改元之后、哀章献策之前。
    25 　“图”上究竟是什么，史书未载，此为推测。
    26 　《汉书·王莽传》，第4113页。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63节

    27 　春秋战国期间也有个别诸侯禅让侯王之位，尧舜古史，晦暗难明，这里描述的是王莽及时人的观念。
    28 　孟祥才《王莽传》第172页也认为此事是哀章所为，理由是王莽的登基诏书是急就章，可备一说。
    29 　《汉书·王莽传》，第4113页：“大神石人谈曰”云云，并没有明言是巴郡石牛。但王莽运到前殿的只有巴郡石牛和雍的石文，而且，石头具备了动物的形状，“人谈”才可信，没有动物形体五官的石头怎么能开口呢？所以这里的大神石应该就是巴郡石牛。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第四章第一节也有其他论证，可参。
    30 　古人以“妇人”来表达褒贬，显然是一种性别上的污蔑，不符合当代价值观，特此声明。
    31 　古老的建除术，用来占卜吉凶。战国竹简已完整记录了建除十二神名称，有学者主张建除名称可以追溯至商。在日历上注明每日建除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32 　云梦睡虎地、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均有“定日……祝祠”等记录，说明这天宜祭祀等重大活动。
    33 　《西游记》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却说那刘伯钦与唐三藏惊惊慌慌，又闻得叫声师父来也。众家僮道：“这叫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匣中老猿。”太保道：“是他，是他！”三藏问：“是什么老猿？”太保道：“这山旧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改名两界山。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饮食，自有土神监押，教他饥餐铁丸，渴饮铜汁。自昔到今，冻饿不死。’”自王莽开国到唐朝肇始，大概是六百多年。
    二、始建国传亿年
    5.传国玉玺
    新朝还有四天就要开国，传国玺却还在王政君手里。
    前番碰了壁，王莽便不好再出面，他让堂弟王舜去索要。王舜和父亲王音相似，为人谨饬温厚，深受王政君信任，也被王莽引为腹心。
    王舜硬着头皮去见姑妈。王政君这次一改往日的亲切，破口大骂道：“你们父子、王氏宗族，都是靠着汉家才富贵累世，不报答就算了，还趁着刘氏凋零之危，夺取其国。真是猪狗不如！天下怎么会有你们兄弟这样的人？既然你们照着金匮的符命，当什么新朝皇帝，正朔服制都要变，那就去自己刻一个新玉玺，流传万代嘛，何必非要汉家这亡国之玺？不吉利！我是汉家老寡妇，旦暮之间就老死了，正打算拿这块玉玺陪葬呢！你们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
    一边痛骂，一边痛哭，八旬老人这番姿态，委实令人同情。旁边的女官们也垂头哭泣。王舜被骂得惊心动魄，眼泪早已止不住，俯身在地上哭。一向庄严祥和的长乐宫里竟然哭声一片。
    过了一会儿，王政君的情绪平复了一些，王舜这才抬起头，噙着泪眼，对王政君说：“这事儿我们都和他说过，没用。王莽是一定要得到传国玺的，太后难道真能不给吗？”
    王舜这话说得颇有些隐晦，似乎暗示说王莽巧取不得就会豪夺。王政君骂也骂了，她所不能承受的矛盾，是又希望王氏家族永葆富贵，又不想承担颠覆夫家的罪名。所以听到王舜这么说，她确实担心这事儿闹下去也不好收场，对于自己在王莽称帝上起了多么关键的作用，她很清楚。于是她吩咐取出传国玺，但还是不想好好给出去，竟然扔在了王舜面前的地上，说：“我已经老了，还能寿终正寝，你们兄弟就等着被族灭吧！”
    总想着左右逢源，这也不情愿，那也不情愿，但最后这也不得不做，那也不得不做；总拖着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幻想着问题会自己消失，直到面临不得不决断的时刻，却已丧失决断的主动权，只能被动选择。王政君的这种优柔寡断，根源于她缺乏政治品质，不能辨识立场，也就没法理解政治的困境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的，因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她本人作为政治家的失败。
    拿到玉玺，抚摸着被王政君摔去的一个角，王莽依然欣喜若狂，吩咐在未央宫沧池的渐台置酒狂欢。渐台是沧池中的一座高台，多年以后，王莽将在这里被杀死。
    王莽也在思考元年正月朔日正式登基的礼仪。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关节，王政君是汉室的太皇太后，又是王氏的“老祖宗”，那么入了新朝，王政君怎么安排？是继续保持逊政汉室成员的身份，还是成为新室的成员？如果是后者，那王政君的身份是什么？上什么尊号？
    别的王公贵族无论怎么安排，时间上都来得及。唯独王政君，非得一开国就得有说法且说清楚才行，不然会影响汉新易代的合法性。不过，前番因为传国玺的事情，王政君正在生气，很难劝她接受新的尊号。
    王氏家族不论远近亲疏，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宗室，无不欢喜雀跃。其中有一个叫王谏的远支疏属，想趁着新朝成立的机会谄媚王莽，就上书说：“汉朝已终结，太皇太后不宜称现在的尊号，应当去掉汉号。”这个建议非常及时，正对王莽的心思，他见到这封上书，忽然有了主意。
    王莽即刻亲自乘车到长乐宫，把王谏的上书给王政君看。王政君余怒未消，看到这个建议，更加不满，冷冷地说了一句话：
    此言是也！
    这是一句反讽 1 ，王政君估计王莽接下来就要借题发挥，准备去掉自己的汉家尊号，她想好了决不答应。
    没想到，王莽却比她更生气，说：
    此悖德之臣也，罪当诛！
    王莽居然说王谏是不道德的大臣，而且该判死罪。王政君十分吃惊，不知道王莽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莽回到未央宫，公开指责王谏悖德。
    群臣也糊涂了，这马上就要开国，传国玺都拿到了，王莽为什么还要维护王政君的汉家尊号？
    有个叫张永的人看出了端倪——王莽当然要废掉王政君的汉家尊号，但不希望世人觉得是他主动做的。王谏上书，王莽是批还是不批？这件事和王莽受禅一样，都得是迫不得已而做，是天意才行。张永很快献上一块铜璧，上面依稀写着一行符命：“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2 。 王莽见此大喜，下诏群臣说：这行文字不是人工刻画，而是自然形成的；文母，意味着太皇太后将是永远的“新朝之母”。这是天命，不敢不接受。
    王政君见此符命，不知道是真的相信，还是顺水推舟，总之接受了新的尊号。
    给王政君的新印玺马上被制作出来，张永因为这个功劳被封为子爵，爵号为“贡符”。王谏却被迫服毒而死，他的死是因为妄议尊号，还是因为上书所言的事情太过直白，揭露了王莽的真实意图而令王莽备感冒犯，恐怕不言而喻。
    6.时间的开始与历史的终结
    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
    未央宫。
    公侯贵族和公卿士大夫们挤满了前殿，凡是有资格上殿的几乎都来了。大殿正中，坐着的是汉室的皇太子刘婴，快四周岁了。他的身后是负责保育的宦官中傅；身旁的帷幕后面坐着太皇太后王政君，已经快八十周岁了。这一老一小很少同时来前殿，此番场景并不多见。
    王莽立在殿下，神色肃穆，冠冕堂皇。
    时辰一到，王莽在礼官的引领下，走在公侯卿士的最前面，手捧“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的印玺绶带，恭敬地呈献给王政君，以替换原来带着“汉”号的旧印玺。
    王政君接受了。作为汉室最尊贵的一员，她认可了符命，也认可了汉室的终结和新室的肇兴。
    接下来，王莽以新朝皇帝的名义，正式宣读给刘婴的策书，这封模仿《尚书》的策书成为后世禅让诏书或策书的模板，也告知了新朝对汉室的安置方案：
    皇族被降杀一等，按理应该降为王。但因为周王是天子，追慕周朝的王莽认为汉朝“诸侯王”的设置不符合周政，把王爵一概取消，皇帝下面最高的爵位就是公爵。所以汉朝的诸侯王全部降格为公爵。
    刘婴被封为定安公爵，享万户采邑，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天子千里，公侯百里，所以定安公国也是方圆百里。今后，刘婴可以在定安公国继续采取汉朝的正朔、服色，立汉朝宗庙以祭祀。而且，世袭的定安公爵不是新朝的“下属”，而是“永为新室宾 ” 3 ，就是说新朝对定安公待以客礼。史书没有记载王莽是怎么对定安公待以宾客之道的，从后世禅君往往拥有“上书不称臣”“以天子礼祭祀”“载天子旌旗”等礼仪上的特殊礼遇来看，对刘婴也可能有类似安排。
    这与从前汉廷封商、周的后裔为公是同样的性质，都是基于儒学“通三统”的主张。汉朝的三统是商、周、汉；新朝已经建立，三统就成了周、汉、新。商朝后裔的封爵退出“三统”之列。所以，除了定安公刘婴外，周的所谓后裔姬党，曾被汉室封为卫公，现在改封章平公，同样是“新室宾”。商的所谓后裔孔弘，曾被汉室封为宋公，现在退出“宾”的序列，降格改封为章昭侯。
    按照儒家的设想，“通三统”并不只是形式，还要求现任统治者善待前代皇（王）族，吸取前面两朝的“治理经验”，而不是一味地改弦更张。这也是为了本朝终结后，继任的朝代也会以同样的善意来对待自己。
    安置完刘婴，王莽让汉平帝的皇后，也就是自己的女儿继续留在汉室，号定安太后。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64节

    宣读策书完毕，王莽亲自上殿，满脸泪水，唏嘘感慨，一幅迫不得已的样子，紧紧攥着刘婴的手，显得用情极深。刘婴懵懂而紧张地站了起来，听王莽说：“当年周公摄政，最终还政成王，今天我却迫于天命，不能遂了我还政于你的心意啊！”
    刘婴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他应该觉得有些坐不住了，想早点结束。他的眼睛望向服侍他的中傅，中傅见王莽话已说完，上前牵着刘婴的手，缓缓走下大殿，随后领着他转身面向已经在大殿坐定的王莽，施了臣下之礼。
    汉朝自此终结。
    新朝自始建国。
    “始建国”这个年号并不简单。汉朝自从汉武帝太初改制，正式启用年号纪年 4 ，古代皇朝从此进入定期改元的年号时代。
    但“始建国”不太一样，这个年号模仿了“始皇帝”，意思是新朝在这年创建，也就从这一年开始纪元，此后就是始建国二年、三年、四年……就像始皇帝所设想的秦二世、三世……直到万世而不绝，王莽也打算“始建国”亿年也不完 5 。这种做法，更类似以耶稣诞生为起点的公元纪元。至少在始建国元年，王莽并没有考虑过以后要定期改元。
    始建国，寄托着王氏家族永恒继承的信念，也意味着纯正的儒家天下从此开始，今后再也不会改变。时间开始了，历史已经终结 6 。
    这一刻，王莽五十四岁。
    “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些停留在旧时代里的名词，也要全部改变。例如新的“九卿”设置里，大司农改为羲和，因为这是传说中的日神，更是《尚书》里的历官，而太阳和历法关乎农业的好坏；大理，曾叫廷尉，掌刑狱，改成作士，因为《尚书》载“咎繇（皋陶）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水衡都尉改为予虞，也都出自《尚书》 7 。地方上的官名也一并更改，如郡太守改为大尹，都尉改为太尉，县令或县长改为宰，御史改为执法，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把长安改称常安；把未央宫改称寿成室，其中的前殿改称王路堂；把王政君所居住的长乐宫改称常乐室。不过，为了叙事的便利，下文除特殊地方，常安仍写作长安。
    以往汉朝的瓦当、镜子上常有一些吉祥的词儿，比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之类，这些词也跟着变了。多年以后，距长安千里之外的西伯利亚出土了新莽时期建筑物的瓦当，赫然写着“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 8 。这倒说明，新朝初建国时，其触角已经抵达帝国的边缘。
    把公车门、司马门一共四个宫门改称王路门，门内设置了三个标志物：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就是允许人们到王路四门反映情况，包括建议、批评以及告状。还派了四位谏大夫常坐在王路门下“接访”，犹如后世的“信访部门”。
    名称的变化固然只是形式，但会给臣民耳目一新的感觉，仿佛一切真的都变了，而且越变越好。
    刘婴也在其中，他倾听着这些“除旧布新”的诏令一道接一道地发布，一句也听不懂。他也不知道，虽然他被封为定安公，但他永远抵达不了他的领地。王莽已经把长安城里的明光宫改为定安馆，让定安太后居住；又把大鸿胪的府邸改为定安公第，这才是刘婴实际居住——不，被软禁的地方。
    这座房子被专门看管，刘婴没有踏出大门的权力；他的保姆、奶妈以及所有的侍者，都被命令不得与刘婴说一句话；即使在定安公第，刘婴也被限制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外界的一切风景和人世皆不可见，以至于王莽覆灭后被放出来时，连六畜都不认识。对待刘婴的态度，把王莽内心深处的阴暗表现得一览无余。
    王莽对待禅君的“心法” 9 ，也被后世所继承。东汉的汉献帝禅位后，被曹魏监禁，直到曹魏禅位给晋武帝后才被放出来。明朝朱棣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对建文帝的儿子从两岁开始拘禁，不允许任何人和他说话。
    此刻，始作俑者王莽已经与刘婴相“揖别”。殿中的公卿百官纷纷垂泪感叹，也不知是因为见证了历史，还是追悼汉朝的灭亡，抑或可怜这个四岁的男童，或是感动于王莽的伟大。
    7.安置刘氏宗室
    还是这一天，王莽在大封群臣、为地方州牧郡守晋爵的同时，专门对刘氏宗亲下了一道诏令：
    诸刘为郡守，皆徙为谏大夫。 10
    所有担任郡守“实职”的刘姓宗亲，全部改为谏大夫。郡守是二千石的高官，集地方大权于一身，昔年东郡太守翟义仅以一郡之地起兵，就掀起不小波澜。谏大夫只是一个六百石的中低层官员，而且没有治权。所以，王莽这一条措施足以消除刘氏宗亲的实质威胁。
    在当时人的历史视野里，还从来没有过处置庞大前朝宗亲的先例。秦没有分封，地方上没有宗亲；周是缓缓颓败的，也不涉及类似问题。王莽开了先例，他对刘氏宗亲的态度，总的来说复杂而含混——心存不安，着意打压，又故作宽容。
    撤掉所有刘姓的郡守，解除地方上可能的威胁，就是他着意打压的表现。
    但王莽对汉室宗庙表达了极高的敬意。
    他下诏说：我是在高帝庙里、高皇帝的灵前受禅，这个恩情绝对不能忘。今后，虽然汉室的宗庙祭祀降格到定安公国，但毕竟汉帝陵都在京师附近，长安城内现有的陵园、庙寝等，继续保留和祭祀。我每年九月还要亲自到高、元、成、平这四个庙里祭祀。以往由汉宗正管理的宗室人员，改由京兆大尹管理，不得降低原有待遇，各地的州牧主官，要多慰问，免得有人趁着禅代之机欺负他们。
    平心而论，王莽的做法是存有温情亦合乎仪礼的。后世改朝换代，能够优待前朝宗亲的委实不多。王莽的时代是帝制初期，人们还残留着三代以来的观念，把曾经的皇族或王族看作古圣王的后裔，具有一定的神圣色彩，也就没有屠杀的念头。再就是到了帝制末期，清帝退位，走向共和，各族群已是国民而非敌寇，也不会杀戮 11 ，所以民国政府也对清室予以优待。
    在这一头一尾之间，能优待前朝的屈指可数。曹魏受禅后，参照王莽的做法安置汉献帝，还算宽容。南朝齐与梁、隋与唐，皇室凭着还是亲戚，仍然不吝杀戮。其余大都是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如朱温对唐皇室近支的屠杀，清初对明宗室的追杀，已是常态。能够多少在政策上相对优待的，也就是赵宋对后周了。
    此外，王莽笃信灾异、祥瑞、符命、谶纬、厌胜之类，除了上述安排，在剥夺实权和保持待遇之外，他格外关注另一个点——汉朝的象征之物，包括能够唤起人们旧日记忆的物品。
    早在居摄期间，王莽曾主持一次货币制度改革，铸造了两种刀币，一种是契刀，面值五百个五铢钱；一种是金错刀，面值五千个五铢钱，这金错刀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错金货币，很是精美。但是，始建国之后，王莽却说，“劉”这个字里，有“卯金刀”，刀币就是“金刀”，于是把刀币废除了。
    至于“卯”，汉朝人习惯佩戴一种饰品叫作“刚卯”，最早大概是桃木所制以辟邪，后来用白玉、象牙、黄金之类来做。西汉后期，“刚卯”常常和形制相似的“严卯”凑成一对佩戴，用来辟邪驱鬼，“刚卯”主要用来防病，“严卯”用来祛病。王莽认为“卯”字对新朝不吉，从此禁止佩戴。
    这种象征物看似荒诞不经，其实在政治文化中屡见不鲜，清朝的文字狱仍然遵循这种逻辑。把政治予以象征化，也的确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征，塑造了古代中国人在生活中泛政治化的倾向。
    所以，到了东汉，中兴的刘氏皇族不仅恢复了“双卯”，还要求大臣必须佩戴。这与王莽的禁止佩戴是一体两面。
    尽管如此，大多数刘氏宗亲对王莽的安排应是满意的，作为“前朝余孽”，不仅没有被清算，而且待遇不减，足以被笼络。但仍有极少数刘氏贵族心怀不满。这一年的四月，原汉胶东王子、徐乡侯刘快，纠集了数千人在当地 12 起兵。
    刘快的兄长刘殷是继任的胶东王，封邑在即墨。王莽即位后，他刚刚被降格为扶崇公爵，封邑没有变化。刘快很可能在起兵前找兄长商量过，但刘殷没有同意。所以，刘快起兵后竟然先攻打即墨，这大概因为即墨是胶东的大城，又是刘氏封国，打下来可以扩充势力。结果，刘殷紧闭城门，而且亲自向驻在即墨的新朝官员自首。即墨的官民对刘快的义兵也很不欢迎，将其击败。
    刘快逃到琅琊郡的长广县 13 后可能就被杀了，叛乱很快平息。
    王莽知道后很是欣慰，只捕杀了刘快的近亲，其他人概不追究，给平叛的死难者发放抚恤金，每人万钱之多。刘殷因为忠诚，公国被扩充到方圆百里、食邑万户，规格和定安公国一样。
    真定国的宗室刘都等人也密谋发兵，尚未起事被发觉，参与者悉数被杀。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宗室也先后起兵，无一例外都迅速失败，成为刘氏宗亲武力反莽的夕阳残照、零散星光。
    作为一个阶层和势力的刘氏宗亲，对王莽确实已没有直接威胁。绝大多数臣民对汉朝的灭亡也没有多少哀伤痛惜，“人心思汉”在这个时候是不存在的。
    但是，打着刘氏旗号、别有企图的人，反而多了起来。
    就在刘快起兵失败不久，长安城的大街上，有个疯女人在街头大声喊：
    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 14
    她就像被刘邦附身一样，喊的是要王莽速归还我国，不然，到了九月必然弄死你。她一边走一边喊，哪里人多去哪里，很快就被官家发现捉拿，事情也迅速禀报给了王莽。
    一番审讯，只知道这个疯女人名字叫“碧”，既没人指使也没有“必杀汝”的能力，看起来就是普通的疯子。但王莽靠祥瑞起家，尤为忌惮灾异，他心中大概会想，这不就是灾异吗？因此很不愉快，杀掉了这个女人。查办这个案子的掌寇大夫陈成引咎辞职。
    这件事情令王莽开始反思对刘氏宗亲的政策，元年初，为了保证政权交替顺利，新朝给予了刘氏优待，一年来，新朝政权已经很稳，民心民意也在王莽这里，那么有些优待可以收回了，这不仅能够进一步消除刘氏宗亲的威胁，更重要的是避免有人总是拿刘氏和汉室做文章。
    汉室宗亲里，原来的诸侯王们最为显眼，他们现在都是公爵，地位很高，也就容易被利用或是蛊惑。这些人总数不多，大概是二十二个，打击一下也不会引起刘氏宗亲的反弹。王莽就逼迫刘氏公爵主动献出印绶，放弃爵位，自愿为民。
    果然，到了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初，这二十几个曾经的王，除了广阳王刘嘉、鲁王刘闵和中山王刘成都，因献过符命神瑞被封为新朝的侯爵，其他诸王没有一个提出异议。
    与此同时，王莽对周边的藩属国也进行降格，把西域、西南的国王们降为侯，收回了汉朝册封匈奴的“玺”，换成“章”，导致周边各国对新朝的叛乱，原本和平的周边环境因为礼仪上的冲突而终结，战争开始了。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65节

    在西域，情况尤其复杂。西域都护但钦紧张地盯着西域诸国与匈奴的暗通款曲，他的都护司马刚刚在一场冲突中受伤，匈奴的进攻是迟早的事。偏偏这时，另一位西域高官戊己校尉刁护病了，西域局势开始动荡。这年九月辛巳日 15 ，刁护的属官校尉史陈良、终带，以及属下司马丞韩玄、左曲侯任商担心匈奴大举进攻，抱怨王莽的政策带来些不必要的麻烦，干脆趁机杀掉了刁护及其亲属，叛逃到匈奴。陈良、终带被匈奴委任为乌贲都尉。
    值得注意的是，陈良等人叛乱的旗号是“废汉大将军”，意思大概是“汉朝虽然没了但我们还是汉朝的将军”。这就引起了新朝的关注。
    又过两个月，十一月的一天，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乘车在长安城内行驶。熟悉的人都知道，孙建早在王莽当大司马时就被倚为“爪牙”，恩宠始终不衰，是王莽最信任的人。突然，孙建的车驾被一名男子拦住，孙建还以为是有什么大事禀报，没想到拦车的人神色高傲，并不是来报告，而是通知孙建，说自己是汉成帝小妾的儿子，名叫刘子舆，还说：
    刘氏当复，趣空宫。 16
    扬言恢复刘氏天下，由他来继承，尽快把未央宫空出来！
    孙建当即收系这个“刘子舆”，一查，只是长安城普通居民，姓武，人称武仲，类似于后世说的“武二郎”。
    此人和去年在闹市叫喊的女子“碧”一样，大概也是疯子，但此人更令王莽忧虑。汉成帝没有子嗣，这恰恰给了那些冒充子嗣的人以良机。伪继承人这种事，从秦末的“诈称公子扶苏”到汉昭帝时的“伪卫太子”，并不鲜见，每次都是重要的政治事件。古代没有dna检测技术，自称的继承人如果被广泛承认，假的也是真的；不被承认，真的也会是假的。例如，汉宣帝的血统在史书中被记录得极其详细，反而会让后世怀疑这是事后的弥缝，因为汉宣帝的祖父刘据死时才37岁，古代结婚生育早，养孙子不是不可能，但这血统犹如藕丝，实在太细。再比如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历史上有多个伪皇太子，其中的伪季米特里一世还成功加冕，当了近一年的沙皇。
    在孙建的建议下，王莽决意继续降低刘氏宗族的地位，彻底消除汉朝痕迹。
    他把长安城内的汉宗庙全部罢祀。高皇帝是新朝的“禅君”，最为特殊，就依据“通三统”将灵位移至明堂祭祀；汉元帝和王政君夫妇一体，可以比照祭祀；汉成帝是王莽的表兄弟，汉平帝是王莽的女婿，这两位不必专为宗庙祭祀。
    他还把所有刘氏的侯爵全部废除，按照实际的封邑户数，该是子、男爵就封子、男爵，其中凡是在官府里担任官吏的，不论大小，都免职回家等待分配。
    不过，曾经献过符命或是参加过平叛战争的三十二个刘姓宗族及其同宗，保留了原有爵位，前提是改姓为王。例外中的例外是刘歆，他现在是王莽的亲家，女儿刘愔 17 嫁给了王莽的儿子王临，所以不宜改姓，以免违背“同姓不婚”的惯例。
    刘姓宗室的安置，王莽花了将近两年时间，至此才告完成。
    这些事情，王政君应该不太清楚。因为，自从始建国之后，她的身边除了服侍人员，几乎没有刘氏家族的成员能够像从前那样凭通籍出入长乐宫了。
    当然，这些政策的变动对大多数早已降为普通臣民的刘姓宗室后裔来说，没有什么影响。比如刘秀，他这一年刚刚五岁，对发生的一切还茫然无知。
    8.扩大的王氏宗室
    龙首原上，北辰星下，汉宫已经换了新主。
    寿成室的王路堂和其他宫殿，都被营造出喜庆的气氛，和谐的黄色调已和昨日汉家的红色不同。王莽从座位上起身，注视着附身在大殿之下的两个儿子、六个孙子，想着妻子此刻正在后宫，盛装等待承接皇后印绶的消息，他的心情应该是愉悦的。
    他们将从汉朝的贵族变成新朝的皇室。
    但是，新朝“第一家族”的成员们，可能并不会为新身份而喜悦。
    王莽的妻子王氏是汉朝宜春侯王咸的女儿，被立为皇后。她为王莽生了四个儿子，在被奉上皇后玺绶的时候，会不会思考儿子们的命运？长子王宇在吕宽大案中自杀，次子王获在王莽遣就国时自杀，如今只剩下两个。她常常以泪洗面，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
    小儿子王临被立为皇太子，按照顺位，应该立老三王安。但王安被封为新嘉辟。辟，是国君、君主的古称，《尚书》里常见，就是“复辟”里的辟。王莽找出这个周代旧称，用来封建新朝次于皇帝、高于公爵的爵位，以替代汉朝的“王”。
    为什么不立王安？虽说有符命的考虑 18 ，但史书说王安“颇荒忽” 19 ，这当是主要原因。但他究竟有多糊涂、多么不中用，才能让王莽放弃他呢？想来，面对两位亲兄长和一位堂兄的自杀，王安要么是精神受到刺激而疯癫，要么是佯狂而自保，总之不能或不愿意当这个皇太子。
    妻儿如此，女儿如何？
    曾经的汉平帝皇后，如今的定安太后，也不买王莽的账。王莽称帝是建立在她丈夫汉平帝之死上面的，她就不可能对王莽的即位欢呼雀跃了。当王莽为了彻底与汉朝断绝关系，把她的名号改为“黄皇室主”，意思是新朝公主，希望她再嫁时，这更加惹怒了女儿。她坚持与刘氏的关系，与王莽日益疏远。
    其他的皇室成员，比如死去的王宇有六个儿子，都被封为公爵，但他们年龄都还小。此外，王莽还有私生子和私生女，但现在不便于让他们站出来。
    皇室如此不振，对皇帝来说就不太妙了。
    刘氏虽然衰落，但涵养两百年，根基十分深厚。上层，有刘歆这样的新朝贵族；中下层，即使没有爵位和官职，即使沦为编户齐民，也属于豪杰、富户、太学生。相比起来，王氏宗族在地方上几乎没有势力。
    这是王莽的隐忧。
    宗族枝繁叶茂，统治会更稳固。在皇室凄凉的气氛里，王莽能依仗的就是王氏大家族的成员了。他按照五服的次序，和他最近的“齐衰”封为侯爵，其次“大功”封为伯爵，再依次为子爵、男爵，堪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他权力圈子之内的亲属成为顶级显贵，如堂兄弟、汉安阳侯王舜封为安新公，位列四辅，勋位属于最高的上公；堂兄弟、汉成都侯王邑封为隆新公，位列三公。他俩是新朝立国功臣，自与一般亲属不同。
    早在汉平帝时期，朝中已经遍是王氏子弟，这些被封爵的王氏宗亲，应该有不少一直是郎、尚书、侍中之类的中朝内臣，或是曹、掾、史等外朝吏员。但从九卿、郡守之类的实权官职看，王氏宗族的人并不多。
    宗族的繁衍需要时间，王莽等不及，他决定扩大宗亲的范围。王莽既然认舜帝为始祖，而同为舜帝后代的除了王姓还有姚、妫 20 、陈、田四姓氏，王莽就下令纳入同族，“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 ” 21 。这就把宗室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例如，他的心腹陈崇就因为姓陈，所以摇身一变成了王莽的“远亲”，不仅被封为统睦侯，还作为西周所封陈国的后裔，在家中设置陈国的祭祀。当然，没有足够的爵位可以分配，但五姓可以世世代代免除赋税徭役。这个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在地方上和乡村里。
    政治的核心就是划分敌友，王莽这个举措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特别是笼络了地方势力，从而能够一定程度上对遍布天下的刘氏宗族形成抵抗。
    不仅扩大宗室的范围，王莽还要把所有古圣王的后裔都拉到一个阵营里。
    在始建国的第一天，他已经下诏，把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皋陶、伊尹等古圣王的后裔封为级别不等的贵族，当然，这些“后裔”只是观念上的，未必与古人真有什么血缘关系，有些古圣王只是传说。但在当时，圣王谱系被普遍相信。王莽把圣王谱系从黄帝延长到刘氏、王氏。这样不仅又拉拢一批人，而且抬高了王氏家族的地位，意味着王氏家族也迈入圣王家族之列。
    王莽耗尽心机，绞尽脑汁，使宗族势力看上去强大了许多，但这可能是虚胖。因为多年以后，王莽穷途末路时，除了真正的家人，四姓宗室并没有赶来救援，也没有哪个圣王的后裔陪他殉葬。这是因为，王莽称帝的真正推手是无形的经学主张，他真正的统治基础是儒家士大夫们。这些人不是血缘的集合，而是经学或者说意识形态的聚拢。
    9.一朝天子一朝臣
    后人有言：一朝天子一朝臣。
    但此时此刻，站在朝廷上的官员都是昨日的汉臣，他们不仅没有被“洗牌”的担心，反而满怀论功行赏的期待。因为，正是他们把王莽送上了帝位。大殿里，他们满面肃穆，眼神交汇时，彼此显出会意的神色；他们可能会注意到身边多了两三个陌生面孔，照理说今日来到王路堂的都是高官重臣，本不应有陌生面孔出现，但这种疑惑很快就被堂上的皇帝所吸引……
    他们的君主，他们的皇帝，眼珠微微外凸，双眼因为连日劳累充满血丝，但声音仍然很洪亮，只是有些嘶哑。他挺胸抬头，俯视众人，即使坐着也显得神气高贵，只见他向左右示意，侍从连忙把一样东西恭敬地呈了上来。
    王莽也十分恭敬地将这样东西放在面前的御案上，原来，就是几天前哀章送到汉高帝庙的铜匮。当然，在王莽的口中，它已经被叫作金匮了。他轻轻打开，拿出符命，众人蓦地想了起来，前几天受禅公布符命，上面写了十一个人的名字。
    熟悉王莽的人知道，既然符命上写了，那这十一个人必将组成新朝的施政班底。他们的名字已非秘密，众人关心的，一是这些人谁居内朝谁在外朝，官职爵位谁高谁低，权力分配孰多孰寡；二是符命里提到的王兴和王盛，又是何许人也。
    早在安汉公时，王莽就搭建了自己的权力班底，当时是“四辅三公”。内朝四辅，分别是太傅王莽、太师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丰；外朝三公，是大司马王莽、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王崇。王莽一身兼二任，权力最大。他身边还有一个小圈子，“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 从安汉公通向皇帝的路上，这些人都曾立下不小的功劳。
    现在，这些功臣理应被犒赏。
    皇帝以摄政时期的“四辅三公制”为基础，正式建立了新朝的执政班底，后人称为“十一公爵制” 22 。但人选公布后，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几家欢乐几家愁”。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66节

    所谓十一公爵，就是内朝的四辅、外朝的三公、军事的四将，都是公爵，人数是金匮符命上写的十一人。
    四辅位上公，地位最高，是皇帝的内辅。四辅最具神性，分别与四岳、星宿、天象挂钩，协理阴阳天道，整整齐齐宛如天官（见下表）。这其中：
    太师，对应着岁星也就是木星，方位是东，主面貌庄敬（肃），协理雨水适度，不要太涝，主青阳之光，观察日影以建立日晷；
    太傅，对应着荧惑也就是火星，方位是南，主洞察明哲（悊，即哲），协理暑气适度，不要太热，主红赤之光，研究声调以制定音律；
    国师，对应着太白也就是金星，方位是西，主言语服从（艾），协理阳燥适度，不要太旱，主白色之光，权衡轻重大小以确立度量衡；
    国将，对应着辰星也就是水星，方位是北，主耳聪精明（谋），协理阴寒适度，不要太冷，主青黑之光，推定星辰行度以规定漏刻。
    四辅
    爵位和人名
    星宿
    主司
    四岳
    主典
    辉光
    主考
    太师
    安新公王舜
    岁星
    肃
    东岳
    致时雨
    青
    考影以晷
    太傅
    就新公平晏
    荧惑
    悊
    南岳
    致时奥
    赤
    考声以律
    国师
    嘉新公刘歆
    太白
    艾
    西岳
    致时阳
    白
    考量以铨
    国将
    美新公哀章
    辰星
    谋
    北岳
    致时寒
    玄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67节

    考星以漏
    由此看来，“四辅”就是皇帝的辅佐，在皇帝身边协理阴阳四季寒暑，制定的是关乎时间、音律、度量衡、星象等皇朝最基本的制度，调和宇宙的秩序，带有五行、五色、方位、占星术相关的神秘色彩。这显示，新朝的皇帝和秦汉的皇帝有些不同，带有更多神性和神秘色彩。
    四辅的人选，和旧四辅相比，除了皇帝本人和已死的孔光外，王舜留任，升格为太师；平晏本来就是皇帝心腹，新进为太傅。但大家万万没想到，曾经的四辅之一、少傅甄丰却被踢了出去，那个献符命的平民哀章居然一步登天位列其中。
    甄丰想必极为不悦。但他或许还留着期望——四辅负责内朝，那么外朝理应有自己的份儿。果然，接下来宣布的是“三公”，的确是外朝的主官，且同样与天象挂钩（见下表）：
    大司马，对应月亮，属刑杀，如皇帝左腿，要达到武功的祥瑞，主管天文，负责敬授民时，努力农事，以求丰收；
    大司徒，对应太阳，属德恕，如皇帝右臂，要达到文治的祥瑞，主管人道，负责教化育民，以身作则，移风易俗；
    大司空，对应北斗，属正义，如皇帝内心，要达到河图洛书那样的太平祥瑞，主管地理，负责治理水土，葆养山川，繁殖鸟兽草木。
    三公
    职任人
    天象
    属性
    身体
    职司
    主司
    具体事务
    大司马
    承新公甄邯
    月
    刑
    股左
    致武应
    天文
    授时、农事
    大司徒
    章新公王寻
    日
    德
    肱右
    致文瑞
    人道
    教化、易俗
    大司空
    隆新公王邑
    北斗
    平
    心中
    致物图
    地理
    水土、草木
    三公各“分管”三个卿，大司马辖司允、纳言、作士，大司徒辖司直、典乐、秩宗，大司空辖司若、予虞、共工，合起来正好是九卿。每个卿又置三个大夫，每个大夫下面又置三个元士。
    这就构成一套极为对称且符合术数之美，但也令人颇觉僵硬的政府机构：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由此看来，三公是政府机构的首脑，在外朝抓具体工作，调和的是人间的秩序，其神性弱于四辅。如果比拟的话，四辅相当于西汉的大司马，承皇帝之意居内朝辅政；三公相当于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等，居外朝施政。
    三公的名单里，甄邯、王邑本是皇帝心腹，王寻是新进的宠臣，但竟然还是没有甄丰！看到兄弟甄邯位列其中，甄丰更感到很不舒服。但眼下他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认真聆听后面的人事安排，十一公爵的四将也随之公布：
    更始将军：广新公甄丰；
    轻车将军：奉新公王兴；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68节

    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
    前将军：崇新公王盛。
    甄丰终于等到了自己，虽然位于四将之首，但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除了被排挤出四辅三公外，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王兴和王盛。
    大典开始之前，甄丰等旧臣已经注意到他们中间有几张陌生面孔，模样倒是很周正，有福相。现在答案已经揭晓，其中就有王兴和王盛。因为这两个名字太过普通，所以，符命最初公布时，谁也不知道他俩是谁。
    这当然难不倒王莽，他令有关部门把长安城里叫这两个名字的人都找出来，再根据面相进行占卜，找出最有福相、最能应和新朝德命的两个人。于是，在长安市里卖饼的王盛、在城门担任城门守将属官的令史王兴，被王莽亲自敲定，入列符命所说的新朝十一大臣。其他的王兴、王盛们，也因为沾了这两个令名的光，都被拜为郎，进入中央当“公务员”。
    没错，王盛是商贩，王兴是小吏，但符命的神秘之处，就在于能够预知未来。两人容貌非凡，有贵人之相。所以，谁敢说他俩将来不会成为新朝的中流砥柱呢？
    而且，王莽还将孙女王妨嫁给了王兴，想来这位王兴应该器宇不凡。
    甄丰不得不承认，这大概就是命运吧。他对和王兴、王盛同在四将之列这个安排极为不满。他可能会后悔，当初那么努力帮助王莽，并未设想过他会取汉帝而代之。当然，木已成舟，无可奈何，但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还遭到了羞辱。
    后面宣读的人事安排，甄丰渐渐充耳不闻了……
    这天是新朝开国第一天，对官爵的安排本身就有论功行赏之意。皇帝安排好中央的官爵体系，把各级官职按照儒经进行了更名，也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曾经，在翟义等人叛乱时能够坚定站在王莽一边、积极参与平叛的州牧郡守，如今得到了报偿，担任州牧的都封为男爵，郡守封为附城。
    甚至早在汉成帝时期提携帮助过他的人，如当时的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等，虽然已经过世，但他们的儿子一律封为男爵。
    王莽尤其不能忘怀的，是一个久未出现的名字：孔休。孔休是他被赶回新都国时的国相。王莽派人寻找孔休，诚恳地邀请他来担当国师，但孔休闭门称病，使者连面都没见上。王莽没有怨恨，只是倍觉惋惜。
    一个不忘旧情的领导者，不仅会赢得故人的尊敬，也会俘获现在下属的心。至于他对甄丰为什么如此处理，史料缺乏，很难猜测。
    新朝中央政权体系的构建，显示了王莽对符命等神秘主义的遵循，昭示历史上第一个儒家神学政权的诞生，也意味着大规模儒家性质的改革即将开始。王莽居摄期间，对祭祀、明堂等制度已经基本改革完毕，货币制度改革也已经启动，改革成果帮助他收获了臣民和舆论的支持。
    现在，新朝要继续推行货币改革，还要尽快启动限制奴婢数量、恢复井田制、改革专卖制度等能够一举解决贫富分化、地位差别的一揽子措施。新朝，不仅仅意味着新的皇朝、新的帝王、新的国号，更具备着永恒、终极的意义。
    一旦改革完成，社会上一切不正义都将不存在，历史将终结，进入太平世。
    从皇帝到平民，都对这个前景心怀憧憬。
    以往只在经书里记载的太平世，就要在圣王的治理下启幕了。
    注释：
    1 　颜师古说：恚怼之辞也。
    2 　王谏、张永事见《汉书·元后传》，第4033页。
    3 　《汉书·王莽传》，第4099页。
    4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上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5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下篇《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6 　胡风、福山。
    7 　王莽参用今古文。
    8 　林剑鸣：《秦汉史》，第6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9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
    10 　《汉书·王莽传》，第4101页。
    11 　当然，民国对清室的优待也有复杂背景，如以优待换取退位等。
    12 　徐乡，今山东黄县附近。
    13 　今山东莱阳、平度附近。
    14 　《汉书·王莽传》，第4118页。
    15 　公元10年9月15日。
    16 　《汉书·王莽传》，第4119页。
    17 　愔，音同音。
    18 　王莽说，居摄时，见到过有符命称王临为洛阳之主，而洛阳是天下之正中，所以预示着王临为太子。王莽早有迁都洛阳的打算，这符命，也可能是王莽迁都的提前安排。
    19 　《汉书·王莽传》，第4099页。
    20 　音同归。
    21 　《汉书·王莽传》，第4106页。秩宗，即汉太常。
    22 　徐冲：《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三公制”的演生》。
    三、改制与王制
    10.抵制资本（一）
    始建国元年四月，原汉朝的徐乡侯刘快谋反。
    消息从胶东送到了长安，王莽并不紧张，对受禅之后可能会发生小规模的叛乱，他早有心理准备。此刻，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权力在手中牢牢握着，这些叛乱只是新朝的癣疥之疾。而真正可能影响新朝的稳固，需要他下功夫做的事情，是继续推进改制。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69节

    推进并完成改制，是王莽称帝之前给天下、给神祇许下的承诺。上天颁布符命给他，朝野的臣民拥戴他，是盼望着他能够改制到底，从而建立太平世，恢复尧舜的三代之治。
    皇帝把刘快谋反的竹简拿到一边，不再理会，转而拿起另一份竹简。这是皇帝昔日被罢免大司马之职时，继任者师丹给汉哀帝上的一封奏疏，那里面详细描述了一项夭折的改制措施：
    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 1
    汉世创造了宏伟的基业，但却因为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以致丢掉江山。所以新朝一定要解决，办法就是恢复井田制 2 。王莽思忖，师丹的这封奏疏当年确实颁布了，但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一来，汉哀帝带头不遵守，他让官民限田，自己却一次就划给董贤两千顷田产。二来，限田令虽然下达并重申了多次，但是大家百般抵制，敷衍塞责，汉哀帝一死，就不了了之。到了汉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当宰衡的时候，也曾重订过奴婢田宅制度，但当时没有订出细则，也没有专意去推广。
    现在已经是新朝，新朝新气象，皇帝决不会重蹈汉哀帝的覆辙。
    与之相关的是奴婢问题，如果儒家只用一个字概括自己，那一定是“仁”。仁者爱人，大量的私人奴婢造成了人和人的不平等，董仲舒就曾经建议禁止主人擅杀奴婢，说明任意杀害奴婢并不鲜见。而且，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根本上有关联，一个人土地被兼并了，就会不得不卖身当奴婢。因此，倘若将田地平均分配，施行井田制，奴婢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
    况且，王莽曾因为儿子杀了一个奴婢而迫其自杀。拯救奴婢是他的夙愿，也是新朝改制的一面旗帜。
    很快，王莽就在国师刘歆等人的协助下，正式颁布了新朝的土地法“王田令”并配套以“私属令”。
    依王莽细致缜密的风格，这套“王田私属令”应该有详细的“操作规程” 3 ，估计会包括怎么确定田地的优劣分等，怎么计算不同地形的土地面积，何种家庭分配何等土地之类，不太可能只是几句话。但这些史书未载，班固只提到三点：
    第一，天下的土地叫作“王田”，奴婢改名为“私属”，都禁止买卖；
    第二，男丁不满八口，但占田超过“一井”也就是九百亩的，要把多出来的土地分给家族的亲戚和邻居；以前没有田地的，可以分给土地；
    第三，如果胆敢非议法令，迷惑众人导致无法施行的，要流放到边境。
    从后世角度看，王田制并非所谓的古代井田制，只能说具有井田制的某些精神。 4 王田制主要聚焦一点：大家占有的田地不能差别太大。
    改名王田，就是说田地名义上都是朝廷的，但朝廷并不没收田地，而是通过禁止交易来防止兼并。同时，规定占田的最高限额是九百亩，意味着有些家庭仍然可以占有较大的土地，但不允许拥有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导致“田连阡陌”。总之，这道法令似乎并没有那么不切实际，也不是纯粹的复古。
    法令的实施，由明学男爵张邯、地理侯爵孙阳具体负责。从孙阳的爵号来看，应该是为了督办这两条法令而被赐爵为“地理侯”的。而张邯是讲《诗》祭酒满昌的弟子，也是经师，从他的爵号看，应该在这次改制里发挥了理论作用。
    法令颁布不久，王莽再次收到来自胶东的消息，果然不出所料：刘快的叛乱得不到当地吏民支持，已经自行溃败。
    “王田私属令”的下达，在新朝引起热烈的反应。大多数儒生儒臣们，哪怕是拥有许多土地和奴婢的“既得利益者”，此时也是欢呼的，他们选择王莽为皇帝，已经包含这样的期许和自我牺牲；编户齐民和奴婢们也非常高兴，至少从法令本身来看，他们将会收获土地和部分自由。
    王莽觉察到这种热烈的气氛，刘歆等人也大受鼓舞：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启动，就有条件开展下一步的经济和金融的改制了。
    儒家的话语系统里，关于经济金融最爱说的一个词语就是“本末”，本是农业，末是工商业、手工业。在儒家看来，天下之所以贫富不均，一遇到荒年战争就会饿死人，除却土地制度不合理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就是人出于短视，都会舍本逐末。
    何况，汉朝是一个铺张扬厉的朝代，追逐高官厚禄、奢侈炫耀，本来就是汉朝人独特的时代精神。儒家对这种风貌忧心忡忡。
    多年以前，贾谊、晁错先后提出，国家一定要务本，多存粮食，打击商人。没错，官方的确也“重农抑商”，商人地位委实不高。但实际上，只要承平日久，商人可以从容积累财富，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并不低，有时还会对朝廷甚至皇帝的大政有着微妙而间接的影响。打个比方，贾谊等人谈论“重农抑商”，就好比今天互联网上的忧国忧民者在呼吁“抵制资本”。
    在后世有些人看来，两汉之际的“大变局”要比周秦之际的“大变局”更有意义，就是因为新朝的一大使命便是解决资本肆虐下的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距问题 5 。
    要治理贫富分化，就要重农抑商，就要“损多余而补不足”，就要管制货币以节制货物的流通，就要削弱社会上那些特别容易发财的经济部门，儒家的逻辑在这里一步步演进，终于有贡禹等人开始主张，钱是万恶渊薮，是造成富人愈富、贫者愈贫的根本，应该取消货币。
    于是到了始建国二年，刘歆正式向皇帝上奏，说：
    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 6
    泉，就是货币；泉府，可以姑且认为是央行。刘歆认为，周朝有专门管理货币的部门，平价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卖给买不到的人，这就是《周易》所说的理财之道，儒门理财要以道义为先，不能只求利，要禁止百姓发不义之财。
    姑且不论刘歆所说的“泉府之官 ”和《周易》的理财是不是一回事，但刘歆等人的意图是清楚的：该尽快启动财政、金融、税务以及经济方面的改制了！
    11.抵制资本（二）
    刘歆的奏疏递上去之后，接下来的几年甚至直到新朝末年，皇帝雷厉风行、持之以恒，改制的诏令一道道下达。大家把这些改制的措施统称为“六筦”。
    筦，就是“管”；六筦，指的是六种财金、税务、经济方面的管制，目的就是按照儒家的要求抑制贫富分化，实现人和人财富上的平等。
    哪六种？用皇帝诏书里的话说：
    夫盐 ，食肴之将；酒 ，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 ，田农之本；名山大泽 ，饶衍之臧；五均赊贷 ，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 ，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筦）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 7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
    第一，酒的专卖。
    第二，盐的专卖。
    第三，铁的专卖。
    这三种最容易理解，就是由朝廷官办专营酒、盐、铁。要知道，酒、盐、铁是任何人的必需品，因此利润很高，实施国家专卖，朝廷就能获得一大笔财政收入。但问题来了：盐铁专卖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施行过，而且儒家不正是把盐铁专卖看作当时的恶政吗？汉昭帝的时候举行盐铁会议，儒家不是猛烈抨击并废止了盐铁制度吗？怎么到了这里，反而成了儒家的改制大政，要实施了呢？
    逻辑正在刘歆所说的“理财”二字上。
    儒家并不反对理财，而是反对以图利为目标的理财，强调伦理高于赚钱 8 ，所以《大学》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名：
    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就是说，诸侯之家，宁可有贪污的家臣，也不任用专门从老百姓身上赚钱的家臣。
    所以，在刘歆以及皇帝看来，汉家的盐铁专卖，就是聚敛，收了钱去打仗，去搞奢靡之风；而新朝的盐铁专卖，是为了抑制以往通过经营盐铁酒而发财的商人，两者虽然看上去一样（事实就是一样），但性质是不同的。这就好比以前反对专卖，是反对与民争利；现在施行专卖，是抵制资本。总之，儒家理财学对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部门”和“国家主义”都很警惕。
    第四，名山大泽产生的所得税。
    所谓名山大泽，山未必“名”，泽未必“大”，这里的意思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近山水的地方，老百姓不必专意于耕种，去山里采山珍，到海里捞海味，就能养活自己，再卖一把还能赚钱。所以在皇帝眼里，山和水都是天然的宝藏，这些人不通过耕种就能获利，也是不公平的，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所以也要管起来，向这部分人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所谓名山大泽的征税，到后来拓展到几乎全部的工商部门：
    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 9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70节

    总之，凡是打鱼、打猎、采山珍、搞养殖、种蚕桑、做纺织、赤脚医生、堪舆风水，无论是行商还是坐商，都要从利润里征收10%的个人所得税或者说营业税。
    王莽为什么连这些普通的商业活动也要征税呢？因为，打个猎、捞条鱼拿去卖，虽然利润微薄，但归根到底也是末业，用这种方式来引导百姓必须从事农业耕种，才是王莽的目的。
    第五，五均赊贷。
    五均赊贷，虽然放在一起说，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两样政策。
    所谓五均，就是平衡物价，王莽把长安和洛阳、临淄、宛、成都、邯郸这六座全国商业和物流最发达的“一线城市”作为枢纽，进行物价管制。之所以叫作五均，是因为除了长安外，洛阳居中，临淄、成都、宛城、邯郸分别位于帝国的东西南北，合起来就是五均了。
    这六座城池都非常繁华，是全国或区域的经济中心，它们的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西蜀的摇钱树、岭南的博山炉、草原的胡笳、东越的玳瑁，几乎随处可见，就更不必说丝绸、漆器、铜镜之类了。商品经济发达，供求关系发挥作用，价格就会波动起伏，就有投机的空间。
    儒家恰恰不怎么喜欢投机。
    所以，皇帝把这几座城池的市场管理者“市长”，改成“五均司市师”，除了原有的市场管理职能外，还兼有平衡物价的职责，配备了五名“交易丞”和一名“钱府丞”为属官。“交易丞”，顾名思义具体管理市场交易，也就是物价平衡；“钱府丞”管理“赊贷”，也就是国营贷款。
    按照设计，“五均司市师”要在每个季度的中间月份，也就是二、五、八、十一月审定一次物价，把商品按照质量分成三个档次，根据本地的供需关系确定价格。其中，五谷布帛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或者说“初级生产资料”，如果供大于求导致滞销，那么“交易丞”就负责以保护价收购，不能让老百姓折本；如果商品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到高于官方价格，“交易丞”再把前期收购的商品平价售出，以平抑物价；如果供应充足，价格低于官价，那么允许老百姓自由购买，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如果说“交易丞”是“物价局”，那么“钱府丞”就是“社区银行”。祭祀等礼仪是一个家族最重要的事，老百姓如果没钱搞，能从“钱府丞”借无息贷款，还款期限也很宽松，一般祭祀不超过一旬，丧礼等大事别超过三个月；如果是因为太穷了，要借钱谋生，比如购置农具之类，也可以从“钱府丞”处借款，虽然不是无息，但只收不超过10%年利率的利息税，可谓非常“普惠金融”了 10 。
    五均和赊贷虽然是两码事，但彼此补充，调剂工商金融，以求既能支持农民农业，又平衡收入。事实上，五均与汉武帝时期的“均输”有些相似，但与盐铁专卖一样，目的并不相同。
    第六，钱币铜冶，就是铸币和货币发行。
    铸币倒是不新鲜，关键是货币制度，这是六筦里最曲折的一项改制措施。
    汉室货币制度的确立，本身就经历了复杂的过程。遥想刘邦当年还允许民间铸钱，私人铸钱自然会偷工减料，以较少的铜撬动较高的面值，就造成了通货膨胀。为此，汉室一再改革，发行过八铢钱、五分钱、四铢钱、三铢钱、半两钱等等，百般试错，直到汉武帝时期铸造了五铢钱，轻重适宜，从此一百多年不再变更，达到了金融基本稳定、货币发行有序的状态。五铢钱一直使用到隋唐，唐朝废止五铢钱改铸开元钱，形制其实没有实质变化，可谓一脉相承、行稳致远。
    标准的五铢钱大约重四克，大略同一时期的古希腊货币德拉克马、古罗马货币第纳尔，也都大约重四克，这就说明，这一重量和币值是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11
    金融虽然稳定，但并不能解决贫富的问题。
    早在居摄期间，王莽就启动了币制改制，延续了儒家把货币看作万恶之源的精神。不过，他当时没有贡禹那么激进，他更在意的是恢复上古时期的货币形制。居摄二年（公元7年），朝廷发行了两种刀币、一种大泉，面值都很高，但含铜量并不高，比如大泉重十二铢，面值是“五十”铢，这与当时的经济金融水平不相称。这倒还好，关键是他同时下令，列侯以下不准持有黄金，要主动到官府兑换铜钱。
    史书称，王莽并没有履行承诺，只收了黄金，却拖着不给兑换铜钱。这个记载倘若真实，就很有意思了。当时王莽尚未称帝，还在收买人心，所以他这么做，收买的是什么人的心？
    没有黄金的人的心，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穷人的心。
    因此，收缴黄金又拖着不予兑换，打击的就是那些手里、家里藏有黄金的富人；所收的人又是“列侯以下 ”，一个人不是列侯还有黄金，那就主要是豪杰商贾了，所以目的仍然是抑制贫富分化。当时的老百姓八成会乐见这条政策。
    到了始建国元年，皇帝正式推行新朝的货币改制，废除了会令人想起“刘”字的“刀币”，也禁用了五铢钱，然后分两步推行了新朝的货币改制 12 ：
    第一步，发行了新的重一铢、面值为“直一”的小泉，和居摄期间发行的重十二铢面值为“五十”的大泉并行。试行一年，发现不太好用，老百姓私下里还是爱用五铢钱。这不纯粹是因为习惯，而是小泉的面值太小，大泉的面值又过大，就好比只发行了1元钱和100元钱的两种货币，用起来当然不方便。
    出于纠正货币种类太少、面值不便的目的，到了始建国二年，皇帝启动了第二步，这次的动作很大，结果把币种和面值又搞得太复杂，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统称“宝货”：
    五物，就是金、银、铜、龟、贝这五种铸币的材料。
    六名，就是有黄金、银货、龟宝、布货、贝货、泉货六个币种，细看来，其中的布货、泉货都是由铜铸造，所以“五物”才有“六名”。
    二十八品，就是上面的这六个币种，又各自有层次不同的币值，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八个，太过复杂，就不抄录了。只说其中的龟宝、贝货是按照尺寸大小来确定面值，其他的是按照重量。
    显然，这么复杂的币种和币值，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一个老百姓拿到一个钱，如果他目不识丁，不认识上面的面值，只掂量一下重量是白搭的。若是不幸收到贝货和龟宝，还要找尺子量一量才放心。这样的货币，不必说流通，就算是收藏也很复杂。
    一段时间以后，皇帝发现确实不方便，就废止了龟宝、贝货、布货，只留下金银，以及面值为“一”的小泉和面值“五十”的大泉。换句话说，这次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宝货制”也就名存实亡了，其影响大概也有限。而且，到始建国天凤元年（约公元14年），皇帝对以往的货币改制进行了彻底检讨，重订改制，这次终于简单了，其中最常用的货币只有两种：一是货泉，重五铢，面值为“一”；一是货布，重二十五铢，面值“二十五”。
    其实，这个面值为一、重五铢的“货泉”，就是原来的五铢钱，皇帝的货币改制重新回到了原点，此后，新朝的货币制度也就逐渐稳定了。从居摄二年到始建国元凤元年的六七年间，先后改制三四次，造成了较大的混乱，但得承认最后一次终于稳定了。
    但许多臣民却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为这数次改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次发行的货币都比以前重量小、面值大，形成了事实上的贬值。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年代，贬值就意味着财富转移，也就是转移到了朝廷手里。而这正符合王莽最初的意图：谁手里的钱越多，谁遭受的损失就越大，那么社会也一定会更公平。
    以上就是王莽在儒家精神，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周礼》的框架下，推动的财政、金融、经济改制，也是后世所谓“王莽改制”的最重要部分。
    他会成功吗？
    至少在最初的岁月里，刘歆、扬雄、桓谭等人，都充满了希望。
    12.改革的成功与虚无
    后世有人问，从“王田私属”到“五均六筦”，新朝的改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吗？
    当然不是。
    因为新朝改制是通过强化国家统制经济，打击商人豪杰，扩大私人工商部门征税，从而试图消除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与社会主义所蕴含的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内涵，不是一回事，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崇尚民本、仁政、患不均的政治精神。
    后世还有人问，那是否属于“计划经济”呢？
    当然也不是。
    新朝的改制虽然把国家统制经济作为核心，但既没有计划经济所蕴含的分配思想，也不具备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的统计、财政收支等数目管理的基础。这种统制经济的思想源头，是儒家崇尚“大一统”和圣王统治，警惕利益集团侵害百姓的政治精神。
    这两种政治精神，在当时是通过《周礼》体现的。《周礼》的来源无论是否可靠，是否为“六国阴谋之书 ” 13 ，在当时许多儒生眼中，就是周代传下来的三代之治，也就是新朝的理想之治。当今文经学无法提出改制的具体措施时，《周礼》填补了这种空白。
    但是，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周礼》的经济措施，近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才出现的“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 14 。
    回到新朝，无论是王莽、刘歆这两位主脑，还是具体负责这些改制的官员，如负责“王田私属令”的张邯、孙阳，负责六筦、人送外号“智囊”的折威侯，羲和鲁匡 15 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几乎就是法家，或者说是用法家的措施在推行，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的后果：失败的改制未必有太坏的影响，成功的改制可能才是王莽覆灭的重要原因。
    第一类是早早失败的措施。
    “王田私属”是较为纯粹的儒家改制，也寄托着王莽最大的希望。然而，令下仅仅三年，始建国四年，这道法令就在事实上被取消了 16 。原因不难想象，要实施王田制，首先要丈量土地，“搞土改”。这得有大量忠诚可靠的人，耗费相当大的财力，还得掌握切实的丈量办法。其次，当时的社会相对稳定，天下承平日久，各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就算测量了也未必能够推行下去。以当时的水平，光丈量就得花费若干年，结果皇帝希望一纸法令就完成改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禁止奴婢买卖是和王田制相配合的政策，王田制不能施行，奴婢改私属也就无法坚持。况且，奴婢改私属只针对私人，对于官奴是不涉及的。
    但王田制虽有过于理想的因素，却不能简单斥之为复古的空想。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71节

    设想如果是战争过后，人口锐减，田地抛荒，地方利益集团灰飞烟灭，这个时候踏踏实实搞一搞类似王田制的均田、授田措施，未必搞不下去。
    货币改制是另一种失败：一来，货币改制对贫富阶层的剥夺是一视同仁的。尽管有许多富人在货币改制中被收割了财富，但穷人也被收割了呀，穷人的财富没有增加。二来，始建国天凤元年的最后一次货币改制，基本上恢复了五铢钱，这意味着货币制度重回原点。因此，从儒家改制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失败，但也说明货币制度日趋稳定，没有继续造成更坏的影响。
    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是一系列改制中最具儒家精神的，但都早早失败。不过，恰恰是因为失败较早，反而不能为多年以后王莽的覆灭承担主要责任。当然，这两项改制在实施时，确实有许多吏民因为犯法被流放处刑，而且状况颇为悲惨：
    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17
    这段描述似乎印证了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造成的悲惨状况，但实话说，比起西汉动辄族诛、牵连万人、死伤不计其数的大案，委实不甚突出，也就不太可能是多年以后王莽覆灭的主因。
    第二类是成功实施的。
    因为有汉朝的成功经验在先，盐铁酒的专卖和名山大泽的征税，运行最为成功。这几项改制一直到王莽覆灭前的始建国地皇三年才取消，说明推行得比较顺利。而从王莽覆灭后皇宫里储存的巨量黄金来推测，也的的确确挣了很多的钱。
    但正是这一成功，对经济基础造成了破坏。专卖制度可能打击了一批富商，但普通百姓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他们又回到当年“盐铁会议”上审视的局面：不得不从官府购买专卖品，质量不高，价格昂贵。
    对工商部门的征税，则几乎残害了社会的商业流通，那些仅仅挖几棵山珍、打几网鱼、四处游方看病看风水的社会底层，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还要被征税，尽管数额不大，其恶果显而易见。
    这几项改制越是成功，越意味着法家的程度更深，儒家的初心被悬置。
    剩下的第三类，五均赊贷，最有可能因为“人”的原因而溃败。
    五均司市师、交易丞、泉府丞……众多的官员被安置在负责供销、信贷、定价的位置，出现权力寻租很正常。结果很有可能是，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反而养了一群蛀虫。
    为了保证政策的实施，皇帝在每个郡都配备了“命士”来监督。有趣的是，他着意从富商中选派人员担当“命士”，如洛阳的薛子仲、张长叔，临淄的姓伟等，都是家财千万以上的富商。皇帝为什么一面千方百计打压商贾，一面又选拔富商来监督？大概是借鉴汉武帝时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桑弘羊善于理财的先例，既然是财金经济的改制，选拔“技术官僚”来负责应该更妥当。
    但这些富商并不具备桑弘羊的政治品质，而是迅速腐化下去，他们的“专业技术”不仅没能保证改制的公平，谋取私利反而更方便；广大吏民没有得到改制的多少实际好处，而是动辄得咎，苦不堪言。
    有些人，可能想到了记忆里并不遥远的汉武帝；
    还有些人，则可能想到了记忆里遥远的秦始皇。
    无论是改制背后的统制经济思维，还是以严刑酷法约束执行的理念，无不透露出新朝在迈向儒家目标时，采取的是管制的办法，走的是秦制的老路。
    轰轰烈烈的新莽改制，也没能撼动甚至触及秦制最根本的三个要素：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有些方面甚至还加剧了。
    秦造就了一台国家机器并开足马力，汉朝慢慢地运转这台机器，王莽和他的儒生们在有意无意间，把这台机器的马力又开到了最大。
    究竟，什么才是王制？
    注释：
    1 　《汉书·食货志》，第1142页。
    2 　历史上的井田制到底是什么，怎么实施的，尚未有公认答案。但这不妨碍后来人如王莽“想象”井田制的模样。
    3 　《汉书·王莽传》：“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第4111页）这里的“制度”应该是这道法令的具体内容，但详情已不可知。
    4 　按照孟子的说法，井田制不仅是土地制度，还是一种邻里宗族的社区制度。当然，也有学者坚持认为，王莽施行的就是井田制。
    5 　吕思勉：《秦汉史·总论》，第1页。
    6 　《汉书·食货志》，第1179页。
    7 　《汉书·食货志》，第1183页。
    8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9 　《汉书·食货志》，第1181页。
    10 　《汉书·食货志》说年息10%，《王莽传》说月息3%，两者有差别。苏诚鉴认为是前者，见《“欲法武帝”与“附会《周礼》”——论王莽“六筦”及其“税民”之制》，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林剑鸣认为应是最高利息和最低利息的区别，见《秦汉史》，第658页。实际上，以今天银行利率情况推断，各地经济水平不同，利率、息差都会不同，所以林剑鸣说应更近实际。
    1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2 　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两次改革。考虑到两次时间挨得很近，且始建国元年主要是废除刀币和五铢钱的政治行为，因此将其与始建国二年的币制改制合为一次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从行政的习惯来看，也可以把前面的一次视为“试点”。
    13 　何休。
    14 　侯家驹：《周礼研究·序言》，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7；转引自李若晖：《久旷大仪》，第188页。
    15 　智囊见《后汉书·鲁恭列传》，第873页；鲁匡封折威侯，见《新莽简辑证》，第5页。
    16 　始建国四年，王莽已经允许王田买卖，王田制实际上即已失效，但法令直到地皇三年才被全部废除。
    17 　《汉书·王莽传》，第4112页。
    第七章　天下
    帝刘之秀，九名之世。
    帝行德，封刻政。
    ——《河图合古篇》
    一、奇怪的战争
    1.一枚印章引发的反叛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72节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底，王莽派出的十二队五威将帅，已经陆续抵达“天下”的边界。
    其中前往北方的一队，是由五威将王骏率领，手下五个五威帅分别是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他们已完成向新朝臣民颁行符命的任务，接下来，要将符命颁给匈奴，并把匈奴手中汉朝册封的印玺更换成新朝的印章。
    时值冬季，又是北方，天寒地冻。五威将帅们为了显示新朝威德，仪仗服饰，繁盛不减。但王骏心中仍不免有些担心，生怕此行有辱使命。
    他的担心，来自六年前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3年），当时王莽强迫匈奴废除了与汉宣帝“汉人逃入匈奴，匈奴不受；匈奴逃入汉朝，汉朝不受”的约定，重订新约，要求不仅汉人，包括乌孙、乌桓及西域佩汉朝印绶的各国居民，只要逃入匈奴，匈奴都不得接受。这对匈奴显然不平等。当时从长安赴匈奴颁布新约的，正是时任中郎将的王骏和副校尉甄阜。
    他们会记得，当时乌珠留单于虽然接受了新约，但双方并不愉快。这次出使匈奴，颁符命应该比较顺利，但把“匈奴单于玺”换成“新匈奴单于章”，将乌珠留单于身份大大降低，恐怕就不容易办到了。
    五威将帅一行抵达匈奴王庭，乌珠留单于接见了并不陌生的王骏。按照王莽的授意，这次给单于的金帛远多于以往汉朝的赐予，气氛变得缓和亲切，王骏这才告诉单于，如今汉朝已经禅让给新朝，皇帝也换了，所以，以前汉朝的赐印也得相应换成新朝的。
    单于对中原的局势应该是关心的。自汉宣帝以来，汉匈之间基本上没有战事。匈奴的内战倒是持续了很久，汉朝逐渐介入匈奴内争，杀北匈奴的郅支单于，帮助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还将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呼韩邪仰慕汉朝，看到汉朝皇帝的谥号里都有“孝”字，就令今后新单于即位，名号里也要加上“若鞮”的字眼，意思是“孝”。乌珠留若鞮单于是呼韩邪的儿子，对汉朝怀德，当年为了配合王莽，特意把名字改成“知”。新约的事情虽然不愉快，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双方的关系。
    正因为这种坦然，乌珠留单于在草原上拜受了新朝的诏书，正要解下旧印交给王骏，一旁的左姑夕侯——名字叫“苏”——拦住他说，“还没见到新印文，最好先别给”。苏的担心，恰恰是王骏的担心。乌珠留果然没有交出旧印。王骏由于心里有鬼，也就没有坚持。
    接受诏书的仪式结束，大家进入穹庐开始盛大的宴会。烤羊饮酒，唱歌跳舞，宾主双方又热络起来。大家互相敬酒，等乌珠留给使者们敬酒时，王骏趁机提出，该把旧印给我们啦。乌珠留单于已经有了醉意，表现得非常坦荡，说了一个字：“诺 ”。 就准备解下旧印。旁边的苏看到，再次提醒，“还没见到新印文，先别给。”单于大概是饮酒的缘故，说，“印文怎么会变呢！”就解下来给了王骏，接过新印绶，看也没看就佩戴上了。
    王骏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双方饮酒吃肉，喝到半夜。
    回到使者的住处，五威右帅陈饶说，“刚才，姑夕侯几次怀疑印文会变，单于险些不把旧印给我们。现在一旦发现印文确实有变，一定会来索要旧印，到时候，你给还是不给？得而复失，那就有辱使命了，不如砸碎旧印，以绝祸根。”
    大家一听，颇有道理，但是把旧印砸碎了，万一惹出事端，谁来承担责任呢？所以没人作声。
    陈饶是燕赵人士，做事彪悍，二话不说，自己拿起斧子就把旧印砸坏了。
    就为这种担当，陈饶后来被王莽拜为大将军，封威德子爵。
    第二天，单于果然派右骨都侯，名字是“须卜当”，前来索要旧印。须卜当是王昭君女儿的丈夫，他夫妇俩是匈奴里面的“建制派”，对汉朝忠心耿耿。他很生气：“汉印是玺，而且没有‘汉’这个字，说明匈奴不隶属汉朝，汉朝尊重大单于为北方的首领；现在新印叫‘章’，前面又有‘新’字，这是把匈奴当成你们的诸侯了！我们要拿回旧印！”
    王骏等人就把砸坏的旧印拿出来，故作镇定又假装傲慢地说：“旧印已坏，单于要奉天命，遵循新室的制度。”
    须卜当回去禀报乌珠留单于，单于无奈，考虑到这次接受的金银布帛特别多，就暂时作罢，派遣弟弟右贤王带着牛羊等谢礼，跟随五威将帅返回长安致谢。
    一行人走到单于另一个弟弟、匈奴左犁汗王——名字叫“咸”——的地界，发现了许多乌桓人。按照当初和匈奴的新约，匈奴不能受降乌桓人，就勒令匈奴把乌桓人退回去。
    这件事成了压垮双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乌珠留单于想到过去的种种，想到匈奴连劫掠一些乌桓的人口都不行，决定不再对新朝服软。不是要把乌桓人送回去吗？行啊，单于派遣十余人，率领兵马万骑，以护送乌桓人回故乡的名义，屯兵朔方郡 1 边境。
    兵气一下子就起来了，中原与匈奴多年的和平关系，在始建国元年年底终结。
    与此同时，在西域诸国，在西南的钩町等国，五威将帅们同步更换了他们的印绶，将他们的王号降为侯，诸国心中也颇不满。匈奴在朔方屯兵的消息传来后，诸国嗅到一些特别的味道。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甄丰的儿子甄寻制造符命，怂恿皇帝拜甄丰为右伯。右伯居西，兼治西域。甄丰有到西域“调研”的打算，消息传至，诸国并不欢喜，因为这意味着繁重的接待任务。
    从车师国分出的车师后国对此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戊己校尉就在附近屯田。戊己校尉是仅次于西域最高行政长官西域都护的高官，也是负责屯田的武官。甄丰如果来，必定会到车师后国。
    车师后王 2 就和大臣抱怨，按照惯例，要提供牛羊粮食，还要担当向导、翻译。但整个邦国也就一千户，三四千人口，去年五威将帅来宣符命时，尽力接待都达不到要求，如果是甄丰这样的高官前来，那国家就算掏空也没法完成接待任务。
    车师后王的想法是，不如干脆逃到匈奴去吧。
    大概是身边有耳目，他的这个打算虽然并没有实际行动，却被戊己校尉刁护探知。刁护把车师后王招来询问，王不敢不说实话。但没想到刁护丝毫不留情面，给王戴上刑具，押送至西域都护府发落。
    车师后国虽然小，但人家好歹也是王。尚没有叛乱的实情就如此羞辱，实在没必要。囚车离开时，许多居民哭着送别，因为他们了解中原的习惯，他们的王怕是回不来了。
    果然，囚车一到，西域都护但钦立即斩杀车师后王。
    王的兄长听说后，悲愤交加，带领国中两千多居民和大量牲口，举国投降匈奴。
    单于正在为前番的事情恼火，见此情景，偏要违反约定，不仅接纳了车师后王兄的投降，还派兵和王兄一起，返回车师地区。这里还有车师国分出的另一个小国车师后成国。九月，匈奴攻杀了后成国的首领“后成长”，还击伤了西域都护司马。
    匈奴来势汹汹，祸不单行的是刁护赶巧又病了，为了防备匈奴进攻，他派遣属官校尉史陈良屯兵桓且谷，另一名属官校尉史终带负责粮草，司马丞韩玄和左曲候任商分别带兵守卫。但万万没想到，陈良、终带等四人觉得形势不妙，西域很可能在匈奴的压力下背叛，到那时，孤悬西域的他们必将死于战事。再加上他们对王莽的登基颇有不满，就谎称匈奴来袭，率领三四百军士冲入戊己校尉府，将刁护及全部男性亲属杀光，挟裹着女眷儿童以及其他驻扎此地的官吏及家属两千多人，打出“废汉大将军”的旗号，向北逃入匈奴。
    陈良、终带被委任为匈奴的乌贲都尉 3 ，就住在乌珠留单于那里，常常陪单于饮酒吃肉，颇得信任。
    匈奴屯兵朔方的挑衅和陈良等人的叛乱，令王莽不得不正视边境问题。他大概没有想到，只是更换一枚印章，竟然前前后后惹出这么多麻烦。他并不认为将“四夷”降格有什么错，新朝自己都取消了王号，按照五等爵制，皇子只是公爵，很多高官也只是侯爵，西域的城邦有些还不如中原的县大，降为侯有何不妥？
    何况他们都是“蛮夷”！
    儒家今文经学关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异内外 ”，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意思是说，文明和野蛮是有内外区别的，文明的华夏就是要高于野蛮的夷狄，新朝比汉朝都要“文明”，比匈奴就更不必说了。在匈奴的印章上加一个“新”字，本意并不是要高你一头，而是文明的新朝要拉野蛮的匈奴一起奔向文明嘛。换言之，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国际秩序，本身就是新朝改制的一个重要关节。
    其实，早在汉宣帝时期，汉廷就争论过对匈奴的礼仪。当时呼韩邪单于来朝，丞相黄霸等人也根据“异内外 ”的原则，主张以诸侯王礼仪对待匈奴，位次在诸侯王下。太傅萧望之站出来，据理力争，认为不可，他的理由有二：第一，匈奴虽然现在关系好，但本质上是“敌国”，也就是独立国家，不能以臣下之礼待之，朝见位次应在诸侯王上，双方的关系本质上是“羁縻之谊”，即笼络而非实际控制；第二，如果把匈奴当臣属，现在双方关系好还可以维持，但保不齐以后关系变差不来朝见了，那就是叛臣，天子必须得讨伐，反而被动，打输了政治后果更严重，打赢了也会劳民伤财。以兄弟之国待之，将来关系差了也没有讨伐的压力，反而更能凸显华夏比蛮夷要文明。
    萧望之的观点确属老成人之言，因此被汉宣帝采纳。王莽实际上是推翻了这种政策，回到当时被否决的意见上去了。
    于是，萧望之的预言不幸言中。匈奴的兵马已经到来，北方边境持续几十年的安定已经被打破，有些百姓开始逃亡内地。西域也出现不稳的征象，西域都护但钦已经上书提醒，匈奴南将军 4 有可能入侵西域。
    2.不平静的草原
    王莽不得不做准备了。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底，王莽分别从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对匈奴正式展开攻势。
    政治层面，他下诏赞扬呼韩邪单于“累世忠孝，保塞守徼 ”，现在与匈奴关系恶化，责任都在他的儿子乌珠留单于。因此，将乌珠留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罪当死。诏令还说，草原上有十五个呼韩邪的子孙，要把草原分成十五份，封给这十五个子孙。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匈奴版本的“推恩令”，显示王莽对匈奴内斗的传统、匈奴和汉朝交往的历史是相当熟悉的。匈奴并非帝国，也没有中原那种册立太子的继承人制度，以往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大致各占一半 5 ，因此每当新的单于上位，他的兄弟、叔伯们仍自有地盘和兵马，常常爆发内斗。王莽抛开乌珠留单于，以财产引诱贿赂其他匈奴贵族，看上去是分而治之的好办法。
    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正如萧望之所说，匈奴实际上是独立的异国，用这种“干涉内政”的策略，俨然把匈奴当成给自己看家护院的藩属，只会更加激怒匈奴。
    军事层面，王莽展示了大手笔，颇有效仿汉武帝的姿态。汉家承平数十年，财政方面很宽裕，新朝有足够的储备发动一场对匈奴的全面战争。他委派宠臣、立国将军孙建为“总司令”，选拔了十二位将领，分成六路，每路两员大将，屯驻的地点，最东边的是渔阳 6 ，最西边的是张掖 7 ，中间绵延今天的河北、内蒙古，遍及整个北方边境。这十二位将军里，有前番出使的王骏，有后来官至国师的苗 ，有新朝名将严尤 8 ，还有当年教授皇帝《左传》的陈钦，一时群贤毕至。
    而军队，既有来自郡国的调拨，也有招募赎罪的囚徒。他们从全国各地辗转赶到这六路驻守的地点。粮食也从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王莽的计划是，先抵达前线的军人就地驻扎，待凑够三十万人，储备下三百天的干粮之后，六路大军就从十条路线同时进攻，一举把乌珠留单于赶到更北方，然后正式在草原上分立十五单于，一劳永逸解决北方问题。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73节

    显然，仅仅凑够人数和粮食，就不是一朝一夕、三五个月能做到的事情。自此，从江淮海边到北方前线，驿道上的兵士、押送粮草的官吏、传送消息的使者，络绎不绝，绵延几千里，吏民抛家舍业，苦不堪言；而已经到达边境驻地的军将，却没有仗打，边境寒冷，条件艰苦，放纵的军士们开始骚扰那些本就日益窘迫的百姓。
    一时间，北方边境和驿道周边的老百姓，纷纷逃离家园，或是当了流民，或是当了土匪。王莽有所耳闻，先派尚书大夫赵并到前线劳军，并担任田禾将军，在北原郡 9 的前线主持屯田，以减轻粮草压力；还派遣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在边境郡县督查，结果这些人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反倒与与驻军合伙欺行霸市、鱼肉百姓。
    在古代，战争机器一旦开动，正常的农业、工商以及地方行政秩序就会被打乱，一切给军事让位。而军事一旦优先，军人侵扰是难免的事。
    大兵集结期间，王莽派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率领兵马万骑，携带很多珍宝，进至云中郡边境，放出消息，看看能不能引诱出呼韩邪单于的子孙们。
    果然，乌珠留单于的异母弟弟，前面曾经和新朝打过交道的右犁汗王“咸”带着儿子“登”，和另一个异母弟弟“助”，出现了。
    按照王莽的意思，咸被立为孝单于，助被立为顺单于，两个人都被赐予黄金。《汉书》在描述这件事时，用了一个词“胁拜 ”，似乎是强迫他们接受的。但强迫难以说通，大概是相互之间有什么交易吧。随后，助、登两人跟随新朝大军返回长安，大概有人质的意思。
    回到长安后，王莽很高兴，这似乎证明了他的计划很高超，就封蔺苞为宣威公，拜虎牙将军；封戴级为扬威公，拜虎贲将军，并安置好登、助两个匈奴人。不久，顺单于助病死，皇帝让登袭为顺单于。
    皇帝养着顺单于，是想着日后平定草原，好把他分封过去。
    但咸得了“孝单于”的名号后，大概觉得两国交战在即，此举颇为不妥，就回到匈奴王庭，向乌珠留单于请罪，辩解自己是被迫接受的。单于很恼火，可能也不相信他的话，把他贬为“于粟置支侯”，这是匈奴一个低贱的官，以示惩罚。听说助、登还去了长安，单于愤愤地说：“先单于所受的是汉宣帝的恩，今天的天子不是宣帝子孙，凭什么当天子？”这句话意味着，单于拒绝承认新朝有权继承汉朝，一旦战争爆发，他不是对汉朝忘恩负义。
    到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王莽的军队还在北方集结时，单于为了报复，派遣左骨都侯等人率军进入云中郡，对官吏和百姓大加杀掠。边境形势进一步恶化，匈奴入寇成了常态，左右部都尉、各种封号的王，频频侵入边疆郡县，规模大的上万人，中等的数千人，少的也有几百人。在潮水般的侵袭中，雁门郡、朔方郡的太守、都尉先后战死，被掠去北方的吏民牲畜财产不可胜数，边境仿佛回到汉武帝初年。
    形势危急，屯驻在渔阳的讨秽将军严尤有些着急了，他给王莽上书，提出打这种仗，吃的是财政和粮草，应该速战速决，节省民力，他愿意带领一支军队深入草原，以雷霆之势重创匈奴。
    王莽自有想法，没有理会。于是奇怪的一幕出现了：新朝这边，大军持续集结；匈奴那边，骑兵不断袭扰，但双方始终没有爆发战争。
    在这奇怪的局面下，云中郡受到的袭扰最频繁。而驻屯云中郡的是王莽以前的老师陈钦。他抓了些匈奴俘虏，一审讯，发现他们属于王莽前番自以为引诱成功的孝单于咸的另一个儿子。
    王莽接到报告后很生气，为了报复咸，就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特意在他会见外国使臣和首领时，于长安市场上公开斩杀了咸的儿子，顺单于登。登的随从，大概是匈奴的一些小贵族，也一齐死难。
    这个消息暂时没有传到咸的耳朵里。因为现在的边境已经和从前不同了，南北双方音讯隔绝。有些人还记得，自汉宣帝以来，北方多年没有战争，人口滋生，遍地牛马。而现在，路边常常见到无人收殓的尸体，草丛里露出白骨……
    3.高句丽的反叛
    在屯驻军的东线，不仅有从内地赶来的军队，也有一支高句丽的军队。
    高句丽位于辽东一带，地界挨着匈奴，所以也被征发。需要指出的是，高句丽是扶余人等族群建立的国家，和后来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国没有继承关系，与今天的朝鲜、韩国更没有关系。
    这些高句丽军人士气低落，不愿意与匈奴交战，大多成了逃兵，有些还成了贼寇。始建国年间，辽西大尹（即辽西太守）田谭清剿失败，本人被杀。州郡把情况报上来，认为这应该由高句丽侯，名字叫“驺” 10 承担责任。高句丽原来是王国，这里称为侯，应该是始建国元年五威将帅颁符命时给降格了。王莽很生气，令屯驻在东线的严尤去惩处。
    严尤又上了一封书，大意是，逃兵犯法，国君怎么可能有直接责任？建议让州郡做好安抚工作就可以了。现在正在备战匈奴，把罪归在侯驺身上，就把事闹大了，万一高句丽也反了，怎么办？
    王莽又没有听从。严尤无奈，只好勒兵进入高句丽地界，把侯驺引诱出来，果断斩杀，并把首级送至长安。王莽大悦，封严尤为武建伯。为了表示对高句丽的惩罚，还下令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一高一下，是故意选的反义词。
    然而，事实被严尤不幸说中，高句丽虽然没有正式叛乱，但自此不断滋扰东北边境，渐渐脱离了与新朝以往的关系。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西域突然爆发叛乱。以焉耆为首的几个西域国家攻杀了西域都护但钦，宫廷为之震动。早在汉成帝时期，但钦颇得王莽伯父王凤赏识，在汉平帝时期出任西域都护，至殉职前已在西域任职十二年。虽然史书上事迹不多，但从他杀车师后王的举动看，他在西域的风格可能是立威大于施恩，因此颇为西域诸国忌惮，他的被杀并不意外。
    不过，但钦之死的根本原因是新朝大军陈兵北境，对西域相应减少了关照。同时，匈奴对新朝的不断侵袭，对西域产生了外部压力，促使西域叛乱。但钦是新朝驻西域最高长官，他被攻杀意味着新朝对西域已经失控。
    一时间，北方、西方和东北虽然没有大规模战争，但长期备战照样运转着战争机器，持续的叛乱使边境郡县不断遭受破坏，国家的财政积累正在快速蒸发。王莽却维持着这种奇怪局面，既不进攻，也不撤防，这又影响了内地农业的稳定，更多的流民出现，再加上这几年大规模改制，推行井田、六筦特别是第一次货币改革，经济形势和社会秩序出现了整体性恶化。对此王莽不会不知道。当始建国五年草原上传来乌珠留单于去世的消息，王莽终于找到了改善关系的契机。
    更大的利好是，右骨都侯须卜当执掌了匈奴实权。前面曾说，他是王昭君的长女女婿，须卜居次云的丈夫。这对夫妇以及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都是匈奴内部的“建制派”，主张与中原和平共处。须卜当用事，没有立乌珠留单于的儿子，而是“兄终弟及”，立了乌珠留单于的一个弟弟。
    新单于不是别人，正是曾经的孝单于咸，即位后号“乌累若鞮单于”。
    在须卜当夫妇推动下，乌累单于一改和新朝对抗的政策，转而主动向王莽提出和亲。
    第二年始建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匈奴派人到边境提出要见和亲侯王歙，也就是王昭君的侄子。王莽很高兴，派遣王歙和他弟弟骑都尉、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此行肩负了好几项重大使命：
    第一，祝贺新单于即位，赐黄金衣被和布帛。如果单于高兴地接受，双方将结束长达四年的奇怪战争。
    第二，向新单于索要几年前从西域逃过去的陈良、终带等人。他们杀害了戊己校尉刁护全家，是新朝的罪犯。把他们送还新朝，不仅符合道义，也是双方休战的回赠礼。
    第三，商议和亲事宜。
    王昭君的两个侄子抵达匈奴王庭后，受到了热情接待，他们本来也是匈奴的亲戚。在须卜当夫妇的运作下，出使整体上很顺利。唯一的插曲就是乌累单于询问起自己的儿子，顺单于登现在过得怎么样。
    王歙和王飒面面相觑，他们知道两年前登已经被王莽下令斩杀，乌累单于竟还一无所知。
    王歙担心实话实说会影响此次出使的主要任务，就撒谎说登在长安一切都好。
    乌累单于这才情愿把陈良、终带以及当时参与杀害刁护的人都交了出来，一共二十七人。这些人都是乌珠留单于的贵客，新官不理旧账，新单于不再庇护他们了。
    一路上，乌累单于还派人专程护送两位新朝使者和陈良等人的槛车。到了长安，王莽非常高兴，打算好好发落一下陈良等人。这段时间，他正在根据儒经创造新的刑名，《周易》的“离”卦有“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的爻辞，皇帝就把“焚如、死如、弃如”作为新的刑罚的名称，比如“焚如”就是火刑，“弃如”就是弃市。
    《周礼》说过，“凡杀其亲者焚之 ” 11 ，陈良是叛国，和杀亲没什么两样，因此定为“焚如”。
    趁着匈奴使者还没有走，王莽在城北设了刑场，邀请匈奴使者以及城内的官吏、居民前来观看。众目睽睽之下，陈良等人被用火活活烧死。虽然这个刑罚有儒经为依据，但又是一次虐杀。匈奴使者大为惊恐，他们不免会想，乌累单于的儿子登，到底还活着吗？
    始建国天凤元年，新朝和匈奴终于在表面上达成了一致。前期，王莽委派谏大夫如普到北方前线巡察，回来之后的报告里写道，边境饥荒，居民“人相食 ”，军人苦不堪言，建议罢兵。这年二月，益州“蛮夷”也发动叛乱，益州大尹被杀。
    王莽不得不承认，原先的政策确实骑虎难下。重重压力下，他以匈奴和亲为契机，下令停止屯兵，撤回将领，只在边境设置了以国防为主的游击都尉，同时派兵去益州平叛。
    奇怪的战争似乎结束了。
    4.没有结局的战争
    天渐渐高，云渐渐远，偶尔见到一只鹰击破长天，使者们就知道中原已远，草原已近。
    离开长安之前，使者们悄悄打听了登的消息。使者的车马一到单于王庭，就向乌累单于如实描述了陈良等人被烧死的情形，并且禀报这个噩耗：单于的儿子登连同随从，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新朝公开斩杀。上次来的新朝使者欺骗了大家。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74节

    单于又伤心又怨恨，他虽然已经答应和新朝息兵，但儿子之死促使他继续派兵滋扰新朝边境。果然，新朝觉察到匈奴并没有履行约定，就派使者来询问，乌累单于一脸无奈：“这都是乌桓和匈奴的一些刁民干的，就好比你们中原的流民和盗贼，我刚即位，威信尚浅，难以禁止啊。不过请放心，我会尽力铲除！”
    从边境报来的消息中，王莽辨识出这些入寇的匈奴兵强马壮，绝非盗贼，也就知道乌累单于在敷衍他。于是他又下令恢复边境屯兵，刚刚平息的边境烽火又燃烧起来。
    王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匈奴如此言而无信。直到始建国天凤二年（公元15年），乌累单于派遣使者前来索要儿子登的遗体，他才明白前因后果。为了表示诚意，他决定向单于表达一个意思，当时杀害登并非自己的责任，而是因为将军陈钦的谗言。
    王莽随便找了个借口把陈钦逮捕。陈钦与王莽有师生之谊，忠心耿耿，被捕时很是疑惑，但很快就明白了，这是王莽要改善与匈奴的关系，拿自己当替罪羊了。愤恨不已的陈钦在狱中自杀。
    这就更成全了王莽，他盛殓登的遗骨，精选了善于言辞的儒生王咸为使者，带着陈钦已死的消息和更加丰厚的资财出使匈奴。为了显示新朝仍然是匈奴的宗主国，王莽在实质上向单于输诚的时候，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一条是要求匈奴进贡马万匹、牛三万头、羊十万头，并归还掠夺的新朝人口；二是要求乌累单于掘开乌珠留单于之墓鞭尸。
    这显然不合情理，但王咸能言善辩，据理力争，把王莽的要求一一摆出必须执行的道理，单于都说不过他。当然，说不过不代表真的会执行。此后，乌累单于依然连年侵扰新朝边境，王莽苦不堪言。
    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泾河的一处河岸塌方，把泾河堵住了，泾河水改道向北流去，沿岸的居民大受灾害。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巡察。王邑去了一看，塌方的地方恰好是甘泉长平馆的西岸，涉及行宫的损害，就不能说是一般的水灾，而要考虑以灾异报告皇帝。王邑是最了解皇帝的，他不敢报灾异，而是说这符合谶纬《河图》所说的“以土填（镇）水 ”之意，是匈奴将要灭亡的祥瑞。
    既然是祥瑞，王路堂里，群臣一片庆贺之声。
    王莽也会心，大概是觉得王邑“讲政治”吧，就派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领兵出击匈奴。当然，现在是奇怪战争，二位将军并没有出境，抵达边境后就地屯驻。
    虽然王莽一直没有进攻，但准备工作更加繁忙，奇怪战争也就更奇怪了。他大量招募男丁、死囚、吏民家奴，号称“猪突豨勇 ”，这个奇怪的称呼看似是精锐奇兵，实则准备让亡命之徒当炮灰。军费膨胀得厉害，王莽新增了财产税，也就是把财产的三十分之一贡献出来。军马也不足，就命令公卿以下直到郡县，凡佩戴黄绶的比二百石以上官员，都要养军马，官阶越高的越要多养。
    最奇怪的是，他还征召有特异功能的人帮助攻打匈奴，选上后能够越级做官。于是全国有上万人报名，有的自称渡河不需要舟楫；有的自称有药方，三军服药后可以不吃粮食；有的自称会飞，一日千里，可以去匈奴侦察敌情。
    会飞？这也太奇怪了。王莽饶有兴趣地把他请来试飞。只见此人穿上用大鸟羽毛编织的翅膀，头上身上也都插满羽毛，浑身用带子缠结实，就开始飞。不知道他是从多高的地方起飞，总之据说是飞了几百步掉了下来。皇帝一看，这肯定飞不到草原嘛，不免失落，但一想古代有千金买马骨的寓言 12 ，为了吸引真正的奇能异士，依然封赏了这位飞人。
    奇怪战争期间，匈奴的频繁骚扰和新朝的屯驻不出，使得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在西域，诸国被匈奴日益强大的压力所震慑，陆续背叛新朝，投入匈奴的怀抱。为了挽救西域，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晚些时候，王莽选派五威将王骏，带领新任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进入西域，尝试恢复但钦的事业。
    王骏是前锋，又有和匈奴打交道的经验，他的军队主要是征发自莎车、龟兹的七千西域兵士。进入西域后，各国纷纷出迎。王骏发现，上次杀害西域都护但钦的焉耆也投降了，寻思找个机会攻杀焉耆，给但钦复仇，就命令戊己校尉郭钦另外带一支军队，以备万一。但万万没想到，焉耆是诈降，还没等王骏动手，焉耆的伏兵已经先发制人，杀死了王骏。
    等戊己校尉郭钦赶来，焉耆等国的军队主力已经撤走，只剩下打扫战场的老弱和辎重。郭钦对这些老弱病残杀戮一番，挽回些许颜面。西域都护李崇收拢剩余军队，收缩势力范围，在龟兹驻扎。
    知道王骏死难的消息，王莽心情复杂。他知道，这次行动实质上失败了，但依然对郭钦大加褒赏，封为“剼胡子 ”，子是子爵，“剼胡 ”是彻底剿灭胡人的意思。这个爵号显示了王莽的内心独白：必须彻底剿灭四夷。
    不过这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从这一年起，郭钦、李崇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杳无音信。新朝彻底失去了西域。
    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乌累单于去世，弟弟呼都单于即位，匈奴和新朝终于又等来一次改善关系的机会。新单于表现得很亲善，特意派了两名使者到长安，这使者不是外人，一人是须卜当夫妇的长子，名字叫“奢”，一人是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的儿子。就是说，两位使者都是王昭君的外孙，其诚意可见。
    接见完使者，王莽却没有立刻答应与匈奴改善关系。他有了上次乌累单于反复无常的教训，觉得呼都单于也难以信任。要想一劳永逸解决匈奴问题，还是要靠战争，并且单于一定得是自己人。
    皇帝召集廷议，讲了自己的设想：匈奴贵族里，真正心向中原的只有一个人——须卜当。所以，新朝应该把须卜当养在长安，立为单于，然后大军出击攻破呼都单于，再送须卜当过去即位，从此边境永宁。
    此时，严尤已经升任大司马。他当廷提出反对，理由是：须卜当在匈奴是很重要的人物，控制着匈奴右部，他控制的地方从来不侵扰边境，并且单于一有动静就给我们报信，好比高级间谍。如果把他安置在长安，那和一个普通的胡人有何区别？比较利弊，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
    王莽不听。
    随后，新朝以奢的名义，邀请奢的父母也就是须卜当夫妇来到边境。新朝派去的说客是王歙。史书说，王歙“以兵迫胁 ”须卜当夫妇到长安。此颇为可疑，很难想象王昭君的侄子会用军队迫使王昭君的女儿和女婿，而且王歙是由奢陪同前往边境的。更可能是王歙和奢赞同皇帝的策略，并劝说须卜当夫妇同意，鉴于这是极为重大的政治决策，夫妇俩并没有马上同意，内部可能还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以至于夫妇俩的次子没有一同去长安，而是掉头返回匈奴。但最终，须卜当夫妇跟随王歙和儿子奢抵达长安。
    他们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王莽倒是火速履行承诺，封须卜当为须卜单于，封奢为后安公爵，对父子二人极为尊宠。后来，须卜当去世，奢继承单于之位，更受尊宠，还娶了王莽的私生女。
    按理说，走完这一步，王莽应该派大军横扫北境了。
    王莽的确指派严尤与廉丹这两位名将出征，号“二征将军”。廉丹是刚刚从西南边境战场上赶回来的，虽然打过几场胜仗，但终于未能平息益州的叛乱，整个西南边境的局势与北部、西部一样，已经糜烂难收。
    严尤和廉丹的出兵，需要整个北方战线的全面配合，毕竟奇怪战争已经持续快十年，就为了这次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如此漫长的边境战线是很难调度的，不是这里军队没准备好，就是那里粮草又不足。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勒令全国每个郡缴纳百万谷帛给前线，但军事行动仍然没启动。延宕之际，内地的叛乱也起来了，关东的流民号称赤眉 13 ，开始攻城略地。
    呼都单于见自己的使者去示好，非但没有换来什么利益，反而给自己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须卜单于，其恼怒可想而知。须卜当走后，他原本负责的匈奴右部换成了单于的人，于是整个北方战线从东到西，都在遭受匈奴的袭击。
    边境的流民逃到内地，发现内地也开始动荡。
    然而王莽始终不愿意与匈奴息兵，严尤几次上谏都不听。直到最后一次，严尤力争征伐匈奴已经不是新朝的首要任务，当下应该关注关东的赤眉军。但恰恰是这句话惹怒了皇帝，他立刻免去严尤的大司马之职，还把匈奴问题的责任推给严尤：匈奴不绝，盗贼不息，都是你不畏天威，不听从我的诏命！
    离开了大司马的职位，离开了对匈奴作战的任务，严尤是否会想起，早在形势尚好之时，他曾经给皇帝的一封上书。
    在那封上书里他提出，自古以来，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伐没有上策。周代，把他们撵出边境，属中策；汉武帝兵连祸结三十年，虽然将其打服，但内耗严重，属下策；秦始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长城，但御敌功效不大，是无策。
    而王莽打的奇怪战争，比无策更差，把全国的兵粮调到荒凉的北方边境，大量粮草被消耗；先抵达的军人没有仗打，吃住艰苦，瘟疫流行，士气耗尽，还骚扰百姓；运输粮草不仅疲惫吏民，还占用本可以耕种的牛马。做了这么多准备，却不打仗，还要承受匈奴的破坏侵扰，而匈奴又间接促成了东北、西域以及西南所有边境的叛乱。
    王莽到底图什么呢？
    答案是：“儒家圣王”的功业，即“儒家国际秩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汉）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 14
    从安汉公到王莽，来自四夷的祥瑞是王莽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必须代表华夏，把与四夷之间的关系按照儒家学说贯彻下去，“天下”有且只能有一个王者，就是他自己。不是他不想与四夷保持和平，而是这种和平必须得按照“内华夏而外夷狄 ”的国际秩序来构建，秩序优先于和平；就像在国内的经济领域，哪怕“儒家改制”破坏了经济，但改制的政治仍然优先于经济的稳定。
    皇帝不这样做，就不会被认可为儒家的圣王，他受禅的前提、新朝的合法性等，都会受到根本损害。所以，即便打不赢，他也不会放弃政治上构建这一秩序的努力，整个新朝期间一直与匈奴保持着这种奇怪战争的局面。
    与四夷关系的全面崩坏，是新朝在不具备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建立儒家国际秩序必然导致的结局。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失败，当然也就消解了以往积攒的祥瑞，王莽不是那个怀柔远人、万里贡赋的圣王，他甚至不能守住汉朝羁縻蛮族的遗产。
    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军费开支迅速消耗着昭宣以来积攒的财富，导致征税越来越重，臣民不仅要承担更重的经济负担，还要放弃耕种出兵打仗，这就使得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税收压力更大，形成了恶性循环。当流民四起，社会趋于动荡，人们仿佛回到了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不得休息的极端状态里。
    但王莽是否具备汉武帝的能力，并拥有他的幸运呢？
    奢和他的母亲云一定知道答案。王昭君的这位女儿和外孙，一直留在长安等待有朝一日去北方即位，直到新朝灭亡之时，死于乱军之中。
    注释：
    1 　长安北方，今内蒙古自治区西段。
    2 　此时，车师后王应该已被王莽降格为侯，但史书依然记为王，这里也继续称之为王。
    3 　《西域传》称乌贲都尉；《匈奴传》称乌桓都将军。两者可能是匈奴同一职事的不同译名。
    4 　匈奴没有南将军，应该也是匈奴职事的汉译。
    5 　王国庆：《匈奴单于位继承初探》，见《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该文对匈奴继承情况做了统计。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75节

    6 　今昌平、密云。
    7 　今甘肃张掖。
    8 　严尤，姓庄名尤，《汉书》中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尤。为了叙事方便，本书仍以严尤称之。
    9 　今内蒙古包头附近。
    10 　高句丽侯驺的身份，目前尚未有公认的说法。这里倾向于认为驺就是被降为侯的高句丽国王。可参考李大龙：《关于高句丽侯驺的几个问题》，见《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
    11 　此处得到《周易》研究专家、同济大学谷继明兄指导。
    12 　吕思勉：《秦汉史》，第186页。
    13 　此时尚未有赤眉的名号，这里为了叙事便利而使用。
    14 　《汉书·王莽传》，第4104页。
    二、皇帝的执政艺术
    5.严密的五威系统
    始建国元年冬天，统睦侯陈崇终于收到皇帝的策书，成为新朝第一任五威司命。在新朝的五威系统中，与负责宣传的“五威将帅”、负责安保的“五威将军”比起来，五威司命体系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权力最大的。
    陈崇出任这个职位，显示了王莽的知人善任。在汉朝，陈崇就以丞相司直的身份替王莽监视丞相孔光，还充任绣衣使者赴各地采风，所从事的都是需要既懂政治又擅长刺探的差使。而五威司命的职责，正是“司上公以下 ” 1 ，也就是监督上公四辅以下的各级官员，监督的内容有六条，分别是“不用命者，大奸猾者，铸伪金钱者，骄奢逾制者，漏泄省中及尚书事者，拜爵王庭、谢恩私门者” 2 。也就是抗命不遵、貌尊实奸、私铸钱币、骄奢逾制、泄露秘密、私相授受，全部围绕皇帝个人权力的维护，显示出他对群臣的高度警惕。在这套皇帝直接控制的监察体系里，陈崇虽只是侯爵，但犹如最高检察官，拥有强悍的权力。
    五威司命的设置，令人想起明朝的特务机构。古代中国的历史，皇权是逐渐加强的，到明清臻于顶峰。例如，汉朝的宰相相当于“副皇帝” 3 ，正式议事时可以坐而论道，但到了后面的王朝就只能站着，到明朝取消宰相，再到清朝，多大的官员也得跪着与皇帝议事了。新朝虽然很古早，但搞出这套“五威司命”和“五威将帅”确实超前，这一部分因为，儒家惩于春秋时期“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的时代状况，因此格外讲究“尊尊”；另外还因为王莽是一个敏感多疑的人。
    政治是需要敌人的，当外部的敌人逐渐被消灭，政治就会从内部制造敌人。一个心胸坦荡的人登上帝位尚且免不了多疑，何况王莽呢。他很清楚，自己登上帝位之前是权臣，所以对权臣特别敏感。王莽的策略是，对高官极度苛刻，不分给实权，越是高官功臣越要找碴儿打压；对小吏常施恩惠，时而以帝王之尊为小吏撑腰；对中生代则予以笼络，着力提拔那些敢于为他充当爪牙的人。史书说：
    尤备大臣，抑夺下权，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 4
    摸清了王莽这一心态，孔仁、赵博、费兴等中生代官员就因为敢于向大臣发难而颇得皇帝信任，升职也很快。特别是孔仁，继陈崇、赵竑、苗 之后就任五威司命，替皇帝身背威斗，权倾一时。
    始建国天凤元年（公元14年）三月，发生了一次日食。
    王莽严格按照儒家经说，只要有日食，一定得策免大臣。此时的大司马逯并不得不奉还大司马印绶。但王莽还一并以日食为借口，取消了太傅平晏的“领尚书事”。
    平晏是“四辅”之一，最初可能只以为这是日食的权宜之举。不久之后，平晏带随从进宫议事，身为太傅，随从想必数量不少；但进宫时，却被守门的掖门仆射给拦住了，理由是平晏的随从超过了公卿进宫随从的规定人数。
    大概这种事以前没发生过，所以平晏很生气，与仆射争吵了几句。而仆射竟然无视他太傅的尊贵身份，对他出言不逊。平晏大怒，下令让太傅府的属官戊曹士将仆射抓起来。平晏心想，一个看门的胆敢教训太傅，先抓起来，和皇帝招呼一声再发落。
    没想到，王莽知道后，居然调动执法，派了数百骑兵把平晏的太傅府团团包围，将戊曹士从府中抓了出来，立刻斩杀。
    一个最高级的官员竟不能保护自己的下属，这对上司来说是莫大的羞辱。平晏眼睁睁看着戊曹士血渐府门，都没有经过议罪的程序，这才明白，自己被取消“领尚书事”并不是走过场，而是王莽刻意打压。
    平晏曾是汉哀帝的丞相，汉平帝的尚书令，为王莽的掌权、嫁女、登基立下大功。经此折辱，平晏心领神会，不再过问政事，在地皇元年死去。
    即使是皇帝非常信任的堂弟、大司空王邑，皇帝有时候也颇不留情面。大概与平晏受辱同时，王邑的一个下属大司空士，要在晚上通过奉常亭。中国古代夜晚宵禁的制度直到宋朝才基本废除，所以晚上过亭一般是不被允许的。当年李广被免官，晚上喝酒，要通过灞陵亭，亭长喝醉了不让他过去。李广说，“我是卸任将军李广。”亭长却说，“现任将军都不行，何况卸任的？”
    无独有偶，大司空士要通过的奉常亭的亭长也喝醉了，问都不问，当场拒绝。大司空士只好通报了自己的官职，但亭长仍然不允许，还反问，“你到底有没有通关的凭证？”
    一个亭长竟然如此苛刻，大司空士一怒，就抽出马鞭打了亭长。这位亭长也毫不示弱，拔剑回击，欲将大司空士“斩杀”。剑光落下，血光飞溅，亭长一下子酒醒了，发觉闯了大祸，连夜逃亡。案发之后，郡县依法捉拿，亭长的家人觉得事出有因，就上书为亭长求情。
    没想到，这封上书被皇帝看见了，他说，“这位亭长是奉公执法嘛，不要逮捕了。”
    这并不是一出《列宁与卫兵》的故事，王莽也并非褒赏亭长执法严明，他的真实意图大概是“我赦免你”。就像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辛德勒教导集中营指挥官阿蒙，随意杀人并不能体现拥有权力，“一个小偷犯罪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本可以处死他，但却赦免了他，这才是权力”，皇帝赦免亭长，是通过对底层官吏的仁慈展示自己拥有王者的权力。
    此言一出，王邑心领神会。所幸那位大司空士并没有死，只是受伤。王邑狠狠斥责了他一番。
    平晏和王邑这两件事，令新朝的高官们小心翼翼起来，不仅约束自己，也会约束下属。而中生代、新生代的官员、吏员们则颇为皇帝归心。
    但中生代一旦成长为高官，也不免遭受王莽喜怒无常的折磨。孔仁出任五威司命后，成为皇帝的宠臣。等到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孔仁的妻子因牵连进王莽孙子孙女王宗和王妨的案子而自杀，孔仁倍感恐惧，生怕被连坐，急忙求见皇帝，免冠谢罪。皇帝一见他，果然通过尚书斥责说：
    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 5
    孔仁一听，懵了，怎么不问妻子的事情，反倒责怪自己免冠？孔仁免冠，是表示引咎辞职，是请罪的态度。但王莽的意思是，你没有资格辞职，让你当五威司命，给你配备六马拉的乾文车，让你随身携带威节和威斗，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源于新朝威命的尊贵。
    孔仁万万没想到皇帝来了这么一出。“大不敬”是重罪，电光石火之间，孔仁应该感到一种要被杀的绝望。但王莽又下了一道诏令，赦免孔仁，重配一顶新冠。
    这种忽而雷霆、忽而雨露的感受，想必会大大摧折孔仁的心理，也使他更加小心谨慎，以免得咎。
    新朝立国之初，大家曾对皇帝根据符命任命高官颇为不满，造符命的哀章成了国将，守门的王兴成了轻车将军，卖饼的王盛成了前将军，大家一度在心里发出疑问：皇帝怎么能如此轻率荒唐？怎么会昧于识人？
    事到如今，群臣逐渐明白过来，皇帝把这三个“阿猫阿狗”捧上高位，只是为了证明符命的正确，从而顺利登基而已，从未赋予他们实权，只是摆设、玩具。非但这三个人王莽不会用，就连真的立下大功的甄邯、甄丰、平晏，乃至刘歆，他都不用，“诸公皆轻贱 ”， 杀甄丰，冷落甄邯和平晏，杀刘歆的儿女，将这些功臣们打压得个个有苦难言，晚景寂寞。
    立国的“十一公”里，除了早早死去的王舜，王莽只对两个王氏家族的亲戚王邑、王寻，以及军人孙建保持着信任。派到外地去的州牧，秩级等同于三公，也是高官，同样受到皇帝的监视。委派州牧，本是汉代已有过的制度，目的是监督一个州的事务，但王莽发现这些州牧因为地位太高，反而在纠举案件上懈怠，就增加了新职位叫州牧监副，秩级相当于元士，来行使纠举监察之责。
    王莽有效管束了他的功臣、高官，既没有大举杀戮，也避免受其所制，还得到了中生代的拥护。多年以后，追随他逃到渐台的人里，有许多就是他拔擢的中生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成功的。
    然而，这只是一种政客式的成功，是一种层次并不高的驭人之术，不足以达到儒家对王者的期许。
    6.诸侯授爵的盛事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二月的一天，长安吏民像往常一样生活，路上行人悠然，不时有车马“轧轧”地驶过，车夫的帻巾被风吹起。高大的宫殿在地上投出巨大的影子，城墙上旗帜猎猎，城门口人马往来如织。天气虽然还显寒冷，但城市的繁华令空气里生出些暖意。
    突然，长安各个城门被紧急关闭，数队步兵骑士沿路快速奔来，被驱散的行人纷纷躲避，以为是什么重要人物出来了。但是，人们又看不到尊贵的车驾，只看见军人们到处搜查，那些躲进屋子里的人照样被凶神一般的军人们盘查一番。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76节

    有些熟知掌故的人恍然大悟，这不是汉武帝时搞过的“大搜”吗？
    汉武帝后期，愈加喜怒无常，时不时就会突然关闭城门，到处搜查，有时搜查奢侈逾制，有时搜查巫蛊诅咒。时间最长的一次，他令三辅的骑士们大搜长安城和上林苑，城门关闭了整整十五天！吏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据说有人因此饿死。
    好在汉武帝崩后，这种事情也就绝迹了。没想到八十年后昨日重现，只不过不叫“大搜”，而叫“横搜”。街上的人们忙着逃命躲避，都不知道有哪些人、多少人在这次横搜中被逮捕，他们的命运也无从知晓。
    吏民在担惊受怕和忍饥挨饿中熬了五天 6 ，终于等到军士们退去，紧闭的城门缓缓开了。
    他们看见皇帝的车辇仪仗从南门出城，凡是认得出的高官显贵、皇亲国戚，都跟在后面。这到底是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这么多公侯出席，而且皇帝要特意事先横搜一番呢？
    长安南郊。
    明堂内外，庄严肃穆，王莽身着礼服，一群侍从和礼官围绕着他，在他面前有一座五色土组成的坛。坛的下面，则是同样盛装礼服的新朝公卿。原来，这些人全部都是拥有新朝爵位的贵族，有两千三百多人。而今天的仪式，就是正式册命诸侯。
    这一刻，贵族们已经等了四年，他们是皇帝的“基本盘”，新朝的精英，是王莽最应该笼络的人。他们支持新朝，是因为新朝许诺要恢复周代的封建制度。不过，封建指的是“封土地、建诸侯”，他们早就被封爵成为诸侯，但土地却迟迟未封。
    新朝的爵号基本上只是美称或包含寓意，像是荣誉称号，比如刘歆被封为嘉新公，“嘉新”是美称，很吉祥，但封地在哪里并没有体现。侯爵也一样，比如说符侯崔发，“说符”体现的是崔发最擅长的技能。同理，苗 被封为利苗侯，虽然确实有“利苗”这个地方，但作为爵号应该还是寓意“有利于农业”的意思，并非封地 7 。
    这与汉朝不同。汉朝王侯们的爵号绝大多数体现着封国。诸侯王可以在封国里建立本家族的社稷；普通的列侯虽然不立社稷，但也能享用封国的食邑。因此，汉朝封爵第一件事就是勘验地图，确立国名，然后再进行授予印绶之类其他的礼仪。就连附城的前身“关内侯”，虽然没有封国，关内二字也体现着地理。
    因此，新朝的贵族们绝大多数没有封国，例外的情况也有：一部分是早在汉朝就封爵并获得封国的人；一部分是王莽按照《诗经》国风的名号，建立了十几个公国，把自己的儿孙们封了过去；此外还有子婴所封的定安国等。这些国的公爵们虽然有封国，但也都没有授茅土，有专门的部监或牧监来管理 8 。
    新贵没有封国，食邑也就无从谈起。看到五色土坛，他们兴奋起来，因为汉朝的时候分封诸侯王，就是按照封国的方位，从对应的颜色中取出一小块土，用白茅包好赐给诸侯王，茅土要带到封国以建立社稷、宗庙，等等。
    但汉朝只有诸侯王才有资格获得茅土，普通列侯只获得印绶和享受食邑 9 。王莽的封建改制比汉朝激进，他参酌古文经和今文经，“恢复”了他心目中的周代分封制，在附城以上，有五等爵制、三等封国。而且，不论是什么级别的诸侯，都可以被授予茅土。
    如此说来，新朝的贵族们理应欢呼。这几年，王莽委派侍中、讲礼大夫孔秉负责勘验地图和户籍，还从州郡“借调”了一批精通地理的人来长安，在寿成室（未央宫）里专门辟出一座宫殿朱鸟堂，供孔秉等人校理。有些公侯已经多次跟着王莽到朱鸟堂视察过工作进展了。而且前不久，王莽刚刚重新划定了九州，设立了东西南北中“五部监”，看来版图是确定清楚了。
    仪式终于开始，礼官宣读起皇帝的诏书。但此时，有些站在前面的人隐约觉察到不妙。按照汉仪的经验，下一步要勘验地图，确立封国位置。今天来了两千多人，附城以上就有八百人，也就是八百个封国，那么绘制地图的竹简应该堆成了小山，但明堂之内只有五色土坛，没看见有地图。
    后面的人听着诏书的侃侃而谈，说这次分封真正恢复了周代的圣治，第一等封国，是公爵封万户，地方百里；第二等，是侯爵和伯爵各封五千户，地方七十里；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各封两千五百户，地方五十里。连附城也有三十里的封地。加起来，这次分封了14个公爵、93个侯爵、21个伯爵、171个子爵、497个男爵，一共796人；此外还有附城1511人、有食邑的女性83人 10 。
    如此宏大的分封，如此优厚的待遇，宣布后反而令贵族们感到不安，有人掐指一算，把天下所有的户口减去这次分封的户口，已经剩不下多少了，这还没算皇帝统治的国土。
    诏书宣布完毕，礼官就按照爵位高低，把土包在白茅里授给诸侯，表示这就是未来封国的土地。接下来，就应该从五色土坛里取封国所在方位的土了，但一旁的王莽仿佛忘记了这回事。
    为两千多人授茅土，不太可能都一个一个来，爵位较低的可能一批批地授予，全部结束后，也已经过了大半天的时间。诸侯们依然期盼着皇帝能够记起勘验地图这件事，没有地图就没有封国，这贵族的爵号就只是礼仪的摆设。
    终于，皇帝玉音放送，谈起了地图的事情，他的意思是，地图户口的勘验校理，工作量很大，到现在还没弄完，没法给大家确定封国，知道大家没有食邑，有些不担任官职的贵族没有收入来源，因此，大家可以到指定地点领取每月几千钱的俸禄。
    每个月才几千钱？
    诸侯的心情可想而知。一场轰轰烈烈的分封大典，就在这沮丧、幻灭、上当受骗的气氛中结束。
    没有食邑的租税，那些担任官职的贵族们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没有官职的贵族为了生计，不得不自谋出路。京城曾有一次“舆情”，就是有位新贵不得不受雇于人去做工，令新朝的爵制颜面扫地。
    王莽对此并非茫然无知，封国无法落实的原因不是地图勘验这一技术性问题，而是一旦付诸实施，中央政府就没法保证起码的财政收入，更别说赋予诸侯们以实际的治国之权了，只能先拖着。
    这一拖又是五年。
    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六月，王莽又在明堂召集在京师的大小诸侯，再次举行授茅土的大典。
    这次王莽显得很坦诚，直面上次分封没有授土的事情，说：“从始建国元年以来，我就在规划地理、考证经义以分封爵位，于今九年，终于确定了。今天，我亲自陈列茅土，告祭天神和祖先，正式给大家颁授封土！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国家好好养育臣民！封国在边境的，位于南方的，食邑不多，还可以从纳言掌货大夫那里领取俸禄，公爵一年八十万，侯爵伯爵一年四十万，子爵男爵一年二十万。”
    比起五年前，不仅封国的事情明确了，连补贴的俸禄也空前增加。但是，这五年恰恰是新朝改制并不理想，与匈奴发生奇怪战争，经济形势变差的五年，哪来的财力支撑这次分封呢？
    果然，封国也好，俸禄也罢，后面并没有认真执行，大多只停留在了纸面上。
    王莽恢复封建制的失败，不仅是改制理想的破灭，主要是摧毁了他执政基本盘的信心，还加重了精英的腐败。那些希望在新朝通过封爵来获得利禄以及封国的诸侯们，也会意识到恢复封建制不可能实现，如此，继续支持王莽的意义何在？
    7.官僚体制的革新
    晨光在宫殿的屋顶上折射出龙鳞般的光亮，王莽几乎又是一宿没睡。
    有些年老的宫人会记得，当年未央宫寝殿的夜晚也是灯火通明，成、哀皇帝饮酒作乐、彻夜不休，耳畔佩玉鸣銮，眼前歌舞升平。现在未央宫换作了寿成室，寝殿的夜晚烛火依然。
    但王莽却是在批阅堆积成山的简册。
    宫人们会想，真不愧是新朝的皇帝，如此勤政，白天与大臣议政，晚上还要处理政务。但他们不知道，白天，王莽很多时候把大臣喊来待上一整天，可不是在商讨政事，而是研究学术问题，诸如这一处礼仪怎么安排，那一句儒经如何理解，等等，乐此不疲，废寝忘食。
    就这样，官僚们不得不赔上时间进宫，和皇帝搞“读书会”，早出晚归，经年累月，本职工作却没时间处理，各个机构里积攒着大量事务没有解决，特别是诉讼官司之类的急务。与当代社会一样，这类事务虽然不是什么关系到天下兴亡的大事，但不会因为拖久了就自然解决，只能越积越多，直至形成结构性的大问题。
    晚上，王莽点灯熬油，宵衣旰食，的确勤勉。但很多事务并不重要，不是非他本人处理不可。他这么做，是吸取了自己曾架空汉帝的“历史教训”，刻意把大小事情揽过来，亲自研究、亲自处置，还刻意避开领机要的尚书们。他着意培养使用宦官，特别是财务、国库、粮食等要紧事宜，一概委派宦官管理。吏民的上书也都由宦官拆封送给他，不经尚书之手，怕尚书借此弄权或是泄露给外臣。
    即便是交办给臣下或是循例办理的工作，王莽也颇不放心，总是让下边的人反复向他请示，大小事都要过问。前面的工作迟迟无法办妥，后面的事情已经积压上来，最后乱成一锅粥。
    由此可见，不论是外朝的官僚，还是省内的宫官，王莽都不很信任。但种种迹象表明，不信任只是一方面，是权力斗争的浮沫。王莽的心态是觉得官僚们可有可无：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11
    意思就是：王莽觉得，只要制作了礼乐制度，颁布了改制法令，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会自动变好。
    既然如此，还要官僚机构有何用？
    王莽的这种垂拱而治的心态，成为他改革官僚制度的主要精神，也造成他与整个官僚体系的龃龉。
    儒家确实推崇垂拱而治，但不是说职官系统不发挥作用。《周礼》之所以改名为《周官》，就是因为一些儒家觉得这部书描述了儒家理想的周代的“官僚制度”。当然，事实很可能是，战国时期，儒家看到最早变法的三晋和秦国，已经开始建立适合集权政治的早期官僚体系，才创作出《周礼》，以改造法家的官制。
    总之，垂拱而治是儒家对周代宗法礼乐统治的想象与寄托，天子不事必躬亲，但没有否定官僚制度及其体系。
    但对王莽而言，官僚体系的意义，不是对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进行有效统治，而是展示儒家的神圣性。况且，儒家早在贾谊那里就想给官职批量改名了。
    这就是他为什么也要给官僚机构改名，推动职官和爵位的融合，给地理行政区划改名，并设计新的俸禄制度。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77节

    刚建国的时候，他已经根据儒经改了中央机构的设置和官职的名称，例如河南太守改名为河南大尹；到始建国天凤元年，他又进一步更改郡守一级的官职名称，河南大尹又变成“保忠信卿”。
    他还把行政职务和爵位挂钩，同为“太守”一级，由侯爵担任的叫“卒正”，伯爵叫“连率”，没爵位的叫“大尹”。这些有爵位的“太守”们甚至可以世袭官职。要知道，儒家讲究“讥世卿” ，认为公卿大夫士关系到治民大事，应当任贤，不能世袭。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天下郡县的改名，而且是能改则改、应改尽改，有的还反复改，改到四五次之多，同步还对郡县版图重新规划，个别的大郡如陈留郡甚至被撤销。动作激烈且复杂，以至于在当时人们就难以搞清楚全部情况了：
    一类是突出京畿的重要性，三辅的六个郡改为“六队”，长安周边的郡改为“六乡”，洛阳周边的郡改为“六郊”。新朝的国土从内到外形成了从高到低的礼法秩序。
    一类是纪念符命和歌颂新朝，如把“符离”改成“符合”，“沛郡”改成“吾符”，后世出土的封泥里，也有不少带“符”字的地名；新朝的“新”字被加进许多地名，如“安汉”变成“安新”，“淮阳”变成“新平”等。
    一类是表达美好吉祥，比如把“松兹”改成“诵善”，“敦煌”改成“敦德”，“曲阿”改成“风美”，“乌伤”改成“乌孝”等；有时常常用反义、同义或是同音词来代替，比如“梓潼”改成“子同”，“安平”改成“安宁”，“东昏”改成“东明”，“无锡”改为“有锡”之类 12 。
    后世习惯于把这次改名视为荒谬之政。但是，改名其实不无道理，因为古人重视名学，讲究名实相符。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概念和内涵的关系，而是不同的名背后具有一套不同的思想脉络和价值追求。新朝自认为已经从法家帝国变为儒家王朝，社会性质都变了，名字焉能不变？而且，还不能只是改一两个，必须普遍更改。
    从中央改到郡县，王莽似乎还打算对县域以下的乡、里、亭进行改名，只是还没实施 13 ，就已经变天了。
    俸禄制度的改革也遵循同样的逻辑。
    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王莽颁布了新的俸禄制度，这是一份初看起来颇为振奋人心的政策，它把全国的官吏分为十五个级别，每个级别都规定了相应的俸禄，从最低的六十六斛到最高的万斛不等。
    对比汉朝的俸禄体系，这个分配基本可行 14 ，而且待遇比汉朝大幅提高，理应博得各级官吏的拥护。但是王莽增加了复杂的条件：官吏的俸禄和管辖郡县的财政收入挂钩，贵族从食邑上获得的租税和食邑的财政收入挂钩，地区如果出现歉收、灾害，那么官吏、贵族要按比例减少俸禄或租税。
    中央官员也逃不掉，他们虽然不直接治理疆土，但全国划片，从四辅到司卿，都被分配了不同大小的郡县，比如国师和宁始将军，就要和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挂钩，这些地方如果财政收入减少，他们的俸禄也要减少。王莽更表示，自己的开支用度也要照此办理。
    如此来看，这是很有现代精神的“绩效激励体系”和“对口扶贫机制”，相当超前，以人为本，王莽自己也以身作则。在西汉，官僚也会因为歉收而减少俸禄，但从未像王莽这样系统地形成“长效机制”，如果切实可行，不失为一大善政。
    但凡是对现代企业的绩效体系、奖金激励制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设计绩效系数、计算绩效所得是比较专业的知识，要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耗费相当的人力，借助计算机才能实现。因此，王莽的这个设想虽然很好，但很难落地：
    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 15
    “烦碎”二字意味着什么，大抵可以想象。不仅没能发挥激励作用，连起码的俸禄都发不下来，官吏们没钱养家，只能贪污受贿。
    不论是行政区划的短时间内大规模改名，还是烦琐无法落地的俸禄制度改革，以及皇帝抛开官僚体系处理海量普通行政事务，一定会严重影响行政机器的运转。王莽曾担任大司马、安汉公，总揽行政事务多年，管理经验丰富，怎么会不了解这一点呢？ 16
    这可能仍然源于他改制后对官僚机构的定位。
    在他想象的图景中，他坐在天下正中制礼作乐、发号施令，天下自动得到治理；各地的官僚、诸侯仿佛“神职人员”，道德上以身作则最重要。在这个图景里，俸禄的绩效管理会使官吏们主动干好工作，改名也会令治理更加有效而不是变得混乱。
    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也不难理解。历史上，每个时代总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实行了什么样的制度，社会就会立刻变好。但事实是，维系一个版图庞大的国家很难，古代更难。周代采取封建制，是因为没法中央集权，只能委任诸侯自治，以宗法和礼乐维系忠诚。秦汉帝国演变为中央集权，就必须采取郡县制度，派出官僚治理。新朝虽然标榜实现了周代的礼乐，内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帝国，当然也必须实施郡县制，官僚机构不可或缺。
    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
    行政体制的混乱，决策链条的断裂，使得新朝的统治机制从效率降低逐渐走向崩坏。
    在中央，王莽的亲力亲为确实避免了大权臣的出现，却制造了许多小权臣；他们发现王莽根本干不完这些工作，就扣下一些事情不报，进行权力寻租。一些从郡县来到长安上书的官员，迟迟等不来回复，长年滞留于此。长安的卫戍部队都是从郡国征召来服役的，按照制度应该定期轮换，但这事儿没人管，竟然连续三年没有轮换。
    地方上就更严重了，行政区大量改名，就得重新刻制印章，吏民对这些名字也很生疏，诏书里提到一个郡县的名字，怕大家不知道是哪里，还得在后面缀上原来的名称。
    而行政区划的剧烈更改，导致地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有的郡县职位空缺得不到及时补充，剩下的官员身兼数职，疲于奔命，或是大权独揽，无人制衡；有的地方官趁机大搞腐败，盘剥百姓。郡县的诉讼案件大量积压，监狱人满为患，有人没有罪也被长期关押，最后被放出来不是因为案子办完了，而是赶上了大赦。边境的军队因为行政调度的失效，粮草供应跟不上，一些军队出现了哗变。
    俸禄的无法落实和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各级官吏对王莽离心离德，对新朝的热情也渐渐消退。按照常理，皇帝越是集权，官僚体系越是趋向于暗中对抗，王莽虽然大权独揽，有效权力却日益萎缩，没法有效传导到地方，甚至号令不出长安城。基层官员利益受损更严重，后来更始帝和光武帝起兵的队伍里，有大量新朝的基层官员加入。
    王莽对这些后果，很可能茫然无知。这可从太傅平晏去世后，他选拔唐尊接任太傅之事略见一斑。
    唐尊在汉末就是儒学名士，也是王莽最坚定的支持者。成为太傅之后，唐尊身着简朴的小袖短衣，出行时乘坐母马拉的柴车，居家时在干草上坐卧，吃饭时用瓦器当餐具，还把这些粗陋的餐具送给公卿，暗示他们也要勤俭。有时候，唐尊出行时看见男女并排走路，觉得有伤风化，就学着《尚书》里的“象刑”，把男女行人的衣服用红色涂抹一番，象征性地惩罚一下。
    王莽听说后，大为宽慰，下诏让公卿们都向唐尊学习，把唐尊立为官僚的楷模，封为平化侯。
    因为此事，后人常说王莽迂腐。其实并非如此，因为这就是他眼中官僚应该具有的样子。
    注释：
    1 　《汉书·王莽传》，第4116页。
    2 　《汉书·王莽传》，第4116页。
    3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讲。
    4 　《汉书·王莽传》，第4135页。
    5 　《汉书·王莽传》，第4153页。
    6 　有说是横搜五次。但据汉武帝大搜十几日之情况推测，当是一次五天。
    7 　“附城”的情况较为复杂，如桓谭被封为“明告里附城”，《汉书》明言这是他曾担任使者、擅长“明告”（宣传）的意思。出土的新莽简里，有奉圣里、通耻里、墩谶里、仁勇里等，从字面看也是如此。但“里”是县下的行政区，与郡县性质不同。例如北京有“建国里”社区，既是存在的地区，也是美称。
    8 　阎步克：《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9 　　以上汉代诸侯王的册命礼仪，参李俊芳：《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0 　《汉书·王莽传》，第4129页。
    11 　《汉书·王莽传》，第4140页。
    12 　王莽显然把“无锡”的“无”字理解为“没有”，但无锡、乌伤等地名，应是吴越古老方言的音译。
    13 　孟祥才：《王莽传》，第219页。
    14 　孟祥才：《王莽传》，第225页。
    15 　《汉书·王莽传》，第4143页。
    16 　纸屋正和认为，王莽长年在京师，只有短暂的遣就国经历，因此“对地方一无所知”，“并没有处理行政实务的官员经验”，见氏著《汉代郡县制的展开》，第4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但考虑到王莽在称帝之前已总揽行政事务多年，且治理卓有成效，绝不可能如此。
    三、再造危局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78节

    8.谁是刘秀？
    始建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南阳郡舂陵白水乡，刘氏皇族的后裔刘秀正在勤勤恳恳地务农。他今年十九岁，在家族里被公认为忠厚内向。他的兄长刘縯任侠仗义，是“社会青年”，常常嘲笑刘秀热衷务农。
    刘秀热爱务农，除了他性格上温厚安定的原因，主要还是社会相对安定，有踏踏实实务农的条件。
    这是新朝建立的第六年，几年来朝廷大张旗鼓地搞了许多改制，设王田、禁奴婢、搞六筦，特别是钱币改来改去，令大家倍觉不便。好在，王田制已经在前两年取消；六筦虽然加重了务农的负担，但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最令人恼火的钱币，也在今年改得简单易用多了。
    这几天，朝廷新发行的“货泉”刚开始流通，本地人就纷纷说这个钱特别好，简直是给白水乡铸造的呢。刘秀也拿着一枚仔细看，这钱和以前汉朝的五铢钱很像，重量和形制都差不多，只是上面的字变了，确实，这“货泉”二字怎么看都像是“白水真人”四个字！“货”的篆书从右到左，好像“真人”；“泉”的篆书从上到下，好像“白水”。刘秀笃信谶语，虽然说不清楚“白水真人”有何寓意，但对这款新钱很是喜欢。
    图7.1　货泉
    刘秀小时候父母去世，一直是当过萧县令的叔父刘良照顾他。最近，叔父为他的前途所计，要他收拾行装，进长安，入太学，做太学生。当今天子最重儒学，将来要想入仕，非通经不可。刘秀也很希望出去看看，以前他去过的“大城市”主要是新野，对新野最有名的美女阴丽华心向往之，但倘若一直务农，娶阴丽华是绝无可能的。
    从白水乡到长安城，从田间地头到太学，刘秀的视野大为开拓，也渐渐发现自己并不仅有务农的才能。他交际能力强，很快融入长安的“老乡会”，和南阳的上层人士关系密切，请他们下榻在自己尚冠里的住处，了解信息，不懂就问；他头脑也很灵活，和同居的舍友凑钱买驴，租给别人赚钱交学费；他为人诚实厚道，有次去见老乡、同学朱祐，朱祐刚好要去上课，刘秀竟然一直等到他回来，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冒犯，诸如此类。
    他的人生理想，也因此有了变化。一天，他在大街上看到负责京城治安的执金吾出行，仪仗威严，就去围观，发出一句很有名的感慨：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1
    且不提刘秀此时的志向就是当一个中级公务员，娶个老家的美女而不是什么大明星，关键是这句话透露出，即使在始建国天凤年间，新朝的天下特别是关内还是比较稳定甚至热闹的。
    当然，二十出头，身处京师，又是太学生，正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年龄。刘秀对朝廷政策兴趣浓厚，对社会问题也有比在家乡更切身的认识，在朋友同学里就像一个业余评论员：
    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 2
    就是总能第一时间知道朝廷的新消息，还为同学舍友分析解说。江湖上早就传言着纬书《赤伏符》里的一句话：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刘秀的朋友说，“这说的是新朝的国师刘秀吧。”如前所述，新朝的国师刘秀，就是刘歆，他是在汉哀帝刘欣即位时出于避讳改名为刘秀的，不承想这条谶言流传甚广，连南阳的微末宗室刘秀也听说了。刘秀就开玩笑说：“咋就知道说的不是我呢？”引起哄堂大笑。 3
    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朝廷重申六筦之令，监督和惩罚措施更严更重，触犯的人有可能被判死罪，很多人逃亡以躲避惩处，关东和荆州都出现了“盗贼”。
    在关东，会稽一带出现了“瓜田仪”叛乱，从“瓜田”两字看，应是逃亡的农民；琅琊郡出现一支由吕母带领的叛军，吕母原是当地富户，因儿子被县宰冤杀，吕母散尽家财、购买兵器，招募亡命、以图报复。这种事在汉朝很常见，与六筦本没有直接关系，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竟然有百余人投奔吕母，而且不是以前那类游侠、歹徒，而是逃亡的贫穷少年。吕母于是自称将军，带领这些人攻进县治所，杀掉县宰，割下首级，祭奠儿子，大仇得报。这么大的动静已经不是一般的复仇行为，和叛乱几乎没有区别，吕母干脆带着这些人继续亡命，逐渐聚起万人之多。
    王莽派使者去安抚。回来之后，一位使者禀报称：这些盗贼匪患，赦免了也没有意义，我们一走，他们又聚。问他们为什么不好好谋生，他们回答：法律禁令苛刻繁多，举手触禁；努力谋生，所得还不足以交税；就算宅在家里，邻居犯法自己还被连坐；所以，只能当土匪。
    王莽一听，好像是在讽刺自己，大怒，立刻将使者免官。后面发言的使者们，见状纷纷说，“这些刁民应发兵剿灭”，“匪患不足为据，一定会自生自灭”。王莽这才受用。
    不仅是使者，纳言冯常向王莽上谏，给六筦提意见，惹得王莽大怒，被免官；拟任的荆州牧费兴是王莽宠臣，临行前被问到任后如何治理，费兴推心置腹地讲，六筦与民争利，再加上连年旱灾，所以荆州的百姓才会逃到“绿林”里当“盗贼”，因此到任后不打算征剿，而是减轻赋税，借给耕牛和种子，根除问题，没想到王莽又不悦，当场免了费兴的荆州牧。
    王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认为新朝的政策有问题，哪个时期没有盗贼呢？以前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不照样有吗？汉武帝时，天下都“户口减半”了，不照样渡过了难关吗？
    这些朝堂之上的事情，太学里的刘秀不一定都清楚。但他应该能看见、听说和感知，到始建国天凤年间的最后一两年，天下特别是关东地区，连年出现大面积旱灾和蝗灾 4 ，这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饥荒，粮食价格飞涨，一斛粟米能卖到一斤黄金。
    在不发达的古代，就算是丰年，普通人也未必每天都能吃上饭，更别说吃饱。因此每逢天灾，脆弱的社会结构最需要的是安抚和救助，但如今四方边境的战事仍然从内地吸走人力物力，六筦和征税的影响也超出了工商部门。
    边境的流民流落到饥荒的内地，内地的饥民正在躲避征税和连坐，于是一并沦为啸聚山林的“盗贼”“匪患”。而此时，原本可以采取应对措施的官僚行政系统恰好正在改制，郡县在改名和划界，俸禄纷扰未定，也就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基层官吏有些自己都快过不下去了。这样的状况持续到始建国地皇年间，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 矣。 5
    这是汉武帝之后，再一次出现户口减半的严重状况。当然，户口减半并不是说天下死了一半人口，这其中包括逃亡和服刑人员。汉武帝时期的户口减半，与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有关；但新朝，在战斗中死亡和被俘虏的情况只是一部分，因法令苛刻而获罪，饿死、病死以及大量逃亡才是主要原因。
    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在荆州的南阳郡和南郡一带，一支由王匡、王凤 6 、王常、马武等人领头的饥民逃入南方的绿林之中，汉水之上，距离刘秀的家乡不远；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底，吕母所在的琅琊郡，由樊崇等领头的饥民，也聚众劫掠，吕母的万余人马亦汇流其中。
    这两支“盗贼”，分别就是日后著名的绿林兵和赤眉军。但现在，他们还和其他地区的流民一样，尚没有掀起巨大的波澜，只在地方郡县的视野里。
    大概就在此时，刘秀返回了故乡。对于天下的种种变化，他还会继续观察、体悟。在故乡，已经二十五六岁的刘秀，沉稳的性格和游学长安的经历，给他的另一位叔父刘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刘敞委托刘秀到长安帮他打个官司。
    刘敞是汉朝时候的舂陵侯，翟义的兄长翟宣的亲家，汉末曾被牵连进翟义的叛乱，所幸后来他态度好，被王莽树为拥护他的典型。而此番诉讼，涉及始建国地皇元年十二月 7 之前他地租上的两万六千斛粮食和充抵草料的钱若干万。从这个事情看，首先，刘敞虽然没了爵位，但在新朝仍然过得比较舒服；其次，直到始建国地皇元年，舂陵一带仍然比较稳定，没有受到关东的影响和绿林的冲击；再次，选择刘秀帮他打官司，除了刘秀踏实能干、熟悉长安，关键是看不出他有造反的想法。
    刘秀再次奔赴长安，拜谒时任大司马严尤。当时一同去的还有宛城的一个人，据说严尤接待他们二人时，注意到刘秀“美须眉 ”，长得帅，因此只和刘秀一个人说话。刘秀给了严尤很深的印象。用不了几年，他俩将会在战场上再见。
    9.赤眉军的兴起
    这次重返长安，刘秀在办事之余，惊讶地发现南郊正在大兴土木，被征发的人日夜在工地服役，每天都有人累病而死。
    原来是修建九庙。
    京师的执法们，正在穷治一起大案。巨鹿郡有人谋反，联络发动燕赵一带的军队起兵，事情被大司空士王丹发觉，皇帝派三公亲自督办，案子牵连郡国豪杰数千人，都被诛杀。
    带着从京师获得的此类信息，刘秀返回了家乡，他敏锐地觉察到天下的形势已经比较危急，但朝廷似乎没有足够的危机感。这或是因为关内一直比较稳定。不过，到了始建国地皇二年，“三辅盗贼麻起 ” 8 ，关内的匪患也层出不穷了。
    面对源源不断呈报上来的边境战事和内地民情，王莽并非没有危机感。起初，他觉得应该以军事镇压为主，试图建立军政合一的军制，任命所有的州牧为大将军，郡长官为偏将军，县长官为校尉。
    但效果不佳，不是说官僚加上军职就能打仗。
    比如，在荆州，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牧发兵两万人攻打绿林兵，结果被击败，数千人被杀，辎重全部损失。绿林兵乘胜回击，攻克数县，掠夺了许多妇女和物资回到山林，军队扩充到五万多人，靠州郡的力量已经制不住了。
    在关东，同样是这年，樊崇和琅琊郡及周边的叛军逐渐合流，达到数万，开始主动攻打周边县城；在姑幕县 9 ，与前来征剿的翼平连率（即北海太守，翼平是从原北海郡分出的郡）田况遭遇，并击败田况军。此后，他们从琅琊郡辗转打到泰山，势力大盛，成为关东主要的反叛力量。
    而在边境，王莽派国师和仲（即国师副手）曹放增兵西南，攻打句町国，同时继续从全国征发物资转运到北方边境，以备攻打匈奴。
    如此四面开花，同时进行好几场战争，王莽应接不暇，不得不认真考虑根本解决叛乱、民变以及边疆战事的办法。他下令召集群臣，不管是现任的还是退休的，开一个“擒贼战略座谈会”。
    但是，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的群臣，都已熟悉王莽的习惯。会上没人敢说实话，却大谈叛贼是行尸走肉，很快就自生自灭。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79节

    这时，有一位故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当年汉哀帝死后曾与何武互相举荐为大司马的故汉左将军公孙禄。
    公孙禄早在安汉公时期就被排斥出政坛，这反而使他在此后的诸多权力斗争中安然无恙。考虑到他是前朝能臣，又担任过高级军职，这次廷议将他一并延请。公孙禄站出来，说了一番真心话：要想平息叛乱，只靠军事讨伐是不行的，根子在内政，因此，只要杀掉七个人，告慰天下，叛乱自会荡平。
    哪七个人？
    一，太史令宗宣，他胡乱解释天象，把凶说成吉，诖误朝廷；
    二，太傅、平化侯唐尊，根本不懂政治，以虚伪的简朴博得名位，有害政务；
    三，国师、嘉信公刘歆，颠倒六经，废毁师法，还把什么《周礼》伪经立在学官，导致天下学术败坏；
    四、五，明学男张邯和地理侯孙阳，他们搞井田制，使百姓抛弃农耕；
    六，羲和鲁匡，设立六筦，破坏工商业；
    七，说符侯崔发，阿谀奉承，阻碍下情。
    同时，还要停止和匈奴的对峙，尽快和亲，恢复和平。
    王莽越听越不高兴，立刻吩咐虎贲进来，把公孙禄带出会场。公孙禄所说的，几乎涵盖了新朝改制的全部内容，也就是否定王莽，他焉能不生气？这场座谈会就此草草收场。
    但是，细究公孙禄所说，有些也属于书生之见。宗宣、唐尊、刘歆所做的事情，主要是观念和学术，影响在上层而非社会；张邯、孙阳负责的王田制，早已停止实际运作，大概只留了个名目。这几位委实不必为新朝形势的败坏负主要责任。只有六筦之政、崔发的谄媚和与匈奴的对峙，比较在点上。
    公孙禄这一番话，王莽虽怒，却听进去了。但是与匈奴的对峙，他已经错过了和亲的机会，骑虎难下，只能将错就错；其他人里，只有鲁匡可以借来为六筦塞责，就将鲁匡贬为五原卒正（即五原郡太守）。
    但这已经于事无补，流民刚起来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喂饱肚子将其平息。例如樊崇军，虽然声势浩大，但这些农夫并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建立文号、旌旗、标志的意识，别说称帝夺权，连将军都不敢自称，领头的樊崇叫“三老”，其次是从事，都是基层官职的名称。他们的组织结构也简单，主要靠“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等基本伦理来约束。因为，他们的愿望并不是造反，而是：
    常思岁熟得归乡里。 10
    就是不劫掠郡县、杀人抢劫，只是到处寻找食物填饱肚子，熬到下一茬粮食熟了，还得回家过日子。
    有一次，樊崇军经过一处地方，当地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孝女，樊崇军认为，惊扰了大孝之人会得罪鬼神，不仅没有劫掠，还给这位孝女留下了米肉。 11
    如果这时朝廷能够调动粮草安抚，赦免其罪，鼓励他们回到家乡，那么可能还有挽回的余地，但王莽坚持镇压，而且从中央调派了太师羲仲（太师的副手）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发兵。这支政府军所到之处，侵扰百姓，消耗物资，郡县还要做好接待。仗还没怎么打，先把经过的郡县给破坏了一遍。
    翼平连率田况吃了败仗后，吸取教训，了解樊崇军其实都是些农夫，只是人多难以击败，因此不再单纯依靠常备军，而是发动郡县里所有十八岁以上的男丁，发给武器，组织成民兵，各自负责本乡本土的保卫。
    这一招果然见效，樊崇军游走到这些地界，觉得无利可图，就辗转到其他地方去了。至于皇帝派来的“王师”景尚，竟然一不留神被樊崇军打死了。
    看到田况的成效，听说了景尚之死，王莽若有所悟，委派田况兼领青州、徐州牧职权，但又不允许田况擅自征兵，又派太师将军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带兵到关东征剿。
    比起景尚、王党，王匡和廉丹的级别更高，王匡还是皇亲。田况争辩说，饥民太多，军队远道而来，人少兵疲，于事无补，而且接待高官，“郡县苦之，反甚于贼 ” 12 ，最好把他们都请回去，由我来负责平叛，一定能平定。
    田况的自信反而引起王莽不满，史书用了一个词“畏恶 ” 13 ，细玩其意，既有对田况能力的畏惧，也有嫉妒和自卑。王莽于是派了个使者去接管田况的兵权，将田况召到长安授予职位，明升暗降。自此，樊崇军再无对手。
    10.赤眉军的胜利
    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长安，宣平门外。
    王莽正在雨中亲自祭祀路神，以饯别一支军队，为首的是太师将军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他们准备赴关东远征樊崇军。王匡是王音之孙、王舜之子，还很年轻；廉丹是新朝老将，廉颇后人，经验丰富，两人位高权重，带领十万大军出征，寄予了皇帝一举荡平关东的厚望。
    此番出征，不仅有军事意图，还要兼顾赈灾。前些日子田况给皇帝的上书提到，洛阳以东每石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两千钱，来自关东郡县的报告上也惨痛地说“关东人相食 ”。因此，他们还要在关东打开粮仓，赈济饥民。
    雨下得很大，把军人的衣服都淋湿了，给原本雄壮的出征仪式蒙上了一丝悲壮和不祥的色彩。有老人哀叹地说，“是为泣军！ ” 14
    但真正要哭泣的，其实是饥民。王莽虽然取消了山泽之禁，打猎捞鱼不用交税了，但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更荒诞的是，他派人到全国各地传授一种方法，据说把草木煮成酪能够充饥。
    关东的饥民得不到有效的救助，出关的王匡、廉丹十万大军，又加重了关东的局势。正如田况所预料的，大军所过之处，比流民更甚。以至于关东有谚语说：
    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15
    王匡比赤眉可怕，廉丹比王匡还可怕，这个链条透露了廉丹的残酷。但战争哪有不残酷的？这侧面反映了廉丹比王匡更像一名将军。自四月出征，王匡、廉丹到了定陶，还没有与樊崇军作战，皇帝的诏书先追了上来。
    王莽斥责廉丹，“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 16 。这话说得很重，但其实就是催促廉丹尽快荡平关东，不要蒙上贪生怕死之名。
    廉丹岂是贪生怕死之徒？但皇帝直接催促进兵，还是很严重的事情，他把诏书拿给自己的下属、将军掾冯衍看。冯衍是汉元帝冯昭仪的兄长冯野王之孙，冯昭仪的孙子是汉平帝，算起来，冯衍和汉平帝是兄弟。因此，冯衍对王莽是很抵触的，看到诏书，就劝廉丹不要出战，而要拥兵于大郡，招降纳叛，以待时变。
    廉丹不敢，大军继续前行，到了睢阳 17 ，冯衍又一次劝说廉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延宕就没有机会了。
    廉丹最终没有听从冯衍。他与王匡在冬天时抵达有盐亭，就是改名前的无盐县。这里已经被一名叫“索卢恢”的叛军占据。王匡、廉丹迅速将其攻克，斩首万余级，取得了一场大胜。
    王莽很高兴，派中郎将劳军，将廉丹晋爵为平均公。王匡受到激励，侦知有一支号称赤眉的队伍由董宪统领，驻扎在梁郡，就很想乘着士气高昂，一举击破。董宪其实和樊崇军没有直接关系，是自立的一支武装，只是以赤眉为号。廉丹却认为，刚打下无盐，士兵都很疲劳，应该休养一番，恢复士气。王匡不听，自己带兵出发攻打董宪。
    见此情景，廉丹不得不紧随其后，在成昌县 18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王匡、廉丹惊奇地发现，这些人之所以叫赤眉，是因为他们把眉毛染红了。而且，他们虽然是乌合之众，但早有准备，以逸待劳。一番激战，王匡、廉丹兵败。
    王匡见状，主张尽快逃走。廉丹心里如何想已经不得而知，但面对一个冒进失败又没有担当的同僚，该是非常无奈吧。他派属吏把印玺、符节等重要的凭信都交给王匡，说：
    小儿可走，吾不可！ 19
    称王匡为“小儿”，有愤激指责的意思，但也可能是把王匡还当作孩子。而他不走的理由，想来该和王莽的那封诏书有关。廉丹交代完后事，带领残兵力战而死，果然实现了诏书里“捐身中野 ”的话。
    廉丹的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位将军见到主帅阵亡，都说“廉公已死，吾谁为生？ ” 20 纷纷骑马冲入赤眉军阵，全部战死。由此可见，廉丹的确是一个颇得人心的合格军人，既不辱没先祖廉颇，孙子廉范也能因为贤能仗义在东汉扬名天下。王莽派他出征，不无识人之明。
    冯衍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侥幸逃出乱军，向河东逃命去了。
    得知廉丹阵亡，十万大军只剩下王匡的残军，王莽悲痛不已。但他仍然不重视田况的忠告，继续选拔将领东征。这时，早就被他晾在一边的国将哀章站了出来，主动请缨去东方支援。
    哀章虽为四辅，手中却没有什么权力，被认为是王莽最轻贱的人。而且他贪恋禄位，有贪赃徇私之事。王莽得知后，没有惩处他。正好当时给四辅配备副手，也就是太师羲仲、国师和仲、太傅羲叔，以及国将和叔。而这位国将和叔，名义上是哀章的副手，实际上是派来监视他。几年来，哀章在长安过得不舒服，想去关东立功，也躲避监视。
    王莽同意了，令哀章带兵驰援王匡，又派大将军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带兵十万赶赴洛阳，很快就重建东方防线，但防线已经萎缩到洛阳一线，再往东的地区，只有王匡和哀章的弱旅。赤眉军则从东海、琅琊诸郡，到楚、沛、汝南、颍川诸多郡县，四处转进，与各地郡县的政府军战斗，胜多败少。皇帝在东方战场彻底失败。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80节

    11.绿林兵的兴起
    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的一个夏日，宫人恐惧地向王莽禀报，从东方飞来了无数蝗虫，遮天蔽日，王路堂和其他宫殿楼阁上都爬满了，赶都赶不走。
    这是典型的灾异，王莽再无能力将其“反转”，只好发动吏民捉蝗虫，捉到的有赏。他理应知道，如果关东的蝗虫已经飞到长安，那么关东的旱灾和饥荒也在日益逼近。
    饥民为了躲避饥荒和东方的战事，也波浪一般地向西流动。按照以前不成文的惯例，每当关东出现大饥荒，关中总会接纳部分饥民入关觅食。
    这次也不例外，入关的饥民累计达到数十万人，有些还涌入了京师。王莽没有排斥他们，还任命专门的“养赡官”赈灾。尽管《汉书》说赈灾的官员中饱私囊，负责京师赈灾的中黄门还欺骗王莽，但这十万饥民居然没有发生动乱，也没有大规模劫掠，说明王莽的赈灾总体有效，是他执政晚期不多的亮点。
    刘秀家族所在的南阳郡也出现了旱灾，而关东的饥民恰好在此时往西迁移。荆州各郡县的豪杰地主官吏们大受震动，关东的形势坏到什么样子，他们是知道的。如果饥民振臂一呼，俨然就是另一个赤眉。刘秀家种的是水田 21 ，情况好一些，但如果再涌入饥民，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当地凡是有条件有资源的，都会组织宗族成员防御，以备时变。
    于是，这一年的荆州，渐渐出现三种不同的势力。
    前番击败荆州牧的绿林兵，内部发生了瘟疫，死伤颇多，为避免“团灭”，绿林兵一分为二，向外转进。其中，王匡、王凤带人北向南阳郡，号“新市兵”；成丹、王常带人西向南郡 22 ，号“下江兵”。始建国地皇三年七月，新市兵进击南阳郡的随县 23 ，虽然没有攻下，但平林县人陈牧起兵响应，号称“平林兵”，正在逃亡的刘秀族兄刘玄此时加入平林兵并担任官职。至此，源出绿林兵的这三支队伍逐渐超越“盗贼”的规模，成为荆州最具活力的军队。
    为了应对，王莽也做出军事部署，大致有三支力量。其中，最前线的是南阳郡本地军队，由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率领；南阳郡东边的豫州，司命大将军孔仁统领一军，以作纵深；主力由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率领。但是王莽却不给他俩兵符。因此，二人虽然号称主力，却无权调发军队，每次调动必须先请示王莽。严尤自认忠诚，对此感到寒心，和陈茂发牢骚说，“遣将不给兵符，这就好比猎犬被拴着，还被要求必须抓到猎物。”陈茂也有同感。
    第三种势力，就是刘縯和刘秀的舂陵兵。
    此时，刘秀曾经帮助打官司的故舂陵侯刘敞已经去世，刘縯等人在宗族里已经冒尖。刘敞的嫡子刘祉是翟义的妹夫，他为人敦厚，一直跟从刘縯。
    起初，他们大概只是组织舂陵的刘氏宗族防备饥民，可能也防备来到南阳郡的绿林兵。但刘縯素有大志，见天下已有崩坏的迹象，开始密谋些事情，不巧泄露。刘秀唯恐被牵连，跑到南阳郡的新野躲避，往来于宛城贩卖粮食，由是结识了宛人李通。李通曾任新朝五威将军从事，后任巫县丞，在新朝的各类改制中利益受损。李通的父亲在长安，是刘歆的助手，精通天文，告诉儿子说图谶已经昭示了“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征象。
    李通于是怂恿刘秀起事反莽，刘秀起初并不愿意。李通锲而不舍，反复游说。刘秀得知刘縯已准备在舂陵起事，最终答应了李通，约定在十月 24 和李通在宛城起兵，与兄长呼应。
    十月，武器准备停当，刘秀先和李通的弟弟李轶启程返回舂陵，留下李通在宛城负责起事。没想到，此事竟然泄露，李通在宛城的宗族六十四人被杀并在宛市焚尸，只有李通一人逃走，他在长安的父亲及其他亲属也一并被杀。刘祉在宛城的家人也全部被捕。
    刘縯仍然按照计划于十月在舂陵正式起兵，以刘氏宗亲为主，有七八千人，号称柱天都部，这个名号很有趣，当年翟义起兵时就自称“大司马柱天大将军”。
    见此，一些不愿意起兵的刘氏宗亲吓得逃跑，生怕重蹈当年翟义灭族的覆辙。十一月，刘秀、李通等人先后到来，众人一看连刘秀这样浓眉大眼美髭须的人也身着战袍造反，便又放心了。
    就此，刘縯带着二十八岁的弟弟刘秀正式起兵，打出了舂陵兵的旗号。 25
    相比较而言，荆州的这三支势力里，舂陵兵最弱。加之宛城起事的失败，舂陵兵势单力薄，就派人找到新市兵、平林兵两支绿林队伍商议加入，最终三支军队合并，联军仍称绿林兵。这段故事，史书描述为新市兵和平林兵主动投奔舂陵兵，显然是为了抬高刘秀而将情节扭曲了，这时的刘秀连匹马都没有，只能骑牛。
    但也要承认，刘縯、刘秀等一批出身豪杰、知识水平高且具有前朝皇室血统的精英加入绿林兵，一定程度上扩充了绿林兵的战略格局。绿林兵很快就向西进发，一路过关斩将，连克新野、湖阳等县，进展顺利。刘秀作战勇敢，斩杀新野尉，终于有马可骑了。
    初步胜利，却发生了一个插曲：分战利品时，大概是舂陵宗族拿得太多，表现贪婪，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其他绿林兵一度想要攻杀舂陵兵，幸好刘秀觉察，督促宗族把财物匀给别人，避免了一场内讧。这证明了刘秀的领导才能，但更反映了绿林兵并没有“人心思汉”，把舂陵兵看作来投靠自己的弱旅，敌意颇深。
    在这件事里，刘玄是何种态度，史书未载，但他早就加入平林兵，很可能没有站在同宗的立场上。这大概也是后来绿林兵立刘玄为帝，而不会选择刘縯的渊源之一。
    避免了内讧的绿林兵继续前进，再克棘阳 26 ，兵临南阳郡首府宛城之下，并厉兵秣马准备攻打。早在王莽居摄时期，与舂陵侯同属长沙王世系的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也曾攻打宛城，但很快失败。时隔十六年，相似的形势再次出现。
    宛城中驻守着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作为郡守一级的高官，他们手下的军队训练有素。绿林兵打算先进驻到棘阳与宛城中间一处叫“小长安”的聚落，但没想到刚到小长安，就迎面遇上甄阜和梁丘赐的军队，当天大雾弥漫，绿林兵猝不及防，被杀得大败。
    特别是舂陵兵，本来就不是职业军队，刘氏宗族包括女眷、儿童都在其中，在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刘秀的二姐及三个女儿、兄长刘仲、叔父刘良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杀。
    甄阜、梁丘赐乘此大胜，把监狱里刘祉的母亲妻儿等全部杀死，并图谋一举荡平绿林兵，就把辎重留在后方，率十万军队渡河，连河上的桥都断了，以示破釜沉舟之志。而绿林兵经此一役，元气大伤，想就此散伙，逃回山林。
    对刘縯、刘秀来说，这决不可能接受。绿林兵来自山林，当然可以复归山林，刘氏家族能去哪里呢？
    一筹莫展之际，另一支绿林兵，即一度西去南郡的下江兵，被严尤、陈茂击败，辗转也来到南阳郡随县附近，经过整顿，势力复振。刘縯赶紧去联络，面对下江兵的首领王常，说了一番“人心思汉”的道理，竟然说动了王常。王常和下江兵其他首领商议，别人都觉得现在各自为主，何必受他人辖制，王常却坚信汉家将复兴，最终劝说下江兵合并到绿林大军，王常本人也与刘氏兄弟结下了深情厚谊。
    自此，绿林兵开始表现出某种“思汉”的特征，但细究其逻辑，作为情感的“思汉”仍然很微弱，但作为政治的“思汉”其价值终于被发掘。刘氏兄弟逐渐意识到，“思汉”是判定并划分敌人和同盟的有效工具，再没有什么比汉朝的旗帜最能体现反莽了。以复汉为号召，不仅能笼络人心、坚定同盟，还能凭借宗室身份取得主导权。换言之，“思汉”本身并无政治意义，但恰好在此时具备了政治的内涵。
    因此，绿林兵这支源于流民的乌合之众，军事上重振旗鼓，更逐渐演进为时代舞台上参与角逐的政治力量。而当时在关东流窜的赤眉军虽然军事力量更强，但完全没有政治意识，仍然属于“流寇”的范畴。
    图7.2　绿林兵前期发展简图
    十二月底，绿林兵侦知甄阜、梁丘赐把辎重留在了后方，抓住时机派军偷袭，在十二月最后一天夺取全部辎重。政府军军心大乱，还未有所行动，到第二天，也就是始建国地皇四年正月初一，绿林兵分两路总攻背水一战的政府军，将其杀得大败；甄阜、梁丘赐俱被斩杀。
    得到消息的严尤、陈茂见形势危急，担心宛城空虚而被占领，迅速向宛城开进。绿林兵也火速收拾战场，向宛城进发，双方在宛城南部的育阳交战，严尤、陈茂也被击败，仓皇逃走。
    宛城中，仅剩棘阳令岑彭和前队贰（即南阳副太守）严说驻守，兵力不多，能依靠的只有险要的地形、坚固的城池和还算充足的粮草。
    绿林兵主力将宛城团团围困，负责攻城的是刘縯。正是在宛城之下，刘縯给自己打出了“柱天大将军”的名号。
    12.昆阳之战
    比起刘玄当时号称“更始将军”，刘縯的“柱天大将军”俨然以天下顶梁柱自诩。绿林兵里的高级首领们，对此不可能没反应。
    绿林兵既然有了复汉的政治意识，那么将其政治实体化是很必要的。而且，击败甄阜军之后，从各地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也具备了政治实体化的条件。
    始建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三月初一 27 ，在育阳附近的淯河岸边，绿林兵正式拥立刘玄为皇帝，改元为更始，这个年号既是因为刘玄曾担任更始将军，也寓意“重新开始”、重建汉朝的意思。始建国地皇四年三月，也就成了更始元年二月 28 。
    据史书说，刘玄是因为懦弱容易控制才被绿林兵立为皇帝的，在即位大典上，他紧张地满头冒汗，甚至说不出话来。
    这绝不符合一个杀人全家、逃亡多年的歹徒形象。刘玄被拥立并不奇怪，后世的史书出于维护刘秀的声誉，刻意消除甚至歪曲刘玄在绿林兵中的作用。但是，刘玄和刘縯、刘秀同属刘氏皇族后裔，在血统上没有区别；他投奔绿林兵的时间早于刘縯兄弟，与绿林兵诸多首领关系应更亲密、彼此更信任；他在绿林兵中的资历和地位也高于刘縯，刘縯最为倚靠的舂陵兵损失惨重，没有和刘玄博弈的资本。因此，刘玄得到绿林兵的拥立合乎逻辑。
    更始即位，大封群臣，除了绿林诸首领外，刘縯被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封汉信侯；刘秀被拜为太常偏将军。这亦可说明，更始帝比较尊重刘縯，没有亏待他，刘秀此时也确实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功绩，偏将军的职位已不算低。
    不过，当时条件确实简陋，所拜官职也五花八门，比如李轶被拜为五威将军，这是新朝自创的名号，按理说不应被重建的汉朝使用。刘秀连大印都没有，不知从哪里捡了一个“定武侯家丞印”，佩戴上朝。
    天下有了两个皇帝。长安的皇帝大为惊恐，他花费毕生心血将汉朝抹去，成功做到十多年来几乎没人思念汉朝，起兵的多是“匪患”和“盗贼”。但从现在开始，汉朝重建，再造危局，他回到了原点，就像妖怪被打回原形，难道要从头开始吗？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81节

    更始帝令刘縯继续以主力围攻宛城，又遣一支军队向后方攻打新野；王常、王凤、刘秀则领兵北上，更始元年三月已占据颍川郡的昆阳、定陵、偃县 29 ，打开了通往洛阳的门户。
    当然，局面并非无可挽回。王莽一方面继续下令在东方的太师将军王匡、国将哀章等人把牢东方战线，阻挡赤眉军西进；一方面派大司空王邑迅速赶赴洛阳，和司徒王寻尽快征集州郡属兵。元年五月，王邑、王寻带领所征各郡县的军队，南下至颍川和严尤、陈茂军会合，加上后勤人员，总兵力号称百万，其中已经集结的四十多万，王邑为主帅。
    可以判断，王莽将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这支大军上，一场决战在两个皇帝之间酝酿着。
    这支大军浩浩荡荡，“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 30 ，其中还有一个巨人名叫巨毋霸。此人是始建国天凤末年，夙夜连率 31 韩博向王莽推荐的。韩博在上书中对巨人大加赞美，称他是上天所降，辅佐新朝，特别有一句是这么说的：
    愿陛下作大甲高车，贲育之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以视百蛮，镇安天下！
    这句话乍看没什么，但细读就会有些“阴阳怪气”“高级黑”，一个从民间得到的巨人，需要由皇帝建造大车，遣大将和虎贲百人迎接吗？而且，京师里门户太矮的，还要为了让巨人进来拆了重盖？一个巨人，就能达到恐吓四夷、安定天下的功效？
    更何况，王莽的字是“巨君”，不就是巨人的意思吗？
    王莽当时很不舒服，又没有理由发作，先把巨人接到长安附近养了起来，后来终于找个机会把韩博杀了。
    而今，天下形势危急，王莽又想起这个巨人，令他一并出征。队伍里还有许多老虎、豹子、犀牛、大象等猛兽，以及六十二家据说精通兵法的高人术士。后世，玩电脑游戏《魔兽争霸》，观电影《指环王》，可以想象这支大军的样子：有黑压压的步兵、骑士，有科多兽、狼骑士，有法师、山丘巨人……
    这样一支极富想象力的大军来到昆阳附近，更始军无不胆战心惊，纷纷就近躲进昆阳。王凤、王常、刘秀都在昆阳城中，他们站在城墙上眺望，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百万大军正在集结，旌旗遮天蔽日，赶来的队伍源源不断，根本看不见地平线在哪里 32 。
    气氛凝重之时，有人建议诸将放弃昆阳，分散突围，退回南阳。刘秀站出来说，现在敌军太过强大，如果大家合力防御，还能撑一下；倘若分散作战，后面就会被各个击破，死无葬身之地了。
    诸将起初大怒，诘问刘秀说得容易。但刘秀表现得比较沉稳，提出了他的策略：王常、王凤留在昆阳带领全部七八千兵马留守，而他本人带几个人冲出去搬救兵。
    与此同时，昆阳城外，王邑军大营内，也为下一步的战略吵得不可开交。
    主帅王邑主张迅速攻克昆阳，然后南下剿灭更始军。严尤不同意，他认为，昆阳虽小，但城池坚固，不是旦夕可以拿下的。称帝的刘玄才是大军的主要目标，所以大军应该绕过昆阳小城，迅速南下，趁着宛城还没有被更始占领，尽快剿灭更始政权，到时候昆阳自己就会投降。
    严尤的策略确实是老将之言，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抓主要矛盾”。但王邑却不认同，他不是不同意尽快剿灭更始，而是没有把昆阳放在眼里。在他看来，百万大军横扫昆阳没有难度，“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 33 听上去确实很文艺很过瘾，似乎也不耽误剿灭更始的时间安排。
    而有些从昆阳城中叛逃到王邑军中的士兵，也向王邑等将帅讲了城里的事情，听说城内有刘秀在参谋方略，严尤倒是笑了，说：刘秀，就是几年前来找我打官司的那个须眉甚美的人吗？没想到是他呢。
    确实是他。这天夜里，刘秀、李轶等十三人悄悄骑马从昆阳南门遁去，当时王邑军已经驻扎城外，尚未大举合围。第二天，王邑就下令将昆阳重重包围，建立的云车比城墙都高，可以俯瞰全城，同时挖掘地道，冲车撞门，箭矢如雨。
    严尤见此，又提出异议，按照孙子兵法，穷寇不要追，围城留缺口，这样一方面避免敌军做困兽之斗，一方面可以故意放出一些敌军，消耗守军力量，还能散播我军强大的消息，从而打击敌军士气。
    不愧是曾智取高句丽的名将，但这经验之谈王邑依然不听。不仅如此，城中的王凤、王常已经顶不住了，派使者来乞求投降，王邑还是不许。站在王邑这边的还有同宗王寻，他们都觉得昆阳旦夕可破，不需要给对方投降的机会，等城破后还要痛快地屠城呢。
    王凤、王常乞降被拒，彻底死心，纠集众人奋力守城，期待刘秀尽快赶来。刘秀也不负众望，马不停蹄跑到偃县、定陵，把当地能召集的军队全部征发，但即便如此，才几千人而已。听说刘縯还没把宛城攻破，刘秀深知形势危急，不敢耽搁，急率这几千人重返昆阳。六月初一，进发到距离王邑军四五里的地方陈兵列阵。
    王邑当然不把救兵放在眼里，似乎怕肉不够吃，还下令各部军队一律不准轻举妄动，由王邑、王寻二人亲自率领万余兵马 34 ，上前与刘秀军对峙，遣数千人出战。刘秀也披挂上阵，斩首数十级，还带领部分兵马冲到昆阳城下，向城中送入使者，称刘縯已经攻克宛城，援兵马上就达。事实上，三天前宛城守将岑彭确实投降了，但刘秀尚不知晓，只是虚张声势以提高守军士气。刘秀还故意把宛城被攻占的假书信丢掉，让消息传到王邑军，以影响王邑军的士气。
    面对大军，刘秀只能智取，他带领三千敢死队员，绕到昆阳城西的河流上，找准王邑、王寻所领中军的位置，犹如打蛇之七寸，直接冲入其中。王邑、王寻猝不及防，阵型大乱，而其他的军队因为王邑有令不准妄动，都驻足观望。电光石火之间，刘秀军已经斩杀王寻。昆阳城中的王常、王凤也趁机鼓噪而出，形成奇兵，呼声震天。突然又有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王邑军大感惊惶，迅速溃败。
    图7.3　昆阳大战形势简图
    王邑军是征发各地郡县军队所组成，还有严尤、陈茂的颍川兵，本来就各有编制。换言之，王邑的大军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推测各郡县的军队也都是由各郡县自己指挥，一见主帅溃败，王寻被杀，诸军首先想到的是返回各自郡县，因此才能溃败得如此迅速。
    王邑的幸免，也是因为他身边的部队是从长安带来的亲兵，愿意护送他向北败退至洛阳。严尤、陈茂骑快马狼狈逃离，向东南方向奔汝南郡而去。
    百万大军留下的辎重粮草、战车兵甲、珍宝钱财，刘秀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发到宛城支援更始帝，实在带不走的只得烧掉。那些虎狼猛兽，也或散或死。巨毋霸不知所踪，想必死在乱军之中。昆阳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刘秀乘胜继续在颍川郡攻城略地，屯在父城 35 附近。
    昆阳大战是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其过程与1683年奥斯曼帝国大军围攻维也纳略有相似。当维也纳被土耳其人的炮轰、地道打得快要支撑不住时，波兰国王及时赶到，波兰王国那著名的三千名翼骑兵发起了传奇般的冲锋，将土耳其人击溃，不仅拯救了维也纳，也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霸权。
    战事的消息传到桓谭那里，他表示意料之中，对此评论说：
    王翁……不择良将，而但以世姓及信谨文吏，或遣亲属子孙，素所爱好，咸无权智将帅之用……是以军合则损，士众散走，咎在不择将，将与主俱不知大体者也。 36
    王莽，才是昆阳大战失利的根源，要承担领导责任。而刘秀是最大受益者，即使考虑到史书为赞美刘秀而有所夸张，也不能不承认，新朝的确在这场战斗中被歼灭了大部分有生力量，此战成为新朝覆灭的标志性事件，成为王莽大势已去的象征。刘秀一战成名，此战对他未来建立帝业功不可没。
    但刘秀还没有享受完大战胜利的喜悦，就得到一个令他震惊且悲痛的消息：兄长刘縯被更始帝处死了。
    13.长安攻城战
    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五月底，正当刘秀在昆阳鏖战，宛城守将岑彭投降。
    宛城西通关中的门户武关，向北就是洛阳，战略意义非凡。
    六月，更始帝开进宛城，随后获悉昆阳之战取胜，大为欢悦。从各处得来的消息，无不印证王莽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在宛城，更始帝大封宗室诸侯，新情况下，老问题又冒了出来。
    刘縯和舂陵兵在绿林兵中一直比较特殊，论政治实力并不强，但他与刘玄同属舂陵宗室后裔，因此有一部分人对刘縯非常支持，这就构成对刘玄的政治威胁，也影响着绿林系统的稳定。而围攻宛城和昆阳大捷，刘縯和刘秀这对亲兄弟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和政治资源，使得原来暗流涌动的矛盾公开化了。
    经过绿林首领的多次撺掇，更始帝最终借故杀掉刘縯，但保留了“柱天大将军”的名号，封给了李通。刘秀韬光养晦，向更始帝输诚认错，从而躲过一劫，并凭借昆阳大战之功获封武信侯，拜破虏大将军，逐渐取得了更始帝的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縯之死避免了绿林兵内讧，维护了反莽的大局，也促成了刘秀下一阶段的自立。
    昆阳战后，天下的形势日益清晰。
    王莽大势已去。宫廷里发生了刘歆、王涉的未遂政变；留在青、徐一带作战的扬州牧李圣、司命大将军孔仁被赤眉军击败，李圣被杀，孔仁投降后又觉得对不起王莽，随即自杀。自此，洛阳以东除个别郡县外，已无新朝势力。
    但是，王莽仍然占据着关中、洛阳等最重要的位置，困兽犹斗，他令太师将军王匡、国将哀章将东方的剩余军队撤回洛阳固守，又把逃到洛阳的败军之将王邑召回长安担任大司马，组织政府，安排长安保卫战。虽然关中已经叛乱四起，但他仍能凭借皇帝之尊，使关中没有失控。
    东方青州、徐州、兖州一带，赤眉军继续转进关东大地，他们实力强大但缺乏政治目标，是一支难以预测的危险力量。
    河北一带，反莽起兵蜂起，其中不乏自立为帝者。各路势力单独来看均不如更始政权强大，但要全部荡平难度不小。
    中原豫州也有事变，前西汉钟武侯刘望起兵占据了汝南郡。从昆阳战场败退的严尤、陈茂，在路上打出汉朝旗号，自称汉将，正式背叛新朝。他俩逃到汝南，投奔刘望。刘望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亦属宗室，严尤、陈茂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水平都不低，不可等闲视之。
    西北凉州，曾经担任国师刘歆属官的隗嚣，前番逃到故乡天水，见绿林兵起，新朝覆灭在即，起兵袭杀新朝的镇戎大尹（即天水郡太守），被推举为上将军。隗嚣专门从汉昭帝陵县平陵请来一位精通天文的高人，名叫方望，拜为军师。方望深信汉朝将复兴，劝他也打出复汉的旗号。隗嚣于是下了一道非常有名的“告天下各郡国”檄文，历数王莽的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随即发兵十万，攻杀安定大尹（即安定郡太守）、王莽堂弟王谭之子王向。凉州其余各郡敦煌、张掖、武威、酒泉、金城等向隗嚣投降。
    更始君臣对形势的判断是，要建立帝业，就得稳住赤眉、吃掉河北，而前提是尽快推翻新朝，在其他宗室之前抢夺合法性，再来号令天下。
    因此，更始军兵分两路，一路北伐，由绿林兵的王匡带领攻打洛阳，洛阳驻军是王莽的太师将军王匡；一路西征，由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率领，入关攻打京师。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82节

    更始帝留在宛城，以待洛阳、长安拿下，天下可定。
    西征军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位于右队郡（即汉弘农郡）的武关。武关是关中地区的东南门户，多年以前，项羽和秦军在关中的东方门户函谷关外鏖战时，刘邦却从武关进入关中，直取咸阳。武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八月 37 间，西征军还没有抵达武关，右队郡析县 38 的邓晔、于匡已经在当地带领百余人起兵，自称辅汉左右将军。析县位于武关的东南侧，属于武关防线外围，析县县宰的兵马也属于武关防卫的一部分。在邓、于二人的劝说下，析县宰投降，百余人一下子变成几千人。这支原属武关防卫的军队，掉头攻打武关，守卫武关的都尉朱萌不战而降，邓、于的军队进而扩充到两万多人。
    这支由关内平民和新朝守军形成的义军，标志着天下彻底大乱，三辅之内的豪杰不断起兵，杀掉新朝官吏，自称汉将，改用更始年号。王莽已经沦为各路野生势力的猎物，谁先得到，谁就将获得巨大的利益。
    邓、于军迅速在关内开辟去往长安的道路，北上顺利占领右队郡郡治，攻杀右队大夫（即弘农郡太守）宋纲，再向西攻克湖县 39 。王莽见此，先是向天大哭一场，又拿出本打算保卫京师用的最后血本数万中军，由郭钦等九名将军号称“九虎”统领，向东与邓、于军交战，两军在华阴 40 对峙。
    这数万中军都是职业军人，战斗力应当是胜过邓、于的军队。但九虎的妻子儿女被王莽扣为人质，每个“虎”只拨给四千钱，因此士气低落。而邓、于两将军也颇讲究战术，见九虎军声势不小，不敢强攻，就派于匡率领数千弓弩手，在华阴正东的风陵渡隔河挑战，佯为大军，吸引九虎注意力；邓晔亲率主力两万人，从南边绕到九虎的背后，以奇兵将九虎击溃。九虎之中，两个逃回长安请罪，被王莽勒令自杀；四个逃亡；剩下的郭钦等三虎向西退守京师仓。
    因此，王莽在关中的守军、精锐，主要由关中的起兵而非更始帝的军队击溃。
    此时，更始帝的西征军已赶到武关，邓、于二人开关迎接，和西征军合并。两军合力攻打京师仓，竟然没有打下。京师仓都不好攻克，长安当然更牢固。西征军觉得速战速决可能比较困难，决定让指挥部留在华阴准备攻打长安的器械，等待更始大军到来；同时派部将向西进发，先扫清长安周边的据点。
    其中，曾担任弘农掾的王宪被任命为校尉，带领几百人绕过京师仓，北渡渭河，直到频阳 41 ，一路招降纳叛，几百人越聚越多，进展顺利。偏将军韩臣则向西进至新丰，也就是当年鸿门宴发生地附近，遭遇了波水将军窦融的军队。
    窦融可不是一般人，几乎参与了新朝所有的重要战争。早在王莽居摄时期，就在讨伐翟义的战斗中立功，以强弩将军司马的中级武职，被封为建武男爵 42 ；后来又跟随太师将军王匡到关东攻打赤眉，失败后返回洛阳，又跟随大司空王邑——窦融的妹妹是王邑的妾——参加昆阳大战。失败后他仍然备受信任，此番被王邑推荐为波水将军。和九虎各自只得四千钱不同，窦融获赐黄金千斤，俨然成了王莽最后的希望。
    图7.4　王莽灭亡图
    窦融军没有什么悬念就被韩臣军击败，向西逃去，韩臣军则紧追不放，竟然一直追过灞水，行军至长安东南侧的长门宫。这里北临汉文帝的霸陵，南临汉宣帝的杜陵，都已经是人口众多的陵县，换言之，已经进入广义上的长安，就好比今天进北京已至通州。见此，长安周边各县、陵的大姓、豪杰纷纷自称汉将，聚众而起。
    八月底 43 ，包括邓晔、于匡军在内的更始军，三辅以内自立的汉将汉军，纷纷来到长安城下，隗嚣从凉州派遣的天水兵也已在长安城下扎营，各路人马虽然都自称汉军，其实各怀心事，各自为战，争先恐后都想入城，就像争食猎物的狼群。
    此时，长安的城防已经由越骑接管，每个城门大约有六百骑士守卫，加上剩余的其他军队，城中大概还有一至两万士兵。
    九月 44 初一，经过激战，城东北的宣平门首先被攻破。汉军蜂拥而入，逢人便杀；城中守军节节抵抗，将汉军阻击在未央宫北阙。战事很激烈，直到晚上才稍事停歇。
    九月初二，既担心被乱军所杀，又想着趁乱博取利益的长安少年焚烧未央宫门，城中更加混乱。巷战期间，多数长安市民和商人应该是躲起来或者逃跑了，但也不乏一些亡命之徒加入汉军。天一亮，汉军们继续作战，同时到处寻找王莽，各个官署早已空无一人。九月初三，汉军已搜寻到未央宫前殿，但遍寻王莽不在，有美人从躲藏的房中钻出来，说王莽逃到了沧池的渐台。
    汉军纷纷奔向渐台。
    至这天的下哺时分 45 ，汉军已经攻上渐台。
    注释：
    1 　《后汉书·皇后纪》，第405页。
    2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第2页，中华书局，2008。
    3 　《后汉书·邓晨列传》，第582页。
    4 　毕汉思认为，王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黄河数次决口并改道。其说经余英时《毕汉思“王莽亡于黄河改道说”质疑》反驳并不充分，见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第185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两汉书里确实没有提到此时有严重的黄河改道，但是对旱灾、蝗灾的描述很多。
    5 　《汉书·食货志》，第1185页。
    6 　王匡、王凤与王氏家族成员重名。这时期，主要有三个王匡：王音之孙、王舜之子王匡，官职为太师将军，后来在洛阳被更始军俘虏被杀；王莽的私生子王匡；以及绿林首领王匡。
    7 　此十二月，应是夏历，非新朝历，属于地皇元年初。因为严尤在地皇元年中已被解职。
    8 　《汉书·王莽传》，第4167页。
    9 　今山东安丘市附近。
    10 　《汉书·王莽传》，第4170页。
    11 　《后汉书·列女传》，第2783页。
    12 　《汉书·王莽传》，第4173页。
    13 　《汉书·王莽传》，第4173页。
    14 　《汉书·王莽传》，第4175页。按古代兵法灾异之说，下雨不沾衣才是泣军，是凶兆，沾衣是吉兆。《汉书》说“霑衣止”，“止”字可能指没有沾衣的意思；也可能只是实写大雨倾盆、淋湿衣服的状况，无言外之意。
    15 　《汉书·王莽传》，第4175页。
    16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第962页。
    17 　今河南商丘一带。
    18 　今山东东平附近。
    19 　《汉书·王莽传》，第4177页。
    20 　《汉书·王莽传》，第4178页。
    21 　黄留珠：《刘秀传》，第16页，人民出版社，2003。
    22 　今湖北江陵一带。
    23 　今湖北随县一带。
    24 　夏历。
    25 　此事具体的发生顺序和时间，据黄留珠：《刘秀传》，第45页。
    26 　今河南省南阳南部。
    27 　夏历二月初一。
    28 　本章自此使用汉军视角，下文使用汉历。
    29 　分别是今河南省叶县、舞阳、偃城附近。
    30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5页。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83节

    31 　即今威海荣成一带，连率即太守。
    32 　可以想象《指环王2》中圣盔谷保卫战的影像表达。
    33 　《汉书·王莽传》，第4183页。
    34 　关于昆阳之战里王莽军的总数，史料记载不一。其中“百万”之说，应是当时莽军对外虚张声势，及后世史料为衬托刘秀的功绩而夸大。考虑到军队的集结人员和在途人员、战斗部队与后勤人员等不同口径，当是实际集结四十余万，加上在途及后勤人员近百万，但真正参与交战的仅有几万人。《论衡校释·恢国篇》第827页作“三万人”，刘盼遂认为“三”是“百”字之讹。
    35 　今河南省宝丰县附近。
    36 　《新辑本桓谭新论》，第13页。
    37 　夏历八月，新朝历九月。
    38 　今河南西峡县一带。
    39 　今河南灵宝一带。
    40 　今陕西华阴附近。
    41 　今陕西富平附近。
    42 　一说宁武男。
    43 　夏历八月，新朝历九月。
    44 　夏历九月，新朝历十月。
    45 　大概是下午5时。
    第八章　始建国地皇四年十月：反虏
    万岁壹纪……作民父母
    退佞人姦轨……长壮不老
    封亶泰山……新室昌□……
    ——新莽封禅玉牒残片 1
    一、回首故人千里远
    1.剧秦美新
    把目光溯回到新朝建国之初，那一天，崔发终于被封侯了。
    崔发的祖父是昭宣时代的侍御史，父亲崔舒先后在四个郡当郡守，是当时颇为有名的能臣。崔发还记得，父亲带着一家人辗转任职，兜遍了半个汉家天下。所幸他的母亲师夫人能通经学和百家言，承担起教育他和弟弟崔篆的任务。兄弟俩的儒学素养都很高，崔篆在郡府担任郡文学，崔发则开设讲席，收徒授课。
    命运的殊途正是从这里展开，不甘寂寞的崔发离开故郡，到长安投奔了王莽。作为汉朝的“官三代”，崔发为王莽解说符命，甘当爪牙，把各类神秘可怪的事情说成是汉家将亡、王氏将兴的朕兆。到了新朝，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他被封为“说符侯” 2 。
    “说符”这个爵号，可谓实至名归。
    虽然他的弟弟崔篆两次拒绝出仕王莽，但他们的母亲师夫人还是因为教子有方，得到了王莽的恩赏。皇帝亲自赐尊号“义成夫 人 ”，赐金印紫绶，这是相当于三公的待遇；赐“文轩丹毂 ”，即高贵华美的车。崔氏家族成了新朝的显贵 3 。
    崔发把符命作为博取高官厚禄的天梯，的确是抄了近路。
    国师刘歆此时正忙于为新朝改制，不知是否留意到，皇帝越来越宠爱崔发。毕竟，刘歆精研沉思的是大经大法，本质上是借王莽来弘扬儒家；而崔发擅长的是解说符命，意图用图谶来维护皇帝。二者品质截然不同。
    孔子曾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至于一向厌恶符命和谶纬的桓谭也渐渐觉察出，王莽即位后对符命的笃信愈演愈烈。他于是日渐沉默 4 ，亦不寻求飞黄腾达，往来于刘歆和扬雄之间，谈经论艺，记录时局，倒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态度。
    始建国元年，有可能是出于崔发的建议，王莽逐渐建立起一套以符命为核心、直接听命于自己、执行特殊使命的新队伍。
    虽然史无明文，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支新的队伍是存在的，其关键词就是“五威 ”二字。
    新朝刚建国，在改正朔、易服色的同时，将使节所持的牦旛也就是旗子，颜色统一定为土德的黄色，署名统一为“新使五威节” ，意思是：
    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5
    威命，就是与五行、五德、五帝相配的神圣意志，所以叫作五威。新朝的建立是根据皇天上帝之威命，“威”体现着神力和威力的强制性，“命”包含着符命和五德的必然性。这正是王莽建立这套编制的意图。
    始建国元年秋天，王莽建立了“五威将帅”队伍，领头的是新朝大司空王邑的弟弟、掌威侯王奇。共分十二队，每队由五威将担任“队长”，“队员”是五名五威帅，加起来一队六人，共七十二人。他们分头奔赴天下，向新朝臣民以及四周各部蛮夷颁行符命，并将汉朝颁发的旧的印玺、绶带、头衔全部换成新的。
    符命一共有四十二篇，总而言之，都是新朝得以兴起的征兆。其中最早的，是汉文帝时期曾经发现过黄龙的踪迹。当然后来的居多，例如王氏家族祖坟的木头柱子长了新叶、茂陵发现的带字石头、大风吹来的铜符帛书等等。
    从这年的秋天到第二年春夏，往东直到玄菟、乐浪 6 ，往南直到益州、句町 7 ，往西直到西域，往北到匈奴边境，人们时不时会在驿道上见到一群装束奇特、衣着艳丽的人：
    他们乘坐的车都是由母马拉的，车厢上画着天文星图，乘车的人背后插着山鸡光彩夺目的长羽毛，摇摇晃晃，熠熠生辉 8 。领头的五威将手里持节，号称“太乙之使”，其他五个人手里持幢，号称“五帝之使”。
    这些人每到一处郡县，就召集臣民来听符命。其实，“太乙”就是“泰一”，“太乙五帝”合起来就是前面说的“皇天上帝”。他们来宣读讲解新朝的符命，就是在传达皇天上帝的威命。
    因此，颁符命这个动作非常重要。符命是上天允许王莽称帝的证明，是同意新朝建立的“批复”。所以，皇帝必须让天下四夷都知道，五威将帅们的装束也必须彰显神性。
    这种做法在后世逐渐被视同儿戏，并不常见，但在一些小说里颇能见到，比如《水浒传》里，宋江之所以有资格“替天行道”，其合法性来源于九天玄女送给他的三卷天书；而在《隋唐演义》里，程咬金即使当瓦岗寨的山大王也得靠天书。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84节

    多年以后，大清的雍正皇帝听说民间认为他得位不正的时候，也是向天下颁行《大义觉迷录》，令各地学子背诵学习，宣讲他的即位既合乎法统又合乎正义。说到底，无论是汉、新这样的古老皇朝，还是明、清这样的近古帝国，合法性问题都是不可怠慢的关键事宜。
    在“五威”的队伍里，“五威将帅”主要履行传播符命的职责，有点类似宣传队或理论干部。随后，皇帝还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监察队伍，叫作“五威司命”，监督上公四辅以下各级官员。出任五威司命的，是皇帝一贯信任的统睦侯陈崇。
    与此同时，皇帝还建立了“五威中城四关将军”的军事组织。与一般的军事组织不同，这套新组织主要负责安全保卫。在天下最重要的五个地点设置将军，扼守险要：
    五威前关将军守绕霤 9 ，由明威侯王级出任；
    五威后关将军守壶口，由尉睦侯王嘉出任；
    五威左关将军守函谷关，由掌威侯王奇出任；
    五威右关将军守成固，由怀羌子王福出任。
    这四位将军扼守关内周边四个险要，而且全都是王氏家族成员。
    最重要的五威中城将军负责京师的警卫治安，守卫京师的十二个城门，由崔发担任。这不仅源于王莽的信任，还因为五威中城将军的职能与符命相关：
    中德既成，天下说符。 10
    由此，一支直接听命于皇帝，担负着宣传、理论、监督、安保等“政治安全工作”职能的特殊队伍，被逐渐组建起来。正如“威命”二字所喻示，这支队伍以符命为核心。
    符命，就是新朝的立国之基，合法之源，是皇帝的灵魂，维护符命，就是维护皇帝。
    扬雄一入新朝，改任中散大夫，也向皇帝献上一篇颂扬符命也就是赞美王莽的锦绣文章。这篇名叫《剧秦美新》的文章，究竟是扬雄心甘情愿献写，还是以文豪的身份被授意所作，抑或是他对自己的处境有所不安，刻意撰文自保，后世已经无从知晓。但这篇文章在未央宫王路堂里被高声诵读的时候 11 ，没有人质疑文章本身的价值和逻辑。
    剧秦，就是阐述秦政的反动；美新，就是赞美新朝的正义。
    剧秦，并不是把秦朝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教训，而是将其作为邪恶势力。就像许多神话传说宗教以及《魔戒》所描写的，邪恶势力将始终存在，并时刻准备卷土重来，但永远不能战胜光明与正义。
    可是有个问题，汉朝呢？
    扬雄并没有贬损汉朝，甚至还赞美汉朝能够废除秦政里最为苛酷的部分，扶持儒家复兴。但是，汉朝并不能彻底荡涤秦政，也不能全面建立儒家王制。因此，汉朝将近两百年的历史只有过渡意义，被扬雄一笔带过。
    就是说，新朝建立的前提并非汉朝，而是对秦政的拨乱反正。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灾异频发，最终上天降下符命，由新朝代替。那些符命在扬雄的笔下呈现出奇异的风格：华丽、雍容、精致，但又神奇、诡异、隐晦。音韵铿锵，字字珠玑，以至于五百年后的刘勰也称赞说：“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辞贯圆通。 ” 12
    平时，扬雄被人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孔子”。因为他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周易》作《太玄》。对此，有的人推崇，比如桓谭；但更多的人觉得他哪有资格与圣人同列。但在《剧秦美新》被诵读的这一刻，朝臣们却仿佛真的听见孔子和圣王的对话。
    《剧秦美新》的最后，扬雄提出一个呼之欲出的建议：既然受命，那就该封禅泰山了！
    皇帝对这个建议欣然接受，宣布等改制差不多的时候就东巡封禅。
    扬雄虽然并不热衷政治，但在这一刻，他终究把自己摆在了司马相如之于汉武帝的位置上。
    2.甄丰之死
    与那些在废墟上建立的王朝不同，新朝坐拥汉朝承平几十年的财富积累。
    长安城，似乎从未如现在这般繁华过。建国初的一段日子里，长安城内，未央宫前，时不时有人操着各地方言，辗转前来，要亲自给皇帝献上最新鲜的符命，报上刚发现的祥瑞。
    各地官员奏报上来的符命和祥瑞，更是数不胜数。
    毕竟王莽一开国就给献符命的人封了侯。封侯，许多官僚和武将一辈子也挣不到，而献符命既不需要有功，也不介意出身，是无本万利的好事。
    献符命的人如此之多，连那些爱惜羽毛的人，彼此也会开玩笑说：“独无天帝除书乎？ ” 13 意思是：你手里怎么没有天帝给的天书呀？
    曾经巍巍赫赫的符命，到此地步，已经和野语村言差不多了。符命所蕴含的神圣和权威也在一天天流失。
    五威司命陈崇注意到这个情形，不无忧虑地禀报皇帝说，“这种事情大开奸臣谋取私利之路，淆乱天命，应该断绝其根源。”
    王莽颔首，对此他也很厌恶。没当皇帝的时候，符命由民间自发献上是最好的；但如今当了皇帝，符命就不应当由民间来发起，而该由朝廷管控。
    皇帝于是安排尚书大夫赵并负责这件事，从此以后，只以五威将帅正式颁布的四十二个符命为准，民间严禁发现新的符命，严禁私献符命，违者下狱。
    这是新朝建立后在合法性上遭遇的第一个挑战，而且挑战来源于内部。因为符命被说成上天所降，那么朝廷怎么有资格禁止呢。但不禁止，就会有人利用符命来谋求封侯封官，甚至反对皇帝。
    禁令起初还是有效的，那些争先恐后的人群顿时作鸟兽散，想必他们会懊恼为什么不早点献符命吧。
    时间一晃，到了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皇帝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行改制，其间，货币改制引起了不小骚乱，与匈奴也因为更换印玺产生了冲突。
    面对这些事件，皇帝似乎对他亲手搭建的执政班底并不信任。按理说，大司马、承新公甄邯是三公之首，理应承担更多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汉书》此时已经没有他行政活动的记录。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亲自选派中级官员和将军来处理这些事务，可能把三公都晾起来了。
    作为政坛老人，甄邯能辨识出皇帝正在疏远帮助他登基的功臣，着手拔擢使用年轻的大臣，眷顾王氏家族的后生。
    甄邯大约看得比较开，既已位极人臣，正好告别案牍劳形。甄邯的兄长甄丰就不一样了。早在汉平帝时期，他就已是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居摄期间担任太阿右辅，是王莽当时的左膀右臂，常常和王莽商量政事到深夜，人称“夜半客，甄长伯 ” 14 ，主持吕宽案时牵连构陷不遗余力。但在新朝，他却仅被安排为“四将”之一的更始将军，且与卖饼的王盛、守城门的王兴同列。
    表面上看，甄氏家族在新朝很显赫，除了甄邯、甄丰两兄弟，甄丰的儿子甄寻现在是京兆大尹，加官侍中，封茂德侯。不过，甄氏家族内部如果经常走动，理应会表达彼此的不满。特别是甄丰，想起翟义起兵的时候，是他亲自带着兵器在宫中昼夜巡行，保卫王莽，如今换来这种待遇，怎么能不憋一肚子气呢。
    王莽登基后，深居省禁，甄邯、甄丰已经不容易见到他了。甄寻担任侍中，还能经常侍从左右。对父亲和叔父的境遇，甄寻也颇觉心寒。他大概从内心里认为，若没有甄氏兄弟的襄助，王莽哪能这么容易登基呢。出于对王莽的熟悉，他发现虽然朝廷已禁止私献符命，但王莽对符命仍然笃信不疑。甄寻于是琢磨了一个法子。
    这个法子和当年吕宽、刘宇等人的想法差不多，吕宽想用灾异吓唬王莽，而甄寻想用符命操纵皇帝。
    从后来发生的事推测，甄寻并不是一个人琢磨的，而是和刘歆的两个儿子隆威侯刘棻、伐虏侯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五威将军、掌威侯王奇，以及刘歆的学生、骑都尉、侍中丁隆等合谋商议，这几个人在当时都属于中生代。当然，此事真正的主谋当是愤愤不平的甄丰。
    于是此后有一天，甄寻突然向皇帝上奏，说发现一道新的符命。
    考虑到禁止私献符命的法令颁布不久，甄寻可能做了解释。这道符命的意思是，当年周朝初建，周公居东，召公居西，两人分陕而治。周、召都是周朝道德高尚的大臣，《诗经》里的“周南、召南”就是从他俩而来。如今，新朝恢复周代圣治，也应分陕而治，由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
    这道符命，大概率是根据公羊学所造，因为《公羊传》里记得很清楚：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 15
    《礼记》里也有“周公左，召公右 ”的说法，所以，甄寻想以这种方式抬高父亲的地位，而且还谦虚了一下，把同样被皇帝挂起来的平晏抬得更高，比照周公，称为左伯；甄丰比照召公，称为右伯。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85节

    这个符命对王莽有没有好处呢？
    把一大块土地分给两个功臣去治理，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称的只有一点，就是模仿周代这件事，凸显了王莽现在已经不是周公，而是天子。
    王莽竟然对这个符命十分认可，欣然应允，当即就拜甄丰为右伯，还指示他尽快述职西行。皇帝的态度过于爽快，以至于后人疑心他是故意这么做，“看下一步甄丰父子如何动作” 16 ，这是很有可能的。
    而甄丰父子发现事情进展如此顺利，就更加相信王莽对符命仍然像从前那样言听计从。于是，很可能在甄丰默许的情况下，甄寻趁热打铁，又造了一条符命。这一条很不一般。
    符命说，王莽的爱女黄皇室主应当配给甄寻为妻。
    这多半是甄氏父子希望能像刘歆那样与皇帝结为姻亲，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也不排除甄寻对黄皇室主觊觎已久，确实爱慕有加。正史很少记载爱情，只能猜测。
    甄氏父子认为这条符命也将很快得到皇帝的应允，却没想到王莽勃然大怒：
    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 17
    王莽大概是在极度愤怒下脱口而出，因为他使用了“天下母”这个词。黄皇室主的称号指新朝公主，“黄皇”是皇帝自称，“室主”有“在室”未嫁之意。 18 王莽的确希望女儿再嫁，不愿意她去当定安公国的太后，成为刘氏的家人。但是，盛怒之下，他透露了女儿之所以尊贵，恰是因为曾经当过汉室的皇后，所以是“天下母”。
    如此尊贵的女儿，岂是甄寻能染指、意淫的？
    王莽立刻下诏抓捕甄氏父子。
    得到消息的甄寻火速逃亡，在方士的帮助下躲到了华山。
    但甄丰是躲不掉的，只能自杀了事，这年是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
    太傅平晏看起来没有被卷入此事。但甄丰的死，还是令王莽的功臣故旧十分震惊。毕竟甄丰曾经与他那样亲密。当然，有些人认为甄丰咎由自取，而且“四将”有了空缺……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
    3.刘歆的震怒
    一年也很快过去。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逃亡到华山的甄寻被抓到了！他立刻被押解回京。审讯非常顺利，“左伯右伯”和“娶黄皇室主”这两个符命是谁造的，哪些人参与了，逃跑时谁帮过忙，还有哪些公卿宗亲知而不报，等等，甄寻一股脑都说了出来。
    一场堪比当年吕宽案的大案再次掀起巨浪。
    一时间，刘棻、刘泳、王奇、丁隆等人全部被捕。对这些人的审讯，又将嫌疑犯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公卿、宗亲、列侯及以下抓了几百人。随着审讯的进展，一个更大的阴谋被抖了出来：
    甄氏父子的最终图谋是推翻王莽，让甄寻当天子。因为甄寻的手掌纹长成了“天子”两个字！
    此事不知是实有其事，还是屈打成招。但“天子”二字无论是隶还是篆，线条都很简单，用掌纹附会这两个字并不难，读者不妨伸出双手看一下是否有此二字。
    王莽要亲自验看，他命令肢解下甄寻的手臂送至面前，审视一番，说：“这不是天子，是‘一大子’，也可能是‘一六子’，对，就是‘六’字，也就是‘戮’的意思。甄寻掌纹的意思，就是要戮死甄氏父子！”
    王莽饶有兴趣地验看尸体手臂时，台下的官吏估计吓破了胆，古往今来，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君主这么做过。特别是以往与王莽接触不深、只看见他“周公”一面的大臣，终于慢慢发现，他们拥戴的这位帝王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神圣。
    既然甄氏父子是谋反当死，那么通过审讯牵连的几百人，够格的也都被处死，审讯中发现新的嫌疑犯，“执法”（即汉朝廷尉）可不必请示直接抓人。治狱使者们四处出击，有几个直奔天禄阁而来。
    天禄阁，现在仍然是新朝的皇家图书馆。几个使者虎狼一般冲进去，直奔阁楼上正在校书写作的扬雄。
    扬雄当然知道甄寻大案，但万万没想到会和自己有什么干系。治狱使者要来拿他，他心想这下完了，大狱一起，没罪也难逃一死。万念俱灰之际，他冲到窗前，从阁楼上跳了下去。
    使者们大惊，连忙下楼去看。
    天禄阁虽是阁楼，但并不高，扬雄一把老骨头几乎摔死，但还是被救了过来。
    鉴于扬雄是王莽旧交，他自杀这件事很快禀报给了王莽。王莽反而吃惊，他了解扬雄的为人，知道他绝无胆量和兴趣跟自己作对，问道：“扬雄向来不问政事，怎么也牵扯进来了？”
    这一问才知道，仅仅是因为刘棻曾经跟随扬雄学习古文。刘棻被抓后，交代自己的行迹，就联系上了扬雄。
    王莽见此，亲自下诏，此事与扬雄无关，不要再问他了。
    扬雄虽然幸免于难，但在跳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曾写下《剧秦美新》？有没有想起自己对皇帝的赞美？不管他是否想到，京师的知情者们都还记得，很快，闾里流传起新的段子：
    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19
    大意就是：那个在赋里自称“爰清爰静、惟寂惟寞 ” 20 的人，却是又要跳楼，又作符命哦。
    扬雄虽然幸免，但由此可知，牵连被杀的人有很多都像他一样，只是间接相关，实无谋反行迹。但王莽不会在意这些性命，因为他从这个案子身上又看到新的契机。
    儒家的圣史里记录着尧舜对罪臣共工、欢兜、三苗、鲧的处置：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21
    现在，王莽以圣王自比，当然也要仿效尧舜处置罪臣，甄氏父子就是新朝的罪臣。尽管此时刘棻、甄寻、丁隆都已被处死，但他还是下诏说：
    乃流棻于幽州，放寻于三危，殛隆于羽山。 22
    完全模仿尧舜的做法。只是尧舜所流放的凶神并未取其性命，而王莽此番只能“皆驿车载其尸传致” 23 ，把这几位的尸体（甄寻的尸体可能还需要拼接）通过驿站运达四方来示众。
    这场“新朝第一大案”到此终于画下了句号。
    有些颇熟掌故的人会记得，当年王莽平翟义叛乱时，曾在路口要道用尸体堆起京观，这次又将几位叛臣的尸体予以展示，两者一以贯之，皇帝的心中究竟有何丘壑？为何如此残忍？
    道理不难明白，王莽发起大案的动机主要还是符命。天下唯独他才有资格掌握符命、阐释符命、运用符命，符命像政权一样宝贵。任何人都不能随意造作符命。甄氏父子玩弄符命，触犯了他的大忌。另一个原因，则是他有心要对功臣进行整肃，以免尾大不掉，而甄氏父子给了他机会。至于将此事粉饰成尧舜流放罪臣，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但是，这场大案真的令他更安全了吗？
    最大的影响，是重创了王莽刚刚确定不久的执政班底，宣告新朝的权力只由皇帝一人把控，内辅、三公、四将都无法有效发挥行政作用。而且，被杀的人还有好几位忠诚的“后备干部”，刘棻、刘泳是刘歆之子，王奇是自己的堂弟。大案也令那些未被波及的大臣如平晏、甄邯等寻求自保，更加消沉于政治事务。总之，此案对王莽的损害应大于利益。
    但最为震怒的是国师刘歆。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86节

    他的爱子刘棻、刘泳都死在这场大案里。对一位父亲来说，这是巨大的伤痛。此事也令刘歆发现，自己的地位也是非常脆弱的，王莽根本不在乎两人曾经有过那么久的交情！他也无力挑战王莽，甚至连对儿子的悲哀都很难尽情表达。刘歆一定会后悔，当年王莽逼死王获、王宇的时候，怎么就没意识到，一个连自己儿子都不爱惜的人，怎么可能会怜惜别人的儿子！
    刘歆还会后悔的是，他越来越发现，新朝虽然凭儒家经义而建立，但此后，朝中大事除了几项改制措施还属于儒家范畴，真正左右朝局的是符命、升仙、五帝崇拜等。这些，与无论是强调天人感应的今文学，还是强调托古改制的古文学，都有了微妙的距离。
    桓谭曾经当过甄丰的司空掾，这次幸运地未受波及。从此，他更加不信任王莽，而是往来于扬雄、刘歆之间，想来软语宽慰、唏嘘感叹是少不了的。不久之后，崔发因为不再兼任皇帝太子的“讲乐祭酒”，由桓谭接任，他越来越像一个学者了。
    至于其他臣民，步入新朝的热情被此案一头浇灭，那些热闹、欢乐、希望以及伴随新朝而来的道德感，忽然间少了许多。人们窃窃私语，有个待诏黄门的年轻人，擅长方术，尤精看相，别人问他王莽面相如何，他口无遮拦道：
    鸱目、虎吻、豺狼之声；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24
    鸱，有说鹞鹰，或猫头鹰，总之是恶鸟。他说王莽有恶鸟的眼睛、猛虎的嘴巴、豺狼的嗓音，所以喜好杀戮，将来也会死于非命。问他的人立刻举报，王莽将其诛杀并封赏了告密者。
    但王莽内心却恐惧起来，他对相术也很相信。所以，虽然诛杀了此人，但不代表他的话是错的。他下令制作一扇精美的云母扇面，日常与文武官员议事就躲在扇面之后，除了亲近之人都看不到他的面庞。
    王莽更神秘，也更脆弱了。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四辅之首的太师、安新公王舜去世。他是王莽的堂兄弟，汉朝大司马王音之子，当年就是他出面向王政君索要汉朝传国玉玺。翟义叛乱时，王舜和甄丰一同昼夜巡行殿中。他的去世，可能因为长久以来的病痛和甄丰之案的惊怖。但他维持住了王莽的信任，死后被比作齐太公姜子牙，两个儿子王延、王匡都被厚赏，备极哀荣 25 。
    默默死去的是大司马、承新公甄邯。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甄邯去世，葬在金陵玄武湖附近，从汉末到新朝煊赫一时的甄氏家族从此沉寂。 26 甄邯是三公之首，但其后人因为甄丰父子之事，似乎没有封赏。王莽很快就以宁始将军孔永为大司马，填补了甄邯的位置。
    注释：
    1 　残片2001年出土于长安桂宫遗址，参冯时：《新莽封禅玉牒研究》，见《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2 　说符侯的“说”，是“悦”的意思：也有认为是“解说”之意。
    3 　《后汉书·崔骃列传》，第1704页。
    4 　《后汉书·桓谭列传》，第956页：“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谭独自守，默然无言”。按：王莽居摄之际，桓谭鞍前马后，任谏大夫，担当使者传播《大诰》，受封明告里附城之爵，并未“默然无言”。此为正史隐讳粉饰之语。孙少华等将此事系于桓谭封爵后、王莽登基前，见《桓谭年谱》，第191页。桓谭的“默然无言”应是针对符命，当与新朝建立后王莽以符命封侯、投机分子争献符命相关，故而系于此。
    5 　《汉书·王莽传》，第4096页。
    6 　今朝鲜半岛。
    7 　今天的川、云、贵、广西一带。
    8 　《新莽全史》，第158页。
    9 　古代地名，大概位于今天陕西商洛境内，古代险要之地。
    10 　《汉书·王莽传》，第4116页。
    11 　《剧秦美新》只能根据其序言确定为扬雄入新朝所作，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因此其创作动机也难以确知。这里认同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之说，扬雄在刚进入新朝的时候写这篇文章的可能性更大。
    12 　《文心雕龙·封禅》，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第2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 　《汉书·王莽传》，第4122页。
    14 　甄丰，字长伯。
    15 　《公羊传·隐公五年》。这里的陕，一说是郏。
    16 　孟祥才：《王莽传》，第268页。
    17 　《汉书·王莽传》，第4123页。
    18 　“室”也是因为新朝把汉朝的宫殿改名为室，如未央宫改为寿成室。
    19 　《汉书·扬雄传》，第3584页。
    20 　扬雄：《解嘲》，见《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这个段子是用扬雄赋里的话来反讽。
    21 　《尚书·尧典》。
    22 　《汉书·王莽传》，第4123页。
    23 　《汉书·王莽传》，第4124页。
    24 　《汉书·王莽传》，第4124页。
    25 　《汉书·王莽传》第4126页说他并不乐见王莽称帝，因此“病悸”而死，此说不确。参孟祥才：《王莽传》，第248页。
    26 　据说三国时期的甄妃是其后代。
    二、第一家庭
    4.被伤害的女儿的一生
    甄丰父子的大案，把黄皇室主又带回人们的视野。
    这个案子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但她却成了焦点。她不断被提醒着自己的身份：黄皇室主，同时还是故汉的皇后，是“天下母”。这种撕裂令她倍感痛苦，因为她的教化使她发自内心忠于汉室。
    她怨恨父亲让她失去了丈夫，怨恨父亲背叛汉室，称病从不去见他。
    王莽忧心忡忡，这些年，他先后逼迫次子王获、长子王宇、侄子王光自杀，但对女儿，却显得格外慈爱和宽容。他虽然利用女儿，但从未残酷地对待她，相反还有些“怕”她，女儿一生气，他就缩回去，并不会因此而惩罚她。史书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他的爱女之情：
    敬、惮、伤、哀。 1
    特别是“敬、惮”二字，刻画了一个“女儿奴”的形象。许多家庭里，父亲往往对待儿子极为严格，对待女儿宠爱有加，这种现象并不鲜见，而且越是掌握权力的父亲越如此。王莽在儿子们身上看到的首先是政治，其次才是亲情，对女儿的爱是他表达亲情的狭小出口。
    但这并不能赢得女儿的亲近，相反，王莽对家人的残忍使女儿对受到独特的“宠爱”更觉痛苦。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87节

    王莽从甄寻的行径悟到一件事，就是女儿确实应该嫁人才会幸福，不然，还会有第二个甄寻。他想了想，有一个年轻人他比较满意。
    那就是“四将”之一孙建的世子。孙建几乎是“四辅三公四将”里最得信任的人，较少涉足政事，专心负责军事。所以，皇帝令孙建世子带着医生，以给女儿看病的名义去拜访，希望女儿能一眼喜欢上这个年轻人。
    当这个年轻人盛装出现在她面前，她一看就明白了他此行的意图，不由勃然大怒。她吩咐取来竹鞭，狠狠鞭笞起身边无辜的侍女；鞭笞了几下，再次发病，从此卧床不起。
    孙建的世子被吓得不轻。王莽知道后，半晌无语，再也不敢提这样的事了。
    王莽在第一家庭里的失败角色，可见一斑。他越在家庭之外尽显儒家圣王的风范，自诩为道德楷模，在家中就越是苛酷冷漠残忍。儿女们不亲近他，表面上畏惧，私下里憎恨，时刻都想冲破父亲的控制，冲出家庭的牢笼。
    王莽是家庭的暴君，家人的仇人。
    第一家庭里并无多少幸福可言，王莽唯一可以获得脉脉温情的家人，想来只有姑妈王政君。
    但那也是他称帝之前的姑妈了。
    一日，负责营造的官员禀报王莽，太皇太后的宗庙已经建好。按照王莽的诏令，她的丈夫汉元帝的高宗庙已经罢祀，所以她的宗庙是单独建造的，但高宗庙的前殿被改成太皇太后宗庙的“篹食堂”，待她千秋万岁后，这就是她的神灵歆享祭品的地方。
    王莽很高兴，说，太皇太后还健在，就先不要叫作庙，篹食堂也先叫“长寿宫”吧。又问左右，太皇太后这段日子怎么样，是不是还常常乘车出游，四处游玩？
    左右称是。
    王莽于是下令择良辰吉日，在长寿宫置酒，为新庙落成贺喜，请王政君前来游玩饮酒作乐。
    他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向姑妈表示一番了。自从新朝建立，万象更新，事务多如牛毛，他仍然坚持定期到常乐室 2 拜见姑妈。他知道，汉室禅让，姑妈始终心怀怨恨，特别是强行索取玉玺还闹出了不愉快。但若没有姑妈，岂能有自己的今天？岂能有新朝的肇造？而且，太皇太后的威信始终不坠，堪称新朝的“吉祥物”、老祖宗，所以，想方设法要让她开心。
    可惜，他越是努力取媚，王政君反而愈加不悦，不见他还好，见了更不高兴。刚建国时，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把内侍所穿的黑貂外衣改成黄貂，把伏日、腊日等祭祀的日期也改为新朝的正朔。但是有一天，他到常乐室拜见姑妈，惊讶地发现她正和侍从女官们祭祀饮酒，而且女官们仍然穿着汉制的黑貂。
    但这天不是腊日呀？他按汉朝的正朔算了一下，竟然恰好是正腊，是祭祀的日子。原来，太皇太后在自己的宫廷里仍然遵循着汉朝正朔，以示念念不忘。
    王莽感到懊丧，又无法干涉，只能默默忍受。这次建成宗庙和长寿宫，等于提前告诉姑妈她身后将会以何种规格被祭祀，在深信鬼神的时代，这是一种大孝。
    果然，王政君听到消息后，露出难得的喜悦神色。既定的日子到了，皇帝早已经安排妥当，长寿宫修饰崭新，案上馔食精洁，台下舞乐齐备。太皇太后的车驾一停，王莽亲自接引。王政君兴致勃勃地踏入长寿宫，抬头看见文栋绣柱，墙壁散发出香气，脸色确实很高兴。
    忽然，她停住脚步，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她问，这长寿宫莫非是高宗庙的前殿？你们是把元帝庙罢祀，“砸了重新装修”，布置成所谓的长寿宫？
    王莽承认了。
    王政君大惊失色，当场泣不成声，说道：“这是汉家宗庙，都有神灵，为什么要破坏！假如鬼神无知，那你给我立庙有何用？假如鬼神有知，知道我是高宗的妻妾，却辱没了先帝庙堂，摆设吃喝，该会怎么看我啊？”
    王政君的气愤在于，王莽当安汉公的时候尊汉元帝为高宗，并亲口向她许诺，待她去世后以汉家礼仪配祀高宗庙。现在新朝建立，高宗庙废毁，那么即便把自己捧为至尊，却和丈夫已无关系，怎能不伤心！
    一场欢宴不欢而散。
    王政君对身边的人感慨说：“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佑乎！ ” 3
    但对王莽而言，即使侮僈神灵，那也是汉家神灵，与自家无关。汉家神灵确实也没能护佑王政君多久，到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二月，八十四岁的王政君去世。这个年龄在21世纪也属于高寿了。
    遵照王政君遗愿，她与丈夫汉元帝合葬渭陵。但依新朝法度，她是新室文母，不必是汉家媳妇，因此王莽下令以汉元帝配食她的宗庙，并在她和元帝的坟墓之间凿了一道沟，以示区隔。
    扬雄又被委任一道重要任务，为王政君作诔文。这篇四字诔文虽然回忆了王政君的一生，实际上是颂扬王莽，因为王政君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博选大智 ” 4 ，选中了王莽。
    王政君的去世，使得王氏家族与刘氏汉家的最后一道羁绊也断绝了。这几十年，她尽享荣华高寿，几乎未吃过真正的苦头。她在汉元帝那里固然不得宠，但得到了尊重，所以终生爱着汉元帝，并在无尽的回忆里强化这种爱。比起当时的女性，她无疑是幸运的。
    但她该不该为汉朝的覆灭负责？她是不是王莽的同谋？
    很难给出直白的定论。
    政治家最需要的是决断力，优秀的政治家既能决断善恶，判定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从而将政治引向更美好、更公正、更进步的方向；还能决断敌友，判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而把自己人搞得越来越多，对手的人越来越少，最终赢得博弈。
    只具备前一种品质，算是政治哲人；只具备后一种品质，算是职业政客。如果一个人具备两种品质但只相信后一种，那他是败坏的政治家。如果两者都不具备，最好不要涉足政治，以免害人害己。
    王政君长年居于皇室至尊地位，但极度缺乏决断力，她优柔寡断，总是延宕。她昔日面对董贤的果决，只因为董贤是一个早已确定的敌人和外人，而王莽是亲戚和同盟。面对王莽从安汉公到宰衡，到居摄，到假皇帝，到真皇帝，她本应从萌芽状态就知道这一连串的动作将会抵达何方，但她似是而非地拖延到最后一刻，直至不得不交出印玺。此后，她接受了新室的尊号，又深情追忆汉室，这未必是虚伪，而正是她缺乏决断力的表现。
    归根到底，居于高位但毫无决断力，使她成为王莽最好的工具。
    一个工具人，就不必苛责了，更不必诋毁她的性别。
    她安葬之后，悲伤的皇帝称要服丧三年，预定的封禅之事暂缓，已经造好的封禅玉牒等礼器先存放在桂宫。
    她安葬之后十年，新朝覆灭。
    5.三摘尚自可
    始建国五年，王政君去世不久，一则皇帝要迁都洛阳的消息，很快传遍长安。其实早在皇帝登基前，玄龙石上有符命在先：
    定帝德，国洛阳。 5
    其实，新朝定都洛阳与其说是符命的要求，不如说是王莽的心愿。因为当时人们相信洛阳位于天下正中，而首都必须设在正中才正确。多年以后，刘秀拿着上面这六个字的符命，把都城设在了洛阳。
    但当前，长安的居民对此颇为不安，居民们不想营造屋宅，甚至有人把自家都拆了。王莽很不高兴，下诏禁止毁坏首都，并透露了迁都洛阳的日期是“始建国八年 ” 6 。
    这说明至少当下，始建国五年，王莽还没有改元的打算。
    但到了十一月，天上突然出现彗星，二十多天后才消失。忧虑的王莽想起上一年夏天，有红云从东南方升起，弥漫天际；再上一年有蝗灾，还有从池阳县报上来的灾异，说是当地出现了许多小矮人的影子，身长一尺多，有的乘车马，有的步行，过了几天才消失。
    当然，也想起了刚去世的王政君。
    灾异给新朝的灿烂光辉蒙上阴影，王莽对“始建国”的年号发生了动摇。这个年号已经用了五年，按照汉朝的惯例，每五年或六年会定期改元，以示更始。王莽也想改元，但又舍不得“始建国传亿年”的信念。
    根据这个信念，新朝将会存在万亿年，而且只有一个年号：始建国。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88节

    但第二年，他还是改元了，改为“始建国天凤”。这就把改元和继续沿用“始建国”的意图统一了起来。“始建国天凤”的“元年”官方不称“元”，而称为“一年” 7 ，以示这不是旧有意义的改元，“始建国天凤一年”，很可能其断句是“始建国·天凤一年”而非“始建国天凤·一年”。而“天凤”很可能指的是上一年出现的彗星，王莽把作为灾异的彗星解释成了作为祥瑞的凤凰 8 ，实在是费了苦心。
    改元之后，王莽中止了给王政君的服丧，宣布要在一年之内去东西南北四方巡狩，东巡封禅，北巡迁都洛阳。有趣的是，他这次准备“自费”出行，由朝廷准备干粮，一路上不接受各地的供给。
    这听上去很节俭，但紧靠自己带的干粮一年之内走遍天下四方，委实不可行，足见他对实际地理缺乏起码的了解。群臣不想折腾，连连劝阻，他终究改了主意，决定到“始建国天凤七年 ”再封禅吧。
    可到了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第一家庭又出事了。
    皇帝的元孙 9 、功崇公爵王宗，被人发现有谋反的嫌疑！
    十五年前，王宗出生之前，父亲王宇因吕宽案被迫自杀；出生之后，母亲吕焉立刻被杀。王宗虽然贵为新朝公爵、皇帝之孙，却生下来就是孤儿，而且是祖父让他成了孤儿。
    可想而知，王宗长大后，怎么可能会亲近祖父，况且那老头儿也不是一个可亲近的人。他多方打听，点滴拼起自己的身世，偷偷和被放逐到合浦的母家吕氏家族联络。这不仅是他寻求成长，也是获取一些亲情的机会。
    王宗是元孙，当年王莽母亲功显君去世时，他作为宗子服丧，因此在第一家庭里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会想，如果父亲王宇不死，自己肯定能成为皇位继承人。在浓厚的符命氛围里，他也给自己造了一些类似符命的东西。
    比如，他画了一幅自画像。
    但在画里，他穿着天子衣冠。
    他还刻制了三个印章，一个写的是“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臧薄冰 ” 10 ，“冠存己”，应是指皇冠传给自己；“夏处南山臧薄冰”，臧就是藏，可能与某种祥瑞有关。另外两个印章意图更加明显，分别是“肃圣宝继 ”和“德封昌图 ”，都含有继承圣体、以德获封之意。自画像也好，印章也好，虽然确实有谋反的嫌疑，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少年的冲动，“中二病”，属于可大可小的事情。
    但连同这些罪证被发觉的，还有王宗和舅舅吕氏家族的往来通信。
    见到这些证据，王莽表现得愤怒而伤痛，元孙竟然想着谋求祖父的皇位。他下令严加审讯。
    王宗知道后，并不辩解，也不求情，即刻自杀。这大概是他从父母、舅舅、叔父、堂叔父之死中得到的经验。
    知道孙子自杀，王莽还不满意，下诏把死了的孙子批判一番，斥责他已经当了公爵还不满足，窥视神器，自取灭亡。将王宗贬为伯爵下葬，谥号为“缪”，取错谬乖张之意。
    王宗之死，令第一家庭陷入新的恐惧和悲悼。
    最恐惧的应是王宗的亲姐姐王妨，她是卫将军、奉新公王兴的夫人。对这个夫君她大概不太满意，因为王兴就是那个凭着符命从城门令史提拔为“四将”的幸运儿。所以，王妨与婆婆的关系很差。
    彼时，家庭关系出现问题，家人之间互相诅咒，搞厌胜之术很恶劣，但很常见，上到皇宫下到民间莫不如此。王妨有个女友，是王莽亲信、五威司命孔仁 11 的妻子，在其影响下，王妨诅咒过婆婆。王宗出事之后，王妨势必受到一些调查，看看是否参与了“谋反”。王妨很担心诅咒婆婆的事情被揭出来，这可是不孝的大罪，若被王莽知道，估计难逃一死。为保平安，王妨把知晓这件事的婢女杀了灭口。结果，反而是杀人这件事被发觉了。
    这下，杀人、诅咒都被审讯出来，王莽令人责问孙女，也责问王兴治家无方，结果王妨、王兴夫妇被迫自杀。孔仁的妻子是诅咒的参与者，也自杀了。
    王兴稀里糊涂飞黄腾达，稀里糊涂死于非命，他在死之前，是后悔被符命选中，还是后悔没享受够高官厚爵呢？
    王莽不会在意这些，他很快就拜直道侯王涉为卫将军，填补王兴身后的空白。王涉是王莽的堂兄弟，故汉曲阳侯、大司马王根之子。当年，王莽就是被王根推荐担任大司马，提拔王涉是他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看着第三代家庭成员照样逃脱不了自杀的命运，王皇后又害怕又难过，她本来已有病症，加上思念死去的两个亲生儿子，哀怜死去的孙子孙女，整日以泪洗面。时间一久，她的眼睛渐渐看不见了。
    王莽就让皇太子王临住进宫里奉养母亲。母子二人，私下里会有一番话说，也应该会谈到对王莽的怨恨。皇后有一位侍女，名叫原碧，想来颇有姿色，因为王莽曾经临幸过她。这段时间里，原碧也与王临朝夕相处，两人竟然生出了情愫，彼此相通不说，还山盟海誓起来。
    太子与母后的侍女私通，表面上似乎不算太出格，毕竟侍女不是皇帝的侍妾。但是，理论上后宫的女性都属于皇帝，太子染指是很危险的叛逆行为。更何况原碧曾经被皇帝临幸。王临对原碧的喜爱和对父皇的憎恨交织在一起，恨意更深，生出了弑父的可怕念头。
    更可怕的是，他还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原碧。
    6.摘绝抱蔓归
    始建国天凤的年号并没有给新朝带来起色，光日食就又出现两次，还有地震、暴雪、关东的饥荒，以及饥荒带来的一群把眉毛刷成红色的流民。王莽并非全不知情，相反，他很有危机感，于是在刘歆的帮助下，令太史官推历推到三万六千岁。这有点像后代的“万年历”，当然，他的目的不是查看日历，而是重申新朝国祚将会绵延无限。
    他已经忘记前几年还打算在“始建国天凤七年”巡狩，新的推历中重新规定，今后在“始建国”之名不变的前提下，每六年一改元，三万六千年所需要六千个年号，都得提前定下来。
    马上又需要新的年号了，曾经的“始建国天凤七年”现在变成“始建国地皇元年”（公元20年），寄托了皇帝的美好愿望。
    这年七月的一天，忽然起了大风。
    这场大风烈度极高，在王路堂（未央宫前殿）大殿里的人们听得头顶上瓦片纷飞、怪声四起，突然，西厢那边“哗啦”一声巨响。众人连忙去查看，发现大风竟然吹塌了王路堂的西厢宫殿，后阁的更衣室是朝臣朝见时更衣的地方，也被吹塌。侍从、守卫、官员们不顾大风猛烈，赶紧去救灾，早已有人去向王莽禀报，场面乱作一团。
    这边还在慌乱中，又听见宫城里面昭宁堂的方向传来“咔嚓”一声，随即又是一阵巨响。熟悉的人马上知道，昭宁堂池子的东南侧有棵大榆树，十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大风把榆树吹倒，大树又压垮了不知什么建筑。
    风停之后发现，大树砸到了东阁，压塌了东永巷的西墙。
    这场灾异直指皇朝的心脏部位，王莽惊恐万分。他亲自研究这场灾异的原因，一定要找到真相。
    在十天后的诏书里，王莽对这番灾异终于有了正式的解释：国初，王临之所以被封为太子，是因为居摄期间，有符命立他为“统义阳王”，以洛阳 12 为封国。鉴于符命说新朝会迁都洛阳，所以王临才能以第四子的身份，迈过兄长王安，成为皇太子。前些日子，王临来王路堂朝见，暂居西厢的宫殿和后阁更衣室；近日皇后生病，王临住在宫里照顾，他的妃妾暂住东永巷。看，这次大风摧毁的恰好就是这几处宫殿。这就说明，王临有兄长而为太子，名不正言不顺。自我即位以来，阴阳不谐，风雨不调，到处灾异，蛮夷猾夏，一切都是因为立太子这件事名不正。因此，为了天下福祉，将王临改封为统义阳王，王安立为新迁王，两人都去封地，新朝暂时不立太子。
    一场令满朝君臣心慌意乱的大风，被皇帝引到自己的家事上，继而剥夺了王临的太子之位。这一方面，是皇帝向来积极主导灾异的诠释权，擅长把灾异解释成祥瑞；另一方面，很可能他对王临不够满意，动了废太子的心思。当然，他应该并不知道王临在后宫与原碧私通的事情。但这封诏书一下，王临就要立刻去洛阳，他内心的疑虑、惶惑、恐惧，不言而喻。
    到底为什么要废掉自己？是哪里做错了，还是被发现了什么？
    八九月间，临行之前，王临和母后告别，当然也会与原碧相会，叮嘱一番。王临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刘歆的女儿刘愔。刘愔知道王临和原碧的事情，更知道王临弑父的打算，但是，作为被杀的刘棻和刘泳的姐妹，刘愔同样憎恨王莽。她似乎并不介意丈夫与原碧的私通，还支持他们弑君的计划。
    受父亲刘歆影响，刘愔精通天文星象，她告诉丈夫，夜观天象，看到昴宿星团的白色星气，这说明不久之后，宫中将有“白衣会”，也就是重大丧事。 13 王临听了很是高兴。
    到了洛阳，王临远离了权力中心，宫中的消息他两眼一抹黑。信息缺乏，人就会焦虑。此时，天下已经开始骚动，关东义兵蜂起，南边的南阳郡也不安宁。王临身居洛阳，肩负重任，心思却很难放在政事上，对原碧的思念和自己前景的恐慌占据了他的心灵。
    长安不是没有消息，但总是坏消息。母后的病更加严重了，王临只好给母亲写信，既是宽慰，也发牢骚。但他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母亲已经失明，书札到手，必定是由身边的人朗读。而侍女们，却未必认识字……
    王莽知道妻子病笃，探视陪伴的时间也增多了。王临的书札送到时，他正在妻子身边，见是儿子的信，很自然地拆开为皇后阅读，在问候思念的句子之外，有一句话赫然跳进他的眼睛：
    上于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 14
    说得多么直白啊，老大、老二都是三十岁死的，我今年也三十了，实在是害怕，眼看轮到我了，却不知道什么死法！
    王莽见到这句话大怒，他没有反思逼死子孙会给其他儿子带来何种影响，却怀疑王临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不久，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初，王皇后去世。
    这位汉朝宜春侯的侯门女，一生驯顺丈夫而活，却没有收获多少天伦之乐，最终在丈夫杀害儿孙的巨大折磨中去世。她死在新朝即将覆灭之前，实属幸运。皇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白衣满宫禁，她被谥为孝睦皇后，葬在渭陵长寿园西，靠近王政君的墓地，意味着要在地下永远侍奉王政君，她的陵墓被叫作“亿年陵”，这是很具新朝特色的名称。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89节

    刘愔夜观天象的“白衣会”果然发生了。只可惜，不是皇帝，而是皇后。
    因为那封书札，王莽严令王临待在洛阳，不得回到长安奔丧。他要弄清楚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会如此害怕。既然那封信是写给皇后的，不妨从皇后的身边人查起。
    皇后下葬，王莽立刻对原碧等皇后的侍女、王临在长安的家人严刑拷讯。原碧想来是承受了重刑，最终交代了王临和她私通以及弑父的密谋。这可不是当年王宗所谓的谋反案可比：王宗只是青春期少年的叛逆和幻想，王临却是实打实要弑君弑父的伦理惨剧。
    面对审讯结果，王莽受到巨大的精神冲击。当年杀王获，杀王宇，都是由他来掌握主动权，并作为实践儒家经义、模仿周公的重要动作。而王临反过来要弑父，说明儿子不甘心束手待毙，宁可冒犯最重要的伦理也要求生。
    这反而令王莽有所胆怯了，他失去了把杀子包装成大义灭亲的那种自信。相反，他秘密处理这件事。把参与审讯、知道王临弑父图谋的治狱使者、司命从事等全部悄悄灭口，就地埋在监狱里。这些冤死的司法人员的家属发现亲人集体失踪，上班之后再也没回家，大概能猜到什么，但既不敢说，也不敢问。
    至于王临，王莽决不可能让他活着，就赐给毒药。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不得不死的王临，终于做了一件王氏子孙人人都想做但从前不敢做的事情：不服从。
    他不服从皇帝的命令，不接受父亲送来的毒药，而是以利器刺死了自己。仅存的王安、黄皇室主如果知道王临以自己的方式赴死，悲痛之余说不定还会嘉许呢。
    灭口了知情人，逼死了儿子，王莽仍然要粉饰，说王临不遵循符命，在统义阳王的位置上没能得到上天护佑，以致夭折，实在可怜，谥号和王宗一样也是“缪”。
    同时，他又指责亲家刘歆，说：
    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 15
    如此看来，王临招供了夜观天象的事情，但没有牵连刘愔。可王莽觉得，如果把刘愔当成始作俑者，那么儿子谋杀自己的伦理伤痛可能会好受些。
    刘歆没能保住爱女，刘愔也自杀了。
    这是新朝建立后，刘歆失去的第三个子女，他对王莽最后一丝尊崇、好感、旧日情谊也荡然无存。他担心自己也会性命难保，就像当年的甄邯，也在政坛上渐渐消沉下去。
    第一家庭的这场变故后，王莽好不容易成年的四个儿子只剩下一个“颇荒忽”的王安了。
    失去了母亲兄弟，王安估计也早就活够了吧，就在王临两口子死的这个月，王安病死。王皇后所生的四个儿子全部去世。如果不算私生子女和第三代，第一家庭只剩下王莽自己和一个快要疯掉的女儿。七百多年后的那首诗，到此终于可以完结了：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后世有人评王莽说：“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也 。” 16
    这句话后半句正确，前半句可商，他所贪的并非帝王之尊，而是圣王的幻象，是道德伦理的终极裁判权。当他自认为圣王，儿孙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他这圣王之体的一部分，因此，即使儿孙的行为不端并不严重，也会构成他道德的污点，必须被消除。他待子孙如自己，而他是能克己的。世间帝王多矣，杀子者亦有之，但像他这样在没有外部政治压力、子孙也基本没有重大谋反政变的情况下，把继承人杀光，理由之奇特，实在独一无二。
    不管怎么说，继承人终归是大事。王莽还有其他孙子，有侄子，噢，还有“遣就国”期间和三个侍女私生的四个儿女。他以刚去世的王安的名义，把这些私生儿女们也都接到长安。
    但王莽没有再立太子。
    其实，立与不立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再有两年，他和他的皇朝就要覆灭了。
    《汉书》没有刻意言说皇帝的“性欲”，但他和三个侍女生下四个孩子，与皇后的侍女通，其他类似事件可能还有。这说明王莽是一个性欲旺盛、内心压抑、急需纵欲来调理的人。现在，第一家庭已经不存，他不顾内忧外患已使新朝摇摇欲坠，萌发了组建新的第一家庭的想法。
    就在第一家庭四个成员去世的这一年，有个叫作阳成修的郎官，献上一条符命，说如今没有“天下母”，要再立皇后才行。天下都知道现在禁止献符命，但对这一条，王莽却欣然接受，所以有可能也是他亲自授意。
    朝野臣民，在天下已经兵连祸结之时，眼睁睁看着皇帝一面大放悲声，毁坏汉武帝、汉昭帝的宗庙，把自己死去的子孙葬在里面；一面兴奋地派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各地，访求淑女，准备立新的皇后。
    这样的皇帝，真的是当年的儒生王莽？
    注释：
    1 　《汉书·外戚传》，第4011页。
    2 　即长乐宫。
    3 　《汉书·元后传》，第4034页。
    4 　《元后诔》，见《扬雄集校注》。
    5 　《汉书·王莽传》，第4132页。
    6 　《汉书·王莽传》，第4132页。
    7 　这一时期出土的简牍，年号基本是“始建国天凤”；第一年多是“始建国天凤一年”。见《新莽简辑证》。
    8 　新莽年号的考证及天凤与彗星的关系，见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下篇，《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9 　王宇有六子，王宗排第四。但居摄期间，王宗奉新都侯为后，被称为长孙，可能他是王宇嫡子。
    10 　此印章意思费解，标点一作“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臧薄冰”。
    11 　孔仁大概是在陈崇、苗 之后担任五威司命。
    12 　洛阳在新朝改名义阳，本书为叙事便利，仍称洛阳。
    13 　赵贞：《汉唐天文志书中的“白衣会”》，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
    14 　《汉书·王莽传》，第4165页。长孙，王宇字；中孙，王获字。中室，一说后宫，指皇后；一说王临自称。
    15 　《汉书·王莽传》，第4165页。
    16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74页，中华书局，1984。
    三、登仙——！
    7.日渐癫狂
    每个帝王都想长生不老，最谦虚的也想再活五百年。
    但在新朝皇帝之前，真正求仙有所成就的，据传只有三位帝王：在昆仑山见过西王母的周穆王，在东海岸边见过天神的秦始皇，和在坟墓中羽化升仙的汉武帝 1 。
    始建国初年，方士苏乐向王莽上奏说：新朝是土德，尚黄，黄帝升仙了，所以新朝的皇帝也能。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90节

    这几年，王莽开始改制，他以为天下将会自然而然实现太平。那自己做什么呢？当然不能闲着，得搞搞研究：一要继续研究符命，牢牢把握符命的解释权；二要研究怎么成仙，人间大功告成，就要像秦皇汉武一样，登仙与黄帝、赤精等仙人同游了；三嘛，以前和刘歆一起为汉朝制礼作乐，今后要亲自给新朝制礼作乐了。
    王莽按照苏乐的意思，耗费万金巨款，在宫中建了一座高台，名曰“八风台”。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因为“八风”意味着八音，而古代的音律实际上和天象、八卦都有着密切关系。
    八风台建成后，王莽登台纵情享乐 2 ，根据风向的不同，制作各色的饮药。还把鹤的骨髓、海龟的壳、犀牛的角等二十多种名贵珍奇煮成汁液，再选择五种颜色的粮食种子浸泡其中，按照颜色播种在殿中不同的方位，这就是升仙的秘诀。
    不管是否管用，王莽先拜苏乐为黄门郎，专门负责升仙之术。从此以后，王莽虽然继续津津乐道儒家经术、制礼作乐，但也迷信鬼神淫祀、怪力乱神，不仅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河的各路神祇，连地方上的小神小仙也不会怠慢，前前后后建起一千七百多所祭坛。祭祀的时候，各类祭品有三千多种，还不乏大雁、锦鸡、麋鹿等珍禽。
    王莽如此虔诚，但不仅没有升仙，到始建国天凤二年，一个令他极度忌讳的灾异报了上来：有人说在黄山宫 3 发现了一条死龙。
    还是条黄色的死龙。
    据说，当时有万人奔走围观，场面宏大。他们不纯粹是好奇，而是这几年改制、缴税的压力越来越大，边疆战事也连年不断，大家对王莽有怨言。围观黄龙死，潜台词就是盼望王莽去死。
    这和当年秦始皇在位时，天上掉下一块石头，写着“始皇帝死而地分”，是同类的灾异。所以，王莽坚持说这是谣言，命令搜查谣言的始作俑者，众多官吏使者搜寻多日，却没有找到源头。至于这条龙是不是真的，是别的动物尸体抑或的确是谣言，就无从知晓了。
    雪上加霜的是，黄龙事件后不久，他最宠信、一度想结为亲家的立国将军孙建去世了。
    王莽越是努力升仙，灾异反而越来越多。如果勾勒新朝的大势，始建国年间形势平稳，许多内外政策也才刚刚制定实施；但这些政策的后果，到始建国天凤年间开始显现，形势一年比一年危险，绿林、赤眉等义军就是在始建国天凤后期兴起的；到始建国地皇年间，形势急转直下，昆阳大战失败后，即糜烂不可收拾。
    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初，关东连续降下大雨雪，导致这年秋天流民四起；七月，长安霸城门失火；刚灭了火，又出现日食。王莽只好策免大司马陈茂，换上孟建伯严尤。十月，王路堂的朱鸟门突然发出奇怪的声响，连续几个昼夜不停，守门的卫士、路过的官员惶惑不已，不知道这个灾异意味着什么。
    王莽也百思不得其解。幸好崔发及时出面，说儒经记载，虞舜开四门以招纳四方聪明之士，所以朱鸟门发出声响是要新朝效仿舜帝，招纳四方才俊。崔发把灾异说成祥瑞，总算把这件事对付了过去。
    灾异的层出不穷令王莽日益焦虑，正在此时，一位故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逃亡整整十年之久的王孙庆被抓到了。
    不知道谁还记得这位翟义起兵时的高级参谋，当年他被翟义委以重任，但究竟在义军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外人一直无从知晓。翟义死难后，他下落不明，许多人以为他死在了乱军中，没想到竟然成功逃亡，改名换姓，直到十年后才被抓获。
    王莽被灾异惹出的一腔怒火正无处发泄，见到这位故人，不禁回想起他踌躇满志、万民拥戴、祥瑞迭出、弹指间翟义军破人亡的美好往事。他打算好好借助这个故人，让朝野回忆起新朝奠基之前的天命和辉煌。
    对待王孙庆，王莽不需要治狱使者。他下令让主管诊断的太医、负责器物制造的尚方，以及擅长屠宰的屠夫，一同前来。
    太医精通人体脉络和五脏，尚方了解工具制造，屠夫擅长解剖，难道让他们审讯人犯？
    不，王莽的兴趣是，在王孙庆的身体上探究一番人体的奥妙。
    在古代，人的身体被看作一个小宇宙，五官、五脏、五窍都与天地季节四方有关系，而经脉更是玄妙。
    屠夫先将王孙庆剥皮、解剖，太医仔细度量他的五脏，尚方则把竹子削成极细极长的竹针，一点一点插入王孙庆的经脉，观察竹针的走向，以判断经络的布局。
    王莽严肃命令太医做好记录，说是将来可以治病。有人据此推测，王孙庆很有可能是被活体解剖。 4 不管推测是否为真，这种解剖方式一定会把人吓得心惊胆战。从将尸体垒成京观，到肢解甄寻的尸体，再到解剖人体，王莽一次比一次冲击着朝臣的想象力，他以往不为人知的阴郁内心，在这些残忍的虐杀中逐渐暴露，他那曾经伟岸高尚的道德形象也日益萎缩。
    对王莽早有了解的桓谭，并不觉得意外，多年以后，他在《新论》里写道：
    王翁之残死人，无损于生人。生人恶之者，以残酷示之也。 5
    王翁就是王莽。桓谭的话一针见血，王莽残虐尸体，就是给活人看，让活人感到恐怖。这种变态的内心，说明王莽对手中的权力始终存在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
    到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因为前几年先后用兵西北、西南，边疆已陷入战事的泥沼，与西域的关系也彻底断绝；天下的反叛此起彼伏，号称“绿林”的队伍声势尤其浩大，新朝的形势越来越差。王莽勒令地方官或剿或抚，自己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要用老办法：厌胜。
    按照当时的观念，对军队厌胜，就要采用北斗。从天象看，北斗星拱卫北极星，随着季节的变化，斗柄指向不同的方位，就好像居于北极星的天帝在指挥战斗。因此，军队出征之前要祭祀太一，祭祀所用的灵旗上绘有北斗星。斗柄指向哪里，就寓意哪里的敌军会被打败。
    王莽曾铸造过类似北斗星的大铜勺，在大臣死后赐给他们。比如甄邯死时就下葬过一把，但那时主要是说北斗拱卫北极，所以赐给臣下。 6 但这次不同了，皇帝决心铸造一座厌胜敌军的“大勺子”。
    这年八月，正是最热的时候，王莽亲自到长安城南郊主持铸造工作。文武百官、侍卫禁军浩浩荡荡跟着他。威斗以铜为主，但加入了五色石，大概是五种颜色的矿石，或是丹砂、白矾、雄黄之类。 7 总之，铸成了一个二尺五寸、大概50到60厘米长的合金铜斗，模样大概是像勺子，也可能像熨斗 8 。
    王莽希望它具有荡涤敌军的威力，就命名为威斗。只要出门，司命孔仁就要背着威斗紧紧跟随。
    威斗铸成那天，严寒突然来袭，在炎热的盛夏 9 夜晚，跟随王莽驻跸在南郊简陋住处的百官人马，竟然有人和马被冻死了。
    又是灾异！王莽的心头掠过一丝阴影。
    8.扬雄之死
    听见大门被打开又关上，正在屋里和学生侯芭论学的扬雄只是愣了一下，继续谈起《太玄》和《法言》。
    他知道不会有别的访客。自从那年险些在甄寻的案子里丢掉性命，他本就冷落的门庭就更无人造访了，只有一个人时不时带着酒菜前来问学，但比起眼前这位专心跟随他的钜鹿郡的侯芭，那个人只是来饮酒聊天，打发时间罢了。
    那人登堂入室，屋门开了，扬雄和侯芭抬头一看，弄错了，竟然是国师公刘歆。
    两人虽然曾是好友，但一个身居高位，一个沉沦下僚，很少交接。刘歆像今天这样亲自造访，更是很久没有的事情了。
    彼此行礼后，刘歆环顾了一下扬雄的住处，除了几卷书，几个瓶瓶罐罐，堪称家徒四壁。刚刚在门口，他听见扬雄和侯芭在谈论《太玄》，于是开玩笑道：
    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 10
    就是说，你何必这么苦呢！今天能捞利禄的学者，尚且搞不懂《易》，你还模仿《易》搞个《太玄》，将来谁会读呢？恐怕只能用来给酱坛子当盖子吧。
    扬雄笑了笑没有接话。几个人又聊起别的事情。扬雄知道，刘歆的两个儿子被王莽所杀之后，已经不问政事。现在炙手可热的，要么是修仙的方士，要么是说符的新贵，要么是能打仗的将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刘歆，包括担任典乐大夫的桓谭，都已经过气。刘歆忽然登门造访，谈玄论易，只能说明他实在是寂寞。
    这是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扬雄就在这一年去世。
    吊唁的人不算少，贵族的世子、大小的官吏，也颇有几位宠臣，比如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桓谭当然也在。王邑和严尤见到桓谭，问道，你一直称道扬子云（扬雄，字子云）的大作，现在人死了，书能传世吗？
    桓谭说：必传！只是我和你们一样，看不到那一天了。
    侯芭给扬雄建了坟，服丧三年，桓谭为扬雄建了祠堂。
    扬雄的去世，王莽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总之他没什么表示，他要赶在新的年号“始建国地皇”开始之前，把新朝的新礼乐制作完毕。年底，他带领群臣到南郊，齐聚明堂、太庙，郑重地向皇家祭祀献上这套新乐。
    这是自长安建城以来，没有人听过的音乐，与昔日汉家宗庙音乐的巍巍清正很是不同。那乐声萦绕在城市上空，又是冬季，有人凝神倾听，说：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91节

    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11
    这是演奏给上天的庙堂音乐，是这个朝代的雅乐、正乐啊。自古以来，音乐和诗歌有一个共同点，能反映时代的真实风貌，诗比历史更真实 12 ，音乐何尝不是？
    因此，音乐“清厉而哀”，政事也相匹配。
    始建国地皇元年（公元20年）正月，大赦天下。但同时下了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指令，称现在战事紧张，军法从严，到年底之前，如果有人在军队出征时奔跑吵闹，随时处死。
    要知道，在古人的观念里，秋冬气候肃杀，所以才会在秋冬处死犯人，这是自有记忆以来始终未变的习俗，是对时令的一种遵循，好比春天就得耕种，不能误了农时。王莽此令一出，这年的春夏时节，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时而杀人。百姓见此，大为惊骇，恐惧万分，甚至道路以目。
    但王莽不以为然，为了基业永固，他正打算修建新朝皇室宗族的九庙呢。因为有方士告诉他，现在宜大兴土木。尽管绿林、赤眉已经声势浩大，王莽还是在长安城南划出了百顷土地。
    九月，他亲自到工地，“亲举筑三下 ” 13 ，类似后代的奠基仪式，正式营造九庙。所谓“九庙”是礼制上的称呼，真正规划的宗庙不止九座。1950年代，人们在这里发掘出十二个建筑遗址，就是说九庙共有十二座。按照顾颉刚的看法，其中有九座是皇帝之前的祖宗，剩下的三个，一个留给自己，两个留给后代。 14
    宠臣如崔发、张邯，对此很热心。崔发称规模一定要宏大才能宣示天下，要“万世之后无以复加 ” 15 ，这句话明显是在模仿萧何。当年高皇帝远征归来，看见高大壮丽的未央宫，一度动怒，萧何说，“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崔发模仿萧何，是一种很高级的恭维。
    一些儒臣如侍中常侍、执法杜林，也热情地投入其中。多年以后，杜林将凭借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参与修建九庙的实践经验，当上刘秀的大司空。
    具体的建造就靠广大群众了，王莽从天下——他还能控制的地方——征来了工匠、画师，授意官吏百姓捐款捐粮集资，百姓捐助米六百斛以上授以郎官，郎吏则可以增加品秩，最高的赐爵至附城。听说朝廷要卖官鬻爵，一时间往来于长安的道路上行人络绎不绝。为了加快工期，王莽不顾大雨，把长安西边的建章宫等十几所汉朝修建的宫殿拆除，把材料运到南郊。说来也奇怪，拆汉宫的时候，这场大雨连连绵绵下了六十多天。
    人们传说，王莽不顺时令，拆毁宫殿，羞辱汉家，惹怒了汉家先帝。
    似乎，沉寂已久的对故汉的思念又有了苗头。
    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正是王皇后、王临、王安等人去世的那段时间，魏成郡大尹府 16 的一个小吏跑到长安，向皇帝举报一份谶书，上面赫然写着：
    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报怨，复续古先，四年当发军……十一年当相攻。 17
    意思就是汉文帝正在地下召集军队，已经告知北边的匈奴、南方的越人，四年后，将会有刘氏从荆楚一带发兵复仇，恢复祖宗基业。
    这一年还出现过汉宣帝的衣冠从宗庙的寝殿跑到正殿的怪事，据说衣服自己站在那里，就好像里面有个人！再加上这条谶语，汉家先帝真的发怒了！
    小吏还说，这些谶语是他的上司魏成大尹李焉让他抄写的。此番逃亡举报，只能随身带着一小部分简牍，而整部谶书有十几万字之多。不仅包括汉文帝地下发兵这样的事，还对今后刘氏复兴给出了“时间表”，哪一年什么人发兵，哪一年星象有何种变化，连新朝主要大臣的命运吉凶以及生卒日期，都一一载明。
    王莽听了大概会想，这岂止是谶书，还是造反的“战略规划”和“战犯名单”啊！于是赶紧逮捕李焉。经过审讯，是李焉信任的一个方士王况制作了这些谶语。王况告诉李焉，新朝成立以来，滥改货币，频繁征兵，四面打仗，百姓怨恨，因此汉家必定复兴，而李氏将成为汉家的辅佐。
    处死李焉、王况后，王莽并不放心。有天晚上，他做了个怪梦。长乐宫放倒的铜人有五个自己站了起来。虽然是梦，但他醒来后心有余悸。这些铜人突然站起来，寓意难道是汉朝复起？他又想起铜人身上刻着铭文，其中有一句是“皇帝初兼天下”，新朝已经定鼎十多年，显然不是“初兼”，所以，又有个皇帝要出现？
    越想越不安，王莽立刻传唤尚方，令他派人去长乐宫，不管铜人是否站起来，身上“皇帝初兼天下”这六个字要凿掉。同时又让虎贲武士到汉高帝庙，拔剑向四面击打，使斧头砍坏门窗，用能辟邪的桃木煮汤洒到墙壁，再用红色的铁鞭鞭打墙壁；命令轻车校尉住在庙的正堂，中军北垒校尉住在寝殿。
    种种措施，都是以方术来压制汉帝特别是刘邦的神祇。做了这些之后，王莽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感，他登仙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就询问身边的方士，八风台建造都十多年了，自己怎么还没有登仙？
    没人告诉他，局势沦丧，八风台上祭祀用的珍禽已经很难得到，现在是用家鸡代替大雁、锦鸡，用田园犬代替麋鹿，怎么还能登仙？
    于是有人提议，说黄帝登仙时，有“登仙华盖车”引路。王莽马上敕令修造，要赶在九庙落成前造好。这车子的华盖有九重，高八丈一尺 18 ，骨架由黄金打造，盖伞是珍禽羽毛，有隐藏机关可以上下伸缩，很是华贵。
    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正月，九庙建成，仅其中的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就各四十丈，高十七丈，其他八个庙减半 19 。九庙雕金饰银，以铜为柱，穷极工巧，耗资数百万，征发修建的人死者过万。
    如此宏大的工程落成，朝廷当然要举行盛大典礼，把皇室的祖先牌位请进九庙。
    在百官的注视中，皇帝的銮驾缓缓出现，驶向九庙。为首的，正是六匹马拉的“华盖登仙车”，三百名身穿黄衣黄帽的力士护卫着，车上有人击鼓，拉车的人根据节奏大声喊：“登仙——”
    随后是十辆战车，再后面是王莽的銮驾，装饰也很奇异，套上的六匹马披着五色毛纺织成的龙纹衣，马头上戴着一只长三尺也就是60厘米长的假角，应是模仿麒麟。
    百官们看了，小声说，这分明是出殡，哪像登仙呢？
    显然，王莽对登仙的迷恋，已经严重影响他的理性。加之长期以来被灾异、谶语所昭示的新朝的黯淡前景所折磨，造登仙车这件事，可以视作他精神逐渐进入疯癫状态的标志性事件。
    注释：
    1 　《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武帝故事》，见《西京杂记（外五种）》。
    2 　《汉书·郊祀志下》“作乐其上”，按沈展如之说，“作乐”不仅是音乐，而是“各种游戏娱乐，耍乐，享乐以至于淫乐音乐等”，此说可从，见《新莽全史》，第370页。
    3 　今陕西兴平市一带。
    4 　沈展如：《新莽全史》，第380页。
    5 　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第14页，中华书局，2009。
    6 　见《金楼子·杂记下》，《龙溪精舍丛书》本，亦转引自《桓谭年谱》，第224页。年谱以为甄邯墓中出土的是威斗，但甄邯死在始建国四年，王莽铸威斗是在五年后的始建国天凤四年。如果记载属实，只能说陪葬的是类似北斗星的铜质器物。
    7 　董涛：《王莽威斗及相关天文信仰问题考察》，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5期。
    8 　沈展如认为像熨斗。
    9 　　新朝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八月约是夏历七月。
    10 　《汉书·扬雄传》，第3585页。
    11 　《汉书·王莽传》，第4155页。
    12 　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指的是“诗剧”。
    13 　《汉书·王莽传》，第4161页。
    14 　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见《考古》1989年第3期。关于十二庙的用途，未有定论。
    15 　《汉书·王莽传》，第4161页。
    16 　即原来的魏郡；大尹就是原来的郡守。
    17 　《汉书·王莽传》，第4167页。
    18 　八丈多高，大概二十米，或有夸张。
    19 　按此面积，太初祖庙每边长90多米，1950年代发掘的九庙遗址中，位于最南侧被认为是初祖庙遗址的边长是95米左右，差别不大，因此这个记录是可信的，由此推知，祖庙的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今故宫太和殿的三倍；其他十一个宗庙边长减半，与考古发掘也差不多一致，都是50米左右。祖庙高度30多米，与今天安门城楼差不多高。参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92节

    四、反虏王莽安在？
    9.郅恽的忠告
    汝南郡的郅恽 1 ，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物，说得更准确些，他颇像眭弘、盖宽饶等昭、宣时代理想主义儒者的继承人，既坚守今文经说的义理，又能凭借天象来占卜未来，还不屈从于世俗权力。他传习的是《韩诗》和《严氏春秋》，进入新朝之后，他最初可能也欢迎过新朝的诞生，但更存有观察的心态。
    十余年来，他眼看着新朝从蓬勃繁荣走向硝烟四起，臣民从热烈拥戴走向叛乱不断，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王莽并非天命所寄托的儒家圣王。
    到始建国地皇年间，汝南郡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案了。郅恽夜观天象，终于发现了奥秘：镇星、岁星、荧惑，一同在天空“翼轸”的地方去而复来，“翼轸”对应着大地上荆楚的分野，而汉家出于楚地，因此这预示着汉家天命将会复兴，汉家必然再受命！
    这样想着，郅恽就离开汝南，西奔长安，给王莽上了一封书：
    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
    这封上书的核心，就是请王莽退位。但细究郅恽的逻辑，并不是说王莽得位不正，而是说当年他受禅汉室当皇帝，在当时是符合天命的，但现在新朝没能治理好天下，所以新的天命昭示刘氏将再受命，新室理应再禅让给刘氏。
    郅恽之所以是一个旧人物，正是因为这是西汉儒家关于政权如何更替的经典义理：天下治理不好，就要禅让给别人，不禅让就是窃位。窃位不等于篡位，因为皇位神器，上天所有，也就是公有，人无法篡天，只能私窃。
    因此，郅恽虽然认为汉家当再受命，但与前番李焉那种“人心思汉”的心态迥异。郅恽并非思汉，而是向王莽指出，该你得位你可以得，该你退位你就得退，原因就是你没有治理好天下。这不是针对谁，而是政权和平转移的普适做法。
    王莽见到上书，勃然大怒，因为这些话从根本撼动了新朝政权的法理基础，与一般的劝退不同。郅恽被即刻下狱。有司议罪后表示，应以最严重的大逆论处。
    但是，王莽犹豫了。
    治狱的官吏看不明白不要紧，王莽却很清楚，杀掉郅恽很简单，但郅恽指出的问题既符合经义，又有天象为依据，令他难以驳斥。他更希望郅恽收回那些话，这远比杀掉他更重要。
    皇帝不惜纡尊降贵，派遣黄门近侍，偷偷去狱中和郅恽谈判。王莽的条件很简单：请郅恽自称犯了狂病，精神恍惚时说了些自己也不懂的狂话。皇帝将据此赦免他的大逆之罪。
    没想到，郅恽一听，瞪着眼大骂：我所说的都是天语圣言，你让我装成精神病，精神病能说得出这样的圣言吗？
    王莽无奈，只得将郅恽继续关押，若再没辙，冬天就要处死他。王莽陷入两难，不杀他，说明自己害怕；杀他，说明自己心虚。好在不久他大赦天下，借机将郅恽放出监狱。郅恽立刻与同郡好友逃到南边的苍梧郡躲了起来。多年以后，他将继续成为令刘秀又敬又怕的臣子。
    随着刘氏当复兴的谶语迅速流行，王莽的军事力量也不断遭到挫败：
    关东战场上，面对赤眉军，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景尚战死，他官居太师羲仲，即四辅之一太师的副手；冬天，成昌之战失败，更始将军廉丹战死，关东彻底失控。
    荆州战场上，面对绿林兵，三年十月，严尤、陈茂虽然一度击破汉军，但到四年正月，前队大夫（即南阳太守）甄阜、属正（即南阳郡都尉，一郡的最高武官）梁丘赐被斩杀，数万人覆没。
    始建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三月，刘氏复兴终于成为现实：那个曾经和乡官斗殴而一度逃亡的刘玄，在战场上称帝，改元为更始元年，恢复汉朝正朔，始建国地皇四年三月成了汉更始元年二月 2 。
    现在天下有了两个皇帝，两个年号，两套正朔。当然，眼下胜负尚未分晓。王莽实力犹在，为了显示镇定，他决定再立皇后。
    前番，他派出去征求淑女的使者们陆续返回，根据带回的淑女的画像、家庭状况，皇帝亲自选择了杜陵史氏的女儿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陪嫁的车马、奴婢、布帛、珍宝等，不计其数。皇后的父亲史谌被封为和平侯，拜为宁始将军，史谌的两个儿子都任侍中，成为皇帝的外戚。
    史皇后估计年龄尚小，王莽快七十岁了。婚礼当天，大臣们被吓了一跳，王莽染黑了头发胡须，努力装出年轻的样子。这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染发。
    婚礼在三月举行，与当年嫁女比起来，这次匆忙了许多。当天大风袭击长安，城中有屋瓦被吹落，有树木被折断。这本是凶兆，但被崔发等人一通解释，似乎也不是灾异而是祥瑞了。王莽努力把婚礼办得辉煌隆重，他亲自到王路堂前迎亲，礼数周备，册立皇后之时，还正式按照《周礼》确立了后宫的秩序，“任命”了一百二十个嫔妃，其中：和嫔、美御、和人，此三人的品秩等同公；嫔人九位，等同于卿；美人二十七位，等同于大夫；御人八十一位，等同于元士。
    假如皇帝从这天开始，每两天临幸一位嫔妃，那么等他被杀也临幸不完一遍。
    但他似乎并没有临幸的兴致，立皇后只是他昭示大权仍然在握、天命依然在我的姿态。婚礼之后，他与一名涿郡的方士，名叫昭君，每日在后宫研究实践方术。班固称他“纵欲乐焉 ”，与方士探讨纵欲话题，大概是实践房中术 3 吧。
    不过，当汉朝的旗号重新打出，王莽仍然可以征求到不少淑女，史氏家族也愿意把女儿嫁到宫中，这就说明直到三月间，皇帝对关内的掌控依然有力，天下还有很多百姓仍然尊崇着王氏天子为合法皇帝，没有进入群雄逐鹿的乱局。至于刘秀，此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将军。
    婚礼之后，王莽似乎神志清醒了些，他同时下了两道诏令，一是大赦天下，以求宽慰民心，缓解矛盾；二是盘点了他麾下的军队，要求将军们尽快荡平敌人。从盘点情况看，王莽确实还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在关东战场，太师王匡率领中央军队及各州郡兵马，号称三十万大军，奋战在青州、徐州一线；颍川、南阳郡一线，还有前任大司马、纳言将军严尤等人率领的十万军队，南阳的郡治宛城也还没有被攻下。
    军事形势尚未明朗，王莽仍然怀有信心。
    四月，更始帝的军队围困宛城，前锋则进至颍川郡的昆阳、定陵，距离洛阳很近了。 4 接到战报，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在洛阳征集州郡属兵，南下和严尤等人在颍川郡的军队会合，加起来号称百万之众，图谋一举荡平更始帝的军队。
    10.延宕的政变
    始建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六月，天气炎热，时不时一场大雨浇下来，提醒着暑日的肆虐。
    在这胜负未分的胶着日子里，王莽的宫廷貌似平静，但中外臣僚的心态、思绪，已经不复从前。有的官员突然从朝廷上消失，有些派出去的使者再也不来复命，还时不时听说太学里的博士带着弟子一齐逃走。而且，受战事的影响，大部分贸易已经停滞，长安城繁华不再，一种大势已去的氛围萦绕在宫市上空。
    王莽宠爱方士昭君，他的大臣也各有信任的方士。卫将军王涉是王莽亲信、表兄，今年已经七十岁左右。他与一个叫作西门君惠的方士素来交好。西门君惠也很擅长天文图谶，就对王涉说：“彗星扫过北辰正宫，说明刘氏将复兴，而且，新君是国师公的姓名。”
    西门君惠胆敢和王涉吐露这样的预言，一来说明两人关系密切，且大家都信仰天象、图谶，天数大过亲情；二来说明，他早已知道连王涉这样的皇亲国戚，对新朝也没了信心。
    王涉很是忧虑。一旦汉朝复兴，作为王氏重臣，他很害怕死于非命。而且，七十岁的他子孙众多，即便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代计。但他只是个卫将军，势单力薄，还需要寻找同盟。
    七月 5 ，王莽举天下之力汇集的百万大军，在昆阳小城被更始军的太常偏将军刘秀击溃。司徒王寻战死，主帅王邑仅带出数千兵马退守洛阳，而进驻宛城的更始帝则大封群臣，政权更加有模有样。消息传来，关中震动，这意味着王莽已经丧失主力军，无力维持对关中的统治。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官员贵族，还是豪杰百姓，都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出路，关中局势开始动荡，地方秩序日益混乱，不断有人打出反新反莽的旗号。
    王涉见此情形，加快了安排后路的步伐，他找到大司马董忠。
    董忠早年行迹不详，在新朝被封为降符伯，和崔发的说符侯异曲同工，很可能也是因为符命获封。董忠此时正在中军北垒练兵，以备京师防务。昆阳大败后，他知道这点兵力已经无济于事。王涉所说的天象和谶语，他深信不疑，两人秘密敲定了发动军事政变的打算。
    为了确保政变顺利，他们继续物色京师和皇宫内外拥有兵权的人。五官中郎将、伊休侯刘叠进入他们的视线。刘叠是皇帝近臣，加官侍中，不仅可以自由出入禁省，还负责宫殿宿卫。为什么找他呢？因为他的父亲是刘歆。
    而刘歆与皇帝渐行渐远，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考虑到王涉年事已高，董忠担当了主谋，他和王涉多次去找刘歆，故意在刘歆办公的国师殿里谈论星象的奥秘，以期引起刘歆的兴趣，试探他的态度。刘歆起初刻意回避，不理会两人，直到等不及的王涉亲自去见刘歆，一见面就哭了：“我们诚心要与您合作，以保全大家的宗族，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刘歆大概会想，你王涉是王莽的堂兄，叫我如何相信？
    王涉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抛弃堂弟：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93节

    新都哀侯小被病，功显君素耆（嗜）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 6
    意思是，王莽的父亲王曼从小身体就不好，母亲又是个酒鬼，我们自家都怀疑王莽不是王氏的后代。
    王涉的话放到现代来看，实属无耻，在王莽政权稳固、分享高官厚禄时为何不说这些话？要背叛也不是不行，为何要污蔑人家母亲酒后乱性与人通奸？但在当时，这番话的主要意图是令刘歆放心，论证王莽非王氏后代，将王氏与王莽撇开关系，也就解惑了为什么要背叛王莽。
    王涉表明心迹，刘歆也放心了。这些年来，他对王莽的感情从尊敬到恐惧，再到仇恨。他只要一想到死去的儿子刘棻、刘泳和女儿刘愔，就恨不能为儿女复仇。
    因此，刘歆对王涉的政变打算没有意见，只提出一点：刘叠是自己仅存的儿子，绝不能让他冒险参加政变。
    董忠和王涉同意了，既然刘叠不参加，就还须另寻同盟。司中、大赘、起武侯孙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司中，就是故汉的光禄勋，也负责宿卫宫廷；大赘，是新朝自创官职，有管理军队俸禄的职责。董忠应该是他的上级，就亲自找到孙伋，请他参与进来。
    具体的安排大致是：大司马董忠掌握中军，卫将军王涉掌握宫廷守卫，司中孙伋掌握殿中宿卫。三人同时起事，劫持王莽，待大局稳定后投降更始帝。
    应该说这个安排比较周到，但对何时起事，顶级星象大师刘歆有自己的意见：
    当待太白星出，乃可。 7
    就是说，等太白星“出”就行动，因为太白星主兵：
    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匽（偃）兵，兵在外，入；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起兵。 8
    太白星，就是金星。因为金星在地球轨道内侧，所以一般只能在黎明和黄昏看到它，但如果金星和太阳同时出没，被阳光掩盖，肉眼就看不见了。古人看见金星时，称之为“出”，看不见则称为“入”或者“伏”。刘歆精通星象，对太白星的出入规律颇为掌握，知道太白星不久将出，为了万无一失，他认为应在太白星出的时候发兵才稳。
    董忠、王涉都是笃信星象之人，刘歆又是最顶尖的学者，就都同意了。
    于是，政变虽然准备就绪，但却延宕未发。孙伋突然被几位高官、皇亲拉入这一图谋，诚惶诚恐，非常害怕。回到家后，吓得脸色都变了，饭也吃不下。他妻子陈氏觉得奇怪，不免询问一番。孙伋一开始不说，最终还是告诉了她。
    政变是大逆之罪，如果失败，孙氏、陈氏两家都会被捕杀。陈氏很害怕，就又告诉了弟弟陈邯。陈邯一听，何必为这些事情惹上杀身之祸呢？就直接找到姐夫孙伋，晓以利害，劝他要顾及家族，不要冲动。
    七月，孙伋和陈邯一起告发了董忠等人的图谋。因为是董忠找的孙伋，所以在举报中，董忠被描述成主谋。王莽大惊，立刻派人分头去捉拿。
    董忠正在讲武练兵，突然来了使者急召他进宫，他的属下护军王咸提醒道，久不发兵，是不是泄密了？不如斩杀使者，直接带兵杀进去。
    由此可见，虽然是几位大臣的密谋，但政变至少已经部署到部分中层将官，也得到了这些军人的支持。所以，王莽确实已经被很多人抛弃了。
    但董忠没有听，大概觉得猝然发兵，没有必胜的把握，就和王咸交代了一番，跟着使者进宫。走到禁省，他发现王涉、刘歆也都被召见，显然是泄密了。正想着，中常侍 9 恽走了过来。对这个人，刘歆可不陌生，当年女儿刘愔被迫自杀，直接原因就是 恽和刘愔“谈话”。而现在，这个爪牙又要故伎重演，前来斥责他们几个了。
    果然， 恽一开口，董忠等人就知道事情全部泄露，抵赖已无意义，就都认罪了。跟着过来执行逮捕的几个宫中内侍中黄门拔出剑来，准备押解他们，剑光肃杀，令气氛陡然紧张。董忠大概知道不免一死，恰好他是从中军那边过来，还带着佩剑，于是拔出剑来打算自杀。
    因为气氛高度紧张，侍中王望一见董忠拔剑，还以为他要拒捕，高呼，大司马要反！中黄门本来就拔剑在手，听得一个“反”字，立刻冲上前将董忠格杀。血肉飞溅，在一旁的刘歆、王涉被吓得不轻。
    宫外，王咸等人预感事情不妙，就带着中军兵马前来，正好听说大司马突然被几个中黄门所杀。在未闻王命的情况下，主官被宦官所杀，对军人是一种侮辱，大批军人涌到黄门郎执勤的衙署，纷纷拔剑张弩。一场已经被破获的政变，眼看有激发出兵变的危险。
    惊险时刻，皇后的父亲，正在例行巡视郎署的宁始将军史谌，赶忙站出来告诉大家，说大司马突发狂病才被诛杀，请大家不要紧张，放下兵器，回到军营。
    宁始将军也是高级将领，他既然发话，大部分军人也就退去，一场危机解除了。
    王莽知道董忠已死，鉴于他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反而成了政变主谋 10 ，感到愤怒，下令虎贲们用“斩马剑”也就是尚方所制造的“尚方宝剑”，将他的尸体砍成尸块，盛在竹篮里，一边示众一边喊“反虏出”。 这也是厌胜的做法，董忠的宗族成员就像当年翟义家族一样，被撒上浓醋、毒药、匕首、荆棘，全部活埋，以示最毒辣的诅咒，令其家族在地下也无法翻身。
    但对于董忠的中军部下，王莽不敢追究，说他们都是被董忠蒙骗，全部赦免。
    王涉、刘歆已经自杀。不知道刘歆在死之前，是否会担忧他仅剩的儿子也将被杀，是否会想着还有许多学术工作没有完成，是否后悔非要等“太白出”。当然，太白星出的时候，确实已经兵戈四起，刘歆没有说错，但那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
    一个是骨肉堂兄，一个是心腹旧臣，连他们都要谋反，王莽内心极度痛苦，也很忌讳，不敢让天下觉得自己众叛亲离，对他们的死秘而不宣，也没有扩大追究。特别是刘歆的儿子刘叠完全不知情，也没有证据参与，王莽显示了他罕见的宽容：免去刘叠五官中郎将，改为中散大夫。仅此而已。
    西门君惠自然难逃一死，但他坚信自己是对的。临刑那天，他对围观的人群——不知道里面是否有他的好友桓谭——高声说道：
    刘秀真汝主也。 11
    国师公刘秀已经自杀，西门君惠是觉得还有一个刘秀呢，抑或不相信国师公真的死了呢？
    几天后，有郎官在皇宫的钩盾土山上承露盘旁边，看见一个穿着老百姓衣服的白头发老头。一晃，不见了。
    郎官们私下里说，那就是国师公刘歆，他可能成仙了。
    衍功侯王嘉是王莽自杀的侄子王光之子，擅长卜卦。王莽听说了这个老头的事情后，让王嘉给占一卦。王嘉占卜后，说，不吉，陛下要小心兵火啊。
    王莽内心大概已是极度苍凉，苦笑着说：你个小孩儿懂什么呢，那个老头啊，是我的皇祖父，就是成仙的王子侨，他现身是要来接我成仙呢……
    11.长安保卫战
    八月间，王莽听说，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谣言再次在民间传播。那就是当年翟义所说的他毒死汉平帝的事。
    王路堂里，王莽大会群臣，把当日所写、曾藏在汉家宗庙的金縢策书找了出来，一边读，一边泣不成声，以表明决无杀害女婿平帝的心迹。群臣沉默着倾听。透过婆娑泪眼，皇帝发现，自从刘歆死后，朝廷里已经没有几个旧人了，他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桓谭也不见了，他因为与典乐争斗，两人都被免职，已经返回故乡沛县。
    立国之初的“十一公”，如今“四辅”只剩下哀章，“三公”只剩下王邑，“四将”只剩下王盛。这三个人里，哀章贪吝，目前人在洛阳守城，未闻有什么战绩；王盛是卖饼出身，只有堂弟王邑是他硕果仅存的股肱。昆阳大战之败，虽然责任主要在王邑，但他的忠诚毋庸置疑。王莽下令把王邑召回长安，由他组建新的执政班底。
    怕王邑误认为被召回是要追究昆阳失败的责任，王莽特地在诏令中谈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我年老，嫡子都死了，打算把天下传给你。
    王邑果然回来了。当然，不知是皇帝反悔，还是听了王邑对战争情况的报告后君臣兄弟二人已经无心于此，总之，并无皇帝立王邑为太子的下文。不过，王邑的确担当了新朝顶梁柱，他被拜为大司马，权势仅在皇帝之下。
    他的班子里，大司徒是张邯，大司空是崔发，都是中生代里最受王莽信任的人。但他们二位擅长符命，缺乏政事经验。以前当过大司马的苗 代替了刘歆的位置，拜为国师；侯林被拜为卫将军。比起汉末新初的风流人物，这几位实属平庸之辈，并无公辅之能。
    其实，平庸不平庸，亦已无济于事。去年造升仙车时，王莽已经进入一种癫狂状态，但他至少还有自信。现在的他因为战事无可挽回，忧虑得连饭也吃不下，可他并没有积极谋划，而是每天喝酒吃鲍鱼，读兵法书，想从书中找到快速退兵的法子，困了连床也不沾，就在席子上凭几而眠。日常政务完全不理，遇到急事就用厌胜之法，比如破坏汉元帝、成帝陵殿中的君臣画像，给园陵的围墙泼墨，诸如此类。
    但皇帝从未有过投降的打算。
    这也是他以圣王自诩的宿命。
    九月 12 ，右队郡（即汉弘农郡）析县 13 的豪杰邓晔、于匡起兵，自称辅汉左右将军，守卫析县、武关的将领均不战而降，加入汉军，声势浩大。这支军队还没有和武关之外的更始军联合，就已经北上直取郡治，攻杀右队大夫（即弘农郡太守）宋纲，再向西朝着长安进军。
    王莽闻讯后，惶惶不可终日，他已经无计可施。还好，又是崔发站了出来，说按照古文经学《周礼》和《左传》的记载，国有大灾难时，应该通过哭来厌胜。现在的局势，非人力能为，应该向天号啕大哭以自救！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94节

    王莽没法，他赶在汉军抵达长安之前，率领群臣到南郊，在明堂、辟雍和九庙之间，向天陈说自己获得符命以称帝的来龙去脉，并作了一千多字的告天策书，向天摆明自己的功劳。长叹说：上天既然让我受命，何不消灭各地的叛贼？上天如果认为我犯了错，何不用雷霆劈死我？他顿足捶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完后伏在地面上向天叩头。
    不仅自己要哭，臣民也要从早哭到晚，朝廷熬制了免费粥，哭完了可以吃一点再接着哭。而那些哭得好、哭得妙，能边哭边诵读策文的人都被拜为郎。据说有五千多人因此成为郎官，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场面还是相当盛大的。
    哭天，当然无法直接退兵，但这不能说完全荒唐，毕竟《左传》里确实记录着类似的事。在笃信天帝的时代，皇帝向天哭诉，也是向上天“请示汇报”，只要上天没有抛弃自己，那么再派出军队就一定能旗开得胜。
    哭完后，王莽把最后的军队也就是数万中军拿了出来，拜了九位将军，名号里都有“虎”字，总称“九虎”，每个虎将拨给四千钱以作激励。但王莽越发不信任别人，他曾委派四辅三公的七十二名属官为使者到各地传达赦令，结果他们一出长安就作鸟兽散，其中的大夫隗嚣跑到天水，马上起兵讨莽。有鉴于此，王莽就把九虎的妻子儿女都接到皇宫里“照顾”，作为人质。
    九虎们一看如此不得信任，又一看王莽在禁省里还藏着六十万斤黄金，却只得到四千钱，也都没了斗志。九虎在长安东北的华阴一带 14 迅速被邓晔击溃，中军精兵损失殆尽。
    此时，更始军已经赶到武关。邓、于二人开关迎接，和更始帝的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率领的西征军会合，大军开到长安城下。隗嚣从天水派来的军队从西部开过来，长安被各路所属不同的军队围困，成为一座孤城。
    王莽现在连南郊也去不了了，城里只有城门兵、越骑等部队。他大赦城中囚徒，每个人都发了武器，杀猪饮血为盟，让这些武装起来的囚徒们发誓，如果对新朝有二心，死后会遭报应。统率这支临时军队的是皇帝的岳父、宁始将军史谌。但这支军队一过了渭桥就四散逃走，一个人也没回来，不急于逃命的，反而用皇帝发给的武器把渭陵附近王莽妻子父祖城郊的坟墓都给掘了，棺材拖出来烧掉。
    巍巍赫赫的九庙、明堂、辟雍等宗法祭祀建筑群，被付之一炬。
    大火熊熊燃烧，照亮了长安城。
    笃信儒学之人，对宗庙的焚毁最为忌讳，对先人灵柩遗体的受辱最感痛苦。王莽在宫墙上见到大火把多年来制礼作乐的丰功伟绩烧成灰烬，该作何感想？
    他想的是守城门的士卒也不可信任，有人告诉他，这些士卒都是东方人。而敌人也多是从东方过来的。他信任越骑 15 ，就每个城门配一名校尉加六百越骑，以作最后的抵抗。
    作为圣王，皇帝决不会投降。
    十月 16 初一，经过激烈的保卫战，长安城东墙的春王门，也就是汉朝时期的宣平门被攻破。大司徒张邯正好在门内巡视督战，当场被杀。大司马王邑、王舜的儿子王巡、 恽带兵节节抵抗。到了这天的日暮时分，城内各官邸已经空无一人，大小官员各自逃亡。
    十月初二，城内有两个年轻人朱弟、张鱼，担心外兵进来抢劫或是屠城，就赶紧加入反莽的阵营。他们纠集了很多“首都青少年”，成群结队，纵火烧了皇宫的作室门，用斧子劈开敬法殿的小门，还大呼小叫，四处高喊：
    反虏王莽，何不出降？ 17
    昨天还是皇帝，今天就成了反虏。王莽在宫中听到这些话，想必惊恐而伤痛。但最可怕的还是大火。大火很快烧到黄皇室主所住的承明殿，公主的身边应该还有人在，并在事后回忆了她的最后时刻：火势越来越大，那一刻终于到来，她的最后一句话是：
    何面目以见汉家！ 18
    随即跳入火中而死。
    王莽可能并不知道他最爱的嫡女已经去世，在侍从的帮助下，他逃到宣室殿，这是王路堂的正室，仍然有不少大臣和侍从跟随着他。但火势继续蔓延，连前殿也没法待了。惊慌之中，他分明听见宫女们绝望地叫喊“怎么办！怎么办！”但他仍然不会投降，他大概会想起子路——“君子死而冠不免 ”，所以要穿戴好圣王的装扮：身着苍青泛红色的衣服，佩戴着天子玺绶，手中握着不知何人所献的“虞帝匕首”。当然，还带着他的威斗。
    皇帝忠诚的天文郎仍然恪守职责，在他身旁用“式盘”占卜时日。威斗和“式盘”可以结合起来用，就像传说中的“司南”，也是在方位盘上放置一个金属的勺子。皇帝坐在席子上威斗斗勺的位置，随着时辰推移，他把威斗的斗柄指向一个新的方位，以与天空中北斗斗柄的方位相一致，这意味着从这个方向来的汉军将会被自动消灭。他已经不再进食，大概也没有人送来饭菜，他很疲倦了，但仍然不会投降，他坚定地告诉身边的人：
    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19
    “天生德于予”， 这本是孔子周游列国，在宋国被桓魋围困，险些被杀时告诫弟子的话。王莽自诩圣王，像孔子一样拥有天命，所以也绝不会被杀，眼前的困难也一定会过去。
    十月初三，天刚亮，身边剩下的大臣把皇帝连扶带架，从宣室殿前殿出发，向西出白虎门。王舜的儿子、和新公王揖在门外备好了车马，大驾向沧池的渐台奔去。渐台是二十多丈的高台，上有建筑，从岸边过去只有一条路。当年王莽获得汉朝传国玉玺，得意非凡，就在这座渐台上摆酒庆贺。现在，他怀抱符命、威斗，颤巍巍登上了渐台，只希望池水能够阻挡敌军。
    他毕竟也六十八岁了。
    他坐在台上的亭阁里休息，环顾四周，几乎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他看见追随者正陆陆续续汇集到这里，估算了一下，还有千余人。他可能会想起当年汉室禅让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多人追随汉帝，可见，自己确实有天命，人心并不思汉。
    他也会看看，那些在新朝享受了高官厚禄的人有谁在。他没有看见最宠信的崔发，崔发不可能投降，一定像张邯那样殉难了吧；他看见的，王氏子弟有大司马王邑和他的儿子、侍中王睦，还有王巡、王揖；重臣里，有一直跟随自己的 恽，有国师苗 ，有太傅唐尊，当年“十一公”里的王盛也在，他虽然只是卖饼出身，但真的是忠于自己啊！
    王莽应该没有看见，王睦本来已经换好衣服准备逃跑，被父亲王邑喝令回来。现在，父子二人、王巡、 恽在渐台下面带领残兵拿好弓箭，安排位置，准备死战；其他重臣则在台上陪着王莽。
    整整一个白天，王莽终于可以不受打扰，也不必奔逃。他注视着渐台之下的战斗，时不时听见有人呼喊：
    反虏王莽安在？
    但他并不觉得恐惧，因为他是“圣王”，圣王是无惧的。他只是不明白，自当安汉公至今二十多年，尊儒改制、顺天应变，一贯勤勉政务、赏罚分明、不徇私情，而且手握符命；但为什么登基之前就很顺利，登基之后越来越难，以致不可收拾呢？
    12.圣王不降
    已是暮秋，沧池畔树木萧瑟，寒潭凄清。若是鸟瞰，会觉得人宛如在天海之间，特别渺小，不知是否有人会想起汉武帝多年以前的那首《秋风辞》，虽然不是写于这里，但苍凉感是相似的：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从渐台上远眺，风景犹在，物是人非，王莽确实老了。
    对汉军来说，只要能活着冲进去，斩首夺旗，立下大功，这辈子就能荣华富贵，甚至历史留名，因此无不拼命奋战。从岸边通向渐台的路只有一条，想必也很窄，汉军拥挤在一起，据说围了几百重之多。只有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才有机会顶上去且战且进。推测来说，这些人名为汉军，实际上不仅有军人，还有城中的市民、商贾、无赖，城外的贩夫、农人，等等。
    渐台上下，新朝逃亡的官员、侍从加上仅存的士兵，大概还有千余人，继续在组织防御。汉军不断被台上射来的弓矢射杀。战斗依然异常激烈，直到下午，汉军终于觉得弓矢明显减少。台上逐渐弹尽粮绝，汉军逐渐冲到渐台之下，与王莽军短兵相接，把守军几乎全部杀死。
    到了下午，这天的下哺时分，王莽看见汉军层层登台，攻了上来。
    台上已经没有几个武将卫兵了，多数是躲避的文臣，他们还都佩戴着印绶，衣着华丽，却乱作一团，犹如待宰的羔羊。汉军毫无怜悯，挥刃向前，杀人之后还将印绶取下戴在身上。渐台上的建筑物里也有人在躲避，汉军冲入其中，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斩杀，一时血光四溅，一些尸体也从渐台掉进池水中。
    屠杀期间，一名叫作公宾就的校尉忽然敏锐地发现，有一个士兵身上佩戴的印绶不同寻常。公宾就曾经在大鸿胪手下担任过“大行治礼”的工作，对新朝的印绶很是熟悉。他按捺住内心的兴奋，平静地询问这个士兵，身上的印绶是从哪里找到的？
    这个士兵似乎缺乏敏感，他指了指渐台上的那幢建筑说，是从这个房子西北角一个他杀死的人身上剥下来的。
    后人已经搞不清楚这个士兵究竟是一个叫作杜吴的商人，还是一个叫作杜虞的屠夫 20 ，但这都不重要。公宾就很快跑进室内，找到了那个被杀死的人，他虽然已经被褫去印绶，但身旁的威斗、衣服的颜色，以及那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容，使他足以确认，这具尸体就是终年六十八岁的皇帝王莽。
    公宾就果断地斩下王莽的首级，拎在手里，大步走出室内。在渐台之上，他借着黄昏的残阳，向众人展示这个苍老、瞑目、须发花白的首级。
    渐台上的众兵士霎时停下了战斗，但仅仅片刻，众人如梦初醒，蜂拥进入建筑物里去寻找那个无头的尸体，他们只为抢夺一块尸身，以证明自己也参与了对王莽的斩杀：
    军人分裂莽身，支节肌骨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 21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95节

    就是说，他们为了争夺王莽的一块尸体，几乎将其剁成肉泥，甚至为了争夺尸块而自相残杀的都有几十人。历史的相似并不惊人，多年以前，项羽自刎乌江后，汉军也曾这样抢夺过项羽的尸体：
    王翳取其头，乱相輮蹈争羽相杀者数十人。最后杨喜、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 22
    有理由推测，最初记录王莽之死的史家在回顾这一情形时，可能参考或联想到项羽的下场；也可能当时的军人确实会对这类大人物做出分尸求赏的举动，公宾就终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被更始帝封为滑侯。
    王莽已死，汉军的杀戮也告一段落。这时候，他们才会在上司的督促下清理战场，令宫人或熟悉的人来辨认、检点被斩杀的尸体都是哪些人物。
    渐台下躺着的主要是战死者，大司马王邑和他的儿子王睦、四将中的车骑将军王巡，以及 恽，很快被辨认出来；渐台上被杀的主要是文臣近侍，有王舜的儿子王揖、国师苗、太傅唐尊、宠臣赵博、中常侍王参，以及卖饼的前将军王盛，他们都是王莽的殉葬者。
    有些名宦高官可能也一同被杀，但或是尸体无法辨认，或是掉进水里尸骨无存，以至于无法肯定他们的结局。
    有些皇亲国戚和重臣向汉军投降，包括王莽的岳父更始将军史谌，王舜的两个儿子安新公王延和说德侯王林，四将之一的立国将军赵闳，以及王莽最信任的大司空、说符侯崔发等，他们战战兢兢地等候发落。
    汉末的皇太子刘婴也被从软禁的地方放了出来，他已经十九岁了，但几乎不会说话，不认识外界的事物，俨然痴儿。
    更始军校尉王宪成为最早代表更始帝进入长安的汉军统帅，恍兮惚兮，他生出错觉，自称汉朝大将军，建立天子旌旗，住进王莽的后宫，俨然皇帝的做派。从他并无叛乱的实际行动来看，他大概率是被亲身经历改朝换代这件事冲昏了头脑。
    三天之后的九月初六 23 ，邓晔、李松、申屠建等将军，以及更始帝的岳父、大司马赵萌接连进驻长安。波水将军窦融出现在队伍里，他已经投降赵萌，并赢得了赵萌的欣赏，后来还将成为东汉的大司空，开启东汉一朝赫赫有名的窦氏家族。阶下囚崔发惊奇地发现，申屠建竟然是他以前的学生，他大喜过望，觉得总算逃过一死。
    诸将见到王宪僭越，随即将他逮捕斩首。
    公宾就奉上的王莽头颅，想必此时已经腐败。诸将不敢怠慢，将这颗膨胀的头颅做一番防腐处理后装入匣子，加急送往宛城，更始帝要用这枚头颅向天下宣示自己赢得了天命。
    没了王莽的天下并不平静，王者已逝，群雄逐鹿，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注释：
    1 　恽，音同运。本文中郅恽的事迹，俱见《后汉书·郅恽列传》《后汉纪·郅恽传》。
    2 　本章是王莽视角，因此仍采用新历。
    3 　林剑鸣：《秦汉史》，第731页。
    4 　《汉书》称四月，《后汉书》称三月，即汉历三月，新历四月。
    5 　新历七月，汉历六月。
    6 　《汉书·王莽传》，第4184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184页。
    8 　《汉书·天文志》，第1282页。
    9 　音同赤。
    10 　董忠被当作主谋，或者说董忠是实际上的主谋，是因为时人在描述这场政变时，或是把董忠放在最前，或是以董忠代指他人。见赵国华：《刘歆谋反事件考论》，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11 　《后汉书·窦融列传》，第798页。
    12 　汉历八月，新历九月。
    13 　今河南西峡县一带。
    14 　两地相距大约100公里。
    15 　越骑，最初是来自越地的骑兵，这里指的应是能力超群的骑士，与越地未必有关。
    16 　新历十月，汉历九月；《后汉书》《后汉纪》均依汉历作九月。
    17 　《汉书·王莽传》，第4190页。
    18 　《汉书·外戚传》，第4011页。
    19 　《汉书·王莽传》，第4190页。
    20 　《汉书·王莽传》作“商人杜吴”，《东观汉记》作“杜虞”，吴、虞二字声音相近，应是一人；职业一说为屠夫，但商人、屠夫其实也可能是一个职业，即从事屠夫的商人。
    21 　《汉书·王莽传》，第4192页。
    22 　《汉书·项籍传》，第1820页。对王莽尸体的抢夺，“争相杀者数十人”，字面也可以解为“争着去砍杀的有数十人”。但若设想当时情景，以及类比项羽被杀情景，当理解为“因争夺相互残杀的有数十人”为妥。
    23 　王莽已死，此处为汉历九月。
    余韵：孔子为汉制法
    丘制命
    帝卯行
    ——《孝经援神契》
    1
    宛城。王莽死后数天，几名使者从长安赶到南阳太守府正堂。
    更始帝正在便殿与宠姬韩夫人闲坐，使者们禀报了长安的消息，并捧出那个匣子。更始帝连忙令人打开给他验看，想来，那人头应当甚是恐怖，但更始帝却喜不自禁地说：
    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 1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96节

    就是说，王莽若不称帝，其功劳应与霍光并列。更始帝并不能理解王莽称帝的原因，只将他当作篡位的权臣，这也将成为帝制时期对王莽的主流态度。而韩夫人笑道：“如果不称帝，哪有你的今天？”
    看到这颗首级，更始帝觉得再无悬念，吩咐把首级悬挂在宛城的集市上。
    宛城是“一线城市”，集市上人口众多，虽然前番刘縯围城时死了不少人，但更始帝的入驻当重新聚拢了人气。看见汉官把王莽的首级悬挂起来，众多吏民前来围观，从围观到唾骂，从唾骂到“提击 ”，直到有人撬开首级的嘴巴，割下王莽的舌头，并分而食之。
    王莽确实令许多人受了苦，宛城又是新朝屠杀反叛者比较多的城市，远到居摄时期的刘崇、张绍家族，近到一年前的李通家族，所以宛城中有人格外痛恨王莽并不奇怪。但是，当年万众齐心将王莽送上帝王之位的人里，就没有宛城的居民吗？
    包括那些在长安纵火、加入抢劫和屠杀队伍的普通民众，又有多少曾经为他歌功颂德呢？痛恨王莽并不稀奇，但痛恨到要吃他腐败多日的尸体的舌头，即使考虑到古人对尸体的态度与今天不同，仍然感到一种变态的作秀。赞许一个人，就将他捧为圣王；否定一个人，就恨不能食肉寝皮，实在是当时许多人的本性。
    王莽一死，那些固守城池的将领，搏杀拼命的士兵也就失去了抵抗的意义。例如王钦、郭钦据守的京师仓，始终没有被攻克，但他俩知道王莽死后也就投降了。出于对忠于职守的尊重，更始帝封二人为侯。
    但也有人誓死不降，例如监管“曹国”的曹部监杜普、陈定郡大尹沈意等人坚守城池，直到城破被杀。西汉灭亡之时，除了刘氏宗族外，只有一个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新朝在这短暂的十几年里收获了一批人心，从这一点上看，比西汉强多了。
    现任东郡太守王闳是王莽的堂兄弟，听到王莽死后反而松了一口气。汉哀帝驾崩之夜，要不是他火速将消息报告王政君，王莽不会那么快就掌握朝政。但他们后来关系不睦，因为王闳希望王莽当霍光，安汉而非灭汉。新朝建立后，王闳的态度引起王莽的注意，被出为翟义的故官东郡太守，可能有敲打他的隐晦意思。王闳也害怕有一天会遭遇不测，随身携带毒药，常存自杀之志。
    看见汉军兵临城下，王闳立刻举全郡投降，受到更始帝的信赖，被委任为琅琊太守。后来更始失败，王闳一度归在和刘秀争天下的刘永、张步一边，最后跟随张步投降刘秀，竟然保全了王氏他这一脉。
    其他王莽近亲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更始元年九月，就在王莽的头颅悬挂于宛城时，王舜之子太师将军王匡、国将哀章在洛阳投降，他们被送到宛城，犹如给更始帝献俘，随即被杀。
    洛阳拿下后，更始帝准备迁到洛阳，就派刘秀为代理司隶校尉先去打扫一下宫室。还没动身，前番在昆阳大战中败逃到汝南郡的严尤、陈茂拥立刘望为天子、严尤为大司马、陈茂为丞相。汝南郡与南阳、洛阳都很近，算是“卧榻之侧”，更始帝派堂侄奋威大将军刘信向东挥师，刘望称帝仅十几天，就在汝南兵败，连同严尤、陈茂一并被杀。
    十月初，更始帝带着朝廷抵达洛阳，摆在他面前的有三件大事：第一，处理好关东最危险的不确定因素赤眉军；第二，收服群雄蜂起的河北地区，当时有谚语说，“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 2 ，正是这个意思；第三，安排赴长安诸事宜，彻底恢复汉朝。
    赤眉方面，更始帝很快派了使者到关东去招降，樊崇很有诚意，留下全部兵马，只带着二十几个首领跟使者到洛阳归顺。更始担心赤眉不好控制，没有给他们封王，而是封为列侯。东方局势暂时趋于稳定。
    河北这边，更始帝的堂弟刘赐——他和更始帝属同一祖父——推荐让刚刚和阴丽华结婚的刘秀渡河去收服。更始帝经过一番权衡，在刘赐等人力劝之下，同意派遣刘秀以破虏将军的身份代理大司马，去河北招降，不过没有兵马粮饷，只配了官属，刘秀需要自己去开拓。
    但刘秀欣喜若狂。几个月来的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此番虽然“单车临河北”，他却犹如猛虎入山，一去不返了。
    就在刘秀离开洛阳的同一天，更始帝拜刘赐为丞相，启程去长安主持局面，修缮宫室，准备朝廷入关事宜。刘赐一到，发现长安破坏得并不严重，只有未央宫被火烧了，其他宫殿几乎完好，数千宫女、乐伎都还在，收拾一下就可以“拎包入住”。但长安的秩序委实不太安宁。
    原来，崔发归降后，因为曾经教过申屠建《诗经》，这一个多月时常去找申屠建阐说符命，大谈汉家终究灭亡的征兆，暗示申屠建有所作为。崔发曾经通过说符从一名经师变为三公，应是想故伎重演。申屠建后来无法忍受，又怕惹上祸端，正好刘赐来到长安，就将此事告知，建议由刘赐出面解决。
    刘赐迅速杀掉崔发，估计是担心局势不稳，把已经投降的史谌、王延、王林、赵闳等人一并杀了。至此，当年煊赫一时、“一门十侯”的王氏家族已近枝叶凋零。“十侯”里除了王莽和淳于长，阳平侯王凤，其曾孙已被乱军杀死；曲阳侯王根的儿子王涉因政变被王莽所杀；成安侯王崇、高平侯王逢时的后代在新朝灭亡时不知所踪；成都侯王商的儿子王邑、孙子王睦死在渐台上；安阳侯王音的四个孙子王延、王林、王匡、王揖全部被杀。得以善终的，一是王谭的儿子王闳、王仁；另一个是红阳侯王立的儿子王丹，曾和刘秀认识，因王立被王莽所杀，就背叛家族加入汉军，但他早早战死，所幸留下儿子王泓到东汉被封为列侯。
    当然，王氏家族的后代算上旁支还很多。
    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帝终于抵达长安，下诏大赦，王氏家族里面只要不是王莽的子孙都赦免无罪，王氏宗族得以幸存。
    志得意满的更始帝终于入主长安，据有了西汉诸帝们建造的宫殿，拥有了王莽储蓄的财富。他派遣使者到各地的割据军阀那里，要求他们归顺。天水的隗嚣见到使者，觉得天下大定，欣然要走，军师方望建议他观望一阵子，但隗嚣不听，方望很失望，辞别而去。隗嚣到长安后，被拜为右将军，后升任御史大夫。西北逐渐稳固下来。
    更始帝一直关注着河北，看到刘秀招降纳叛，“业绩”出众，从光杆司令起家，仅用半年时间就消灭了河北实力最强的王郎集团，拥有十万大军。看起来，是该将刘秀召回，以免尾大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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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始二年五月，更始帝派遣使者找到刘秀，封他为萧王，令他立刻带领诸将返回长安。河北这边不需要操心，他已经任命了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即将走马上任。
    刘秀笑纳了萧王的封号，却托词说河北远未平定，就先不返回长安了，后来甚至击杀了更始帝派来的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公开和更始帝决裂。刘秀敢这么做，是因为更始二年以后，樊崇等人带着没有封国的满腔怨气返回了赤眉，很快就背叛更始帝，并在秋天开始攻打更始军。更始帝已经顾不上河北了。
    天下仿佛重演了两年前王莽灭亡前的格局。
    更始二年冬，赤眉军攻破更始帝最初的据点宛城，逼近关中，更始帝大惊。关中的吏民逐渐发现，更始帝入长安后，贪图享乐，政绩平平，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因而未必是天命所属的帝王。
    更始三年正月，隗嚣的前任军师方望不甘寂寞，观察天象，认为天命在汉末的刘婴，就跑到长安找到了刘婴。此时的刘婴像一颗弃子，无人在意，方望却如获至宝，将他带到临泾 3 ，汇集了几千人，立刘婴为天子。
    更始帝一看自己后方出了这么大动静，立刻派人攻打，将刘婴、方望杀死，击杀刘婴的人里面，竟然就有西汉末代舂陵侯刘敞的儿子刘祉。方望的弟弟方阳逃奔赤眉军。刘婴在婴儿时被立为西汉的皇太子，幼童时禅位给王莽，青少年被软禁在长安，刚放出来没几年就这样死了。
    但更始帝的命运也渐渐暗淡，到更始三年三月，赤眉军已经入关并连续击败更始军，打到了长安城外。在赤眉军的压力下，更始政权发生内乱。申屠建、原平林军陈牧被更始帝所杀。隗嚣险些被杀，趁乱逃回天水。原绿林兵王匡则投降赤眉，与赤眉合兵后攻打长安，更始三年六月，方阳因为更始帝杀了兄长方望，因此力劝赤眉军尽快立一个皇帝以号令天下，攻灭更始。于是赤眉在郑县 4 立西汉城阳景王的后裔刘盆子为皇帝，改元建世，这支从渤海海滨一直游荡到长安的流民集团，至此总算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当时在齐地，祭祀城阳景王是很兴盛的民间信仰，换言之，赤眉的这种政治意识仍然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宗教因素，并不纯粹。
    同在这个月，31岁的刘秀在鄗 5 即位，改元建武。在祭天大典的祝文里，刘秀郑重向上天表达了图谶的微言大义：
    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如同王莽对符命的笃信，刘秀也相信自己的天命依托于图谶。大业初定，刘秀向洛阳行进，专心巩固基础，对长安内外绿林兵和赤眉军的火并坐山观虎斗，伺机收取渔翁之利。
    九月，赤眉攻破长安，与此同时更始帝的洛阳守将归顺刘秀；十月，更始帝向赤眉军投降，刘秀则定都洛阳。赤眉入主长安，数十万曾经的关东流民住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法纪迅速败坏，他们烧毁宫殿，抢劫市民，发掘帝陵，据说还侮辱吕后遗体。长安被破坏殆尽，几乎沦为废墟。三辅随即发生饥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 ” 6 。即使在皇宫里，掖庭的宫女、祭祠的乐伎也大批饿死。赤眉军严重缺乏政治能力，无力建立有效统治的后果最终由普通人所承担。
    与之相似，王莽的失败也是缺乏政治能力，无力应付危局。所不同的是，王莽所面临的危局是他自己再造的。班固在《汉书》中为王莽作的虽然是“传”，但实际上就是帝王本纪，在最后的赞词里，班固曰：
    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 7
    将王莽与始皇帝并列，指出其殊途同归，实属慧眼，当然原因并不局限于焚《诗》《书》、诵“六艺”之类。千载之下，回眸来观，王莽之败，源于他再造了一个秦皇汉武所面临的危局。
    秦皇汉武，在今天是一个无比辉煌灿烂的名词，近乎盛世，这是因为，古代的“天下”已经演进为今天的“民族国家”，秦皇汉武对于塑造当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若回到当时，秦皇汉武之局实属危局。秦朝无盛世，汉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恰好跨过汉武帝。对编户齐民来说，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严刑酷法、税务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战争频发，但民生不被重视的格局。
    王莽凭着对儒家理想的坚定承诺而受禅为帝，得到海内民众的支持，但即位后的政策，无论怎样花样百出，祥瑞迭现，概括来说就是三个结果：
    第一，王莽改制没有成功。特别是王田制、私属制，都是旨在实质性缓解社会矛盾、消除贫富分化的改制措施，但却是最早宣告失败的措施，意味着国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的失败。与此同时，一些无关实际、锦上添花的改制，如行政区划的改变、郡县和官职的更名等，却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实现，进而造成官僚行政系统的败坏。他坚持实施的几项改制措施，如盐铁专卖、扩大所得税征收范围等，又基本上是汉武帝曾实行过且被当时的儒家诟病的弊政。总之，改制的失败意味着王莽关于理想社会的承诺没有兑现，没能解决掉西汉后期的问题，这就抽离了王莽当圣王的根基。
    第二，再造了秦皇的对内统治格局。前番曾说过，秦制有三大特征，即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其实，这三者是秦汉及以后帝制中国时期的基础，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都没有超出秦制的范畴。但这里有一个程度的深浅，也就是“管多管少”的问题。王莽推行改制的理念，是一种极端的统制思维，他希望用人为的手段，把大小事都管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但统制思维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识不到“管起来”具有高昂的成本，管得越多成本就越高。编户齐民不是机器人，总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积极有人消极；文法吏虽然效率很高，但缺乏弹性和柔性，如果政策有问题，效率越高后果越严重。为了确保改制的顺利，王莽又以莽撞无畏的志气，对违反改制的民众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治手段，将西汉后期相对宽松的律法变得格外苛刻。
    第三，再造了汉武帝与四邻的关系。打仗，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中国所处的欧亚大陆，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部边疆有一道草原、渔猎与农耕的分界线。因此从周直到明清，没有哪个朝代不面临着边疆战争的威胁。正如严尤所说，即使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也得花费半生，耗尽大半国力，才能对匈奴追亡逐北，与西域纵横捭阖，向西南凿空开拓，而且最终要与四邻和平共处。王莽与匈奴的“奇怪战争”虽然始终没有打起来，但年年在边疆驻守，俨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长城，其耗费的民力和从内地抽取的财力根本无法计算。更何况他同时与北部、西域、东北、西南诸国对峙或交战。
    因此，王莽将新朝推入一个秦皇汉武所处的内外格局之中。秦始皇挟秦制之酷烈，对六国进行“降维打击”，可以取胜并统一；汉武帝掠夺民间财富以击匈奴，但是用人得当、货币稳健、务实精干，最终险胜。但秦皇汉武也仅仅是以身免，秦朝二世而亡，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不然汉朝也将危矣。王莽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也就无法驾驭这一危局。
    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但没有帮助他坐稳帝位。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至于王莽的个性、相貌、心理特征、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他是否蓄意以符命祥瑞来欺世盗名，这些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篡位”之说，等同于污蔑，如果这也算篡位，那帝制中国诸皇朝的开国君主有几个不是“篡位”呢？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9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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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秀还真不算篡位，在古代的历史叙述里，刘秀是复兴汉朝的中兴之主；两汉虽有东京西京、前汉后汉之分，事实上是两个王朝，但在法统上仍被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汉朝。时人把秦朝和新朝都归于“闰位”，不作数。
    刘秀是西汉皇族后裔，从血统上说，东汉当然是西汉的延续，但延续不等于复制，经历过新朝这几年，一切彻底变了。虽然后世会评说刘秀“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8 ，但不管刘秀是否意识到，他和他的皇朝都被打上了深刻的王莽烙印。
    就像汉高帝实际上是一个“战国”人，刘秀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朝”人。王莽当安汉公的时候，刘秀才六岁，西汉末年和新朝时人普遍具有的信仰他都有。他是新朝的太学生，是在新朝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儒家经学以及相关的符命、灾异、祥瑞、图谶、纬书，都是他信仰世界里的重要部分。
    作为儒生的刘秀非常热爱读书，喜欢钻研思考儒家学问。他每次出去打仗，总能带回一些书并且倍加珍惜，好好收藏。他入主洛阳时，光书就拉了好几车。即使当了皇帝，他也特别爱和老朋友们彻夜谈论儒家经典，分析经学义理，毫无倦意，这与王莽登基后整日和大臣们聊经义礼乐，没有什么区别。
    正如王莽身边围绕着许多爱说符命的大臣，帮助刘秀成就帝业的功臣里也不乏儒生出身的官员将军。比如同学邓禹年十三通晓《诗经》，冯异通《左传》，贾复习《尚书》，等等。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经学的经师，也未必跟从过什么名师大儒，但这更反映了新朝对儒家的推崇已经淫浸到地方、基层，成为许多人普遍的教育经历。赵翼曾感叹说，“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 9
    “儒者气象”，说明刘秀缔造的汉朝，已经和西汉大不相同了，他的皇朝延续了无数新朝的特质。在西汉，是一群儒家要改造帝国；而新朝，是帝国要标榜儒家。当王莽打造的儒家政教体系陷入危局、归于失败，儒家转向刘秀，在新朝制度的基础上为刘秀开出了新局。昔日，西汉皇朝没能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汉哀帝对汉朝“再受命”深信不疑却无能为力，刘秀则在西汉灭亡十几年后再起，证明了“再受命”的真实性。但这次，他就要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不能将其送给他人了。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用当时话说，就是“孔子为汉制法” 。
    春秋时期的孔子，怎么可能为汉朝制法呢？这是因为，在儒家今文经学的话语里，孔子是素王，为千秋万代制定了法度，这里的“法”不是法家的“律法”，而是以伦理教化为基础的政治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大立法者”。他虽然早已死去，但留下的法度始终支配着社会的运转。
    如果以一个西汉人的视角看历史，会发现孔子死后只有秦，但秦是法家立国，所以说“孔子为后世立法”时，就是“孔子为汉制法”。这就好比说洛克和孟德斯鸠为美国立法，只是一种修辞。但是，经历了新朝，又不同了。东汉皇室需要强调汉朝是儒家命定的唯一圣朝，就把这句话解读为，孔子活着的时候已经预言汉朝将实现他的理想，而证据就是大量的谶纬，比如《孝经援神契》里有“丘制命，帝卯行” ，丘是孔丘，卯是刘姓。
    谶纬，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一个新局。
    正如王莽受禅基于符命，刘秀的称帝也基于谶纬。这倒不稀奇，刘秀所信奉的谶语并不新鲜，那年头称帝称天子的人里面，谁还没有个谶呢？
    真定王刘扬有“赤九之后，瘿扬为主 ” 10 ，因为他是汉高帝九世孙，又长了个“大脖子”。土匪张满本来只是打家劫舍，也打出要当王的旗号，被杀之前感叹说“谶文误我” 11 。
    四川的公孙述有“废昌帝，立公孙” 12 ，刘秀知道后，像书呆子一样专门写信给公孙述，辩论这里的“立公孙”不是指他公孙述，而是汉宣帝，还在信的最后署名“公孙皇帝”。虽然公孙述最后败于刘秀，但刘秀写信争论谶语这件事，和王莽指着甄丰的手纹辩说“天子”是“一六子”，行为上没啥区别。
    当然，刘秀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对谶语就深信不疑。当年王莽以符命任命哀章、王兴等人为高官，被后代学者当作他荒诞的证据。其实刘秀同样如此，因为纬书《赤伏符》里有“王梁主卫作玄武 ”之语，“玄武”和“大司空”都主水，他就把一个叫王梁的县令直接任命为大司空；还有一则谶语“孙咸征狄 ”，刘秀就想把麾下的将军孙咸提拔为大司马，因被群臣反对而作罢。前面曾说过，王莽虽然以符命封官，但并不授权，刘秀照谶语封的可都是实打实的官员。
    有一次，刘秀询问博学多闻的新朝旧臣桓谭，要建立灵台，用谶来确定其位置怎么样。桓谭此时已经老朽，沉默良久，说，“臣不读谶。 ” 13 刘秀问他原因，桓谭大谈谶纬不合儒经。刘秀大怒，要斩杀桓谭。桓谭叩头不止，鲜血直流，过了好一会儿刘秀才压下怒火，饶了他一命，将他外放为六安郡丞，远远打发他。桓谭在七十多岁遭此大难，路上就病死了。
    倒是班彪的好友尹敏比桓谭聪明，刘秀派他去校订图谶，删掉新朝时崔发为王莽所作的谶语符命。尹敏对刘秀说，谶语俚俗，一看就是当代人而非圣人所作，怕是贻误后人。刘秀不听。后来，刘秀看到尹敏校订之后的谶语里有一句很奇怪：
    君无口，为汉辅。 14
    “君”字没有下边的口，就是“尹”字，那么这则谶语说的是一个姓尹的人为汉朝之辅，而这恰恰又是尹敏校订的。刘秀就招他来问。尹敏大约心中非常得意，说：我发现啊，前人都很随意在谶语里加入有利于自己的话啊，所以我也加了这句，万一您信了，不就给我个大官做了？
    刘秀听了，被堵得哭笑不得，没有怪罪他，但心里老大不高兴。尹敏从此仕途最高止于谏议大夫。
    值得一提的还有刘秀定都洛阳。王莽按照符命“定帝德，都洛阳” ，一度要迁都洛阳，但始终没有成行。刘秀也信任类似的谶语，实现了王莽未竟的梦想。
    犹如符命是新朝的“基本法”，谶纬也是东汉立国的基石。刘秀去世前夕，正式向天下颁布八十一篇图谶，并严禁后人篡改，这与王莽向天下颁布四十二道符命完全一样。整个东汉社会特别是中上层，对谶纬保持着巨大的好感，不相信谶纬的学者才是少数。从后世发现的一些东汉普通士大夫的墓碑看，有些士大夫甚至会把谶纬附会在自己身上。
    礼乐，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二个新局。
    刘秀总体是一位比较谦逊的皇帝。王莽青年时虽落魄，但身份地位并不低，刘秀则务农贩粮打官司，起于下层。因此，刘秀尽管也封禅泰山，但对社会民生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知道天下远没有到足以制礼作乐的程度，所以他对歌功颂德的祥瑞并不感冒。但祭祀、宗庙、学校等礼乐制度，他认为必备，且基本延续了王莽时期的设计。
    比如封禅。建武中元元年，经过大司空张纯的多次怂恿，刘秀终于赶赴泰山封禅，这也是他晚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张纯是何许人也？就是当年领头为王莽设计九锡礼仪的人！在张纯的安排下，刘秀按照王莽当年的礼仪封禅泰山，并在回来后建立明堂、辟雍、灵台。张纯本人则在从泰山返回洛阳途中病逝。
    比如宗庙。刘秀严格遵守王莽所推崇的“为人后”之义，为了接续西汉，获得合法性，根据张纯的建议，刘秀按辈分以汉元帝为父、汉宣帝为祖，在洛阳太庙祭祀宣、元二帝，不祭祀亲生父祖；在长安的太庙祭祀成、哀、平诸帝；只在故乡舂陵 15 祭祀亲祖。若王莽在世，一定给刘秀点个大大的赞。王莽曾给汉宣帝、汉元帝等几位皇帝上庙号，刘秀非常认可汉宣帝的“中宗”庙号，予以沿用。
    比如郊祀。西汉把郊祀的地点改来改去，好几十年都没定下来，是王莽确立了长安南北郊祀天地，以汉高帝配天、吕后配地的制度。东汉继续沿用这一南北郊祀制度。在研究以谁来配天时，刘秀最初主张尧，因为尧是刘氏的祖先。此时，曾给王莽设计九庙的杜林站了出来，主张应继续以汉高帝配天，被刘秀采纳。只是刘秀实在不喜欢吕后，就尊汉文帝的母亲薄氏为高皇后配地。
    经学，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三个新局。
    东汉建立不久，就按照西汉十四博士的配置重建了“王官学”，排斥王莽时期新晋的古文经学，延续了西汉经学的知识传承，而且和谶纬紧密结合。但是，经学自有发展的内在理路。王莽、刘歆对古文经学的推崇已经比较深入人心，因此东汉的儒家对古文经学并不仇视，古文经学在民间大行其道，两者偶有冲突，大体和谐，直到东汉末年经学大儒郑玄对两派予以“集大成”的构建。
    除了上述三个新局，王莽曾经没干成的事，刘秀也尝试做了一些。例如，王莽没有把王田私属令推行下去，刘秀却趁着天下刚刚安定，多少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分配的工作，当然，刘秀立国的基础之一仍然是国家和豪族之间的妥协，这本就是他从王莽失败中得到的教训，至于东汉多年之后将灭亡于豪族，还是后话。刘秀也先后发布六道释放奴婢、三道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继承了王莽对奴婢的人道主义态度，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些法令就是王莽没有施行到底的私属令 16 。
    还有勤俭节约这件事，王莽一直标榜简朴，也要求别人简朴，但他本人却从未做到，修筑九庙极尽奢侈。刘秀却表现出罕见的节俭，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死后的帝陵，他的陵墓是两汉帝陵里最小的。
    总而言之，王莽的失败不等于儒家的失败。儒家抛弃了西汉，葬送了新朝，但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东汉。
    作为一个地皇元年还在新朝打官司的人，刘秀对新朝没有那么深的不满。他的帝国起初继续使用新朝钱币，他也会拿出那枚写有“白水真人”的铜币感慨万分，迟迟不愿意让这个钱退出流通，直到后来才不得不恢复五铢钱。当然，王莽的钱铸造精美，在民间仍然流通，甚至流通到东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大谈孔子为汉制法，实际表现为王莽为东汉制法。新朝虽然灭亡，但有无数新朝的士大夫留在了刘秀的政府里，例如共工宋弘后为东汉大司空，绣衣执法浮湛、淮平大尹侯霸均为东汉大司徒，上谷大尹郭伋后为东汉太中大夫，等等，那些从新朝地方官摇身一变为东汉地方官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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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王莽留给后世的遗产，远不止在东汉一朝。
    表面的影响，就是王莽开辟了一条“周公—尧舜”模式的禅让之路，这个模式以“周公”来掌权，以“尧舜”来受禅，穿插着赐九锡、建公国或王国等措施，从而实现合法的权力交接。
    自东汉末年，曹操建魏国、受九锡，儿子魏王曹丕受汉献帝禅让开始，这个模式持续了很多年，而且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这是王莽留给后代“篡位”帝王们的礼物。
    另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处于历史的暗流，那就是民意。
    王莽的即位有着庞大的民意基础，灾异、祥瑞、符命等可以视为民意的载体。自此以后，在帝制中国，民意也变得愈发微妙，很多好事凭借民意才能施行，很多坏事依托民意得以肆虐。但民意始终不能直白、通畅地表达，当谶纬、符命后来逐渐被历代帝王抛弃，祥瑞和灾异则依然以一种欲说还休的态度顽固地在政治场域里生存，表达着或隐晦或显白的民意。
    但是，王莽最重要的影响，是在儒学自身。
    王莽以禅让的方式登上帝位，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暂且不论王莽其人，也暂时抛开其中的迷信，只说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成果。
    不妨假设，如果王莽在执政后没有再造危局，上至天子下至臣民，都把皇帝干得不好就得禅位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后代继起的王朝也能遵循这一约定并不断完善，犹如儒家版本的《大宪章》，那么，帝制中国能否摆脱治乱模式，让古代的老百姓少一些乱世苦难？
    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而且古代帝制之下，只要秦制不变，治乱是摆脱不了的。王莽的失败，使禅让丧失了严肃性，沦为残酷斗争的遮羞布，后世每一次“和平”禅让的背后，都有着权臣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把控；也使得儒家改制被视为美好、伟大但不可能实现的荒诞理想。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98节

    换言之，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儒家失此良机，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对一个制度来说，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搞砸了，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于是东汉的儒学，又回到汉武帝、汉宣帝开创的“王霸之道”格局下，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地位被高度尊崇，但并不真正受重视。东汉不再有董仲舒、夏侯胜、京房、刘向和刘歆等“帝师范儿”的经师，儒家的政治地位明升暗降。
    但东汉有更多的名士、孝子、循吏、学者。学术上，像郑玄这样的集大成者既熟习谶纬，也深研古文经学，还了解汉朝律令，力图将古文和今文经学由礼制统摄为一体，并注释汉律；士大夫们在道德上砥砺名节，他们《诗》《书》传家，涵养百年，孕育宗族，造就了汉末三国赤壁千古的风流人物。
    名教中亦有风流。至魏晋六朝，才子名士们的谈玄虽然被认为是对名教的抵抗，但其实都有儒家的底色，玄言中不无政治的微言大义，但作为思想学术，受道家的影响，儒学已从政治哲学演进为玄学和义疏学。那些两汉的余绪，一部分残留在越发无人问津的汉朝章句里，一部分进入道教方术。特别是灾异、数术、符命、谶纬之类，随着后续王朝将其禁止，除了一小部分留在古代天文学领域，大多数已从庙堂之上跌落进最低的尘埃。直到今天，我们在道教神符的“急急如律令” 17 里，在街头巷尾的占卜者处，多少可以窥到过往的依稀痕迹。
    至隋唐，佛道大兴，儒学旧注飘零，几乎不振。幸有韩愈《原道》，文起八代之衰，悬空构建起从孔子到孟子直至他本人的一套“道统”。此时儒学的危机，已不必侈谈“政治儒学”，而是在佛教的彼岸净土和僧人的禅意超越中，努力赢得一点生存空间。
    继而入宋，自宋初五子至南宋朱陆，皆以接续道统为己任，儒家自中唐吐故纳新四百年，终于发挥出能够对抗佛教的心性成圣之学，但无论是朱熹这一脉的“道问学”，还是陆九渊这一脉的“尊德性”，比起汉儒，其距离政治哲学的关系更远。当然，宋儒的政治品格仍然存在，把汉朝自上而下的宫廷政治哲学，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个体、家族、社区的民间政治哲学，换言之，宋代儒家的政治品格不再纠结于驯服君主，转而致力于涵养君子和治理家族。孔子的制法终于找到新的方向，不是给帝王制造符命谶纬，而是给民间创立乡规民约、族谱家法等。
    元、明之世，朱熹理学成为王官学，陆九渊之学演进为王阳明心学，但王阳明本人以“致良知”而发雷霆之力，戡乱平叛，其后学却等而下之。明清鼎革，刺激儒生们另开新路，务实求变，儒家的政治品格体现在天文、地理、农工、军事之类的实学，但一入清朝，文网严密，对实学的追求扭曲为对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雠的研究，虽然自称重返东汉，实际上不仅疏离于政教，亦不关乎心性。
    直到清代中后期，学术理路内在转移，常州学派兴起，沿乾嘉之路继续上溯，号称重返西汉政治儒学，重提今文经学，但尚未积蓄政教实绩，已闻西洋炮舰之声，西洋政教挟枪炮之利侵入中土，时代已入第二个千年之大变局。
    儒学还在周、秦之变的第一个千年之大变局中跌跌撞撞，抬头已见改天换地。
    随着清朝废科举，无论是哪一路儒学，再也没有王官学这一“体制内身份”的护持。而在学术领域，今文经学斥古文经学是新学伪经，古文经学讥今文经学为荒诞不经，从此两败俱伤，把腾出的位置让给了现代学术，现代学术则从汉代学术继续上溯，回到先秦诸子，回到商周彝器，将旧儒学视为未经科学审视的粗陋资料而非大经大法。此时生出的民国新儒家，将西洋政教理解为三代之治，以德国古典哲学改造儒家理学，力图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将儒学拉回政治的轨道，至今延续百年，但其踪迹多存乎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对大众而言，仿佛纸上谈兵。
    至21世纪，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道术更进一步为天下裂。儒学又有锚定西汉政治儒学，以观照华夏当代乃至未来政制的学说。而孔子如何为当代立法，参与重塑当代伦理政教，似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放眼日常生活，虽然我们遵循的道德准则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但很难具体找到一项政制、一部法律、一样科学技术、一个市场主体“属于”儒家。
    儒家的灵魂似乎还在，但身体在哪里？
    敢问，孔子应否并如何为当代立法？
    敢问，王莽留给后人何种经验教训？
    注释：
    1 　《后汉书·刘玄列传》，第470页。
    2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11页注引《续汉志》。
    3 　今甘肃平凉泾县一带。
    4 　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一带。
    5 　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一带。
    6 　《后汉书·刘盆子列传》，第484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194页。
    8 　《后汉书·循吏列传》。
    9 　《廿二史札记校证》，第90页。
    10 　《后汉书·耿纯列传》。瘿，大脖子。
    11 　《后汉书·祭遵列传》，第739页。
    12 　《后汉书·公孙述列传》，第538页。
    13 　《后汉书·桓谭列传》，第961页。
    14 　《后汉书·儒林列传》，第2558页。
    15 　此时已升格更名为章陵县。
    16 　吕思勉：《秦汉史》。
    17 　道家神符常常以“急急如律令”作为指挥神仙的常用语，这是汉朝政府公文的格式语，就像今天政府印发公文，通知里会有“特此通知”或“请遵照执行”之类的话。
    本书涉及年号简表 1
    帝号
    姓名
    年号及年数
    起讫时间（公元）
    备注
    西汉
    汉高帝
    （汉太祖）
    刘邦
    元年—十二年
    前206—前195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99节

    刘邦于五年即帝位
    汉惠帝
    刘盈
    元年—七年
    前194—前188
    高后
    （吕后）
    吕雉
    元年—八年
    前187—前180
    汉文帝
    （汉太宗）
    刘恒
    元年—十六年
    元年—七年
    前179—前164
    前163—前157
    前163年改元，未有年号
    汉景帝
    刘启
    元年—七年
    元年—六年
    元年—三年
    前156—前150
    前149—前144
    前143—前141
    前149、前143两次改元，未有年号
    汉武帝
    （汉世宗）
    刘彻
    建元元年—六年
    元光元年—六年
    元朔元年—六年
    元狩元年—六年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00节

    元鼎元年—六年
    元封元年—六年
    太初元年—四年
    天汉元年—四年
    太始元年—四年
    征和元年—四年
    元年—二年
    前140—前135
    前134—前129
    前128—前123
    前122—前117
    前116—前111
    前110—前105
    前104—前101
    前100—前97
    前96—前93
    前92—前89
    前88—前87
    据辛德勇，汉武帝起初改元没有年号，至第五次改元之后，将之前的改元追记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第六次改元后不久追记为元封。前104年汉武帝实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实行正式的年号制度，每四年一改元。晚年未及确定或追记年号即去世
    汉昭帝
    刘弗
    陵
    始元元年—七年
    元凤元年—六年
    元平元年
    前86—前80
    前80—前75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01节

    前74
    元平元年，昭帝去世，昌邑王刘贺任27天皇帝后被废，汉宣帝即位
    汉宣帝
    （汉中宗）
    刘询
    （刘病
    已）
    本始元年—四年
    地节元年—四年
    元康元年—四年
    神爵元年—四年
    五凤元年—四年
    甘露元年—四年
    黄龙元年
    前73—前70
    前69—前66
    前65—前62
    前61—前58
    前57—前54
    前53—前50
    前49
    据辛德勇，本始年号一直使用到“本始六年”，霍光死后，宣帝亲政，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本始六年为地节二年
    汉元帝
    刘奭
    初元元年—五年
    永光元年—五年
    建昭元年—五年
    竟宁元年
    前48—前44
    前43—前39
    前38—前34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02节

    前33
    初元元年，王政君为皇后初元四年，王莽生
    汉成帝
    刘骜
    建始元年—四年
    河平元年—四年
    阳朔元年—四年
    鸿嘉元年—四年
    永始元年—四年
    元延元年—四年
    绥和元年—二年
    前32—前29
    前28—前25
    前24—前21
    前20—前17
    前16—前13
    前12—前9
    前8—前7
    永始元年，王莽袭新都侯
    绥和元年，王莽为大司马
    汉哀帝
    刘欣
    建平元年—二年
    太初元将元年
    建平二年——四年
    元寿元年—二年
    前6—前5
    前5
    前5—前3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03节

    前2—前1
    建平元年，刘秀生
    建平二年，刘欣改元太初
    元将，以求再受命。旋即废除，恢复建平二年
    汉平帝
    刘衎
    元始元年—五年
    1—5
    刘欣死后王莽再任大司马
    元始元年，王莽为安汉公元始四年，王莽为宰衡
    皇太子
    （孺子）
    刘婴
    居摄元年—三年
    初始元年
    6—8
    8
    刘衎死后王莽居摄
    新莽
    王莽
    始建国元年—五年
    始建国天凤元年——六年
    始建国地皇元年——四年
    9—13
    14—19
    20—23
    王莽以十二月为岁首，始建国元年正月即初始元年十二月
    地皇四年十月初三，王莽被杀
    更始
    刘玄
    更始元年—三年
    23—25
    更始政权改正月为岁首，更始元年九月初三，王莽被杀
    更始三年九月，刘玄退位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04节

    东汉
    汉光武帝
    （汉世祖）
    刘秀
    建武元年
    25
    建武元年六月，刘秀即位
    注释：
    1 　本表主要根据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2001）；并采辛德勇《改订西汉新莽历史纪年表》成果，见氏著《建元与改元》第394页附录（中华书局，2013）。本书年号、年代、日期的古今对应，主要依据《公历和农历日期对照查询》（<a href="https://ytliu0.github.io/chinesecalendar/index_simp.html" target="_blank" class="linkcontent">https://ytliu0.github.io/chinesecalendar/index_simp.html</a>）。
    世系图
    西汉皇室世系图（上）
    注：x号指婚姻关系；带箭头的竖线指皇位的继承关系；不带箭头的竖线和折线指生育关系。 下 同。
    西汉皇室世系图（下）
    王氏家族世系图
    注：
    1.王逢时之子，《汉书·元后传》作“王买之”，《外戚恩泽侯表》作“王置”，疑为一人。
    2.王舜之子王揖，《莽传》称王舜死后，“子延袭父爵，为安新公”。但《外戚恩泽侯表》又有“公摄嗣，更号和新公”，《莽传》又有“和新公王揖”，疑王摄、王揖是同一人。又据《莽传》，安新公王延投降更始政权后被杀，和新公王揖与王莽同死于渐台上，因此王延、王揖非同一人。至于王舜的爵位继承的矛盾，疑王延继承的是安新公爵位，王揖继承的是王舜原来的安阳侯爵位并改为和新公。
    3.王莽私生女王捷的封号，据《莽传》为“睦逮任”；《匈奴传》载须卜当与云之子“奢”被封后安公，娶“陸逯任”，应即王捷，封号形近而误。
    舂陵侯家族世系图
    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家族世系图
    参考书目
    古籍
    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7
    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艺文印书馆影印嘉庆二十年江西府学刻本，2007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
    《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7
    班固等：《汉书》，中华书局，1962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97
    刘珍等：《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
    荀悦、袁宏：《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2
    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5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02
    汪继培：《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05节

    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
    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华书局，2009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
    孙星衍：《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
    徐天麟：《西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2020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刘歆等：《西京杂记（外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专著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职史稿》，齐鲁书社，1984
    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史》，中华书局，2011
    陈直：《史记新证》，中华书局，2006
    《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
    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
    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
    董成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葛承雍：《王莽新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2014
    龚鹏程：《汉代思潮》，商务印书馆，2008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黄留珠：《刘秀传》，人民出版社，2003
    姜忠奎：《纬史论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
    李硕：《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文津出版社，2020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刘庆柱：《地下长安》，中华书局，2016
    罗建新：《谶纬与两汉政治及文学之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06节

    《经学抉原》，巴蜀书社，1995
    孟祥才：《王莽传》，人民出版社，2016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
    《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2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4
    《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沈展如：《新莽全史》，正中书局，1977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孙少华：《桓谭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汤志钧：《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东大图书公司，1994
    王子今：《秦汉文化风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秦汉史：帝国的成立》，中信出版社，2017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中华书局，2013
    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华书局，2011
    《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中华书局，2011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徐景昭：《禅让、世袭及革命：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的君权传承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许倬云：《求古编》，商务印书馆，2014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中华书局，2006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1943
    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
    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
    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修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张树国：《楚骚·谶纬·易占与仪式乐歌：西汉诗歌创作形态与〈诗〉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朱腾：《渗入皇帝政治的经典之学：汉代儒家法思想的形态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美）艾兰：《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新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
    （日）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马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日）桥本敬造：《中国占星术的世界》，王仲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
    （日）日比野丈夫：《秦汉帝国：中国文明的历史（三）》，吴少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日）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顾姗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日）纸屋正和：《汉代郡县制的展开》，朱海滨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07节

    （日）佐竹靖彦：《刘邦》，王勇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其他
    刘翔平：《神经质人格（修订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
    孙志新主编：《秦汉文明：历史、艺术与物质文化》（图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美）巴巴拉·w.塔奇曼：《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中信出版社，201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
    《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商务印书馆，1999
    （美）保罗·j.席尔瓦：《文思泉涌：如何克服学术写作拖延症》，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美）伯格、（美）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美）博格：《精准拉伸：疼痛消除和损伤预防的针对性练习》，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美）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6
    （美）马克·克雷默、（美）温迪·考尔：《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英）玛丽·比尔德：《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与死》，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古希腊）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华夏出版社，2007
    《论僭政》，华夏出版社，2006
    （荷兰）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论文
    董涛：《王莽威斗及相关天文信仰问题考察》，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5期
    冯时：《新莽封禅玉牒研究》，载《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胡平生：《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王莽简牍校释》，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0卷第2期
    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载《考古》1989年第3期
    纪国泰：《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4期
    李炳泉：《西汉中常侍新考》，载《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
    李大龙：《关于高句丽侯驺的几个问题》，载《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
    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中南大学学报》第21卷第6期
    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李俊芳：《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刘次沅：《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7卷第4期
    刘光胜：《清华简〈系年〉与“周公东征”相关问题考》，载《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刘凯：《九锡渊源考辨》，载《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刘伟：《天帝与祖先：〈尚书·金縢〉解义》，载《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见《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刘宗迪：《太史公之死》，载《读书》2007年第3期
    苏诚鉴：《“欲法武帝”与“附会〈周礼〉”——论王莽“六筦”及其“税民”之制》，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王国庆：《匈奴单于位继承初探》，载《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
    吴国武：《帝舜姓氏考辨》，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
    徐冲：《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三公制”的演生》，载《文史》2018年第4期
    阎步克：《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袁青：《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载《江汉学术》第33卷第5期
    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载王健文主编《政治与权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108节

    张利军：《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公摄政》，载《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赵国华：《刘歆谋反事件考论》，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赵贞：《汉唐天文志书中的“白衣会”》，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
    （日）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载《台大东亚文化研究第一辑》；《“统治系统”论的射程》，载《早期中国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后记与致谢
    王莽的面目一直晦暗不清。
    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有圣王、篡位者、骗子、伪君子、政治家、改革家、早期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左派儒教士等等，网络上还有人不无褒义地称他是“穿越者”。20世纪以来，因为社会观念的激荡，对王莽的不同评价像一只剧烈摆动的钟摆，还会出现“欲言又止、矛盾反复” 1 的状况。
    这当然有历史观念演进的原因。社会从古代跨入近代和现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变化很正常。但王莽更为典型，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人，都能从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对或拥护的一面。夸张一点讲，思想界每出现一个新的流派或学说，王莽就会多一个新的标签。
    这就使王莽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众所周知，王莽的史料相对较为单一，虽然也有一些出土文献，但主要来自《汉书》诸篇，特别是最后一篇《王莽传》，班固以空前庞大的篇幅为王莽立传，名为“列传”，实为“本纪”。班固既要以王莽“总结”前汉，又要以王莽“发端”后汉，还要在呈现史实的同时维护东汉官方对王莽的定性。这使得《汉书·王莽传》成为一部包含着微言大义的政治文本，即使是百分百的信史，但一定经过筛选，蕴含褒贬，给后人认识王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
    因此，尝试描绘出王莽的多重面貌，成为我这次写作的直接动机。我想不妨搁置对王莽“盖棺定论”的冲动，回到他身处的时代，置身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站在两汉之交时人对历史经验、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上，具体地看他的理想志业、人格表现、家庭关系、政治行动、改革措施，不以好坏是非、科学迷信等后见一概而论，而是借助他的行迹来探讨更深入的问题。因此，弥漫在汉代空气里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符命谶纬，就成了一个很必要的通道。
    书写王莽的另一个动机是儒家经学。儒家从先秦诸子之一，到西汉逐渐成为皇朝的经学，直至推动王莽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理解儒家经学，并不能只依靠儒家经典的文本，只阅读原文和注疏是不够的。与王莽这个人物一样，经学也应该被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才能呈现儒家在这一时期的使命与成败。王莽与经学成为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当然，经学是中国古典学术皇冠上的明珠，难度大，争议多，在本书中我无意也无力进行全面深刻的把握，只是尽可能将其与王莽成败的关系大概勾勒出来。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叙事来实现了。这个关于王莽的“历史非虚构”或者干脆说“历史报告文学”，应该怎么写？
    对我而言，“历史非虚构”本身是一个矛盾体。既然是历史，当然不允许虚构；但“非虚构”这一文体追求叙事的戏剧性和在场感，人物要生动，细节要丰盈，要有文学的感觉。总的来说，它不是戏说历史，也不是学术研究，更不是史料翻译，而是介于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独特文体。
    “历史非虚构”承载的使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这个话题，如果因此引发读者的兴趣，他会去阅读更专业、更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历史非虚构”也应尽可能吸取学术成果，传递可靠、丰富、前沿的历史知识。
    最终，我只能在“客观史实、文学叙事、经验识见、个人褒贬”这四个维度上尽可能求得平衡，戴着镣铐跳舞。这其中，经验识见、个人褒贬均受制于自己有限的阅历和眼界，不免陋见。但关于客观史实、文学叙事这两点，不妨多说两句。
    一是史料辩证的逻辑。打个比方，写作“历史非虚构”，就像下属给上级写调研报告。上级对这个题材或是有所了解，或是有些兴趣，但没有工夫去实地调研（研读原文、了解前沿成果），才需要派人去写调研报告。而下属在调研中，所闻所见未必都是真的，古书不见得都正确，有些是古人的偏见，有些是记录或流传的错误。因此下属还要多渠道去了解，包括历代学者的故识和出土文献的新知，辨析真伪，查漏补缺，最终还要给上级提出见解，以资参考。因此，呈献给“上级”读者的文本，需要有增值、有侧重、有态度。
    二是文学叙事的逻辑。历史写作要在多大程度上追求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不谈学术写作，也拒绝向壁虚造，“历史非虚构”应当允许一定程度的文学构思或者说“文心”。例如吸取文学叙事特别是现代文学的方法论。事件、历史人物的话不可虚构，但不妨在文学笔法、谋篇布局、史料剪裁、场景渲染等方面努力，给读者以通俗有趣的阅读体验。
    以前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常常是旁白念稿子，镜头放ppt，最多拍摄几段风景，现在一些纪录片则借助优秀的“服化道”，让演员扮演历史人物，在精心复原的场景里演绎历史情节，给人以身临其境的体验。“历史非虚构”写作也应如此，古人不是生活在孤立的时空，史书不会面面俱到地记录一个人每天做什么，但这个人一定会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他会吃穿住行，也会吟诗歌咏，他会不断和他的时代互动。所以，尽管一个人物在史料里只留下几句话、几条履历，但我希望让读者感受到这个人物是处在“历史语境”中。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自己才疏学浅，尽管努力尝试呈现出一个适度、丰盈、有依据的文本，但距离这个目标或许还很远。因此，我早有心理准备，无论怎样在史实、文学、褒贬和见识之间腾挪转移，也一定会同时遭受到这四个方面的批评——坚信实证的朋友会批判一些情节处理得轻率或想象过度；喜爱通俗“发挥”的朋友会批评脑洞不够大；立场不同的朋友可能会很不赞同一些褒贬评价；拥有更高识见者可能会觉得幼稚。
    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有批评才是幸事，因此先提前接受下任何批评，努力改进，然后继续勇敢地去写吧！
    最后是致谢时间：
    首先要感谢行距文化黄一琨先生，文景何晓涛先生、李頔女士及为本书从运作到出版付出巨大努力的各位老师与朋友；感谢我的版权代理武新华、沙加之伦女士，本书得以找准切入点并付诸实践，源于我们在一次喝酒时的热烈交谈。
    北京大学历史系陈侃理、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复旦大学历史系阙海等老师与朋友在一些疑难问题及稀见资料方面给予了无私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凌文超副教授、我读书时的同学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徐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蕾，好友高远致、王芳军、冯婧婧、李向品和李默伉俪等阅看了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邓安庆、左君宜、缪磊等很多朋友对我长久以来的热情鼓励，在此一并谨致谢忱。当然书中的错谬，责任均在我。
    特别感谢我的老师陈壁生对我思想的启迪，感谢刘勃先生、陆大鹏兄、闵雪飞姐姐以及老领导王勇的支持鼓励，感谢2004年辞世的符郁给我播下的一粒种子。
    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写作，父母和岳父母给予了无私的关心，妻子在职场上的敬业勤奋不断激励我，三岁的女儿小白一见我写作就玩我鼠标砸我键盘，迫使我提高效率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书稿。
    大白
    2021年7月20日
    于北京白又白公社
    注释：
    1 　葛承雍：《王莽新传》，第21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